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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擎谈西方社会现状与广义政治学理论

2018-03-20 08:38 来源:澎湃新闻 阅读

刘擎

刘擎(澎湃新闻 蒋立冬绘)

  刘擎,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系主任,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自2003年至今,刘擎连续十五年对西方思想进行年度述评。在这篇访谈中,他介绍了该系列写作的背景,并对西方社会的整体变化趋势展开分析。此外,访谈还讨论了理解当代政治现象的思路和方法,涉及他关于“广义政治学理论”的构想。

  从2003年开始,您每年写一篇“西方知识界重要事件综述”,前十年的文章已结集出版。自2016年起,您把综述的标题改为“西方思想年度述评”,似乎比较明确地把重心放在了公共议题。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您认为这项工作是一种带有立场的(interested)写作吗?

  刘擎:这个系列最初的定位是“资讯服务”,设想的读者群体主要是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学界同行,通过介绍西方知识界最近发生的具有跨学科意义的事件和议题,为专业学者提供更开阔的(超越自己特定专业的)资讯和视野。简单地说,就是帮助读者“being informed”:一是便于大家了解其他相关专业领域的发展动向,一是对公共思想与专业研究之间的关联保持敏感。这个服务性的工作看上去挺简单,主要是“力气活”(每年年底读上百篇文献,直接使用的有五六十篇),但困难是在大量的文献中如何取舍,这要求对“重要性”有尽可能客观的判断,但议题的选择和呈现方式永远无法彻底摆脱自己的主观视角,这是让我反复纠结的问题。

  另一个困难是处理重要性与新颖性之间的平衡。文章最理想的效果是让读者获得自己原本不熟悉但却是重要的信息、动向和观点,但这个目标越来越难以达成。在2003年开始写作的时候,网络信息资源还没有这么发达,相对容易做到。而后来几年,读者对西方学术思想资源的获取越来越便利,青年学者普遍外语能力都比较强,西方思想界发生的重要事情很快就得到传播。如果重要的都是大家熟知的,那么坚持选题的重要性就很可能会失去新颖性。但如果为了保持文章的“新鲜感”去写一些冷门偏僻的议题,就成为“猎奇”,偏离了初衷。所以,最近几年我有意识地调整了文章的定位,就是更加明确地着眼于公共思想议题,并加强和加深评论的部分,从“综述”变成了“述评”,希望在观点和论辩(而不是信息本身)的层面上让文章具有一定的新意。这样做的风险在于篇幅难以控制,这个系列从最初的一万字左右,到现在超过了两万五千字。另一个风险是,无论如何节制都很难完全避免某种主观性。比如,最近这篇文章中讨论特朗普执政的部分,就有朋友批评相关的评论“过于负面”。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失去了客观性,其实我还是相当节制的,因为西方思想界在总体上对特朗普的评价是非常负面的。无论如何,这个写作受制于我个人的视角和知识,无法达到一种“年鉴”式的客观性标准,这也不是我的目标。

  通过十五年来对西方(知识界)热点事件的捕捉,您对我们时代的西方社会有什么整体性、趋势性的观察??

  刘擎:思想界的动向,有些引人注目却只是过眼云烟,但有些迹象可能却具有长程的影响,这是我格外努力去辨别的问题,虽然这并不容易。很显然,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西方思想界出现了越来越强烈的危机感和忧患意识,而且西方知识分子大都倾向于批判现状,这很容易造成西方体制已经濒临崩溃的印象,实际上近年来“崩溃”的说法在西方媒体中已经屡见不鲜了。这可能是部分中文读者非常乐意看到的景象,获得“敌人一天天坏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的满足感。但我时常会提醒自己,这样的年度写作天然具有历史“近视”的局限。想象一下,假如我是在1990年代初写这些文章,当时有许多证据似乎都有利于“历史终结论”,但如果就此得出结论,说西方体制最终胜利了,那么今天看来至少是不可靠的草率判断。所以,我在文章中写过一句话,“时代的季风并不是历史判断的可靠指南”。所以,每年在拟定主要议题的时候,我总会问一个问题:十年或二十年之后的历史学家会如何看待当下的这些动向?我们不能“穿越”到未来,所以这种问题当然不会有确切答案,但作为一个提问视角会有助于保持自己与当下潮流拉开某种距离,尽力去辨析潮流与动向中那些结构性的要素。

