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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阿乙:小说一定有比真实更富于魅力的地方

2021-05-07 08:45 来源:澎湃新闻 阅读

近日,作家阿乙的最新小说集《骗子来到南方》由译林出版社推出。小说集收录阿乙写于2017年至2019年的短章、短篇、中篇、寓言、故事新编,其中同名中篇《骗子来到南方》5.4万余字,首发于去年《小说界》第二期,是新书里最具分量的作品。

这一次,《骗子来到南方》的故事还是发生在“红乌”,那里来了个有台湾口音的骗子——唐南生。他向红乌人鼓吹了一个养老工程,导致红乌近五分之一的人卷入一场融资骗局。在被红乌人认清面目后,唐南生并不逃跑,反而无赖地在红乌生活下去,甚至教别人如何厚起脸皮扭转自己在债务关系中的不利地位。这样的一个人物,不由地让人想起《极端岁月》的末尾: “做人啊。关键是要活着,活下来,财源滚滚来。”直到有一天,唐南生在永修路上第二段监控盲区里彻底消失了。

“这个故事是有大量原型的。”在新作出版之际,阿乙接受了澎湃新闻记者专访。尽管念过警校,从警五年,但阿乙并不是从公安方面知道这一诈骗事件的,而是从亲人、朋友、熟人那里知道的,甚至是从自己身上知道的。“就像我在小说中写的那样,我之所以知道这些事,并非因为我打听过它,而完全是因为我无法不知道它、不得不知道它。”他说,《骗子来到南方》是对骗子这一社会事实的“滞后反映”,但因为这样的事实过于庞大、过于深刻,仍然要在我们的社会中长久存在,所以这篇小说看起来也像是“预言”。

另外,这篇开始于2019年9月的中篇对阿乙也有着特别的启示意义——他终于知道“磨一磨”的好处了。“我那阵子敦促自己每天按部就班写一点,打算年底收尾,预计体量3万字,谁知年底临时去了两个书展,等回到书桌时,它自己已多生长出不少内容,就这样写到了5万字。我当时还略感活动耽误了自己的写作进度,现在却很感恩它。”

阿乙说,他以前的作品都有一个毛病,总想一蹴而就,想快马加鞭地冲到终点,还有前辈因此说他:“为什么要表现得那么急?”而在《骗子来到南方》之后,他发觉“多想一想”未尝不是好事,“会有新的、过去不曾预料到的东西长出来。你不知道它是怎么生长出来的,仿佛散散步它就自己从泉眼里涌出来了。”

“这是一种美好的收获。它的到来,或者说出现,有点类似于水流对河床的灌注。在小说的基础和框架已经搭好,人物已经设计到位之后,只要付出足够耐心,就会有一些符合这个框架与人物设计的细节自动涌现。亦即,创作出现了两步,第一步是设计阶段,第二步是细节的涌现阶段。过去写作也会重视细节,但是那个细节是归入到第一步的,有时会生硬。”

他最近看胡安·鲁尔福的访谈,其中有一段话是这样的:“……小说已经在我的头脑里构思了许多年,我终于觉得为这本思考了很久的书找到了笔调和气氛。但是现在我仍然不知道我创作《佩德罗·帕拉莫》的直觉到底是哪里来的。就仿佛有人对我口授似的。我在街上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便立刻在绿色和蓝色的纸头上记下来。在‘古德里奇’公司广告部下班后回到家里,我马上把记下来的东西抄在笔记本上。我用手写,使用的是绿墨水和谢弗斯牌自来水笔。每次我都留下一个抄了一半的段落,这样我就可以为明天留下一块未熄的火炭,或者为明天准备一条可以接下去思考的线索。”这段话阿乙读了好多遍,觉得它分外迷人。

现在他还写着一部叫《未婚妻》的长篇,故事有关爱情,已写了一年三个月,16万字,但男女主人公还没有牵手。“我不知道它要写到多少字收场。我正感受着这种边写作边等待新内容自动冒出来的快乐。”

阿乙 摄影:马修

阿乙 摄影:马修

【对话】

再写“红乌”——阿乙的“南方”

