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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200年|彼得堡的现代性

2021-11-11 09:23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初金一 阅读

幻想家或游荡者——彼得堡的现代性

初金一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1.11—1881.2.9)

1877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个荒唐人的梦》中写道:如果梦能告诉我真理,那么也就无所谓它是不是梦(陈粲主编:《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二十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年,717页,以下简称《全集》)。在他看来,耽于幻想和介入现实,都是走向真理的途径,介入现实如果不能走向真理,那么介入现实也就没有意义。这里,五十六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隐微地回应着早年受到的质疑与批评。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生于1821年11月11日,今天是他诞辰两百周年。1845年,二十四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凭借书信体小说《穷人》一鸣惊人,受到彼时俄国文坛的领袖别林斯基的力捧。别林斯基将陀思妥耶夫斯基视为书写俄国现实生活的新果戈里。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接下来的几部作品——《双重人格》《脆弱的心》《普罗哈尔钦先生》——让别林斯基颇为失望。别林斯基认为,这位青年背叛了他们共同的现实主义文学理想,开始陷入对幻想心理状态的迷恋与探索。二人很快便决裂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双重人格》在二十世纪启发了包括加缪和萨特在内的一系列现代主义作家。然而在十九世纪,别林斯基曾这样批判它:“当今只有疯人院中才有幻想的位置。”(《别林斯基选集》第六卷,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418页)事实上,与其说别林斯基在批评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如说是在批评十九世纪俄国文坛的一种风气。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俄国知识界借席勒和霍夫曼之名表达了一种所谓的浪漫派情绪。他们认为,智识应该用来解开终极奥秘,而关注现实问题是形而下的,配不上人类精神的尊严。别林斯基本人早年也受到这种潮流的影响,但很快用自己的努力修正了这个局面。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幻想家形象成为了无力把握现实的软弱的人的代名词。

发生在彼得堡的十二月党人起义

发生在彼得堡的十二月党人起义

正是在这样一个时刻,陀思妥耶夫斯基希望为幻想家正名。他笔下最著名的幻想家,是1847年的中篇小说《白夜》的主人公。他没有明确的名字,每到夜晚,喜欢在彼得堡街头闲逛。正是在一次闲逛中,他在运河桥头偶遇了少女娜斯琴卡。幻想家很快疯狂地爱上了她。然而,娜斯琴卡却在惦念身在莫斯科的未婚夫,尽管未婚夫或许会永久地抛弃她。故事在幻想家的自述中展开,四个夜晚,他和娜斯琴卡相约在同一地点会面,彼此讲述身世。最后一次相见,就在幻想家以为娜斯琴卡已经决意和自己在一起时,她的未婚夫自莫斯科归来。娜斯琴卡义无反顾地跟着未婚夫走了,留下主人公用一生去回味同娜斯琴卡在一起的那几个白夜所产生的幸福幻觉。

为什么短暂四天造成的幻觉,会成为了幻想家一生的现实?幻想家这样描述自己:“他本人就是自己生活的艺术家,每时每刻都按照新的蓝图为自己创造着生活。而这种神话般的、幻想的世界创造起来又是何等轻而易举和自然真实啊!仿佛一切完全不是什么幻想。”(《全集》第二卷,199页)对他来说,幻想本身能激发的能量远大于现实生活。幻想是必要的,因为现实生活困难重重。现实中少有能让幻想家满意的时刻。他曾对娜斯琴卡说:“我是个幻想家,我很少有真实的生活,像眼下这样的时刻是非常难得的,因此我不可能不在幻想中重温这一时刻。我将整夜、整个星期、一年到头地梦想着您。”(同前,185页)

乍看上去,幻想家的确是别林斯基所批判的浪漫派形象,因为这个形象被认为是拒绝现实和没有行动力的。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幻想家的定位不是逃避主义者。在他看来,只有经由幻想,才能实现重新介入现实生活。他的意图,正是找到幻想的意义,重新激活对幻想家的同情。介入现实的意义是改造世界,而改造世界的动力来自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如果面对现实等于接受规训,而不是用理想去指挥行动,那还不如深入幻想更接近真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他的很多同时代人似乎本末倒置。186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致信友人迈科夫:“把我们这些俄罗斯人近十年精神发展上所体验到的东西清楚而又明确地讲一讲,——难道现实主义者们不会大喊说这就是幻想吗?”(《全集》第二十一卷,598页)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十九世纪俄国在精神和社会上的极速发展,恰恰是难以置信而梦幻的。一个广泛采取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农奴制国家,一跃成为欧洲列强;一个刚刚树立文学规范不久的民族,骤然间生产出具有普遍辐射力的文化。彼得大帝改革以来,特别是进入十九世纪后,俄罗斯的现代化本身就是一个梦想照进现实的过程。

