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的呼应与现实语境下的辩证综合

张立群 · 发表于 2009-4-1 08:46:17

——关于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现状考察<?xml:namespace prefix = o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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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立群<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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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只是按照后现代主义之后“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在当代中国掀起的热潮而言，所谓后现代视野下的中国文化研究或许是不言而喻的，至少，其中隐含的线性时序可以说明这一点。但是，作为一种舶来品，文化研究和后现代一样，在中国都面临着中国化的问题，而那些此起彼伏的争鸣之音，似乎也说明了文化研究在中国，正和它本身一样是一个难以确定的课题。基于这样一个前提，本文从当前文化研究的现状入手，并着重围绕其批评的范式，进而在与后现代主义及其批评的比较中探讨文化研究在中国的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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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语境及其现实性<o:p></o:p>
   
确切定义“文化研究”或许本身就不是科学的办法，正如文化研究产生于多元共生的时代并时刻处于变动之中。但无论怎样，文化研究的源出、发展及其在第三世界国家的蔓延，都摆脱不了一种语境(context)——现实的语境。自20世纪50年代文化研究产生于英国的研究领域，并最终由霍加特在1964年在英国伯明翰创作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使文化研究成为一种机构以来，文化研究就开启了它边缘、“古怪”直至中心的路径。但需要指出的，这里所言的文化研究仍然是狭义的文化研究，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英国逐步兴起，尔后扩展到美国及其它西方国家的一种学术思潮和知识传统”，[1]文化研究一直处于变动的状态。文化研究常常由于“文化”的虚拟含义和模糊本身而难以得到明确的辨析。毫无疑问，文化研究是跨学科的，这一点可以在进入当代之后，各种新兴的支流门派可以统辖在文化研究的名下密不可分，而那种将文化研究称之为“后－后结构主义”[2]（post-poststructuralism）的综合式说法，也确然从当代意义的角度上反映了后现代与文化研究的关系。
当然，“文化研究在中国”又自有其独特的历史内涵。关于这种语境的出现，陶东风曾结合中西文化的异同指出：“文化研究（文化批评）的出现既有中国社会文化自身的原因，也离不开西方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的影响。但是由于中西方文化与学术传统的差异，中国90年代的文化批评与西方的文化研究仍然存在极大的差别与距离。关于文化研究出现的社会文化背景问题，许多学者指出了90年代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以及大众文化兴起在这方面的重要性。”[3]应当说，在跨越20世纪90年代的历史瞬间之后，文化转型带来的大众文化、商业文化、文化市场的全面兴起，确实需要人们去回应现实提出的问题，这是文化研究的前提和必然旨归，与此同时，在另一方面，文化研究在本土的兴起也是接受西方文化理论日新月异挑战的结果，于是，在文化现实的面前，所谓“现实语境”的问题便应运而生了。
正如劳伦斯·格劳斯伯格在总结文化研究的特征时指出“对于文化研究而言，语境就是一切，一切都是语境”（context is everything and everything is context for  cultural  studies），文化研究是极度语境化的，它的理论、政治、问题、对象方法以及承诺都是如此[4]。文化研究是现实生成的产物，它只有在针对现实才能产生自己的阐述空间，而在此之前，文化研究或许并不具备自己的问题意识，这一点，或许与传统的批评方式特别是本土的学问研究方式并不一致。然而，从研究更新演变的角度上讲，文化研究却是最具活力的，至少它保持着与现实息息相关的联系，并不必肩负所谓传统文学史研究之滞后原则的沉重负担。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文化研究是改革开放、文化交流的必然结果。在几经各式方法的操演和实践之后，文化研究在后现代主义批评尚未完全展现其精彩和出色之前，便带着辩证与综合的倾向登上了历史的舞台。美国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杰姆逊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阿多诺和霍克海姆的《启蒙辩证法》，刚刚在国内产生广泛的影响，文化研究便接踵而至；对于大陆学者而言，较早对大众文化进行界定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商业文化、消费文化的可能是陶东风1993年6期《文艺争鸣》上的《欲望与沉沦——大众文化批判》一文[5]，此后，各路学者争相自觉不自觉的使用文化批评的方法，直至《文化研究》（陶东风、金元浦等主编）专门刊物的出版，上述“实践”都使文化研究在中国变成了一种与后现代并行不悖的新事物。