澎湃新闻:我特别好奇的一点是,小说为什么取名《骗子来到南方》?“红乌”地处长江以南,但骗子唐南生其实是福建人呢,在地理位置上似乎比“红乌”更南。

阿乙:“南方”这个概念很重要,谢谢你提出这个问题。我对“南方”的界定受胡少卿教授定义的影响,胡少卿教授写过一篇《“南方”与“江南”》的文章。他提到——“南方”是半个词。当人们提到“南方”的时候,总意味着一个隐含的“北方”。“北方”较少被说出,是因为在“南方—北方”的二元对立中,“北方”居于主导地位,而使人焦虑、呈现在话语中的总是相对次属的一方,就像人们常说的“支援西部”和“女性主义”。

“南方”就是一个在政治上的附属性概念。而因为改革开放,广东成为另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地理概念。

因而“南方”在我的叙事中,指的是江西、安徽、湖北这些地方。它们不能说落后,但具有“在野”、“他者”的特征。我很感激胡少卿廓清了这个概念。提出这个概念,本身就是提出一种风格。过去有评论家论我,说我写作的指向是县城、小镇。这样的概括已经很准确,不过我更认为自己是一位“南方的书写者”,我是这些略显苦闷的省份的居民的书写者:他们读书、升迁,要去北方;想发财致富,就去广东。

澎湃新闻:原来如此。《骗子来到南方》的开头让我一下想到《意外杀人事件》——那个写“一个外地人杀死六个本地人”的故事,也是以红乌的火车站拉开帷幕。两篇小说的故事发生地都叫“红乌”,都有只有在建成时才让当地人欢欣鼓舞的火车站/高铁站,尤其《骗子来到南方》中那句“有一年捎来一名杀手,他沿红乌市区主干道一连杀害七人”让我差点以为这个故事是和《意外杀人事件》“无缝连接”的。后来细想一下有点不对,《意外杀人事件》里被杀的人是六个,不是七个。那么,你为什么这么写《骗子来到南方》的开头?有没有一点小心思在里面?

阿乙:感谢阅读得这么仔细,就是有这么个小心思。《骗子来到南方》提到的“沿红乌市区主干道一连杀害七人”这件事,对应的就是《意外杀人事件》里发生的事情。在我老家发生过一起多人连续被杀的案件。每当我以老家为虚构小说的背景,就想把这样的标志性事件讲进去。我记得当时受害的是七人,但在《意外杀人事件》里只写成六人,是因为感觉写六人已经到达写作和阅读的极限。

“红乌”是我为老家取的化名,我总是把它设定为一个装新酒的旧瓶子,装载我虚构的各种故事。这完全是因为我熟悉那里。我们老家江西瑞昌是一座美丽精致的小城市,人口有46万,古代叫“赤乌镇”或“赤乌场”。

澎湃新闻:同样写“红乌”,《意外杀人事件》的时间背景主要在2000年,《骗子来到南方》的时间背景主要在2019年,二者相隔大约二十年。“逃离”这个主题在《骗子来到南方》中同样出现:“我”因无法忍受在办公室日复一日地撰写材料,辞职离开红乌。

但我的一个感觉是,相比《意外杀人事件》,《骗子来到南方》还强化了“个人逃离之后,被留下的人/地方怎么办”。就“红乌”来说,最明显的问题是“在家的都是老人家,年轻人都在外头”,以至于有的老人连用水这么基本的生活需求都难以满足,更别说避免被骗了。所以,通过《骗子来到南方》,我隐隐觉得你对“县城生活的悲剧性”有个更多的理解,它不仅仅是个人生活的“重复、平庸与压抑”,还有群体层面的人口老龄化、政务落后、贫富差距等等问题。我想问,这二十年里,你对小县城的观察与感悟是否有了新的变化?

阿乙:是这样的。过去近二十年,我虽然离开县城,却对县城感知更多,也产生了新的想法。现在,县城相对过去的她自己,已经变得更为庞大和现代化。过去她的发展总是跟不上人们的需求,现在她的发展似乎已经等不及人们了。同时她保留了安稳、闲适的特点。故而,现在县城成为一些人投奔的前方。我在网上和生活里,都看到不少年轻人在“考公”,好去故乡的省市县谋得一个合适的岗位。并且有一些还是海归、名校毕业生。这种人才的流动迹象,这种迹象所体现的复杂性,可能需要更多的学者给出他们的看法。