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彼得堡军事工程学校毕业后进入了工程兵军团做制图员

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彼得堡军事工程学校毕业后进入了工程兵军团做制图员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幻想家,诞生于俄国后发现代化所带来的兴奋与焦虑之中。他们的可爱之处在于他们有能力在变动时代里真诚地体验。因此,“幻想家”并非是浪漫派意义上超然物外的隐士。他们渴望现实生活,但古怪的现实本身并不提供真理的可能性。《白夜》发表前不久,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品文《彼得堡纪事》(1847)中写道:“在那渴求事业、渴求实际生活、渴求现实,然而却软弱、柔顺、温和的性格里,便会逐渐地产生所谓幻想性。人最后不成其为人,而是某种中性的怪物——幻想家。先生们,你们可明白什么是幻想家吗?这是彼得堡的噩梦,是人格化了的罪过。”(《全集》第十七卷,44页)说幻想家是怪物,是因为他既热爱生活,又不愿意认同现实逻辑,这种倔强和软弱,必然是常理无法解释的。说幻想家是人格化了罪过,正是因为他是这种现代症候的化身。

幻想家身上体现的是现代人真诚的困顿。“您有时会遇到一种心不在焉的人,眼色游移无光,脸常常显得苍白困倦,总像忙着某种十分艰难、伤透脑筋的事。偶尔又仿佛因过度劳累而心身疲惫,其实他是无所事事。这就是幻想家的外貌。”(同前)幻想家的反面,是在现实生活中游刃有余的人。在一篇讽刺米兰·昆德拉的文章中,俄罗斯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曾精准地描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陀思妥耶夫斯基多数小说的主旨都是一种为个人灵魂所作的搏斗,因为他认为每个人都有灵魂,每个人都是一个精神实体。他所写的是关于信仰与世俗功利之间的争斗或者拉锯,是关于个人灵魂在善恶两个深渊之间的摇摆。”(Joseph Brodsky,“Why Milan Kundera Is Wrong about Dostoyevsky,”The New York Times,Feb 17,1986)幻想家正是更倾向于善的人,他用自己的方式在对抗现实;而游刃有余的人,感受不到这样的善恶抉择。

《白夜》中失落的爱情,是幻想家抗争的寓言。幻想家软弱而叛逆,落魄而傲娇,天真而敏感。《白夜》将故事发生时间设定于夏天的夜晚。这其中的夜的政治学体现着幻想家与现实秩序间的张力。小说的第一句指向了夜的主题:“那是个奇妙的夜晚,这样的夜晚,它或许只有在我们年轻时才有,亲爱的读者。满天的星斗,晴朗的夜空,抬头望去,你不禁会问:难道各种各样脾气暴躁、性情古怪的人也生活在同一个天空下吗?”(《全集》第二卷,175页)少年与老年体验夜晚的方式有别。夜晚之于少年,黑暗、神秘、僭越;夜晚之于老年,则暗示着死亡在步步为营。夜的政治在于它用光界定了善与恶、美与丑、强与弱、理智与疯狂、健康与疾病、勤奋与懒惰、希望与绝望。日落时分就是合法与非法的界限。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正经人日落后是不外出的。晚上在街头闲逛的,往往是妓女、乞丐和罪犯。日落之后的世界不受普遍法律的约束。马修·波蒙在《夜行:从乔叟到狄更斯的伦敦夜史》中指出:“夜行者是对白日政体的内化挑战……历史上夜行曾起到这样的功能:它是对封建和资本主义社会所强加的身体精神纪律的或自觉或不自觉、或主动或被动的拒绝。”(Matthew Beaumont, Nightwalking: A Nocturnal History of London from Chaucer to Dickens,Verso,2015,2)连在漫画世界中,亿万富翁布鲁斯·韦恩只有在夜晚才化身“黑暗骑士”蝙蝠侠。从夜的政治出发,幻想家是现实秩序的反面,是资本主义的造反派,不受光与法的保护。