  如果要做一个整体性的长程判断,我以为并没有充分的证据断定西方体制已经濒临崩溃,但可能有相当强的理由说,二战之后的所谓“西方自由秩序”正在面对严峻的挑战,很可能进入了一个(借用波兰尼名著的标题)“巨变”的时期。这个巨变未必导致崩溃,但会造成长期的动荡不安,需要多方面的改革、调整和适应才能达到相对稳定的时期。可以这样说,二战结束后美国主导下建立的所谓“国际自由秩序”实际上只是“大西洋自由秩序”,主要是北美和西欧的区域秩序,以自由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经济为特征。但西方一些政治家和思想家有一种构想,就是这个大西洋秩序会不断扩展,最终成为整个世界的全球性秩序。1970年代末“新兴工业化国家”(NIC),包括“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以及所谓“第三波民主化”的成就,都激励了这种构想,而四十多年的冷战最后以苏联解体告终,更是对这个构想的极大鼓舞。这很容易造成了一种“普遍化幻觉”,就是一些西方思想家过度阐释这个自由秩序在理论逻辑上的普遍性,而忽视了这种秩序的建立和维持实际上依赖于许多特定的历史文化条件。冷战之后世界格局发展并没有印证这个普遍化构想,相反,在许多方面侵蚀和瓦解了这种秩序赖以生存的重要条件,也就动摇了这种秩序的稳定性。

  具体而言,“大西洋自由秩序”遇到了哪些冲击?

  刘擎:全球化是西方自由秩序扩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主要的一个冲击用简单的比喻来说就是“小船严重超载”。最初形成大西洋秩序的西欧和北美加起来只有近十亿人口,在向外扩展的过程中过快地纳入了新兴经济体,这包括中国、印度和一些南美国家,大约有三十多亿人口的规模,而且是在文化和制度方面具有高度差异性的大规模人口,造成严重“超载”,就是原有秩序在体量和规范性上都无法适应这种迅速的扩展。尤其是经济秩序的扩展不可能隔绝于文化与政治的要求,而新兴经济体在加入全球化经济的同时,都在不同程度上抵制西方秩序的文化与政治影响,形成紧张、对抗与冲突的局面。因此,西方自由秩序也面临着文化冲突与宗教极端主义的挑战。中东与北非地区的战乱,恐怖主义的威胁,欧洲的难民危机,都显示出非西方地区(尤其伊斯兰世界)不愿或难以顺应西方主导的现代化进程。近几年来西方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包括自由派的学者)对西方秩序的普遍性表达了质疑和反思。比如英国政治理论家约翰·格雷将向外输出西方体制的企图称作“愚蠢的进军”。

  其次,西方自由秩序向外扩展的过程不只遭遇到一些非西方国家的反弹,引发了不满与冲突,同时也反过来造成了西方社会的内部矛盾,包括经济与文化方面的问题。新一波全球化的特点是在大部分国家内部同时造成了受益者与受挫者,我称之为全球化的“(国内)断层线”。经济学家米兰诺维奇在其名著《全球不平等》中提供的证据表明,1988年以来新一轮的全球化缩小了国与国之间的贫富差距,但加剧了国内基于阶层的不平等。西方发达国家内部的经济不平等加剧,以美国最为严重(基尼系数超过了0.4)。1985年以来中产阶级的实际收入增长基本停滞,社会阶层的流动性下降,经济“一代更比一代强”的期望落空,深切的挫折与失望感越来越广泛。在文化层面上,全球化对各国的本地传统价值、生活方式以及民族认同都会造成冲击。在移民和难民大量涌入、恐怖主义袭击时而发生的新局势下,加上某些政客的夸大、煽动和操纵,这种文化冲击就变得更加敏感和尖锐。西方思想界的主流信奉多元文化主义与全球主义,但却未能找到有效的方式来回应这一冲击,在民众之间产生了对文化认同的对立格局。经济利益的冲突与文化诉求的矛盾相互交织、彼此纠葛,造成了西方社会严重的政治极化现象,这对于政治体制吸纳和安置现代社会多样性和差异性的能力构成了威胁。另外,新技术革命,尤其是人工智能的迅即发展,对现有的生产、劳动和消费结构的冲击,以及对文化变迁的深远影响,都可能超越既有“现代秩序”的有效框架,蕴含着巨大的未知风险。