现在我仍然非常热爱我的家乡,常常感念故乡人对我的看顾和帮助,我也为故乡的快速发展自豪。但是我仍想对那些踟蹰的青年说,在大城市拥有着比小城市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多的发展机会,自己也因此有更多的可能性。每次想到饭碗的稳定,我就会想到在出生的乡村那位站柜台的大姐,她是最先得到饭碗的村民,多年过去,她白发苍苍,人们都去镇上或县里谋生,她还在原地的小商店站柜台,只是将店面改成小超市。我不认为自己对她有什么优越感,但是每次路过这家小商店,就会感到一种路过不流通的池塘的愁闷。对多血质的我来说,这非常可怕。我是个害怕封闭的人,害怕在无疆的生涯里,都是“看够了、受够了、经历够了”的景色和人。

理想状况下,小说一定比现实更富于魅力

澎湃新闻:《骗子来到南方》有故事原型?

阿乙:有,甚至可以说有大量原型。我不知道读者们的经历是怎样的,至少在我身边,我的亲人、朋友、熟人,我所必须身处其中的社会网络,似乎已经被诈骗无情地腐蚀了,联系我们的不再只是亲情与友谊,也有被骗的窝囊。我看见一些原本生机勃勃和喜气洋洋的人,现在像束手无策的驴一样忧伤。他们奋斗半生搞到的钱,因为一个闪失,就被别人无情地拿走了。过去我常接到一些勾引的电话,让我贷款或者投资收藏品,或者交代我“明早八点钟来我办公室一趟”,等等,往往一天数次。当然现在少多了,说明反诈骗工作推进得力,行骗者也受到了约束。

澎湃新闻:在小说里,人们意识到自己可能被骗之后的行为和心态非常微妙:有的一边愤愤不平一边安慰自己或有转机,有的“饮鸩止渴”式进一步掉进骗子唐南生的局,有的甚至帮着唐南生去骗更多的不知来自哪里的老人。唐南生在红乌住了下来,每次出门归来,大家反而觉得唐南生保留了人类最后一丝诚信。为了还钱的最后一丝可能性,大家反而在报案方面束手束脚、胆战心惊。我好奇的是,你怎么看待这些“被骗的人”?

阿乙:你读得很仔细。我想说的是,被骗的人,他和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靠理性活着,脑子运算非常快,一点儿也不愚昧。甚至在生活态度上表现得更积极主动。但是再坚固的堡垒它也有脆弱的地方。百密也有一疏。而骗子找的就是一个人人性上出现的一点点脆弱,然后步步为营,对这个人实施擒杀。这些骗子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即兴或者随机地去骗一个人,而是有预谋,有组织,有计划,有套路。有的针对不同的“客户”,编写不同的剧本。

我听说的极端例子是,在某个群里,除了一个受害者,其余群友都是骗子和托儿,你说,这样一个受害者,他往哪里跑?所以我理解的上当受骗的人,基本上都在打一场寡不敌众的仗,他只有自己,而对方是一个集团、一个系统。极为训练有素。我很欣慰现在到处都能看见反诈骗的公告和提醒,无论是线上线下。人们赚钱真不容易,想去再赚点抵御可能的通胀,也很正常,可就是这么一点合理的追求,就被骗子无情地利用,这样,人们不但没有得到自己想得到的,反而失去原有的积蓄,心理落差之大可想而知。他能否再幸福值得疑问。

我在小说里没有写自杀,但在生活中是有人为此自杀的。我在写这篇小说时,偶尔会幻觉额前有一对脚在微风的吹拂下荡来荡去,就是那悬梁自尽的老人所留下的一对笔直的脚。

澎湃新闻:这个骗子的故事,在杀人案真相大白后又有了一个“高光”,即唐南生死后两月就有人口老龄化方面的新政出台,有人因此认为要不是那群人多事,唐南生这会准能在纳斯达克敲钟。它让我想到小说中一个干部也说过:“你说是骗子可以,说不是也行。最终还是要看实绩。事情如果成了,我们就要承认它是一种创新。”

你自己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如何界定什么是“骗”?骗是一个技术问题还是一个伦理问题?它是从动机论还是结果论?