“文化研究是目前国际学术界最有活力，最富于创造性的学术思潮之一，有的学者甚至把它看作是后现代主义之后学术发展的主潮，但同时它又是一个最富于变化，最难以定位的知识领域”[6]，“总之，我们建议把文化研究看做是一个活动的领域，它由相互作用和合作进展到生产新的和富有挑战性的观点和主题。文化研究并不是学科海域中的一个小岛，它是一股水流，冲刷着其他学科的海岸，以产生新的变化着的形构”[7]，这些评述都毫无过分的揭示出文化研究本身的一些近乎本质性的特征，自然，它们也在总体符合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历史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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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权力的区别与认同<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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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门新兴的研究，文化研究在中国按照正常的轨迹，应当在后现代批评得到相当程度的沉积之后，才能横空出世，但事实却是两者出现的时间界限并未泾渭分明，因此，在批评的具体使用中，两者常常混淆在一起。相对于80年代所谓的意识形态批评，比如：关于“朦胧诗”的“三个崛起论”之批评，后现代主义批评在超越历史的过程中居功至伟。尽管，有些人至今仍未中国没有成熟的后工业基础就有后现代而“忿忿不平”，但是，这种坚守历史主义、本质主义的观点却反映了后现代可以填补的历史现实和批评空间。当然，后现代主义批评在中国也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现代主义批评一直缺席的职责，在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在中国其实也是一起完成的，而这一切都使批评的目光转向“文化”时，具有一种历史的混同和不可避免的误读。
    文化研究当然也充当了解构主义批评的角色，但与后现代主义批评相比，却更多历史的辩证与综合。如果说“同传统的保守主义一样，后现代不再是一种站得住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作为一种曾经存在的意识形态它在其消亡之后产生的作用更有效”[8]可以作为一种成立的判断，那么，后现代在解构一切、质疑一切的时候无疑也解构了自己，但文化研究的解构则有所不同，“文化研究是一个不断地自我反思乃至自我解构——重构——再解构——再重构的知识探索领域”[9]，这种特征使文化研究具有某种历史循环的色彩并在针对现实的过程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兼容性。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文化研究在意识形态模式批评和后现代主义批评的之后，越来越切实、细微、具象面对现实的问题，虽然，它与后现代批评在中国几乎同时起步，但很快，文化研究就从关心暂时、偶然、私人的话语空间中摆脱出来，并在女性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那里积攒自己的力量。在赛义德“东方学”的启示下，文化研究不但是大众化历史性兴起的产物，也是现代传媒以及“身份/权力”关注的结果，而这一点，一旦转移到第三世界身份的中国文化身上时，就必然在反思历史和跨语境文化交流中，比如：现代性在中国、“文革”记忆、“张艺谋电影”以及“留学生文学”等研究热中，获取巨大的话语阐释视点。
     毫无疑问，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也密切关注权力，然而，这种权力与后现代的自我意识甚或理论的命定意识相去甚远。文化研究总是带有强烈的现实指向的，这一点，与文化研究批评在中国迅速从大众文化中站立起来密切相关。关于“大众”的问题，会在以下的论述中予以廓清，不过，在此之前，或许首要应当明确的是“权力”与“身份”。依据劳伦斯·格劳斯伯格在《文化研究的流通》一文中的说法，即“换言之，文化研究的要旨在于文化与社会或文化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总是历史地构成的。因此也可以说，文化研究并非建立在文化特定性理论之上，相反，文化研究审视特定实践如何置于、以及它们的生产性如何决定于社会权力结构和日常生活现实体验之间的关系。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当前的后现代研究与文化研究发生了交叉；这并不是要把后现代主义当作一种政治和理论主张，而是要注意它对当代文化和历史生活性质的描述”[10]，文化研究在汲取后现代批评的基础上，已经将攫取“权力范围”的欲望无限放大，但从深层的文化心理来说，却无法掩饰文化研究本身迫切的政治意识和与生俱来的焦虑感：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早已不再安心那种极具唯美主义色彩的象牙塔式的研究，他们将文化政治及其批评的角度移入当代文化的现实及其形式之中，只不过，针对现实，中国的文化研究自有其矛盾的特殊性之处。