  所有这些变化,都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二战之后西方主导的自由秩序,它不只是面对向外扩展的困难,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处于内外交困的局面。目前的趋势是从对外扩张转变为向内收缩或退守,体现在本土主义的兴起、贸易保护主义的反弹,以及其他一些“逆全球化”的迹象之中。在我看来,西方社会正在进入一个不确定的、动荡不安和自我探索的时期,需要重新确立目标和调整内外政策,这个阶段可能会很长,持续十年或二十年也不令人意外。而且当今世界已经不可能相互隔绝,因此西方自身的问题也不可能完全在西方内部解决,最终需要与非西方地区的问题放在一起,在重建世界秩序的努力中共同寻求解决方案。

  2016年,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去年《外交事务》有文章说,这是杰克逊式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对二战后主导美国宏观战略的汉密尔顿主义和威尔逊主义的复仇。回顾起来,一度流行的对美国政治的认识是否存在盲点?

  刘擎:可能有些多方面需要反思,其中我关注的问题点是对美国精神的认识偏差。特朗普获得接近半数选民的支持当选总统,许多评论家认为他胜选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有效地煽动了“白种民族主义”(White Nationalism)。这似乎有悖于人们对美国精神的惯常理解。在美国政治教科书以及主流的政治话语中,美国不具备典型意义的民族主义传统,因为美国缺乏单一民族国家那种以共同血缘、人种和语言为基础的民族认同。即便论及“美国的民族主义”,也无法以老欧洲(尤其是德国式的)“血与土地”的方式来理解,而是以对“自由信条”的共同忠诚来界定的,这就是所谓的“理念型民族主义”。亨廷顿在《我们是谁》一书中将WASP(白人的盎格鲁-撒克逊的新教)传统当作美国文化的核心,但早年他也是一位“信条论者”。他在1981年的著作中曾说,“将民族性等同于政治信条或价值观,这使得美国几乎是独一无二的”。他还说,一个英国人变得“非英国化”是不可思议的,而在美国“拒绝那个信条的核心理念就是非美国的(un-American)”。由此看来,美国的理念型民族主义以美国价值观而自豪,甚至会鄙视“旧世界”那种(基于种族和土地的)“原生论民族主义”(primordialist nationalism)。如果否定这种特色,那么美国不过是老欧洲的民族国家的美洲翻版,丧失了“新大陆”的精神特质。我们因此可以说,诉诸一种基于白人种族的“原生论民族主义”是对“美国正统”的背离,是“非美国的”。然而,2016年美国政坛的戏剧性变化,即便没有彻底颠覆,也强烈质疑了“美国例外论”的神话。特朗普的“文化政治”成就表明,对“何为美国,何为美国的文化传统,何为真正的美国人”等问题的竞争性阐释从未终结。一些历史学家和思想史家近年来的研究揭示,白种民族主义实际上从未被彻底埋葬,只是在1960年代以来“历史进步”洪流的冲击下,暂时收敛或沉寂,藏匿于舆论边缘却始终蓄势待发。

  尽管某种倡导“普遍自由”“平等价值”的自由主义议程,长期掌握美国的文化领导权,“白种民族主义”却照样死灰复燃。马克·里拉在特朗普胜选几天后发表于《纽约时报》的文章以及去年出版的新书,把帐算在了身份政治,尤其是所谓1960年代以后英文系培养的自恋主义文化上,但《波士顿评论》最近的文章批评里拉主张的公民民族主义,毋宁是另一版本的、国家层面的象征主义政治:其本身未必不是空洞的。在您看来,什么是民主党和自由派需要在失败中总结的教训?