幻想家在城市中生活,却要与人群保持距离。彼得堡是一个幻想家的城市,幻想家是观察者,也被别人观察。

有一个老人,我们几乎交上朋友;我每天在一个固定的时间总要在方坦卡街遇到他。他神态庄重,若有所思,总是在自言自语地说着什么,左手不时地挥动,右手握着一根带有镶金头的多节长拐杖。他甚至注意到了我,并表现出很关心我的样子。如果在那个特定的时间我没有来到方坦卡街这个老地方,我相信他一定会愁眉不展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彼此都已经要脱帽致意了,——尤其当我们两个人心情都很好的时候。不久前,我们有整整两天没有见面,第三天相遇时,幸好及时醒悟过来,垂下手,心照不宣地擦肩而过。(《全集》第二卷,176页)

老人或许是另一位幻想家,是三十年后的自己。他们间的心照不宣,是谁都不会去打破这种难得的距离,又暗自期待在现实中靠近。这便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幻想家。这种与现实秩序的张力和后发现代性的焦虑,使得幻想家成为一个彼得堡现代性的典型形象。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幻想家对夜行和对街头观察的兴趣,让人联想起他的同龄人波德莱尔笔下的“游荡者”。“游荡者”或译“游手好闲者”即fl neur,是十九世纪法国文学的典型形象。在波德莱尔那里,这群在巴黎街头漫无目的游走的游荡者被经典化为“现代生活的英雄”。波德莱尔称游荡者为“人群中的人”,他们观察的是人与城市的怪诞关系。

本雅明在《波德莱尔笔下第二帝国的巴黎》中写道:

在波德莱尔那里,巴黎第一次成为抒情诗的题材。他的诗不是地方民谣,这位寓言诗人以异化了的人的目光凝视着巴黎城。这是游手好闲的凝视。他的生活方式依然给大城市人们与日俱增的贫穷洒上了一抹抚慰的光彩。游手好闲者进入大城市的边缘,犹如站在资产阶级队伍的边缘上一样。但是两者还没有压倒他。他在两者中间都感到不自在。他在人群中寻找自己的避难所。([德]瓦尔特·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的抒情诗人:论波德莱尔》,张旭东、魏文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189页)

游荡者是演员,是妓女,是士兵,是波西米亚人,是忧郁的行人,是花花公子,是乞丐。他们是发达资本主义的产物,但不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螺丝钉。他们同《白夜》中的幻想家一样,是在善恶之间力不从心,在观察中同现实格格不入,又期许现实的认可的人,是“现代生活的英雄”。

波德莱尔自画像,1848年。

波德莱尔自画像,1848年。

人群是他们的避难所,游荡者始终在人群中。

如天空之于鸟,水之于鱼,人群是他的领域。他的激情和他的事业,就是和群众结为一体。对于一个漫游者、热情的观察者来说,生活在芸芸众生之中,生活在反复无常之中,变动不居,短暂和永恒之中,是一种巨大的快乐。离家外出,却总感到自己在家里;看看世界,身居世界的中心,却又为世界所不知,这是这些独立、热情、不偏不倚的人的几桩小小的快乐,语言智能笨拙地确定其特点……他每时每刻都用比变动不居、瞬息万变的生活本身更为生动的形象反映和表达非我。(《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郭宏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477页)

鸟儿没有天空则不能飞翔,鱼儿没有水则不能游动。波德莱尔比喻的巧妙之处在于,游荡者不同于人群中的其它个体。游荡者与人群的关系,不是单个个体与多个个体的关系,而是个体与生存环境的关系。他既在人群之中,又如同鱼与水的关系一样,不是水的一部分。同幻想家一样,游荡者在现实生活的边缘进进出出,保持距离却不脱离。

游荡者不是浪漫派诗人,他并不幻想着回归山水、田园,或任何形式的前现代生活。正如本雅明所说,“他以这种享有乐趣的人的态度使得人群的景象在他身上发挥作用,这种景象最深刻的美丽在于,他在其中陶醉的同时并没有对可怕的社会现象视而不见。他们保持清醒,尽管这种清醒是那种醉眼朦胧的,还仍然保持对现实的意识”(《发达资本主义的抒情诗人》,77页)。游荡者所幻想的就是做现代生活独来独往的英雄。

他就这样走啊,跑啊,寻找啊。他寻找什么?肯定,如果我所描写的这个人,这个富有活跃想象力的孤独者,有一个比纯粹的漫游者的目的更高些的目的,有一个与一时的短暂的愉快不同的更普遍的目的。他寻找我们可以称为现代性的那种东西,因为再没有更好的词表达我们现在谈的这种观念了。对他来说,问题在于从流行的东西中提取出它可能包含着的历史中的富有诗意的东西,从过渡中抽出永恒。(《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484页)