阿乙:这个问题复杂了。我记得在小说就要写完时,恰好看见政府有关人口老龄化方面的动议。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很早就敲响的警钟,小说中的人物唐南生只是捕捉到了这一众所周知的信息,利用这个信息来创作自己融资的理由。如何界定一件事是不是骗,太需要智慧了。我想我们普通人——我说这话,尊贵的读者们,你们可别生气啊——可能要坚守一条底线,就是不懂的事不要去碰。这句话是一个非常关心我的亲人向我交代的。我受益匪浅。我自己还有一个粗浅的建议,家里如果有受本科教育以上的子女,投资时一定好好请教他们,好不容易把人家培养成一个有辨别力的人,却不去听取他的意见,放任自己蛮干,这不是让骗子耻笑吗?

澎湃新闻:你有不少作品来自于现实经验。很多写作者对此十分警惕,因为从现实汲取资源很容易被说成“缺乏想象力”,但你对此似乎总是坦然的,为什么?你怎么看待“虚构与真实的边界”?

阿乙:作者是多种多样的,我是这百花园里的一分子。我赞成书评人易扬的观点:各美其美。从我自己的经验看,作者及其作品,可以是反映当前社会的一面镜子。它甚至可以像复写纸、复印机一样去复制当前的生活,供今天及往后的读者从中观看此时的时空。有一些人说,现实和新闻已经超越小说,比小说更精彩了。这个说法其实是对我这样的仍未进化完毕的创作者的警示。在理想状况下,小说一定是比真实更富于魅力的。就像从大理石凿出的雕像,要好过大理石本身。可能我们还要努力。

难的不是把人写死,而是把人不写死

澎湃新闻:我感觉《骗子来到南方》的结构有点类似一个“Y”,一边是用水问题,一边是唐南生始于六年前的股权融资欺诈,它们两头铺垫,以唐南生消失的那一天为交汇点,共同往下揭开唐南生被杀的真相。你对这篇小说的结构有何考虑?

阿乙:我过去用“Y”字结构写过一个短篇《正义晚餐》。我比较喜欢用交汇的方式写小说,《意外杀人事件》就是分别写“六个本地人和一个外地人”,最后用一把水果刀让这七个人在短时间内相遇,以共同毁灭告终。

《骗子来到南方》的灵感最早来源于我对摄像头的关注,我在散步时看见街道布设了很多摄像头,在这种情况下,犯罪行为是很难不被发现的。那么一个人在回家路上,走到两个摄像头监控区域之间,平白无故失踪了,那么他是怎么失踪的呢?我就想到博尔赫斯推崇的切斯特顿小说《隐身人》,有一些人是被人们从心理上瞧不见的,比如邮差。比如我们生活中的出租车司机,比如保安,我们总是当着他们的面讲商业机密。

那么我就想,其实是修路工把这个路人(唐南生)给拍死了,然后把他埋于地底。谁会怀疑是修路工人谋杀了这个人呢?然后我想这次修路看似偶然,其实是谋杀计划里的一部分,那些气愤的诈骗受害者就等着修路的机会。这时正好有居民投诉自来水管不出水,要修路面水管,这就给这次修路提供了理由。我记得为了写修路,我还出去看了几小时人家是怎么操作的。

澎湃新闻:看到凶杀案“真相大白”这里,我还特意翻回去看开头有关修路工的描写。就像你说的,日常生活里谁会花心思去记一名加油工、一名送水员、一名清洁工的样子呢?

如果说“唐南生骗人”埋下了“因”,“唐南生被杀”则是挖出的“果”。在小说里,一群气愤的诈骗受害者设计把唐南生活埋。我注意到小说对那群受害者有这样的描述:“在聊天中,懦弱的人因为处在集体中,胆量被释放出来。他们往往表现得比别人残忍十倍。”

此前你已有多部作品写到了杀人,而且你笔下的杀人者往往是平日看上去软弱的、无声的人,让人觉得暴力在你的文字里是有社会学意义的。对于暴力书写,你曾说自己并非迷恋残忍,仅仅只是一个不讨好的报信者:“人们善待了讨好的喜鹊,却驱赶带来凶讯的乌鸦。可是乌鸦走了,不幸还是会照样降临。”那么在这次书写中,你认为自己带来的“凶讯”是什么?