  刘擎:对特朗普的胜选原因有偏重经济和偏重文化的不同解释,我认为单一解释都是片面的。特朗普的支持者实际上并不是经济上最贫困的阶层。这个情况与欧洲相似,英国支持脱欧或者法国支持勒庞的核心选民都不是经济上最为穷苦的底层,而是来自中下阶层。福山认为,这些人经历了“相对社会地位的巨大损失”,并担心自己会每况愈下,落入最底层。特朗普成功的一个秘诀,就是有效地将白人工作阶层的受挫感归咎于“他者”(全球化中的“掠夺者”,享受福利的“懒惰者”,以及“窃取”经济成果的外来移民等等),从而将其选民基本盘的经济要求与他们的种族认同结合起来,重新建构了(“伪装成”)美国正统的文化政治论述,许诺他们一个“让美国再次伟大”(再次“变白”)的梦想。即便这个许诺落空,特朗普也一定会归咎于民主党的破坏或者各种“反美势力”的阴谋,而他将是永远最正确和最智慧的总统。

  对自由派和左派来说,如何对待特朗普的选民基本盘是个艰巨的难题。如果将他们全部判定为邪恶的种族主义者,然后决一死战,是不是可取的方式?或者是否应当分化和瓦解支持特朗普的民众?如何建立支持民主党政治议程的政治联盟?在这个问题上,马克·里拉对身份政治的批评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他认为2016年民主党政治失败的教训之一是“身份政治”陷入了歧途。在他看来,以特殊群体的身份来塑造政治,在道德上或许很有意义,但在政治实践中(尤其就选举政治的竞争策略而言)是极不明智的。他呼吁重返公民政治,诉诸共同的公民身份和团结,而不是强调各个特殊群体的独特差异。他的新书《曾经与未来的自由派》发表之后引起很大争议。大概有一半以上的书评都是批评性的,而在不到一半的赞赏者中又有一半是来自保守派的声音,这使他像是自由派阵营中的“变节者”。

  我对里拉的问题意识有些同感,但对他的观点有相当的保留。在我看来,重建公民政治的目标是正确的,但路径不是放弃,而是“经由”身份政治(正如寻求世界主义的目标,也无法抛开而是要通过民族主义来实现)。身份政治理论实际上并不排斥公民政治,非常重视在多样差异的族群身份之间建立“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但自由派建立交叉性的政治努力在实践中并不特别成功。比如,在策划女性群体支持希拉里竞选的一次集会中,一个基督教背景的女性团体要求参加却被拒绝在外,因为她们大多倾向于反对堕胎(所谓pro-life)的立场。里拉曾对美国两大政党的网站主页做过对比,共和党的主页醒目推出一份《美国复兴的原则》文件,包括对广泛关注的政治问题的立场声明。而在民主党的网站主页上找不到类似的原则性声明,只有多达十七个不同身份群体的网站链接,其内容是分别提出各自不同的主张和诉求。这样的多样性照顾到每一个身份群体的特殊性,却很难形成有效的政治联盟。在这个意义上,里拉提出的问题是值得认真对待的。

  另外,在坚持道德原则的同时如何保持良好的政治现实感,也是自由派需要反思的问题。比如,去年围绕拆除罗伯特·李的塑像等南方邦联纪念碑的动议出现了很大的分歧,在Charlottesville爆发了严重的冲突。我注意到安德鲁·扬(Andrew Young)的意见。他算是元老级的民权运动领袖,是马丁·路德·金的亲密战友,曾担任国会议员和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他当然反对极右翼的白人至上论,但他却主张保留那些纪念物。他的理由是,一个正当的动议如果会造成民众的严重分裂,如果会丧失多数支持,那么在政治上就应当尽可能避免。当时有六成的美国民众认为应该保留这些纪念碑(即便在非洲裔美国人当中,也有百分之四十四主张保留,高于主张移除的百分之四十)。扬本人注重经济而轻视象征物的看法或许过于老派。但他的意见发人深思:什么问题可以妥协?什么样的妥协就变成了背叛?回答这些问题需要道德原则的指南,也同样需要具有现实敏感性的政治智慧,需要情景化和策略性的思考。

  您在述评文章里说,去年欧洲经历了“马克龙时刻”,像哈贝马斯就认为,马克龙给欧洲带来了新机遇。不过,法国《世界报》上也刊登了两种左翼的批评声音:梅朗雄背后的政治哲学家墨菲认为,“新工党”“第三条道路”呼唤出的“中左”共识,废弃了左右之分,导致了代表性危机,而马克龙的政策则是这种后政治逻辑的最高阶段;传说是马克龙老师的巴利巴尔虽然支持重建欧盟,但认为马克龙的方案无助于政治对经济治理的统御,公民代表只有咨询功能,一些民族相对其他民族的霸权地位被进一步强化。您会怎样回应这样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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