在《现代生活的画家》中,波德莱尔写道:“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同前,485页)能够去捕捉到这种现代性的,正是游荡者。正如本雅明所说:“似乎只有游荡者才想用借来的、虚构的、陌生人的孤独来填满那种‘每个人在自己的私利中无动于衷的孤独’给他造成的空虚。”(《发达资本主义的抒情诗人》,76页)游荡与幻想是同一过程的两面,幻想家就是游荡者,游荡者就是幻想家。

如同游荡者之于巴黎,幻想家也是彼得堡现代生活的英雄。然而,这一点并那么容易察觉。其实,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彼得堡纪事》中曾为这种内在相似性埋下一个词汇学线索。每到六月,天气转暖,彼得堡人会搬到郊外别墅去小住,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

这是我们的彼得堡,变得空荡荡,聚起大量垃圾,有人在兴土木,有人在清扫,好像在休假,短时间内生活似乎停顿下来。灼热的空气中浮着一层层厚厚的雾霭。一群群工人抬着灰浆,拿着锹镐、斧头等工具,在涅瓦大街上散布开来,如在家中,好像把大街买了下来。这下子过路行人、游荡者(фланер)、旁观者可倒了霉,除非他们真的想象那个罗马狂欢节上换身洒满面粉的皮埃罗那样。街上的生活似乎进入梦乡,演员们到外省度假,文学家们在休息,咖啡馆和商店空无一人。那么不得不留在首都与夏季共命运的城里人能做些什么呢?是研究楼房的建筑吗?是观看城市如何更新如何建设吗?(《全集》第十七卷,31页)

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选择一个表达“游荡者”的日常词汇,而是选择了一个当时少人用到的外来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抱怨中提到的“游荡者”(фланер)一词,正是法语游荡者fl neur的俄文形式。空荡荡的城市让以观察为乐的游荡者无所适从。《白夜》中,叙事者幻想家也感叹到,夏天的到来令人想做游荡者而不得。“我为什么要交朋友呢?彼得堡城内的一切,对我而言都这样熟悉,我是否要在这里结交朋友,不会对我与彼得堡的关系造成任何影响。这导致我在城内所有人都收拾好行李,赶赴别墅避暑之际产生了一种遭到遗弃的感觉。我很惶恐,因为这里只留下了我自己。”(《全集》第二卷,175页)幻想家-游荡者没有了人群,则如鸟失去天空,鱼失去水一样。这里的彼得堡只剩下了大兴土木的现代化外壳,而流失了人群对现代化的回应。

十九世纪的彼得堡

十九世纪的彼得堡

到了小说《女房东》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再次将主人公定义为一位法国意义上的游荡者。《女房东》主人公奥尔登诺夫是一位有些遗产的学者,因此可以有一定的自由去感受城市生活。搬家的体验让奥尔登诺夫体会到了城市生活的躁动与活力。

他已经找了很长的时间,找得非常认真仔细,但是没过多久,他就体验到了一种崭新的、几乎从未有过的感受。他开始观察周围的事物,起初有些漫不经心,随便看看,继而则比较注意,最后则怀着强烈的好奇心,关注着身边的一切。芸芸众生,市井生活,各种喧嚣与骚动,以及诸多失态所引起的新闻轶事,——所有平庸琐碎的日子和了无新意的日常生活,早已使精明能干、疲于奔命的彼得堡人腻烦透了。(《全集》第一卷,417-418页)

在对奥尔登诺夫的描述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也直接使用的“游荡者”(fl neur):“他越来越喜欢漫步街头了。作为一个无所事事的人(fl neur)。他什么东西都想看。”(《全集》第一卷,420页)这里,常见的中译本将它翻译为“无所事事的人”,无法反映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新词使用上的用心。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反向使用了“隐士”(отшельник)一词,更明确地区别了他笔下的“幻想家-游荡者”不是浪漫派隐士,而是现代生活英雄的身份。“现在他浪迹街头,孑然一身,像一个突然离开自己的寂寞荒野置身于喧闹都市的隐士。一切对于他都显得非常新奇。”(《全集》第一卷,420页)在这个世界观中,退隐的方向不是从闹市到田园,而是从寂寞荒野退隐到闹市。同《白夜》一样,《女房东》中的幻想家也没有获得女性的青睐。幻想家作为半觉悟的理想主义者,他的命运是现代人无力抵抗现代生活权力的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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