阿乙:过去我可能有点美化自己对暴力的书写了。我说自己并非迷恋暴力书写,实际可能就是迷恋。随着我接触同行的作品越来越多,我越来越感觉到,把人写死也是一种捷径。难的不是把人写死,而是把人不写死。在文珍、鲁敏、任晓雯等当代女性作家的笔下,人物的命运会不被设计得那么极端,因而反而呈现了社会生活中更多的真相。在社会生活中,并没有那么多死亡。死亡有时起的作用是增加叙事的离奇。我在反思这个问题,打算有意识地降低人物的致死率。我最近写的长篇,就更着重于生活中极细微的细节。

澎湃新闻:小说还花了不少篇幅写“潘洹夫”——他既是唐南生诈骗事件中的受害者,又是唐南生被杀一案的报案揭发者,他对“私刑”的思考非常耐人寻味。通过这次创作,你对暴力本身有了哪些新的反思?

阿乙:我把潘洹夫写得很滑稽。他为了自己坚信的真理——绝不能以私刑处死一个人——而选择了举报,从而使谜案告破。不过,在实际生活中,我是支持潘洹夫的看法的。我是私刑反对者。小说、电影或者话剧,都是虚构,盛载一些生活中不可能出现的事,比如复仇,但在生活中,创作者本身是理性的。比如昆汀·塔兰蒂诺的电影,充满了复仇的血光,但在现实生活中,他一定是老老实实地活在法律框架范围内的。我利用小说,把骗子弄死了,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主张通过法律途径去为自己伸冤。

正写一部近似自传的长篇,在回忆里打捞真相

澎湃新闻:很多朋友对你有一个印象,就是总拿着本书在看。近期你最有收获的是哪三本书?

阿乙:我在26岁以前不怎么读书,26岁之后奋起直追,这是因为当时的网友曲飞质问我:“你,读完过20本书吗?”我数了数,只读完十几本。从此我每天都拿着一本书,现在也不知道看了多少本。虽然读法不得当,漏的不比吸收的少,但我确保一直在读。最近给我带来影响的三本书是《追忆似水年华》《芝麻与百合》(罗斯金)以及迪伦马特的一个短篇《抛锚》。我主要说下《抛锚》,它写的是和《局外人》差不多类型的人,就是受一套司法程序损害的人。一个人抛锚,在投宿地参加了一场司法诉讼游戏,被审讯和定罪,他一直以为这是一场刺激的游戏,而实际不是。

澎湃新闻:你有看余华的新作《文城》吗?这也是一个“去南方”的故事。

阿乙:我还没有看,我想等很多的评价出来后再看。我一直是余华老师的粉丝。如果说谁在代表中国文学,那么余华老师一直是其中之一。我的写作受“50后”、“60后”的作家影响很深。

澎湃新闻:在译林新出的这本《骗子来到南方》里,除了同名中篇,还收录了短章、短篇、寓言、故事新编,它们充满奇思,主要写于2017至2019年。像是“短章、短篇、中篇、寓言、故事新编”这样的分类,你在出版前就有写作计划吗?它们的篇幅都不长,一般都完成于什么时候?

阿乙:我在写这些“短章、寓言”时并没有特别的意识,就是感觉要把心中出现的火花弄大,写完,写到多少字就是多少字。像这样的火花,记录在笔记本里得有两百个吧,可够以后去写的了。这些写作会成为我写作的一个模式。

另外一个模式就是我正在写的长篇《未婚妻》,它偏近于自传式写作。我一直喜欢看格非教授的文论,他比较喜欢志贺直哉和小林秀雄,提到自传性写作在当代写作中的重要意义。我在阅读完《追忆似水年华》之后,从它的研究者莫洛亚那里感受到一点,人类的写作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巴尔扎克式的,朝向社会,一种是普鲁斯特式的,朝向内心。我以后写作的模式也就是这两种,一种是把长篇留给自传体,一种是利用短篇、中篇、短章的形式去写自身以外的故事。

澎湃新闻:在你现在的小说观里,你更看重小说的什么?对于新作,你希望自己在哪些方面有所突破?

阿乙:我现在是一个矛盾体,我既想更多地去尝试新的类型,去讲新的故事,又想提醒那些刚进入写作实践的作者,尽量把自己的根据地耕得更深和更细。我记得谢有顺教授很看重“地方”这个概念,“地方”——也就是邮票大的地方——是作者的魂。我在写的长篇实质是一个人到了中年,对往昔岁月进行回忆。正是通过仔细的回忆,他发现真相大量地被掩盖、被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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