以目前的眼光看来，当代中国文化研究在“身份/权力”上主要存在或曰应面对如下几方面问题。第一，是如何超越一般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批评。既然权力已经成为文化研究中的关键概念之一，那么，建立一种至少是观念意义上的“文化政治学”就成为跨越个人化范畴意义批评的必然旨归。尽管，在当代文化研究中，后现代仍然是一个引用频率颇高的词语，但是，后现代自身的理论限制，却使其很容易在裂隙意识形态批评模式的基础上，重返一种狭窄的文化视阈，因此，文化研究的基本使命就是超越同时也是纳入后现代主义批评。第二，是在权力分层的基础上明确文化批评的现实意义。文化研究在中国的使用一直与其质疑之声相生相伴，但究其根本，却都未超越文化研究能否取代文学研究这一“对立性思维”，姑且对文化研究、文学研究外延与内涵的界定不论，但就这种观念的出现，就呈现出一种批评权力的分延。应当说，文化批评并不仅仅通过文学作品的范例来开拓自己的批评道路的，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对立”似乎仍然缠绕着某种本质化的观念。但在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焦虑中，当代学者特别是那些处于中心地带的学者感受与运用的跨学科方法、批判性精神以及实践的品格，都使文化研究必须明确自身的权力运筹以及此批评自身的身份与地位，这样，才能在文学与文化的双重标准上激活各自的批评。第三，是文化与民族身份问题的深化。对权力的使用在全球化语境下，或许只有保持一种世界性的眼光才可能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文化研究，因此，所谓语言与翻译的政治、流行一时的“中华性”、“本土性”绝非空穴来风；不但如此，鉴于这种提法会涉及到中国当代文学与研究及其语言写作的世界性地位，文化研究的民族文化自我意识便俨然带有文化生存与危机并存的意义，更何况，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政治本身就在包罗万有中体现在当代生活的各个层面。在肯德基、麦当劳、可口可乐等消费现象面前，文化研究应当隐含着国家的想象以及正视当代中国文化世界性地位等一系列内容。第四，是广泛的参与意识。面对着大众文化与人们生存之间的缝隙日趋狭小，所谓更加直接、加剧的世俗化正衍生出新的生存价值和生存符号，在这一前提下，文化研究当然不是要我们成为百科全书式的文化人，而是如何在自觉感受“批评距离感的消失”的同时，承当更多的历史责任，即使这样说会重返一种启蒙甚至左翼精神，但如果没有更多的文化参与，或许，一切都将在面向当代文化时陷入无所适从的尴尬境地。然而，这种参与究竟为谁提出历史的使命呢？
三、知识分子与学术的政治<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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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在将权力视为关键概念之一的同时，就已经显露自己的“政治”倾向——“以“文化政治学”观念为基础的文化阐释认为，任何事物都是政治的，结果则是权力无所不在” [11]。然而，这种文化政治对于中国语境的研究来说，是需要摆脱一种传统“政治”观的束缚的。文化政治当然与国家大事、阶级斗争式的党派政治不同，其核心关注的是人际间存在的权力关系，至于其阐释的主体当然需要敏感的知识分子予以完成。
与西方左翼学者常常激进的批评当局的政治相比，文化研究对于中国知识分子赋予的文化政治阐释应当是一种学术政治，它的源出可以与中国传统文化惯有的关心时事，知识分子主动面对中国文论“失语”以及国内学界的“无名”状态有关。“文化研究是一种愿望，探讨这种愿望也许最好从政治和社会角度入手，把它看做是一项促成“历史大联合”的事业，而不是理论化地将它视为某种新学科的规划图。这项事业所包含的政治无疑属于“学术”政治，即大学里的政治，此外也指广义上的智性生活或知识分子空间里的政治”[12]。詹姆逊这段关于“学术政治”的阐释很大程度适合于任何一个国度文化研究的事实。既然作为“现实语境”的伴生物并关注“现实”，那么，进行文化研究就必然使往日的学院派知识分子的智识活动溢出大学校园和传统的经典命题研究之外，因此，在这种时候，学术政治下知识分子的主张当然不仅仅是“学术”问题。
学术政治与当代知识分子结下的不解之缘，同样也体现了后现代与文化研究的辩证关系：“‘文化研究’表征的政治性，之所以是一种学术的‘政治’，在于这种‘政治’乃是学术话语包含或折射的观念、立场和态度。文化研究正是在承袭和发挥后结构主义的那些知识体系时，表述了学术话语的特殊政治意向。在这一意义上，后结构主义解构中心，反抗权威，强调边缘性，强调少数族群的利益，这既是后结构主义习惯寻找的研究主题，也是它力图表达的思想意向。文化研究承接了这些主题，并且推到更加彻底的地步”[13]。然而，正如后现代批评在中国一样，文化研究的初始阶段也存在着生硬照搬特别是向往美国学院式文化研究的现象，因此，就一种历史化的眼光来看，文化研究在中国必将是一个循序渐进和历史深远的话题。
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对于中国当代的知识分子而言，文化研究所裹挟的学术政治还包含着一种超越现存学术体制和学科本身诸多问题的渴望。如果说西方学者眼中的文化研究或然是“暂且不论文化研究到底是什么，它的崛起是出于对其他学科的不满，针对的不仅是这些学科的内容，也是这些学科的局限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研究成了后学科。尽管如此，也许正因为如此，文化研究对自身的定义，取决于自身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14]，那么，中国的文化研究更多仍然停留在批评的理论范畴之上，文化研究经常为传统意义上的文艺理论专业从业人员所使用并产生争鸣，首先就体现出一种学科视阈。文化研究这种极具真正“反学科”[15]的表现，往往使其尚未走出学院就充满着理论的张力，这种最终体现为关于“大学文艺学学科反思及其论争”的理论现实，也充分反映了对文化研究和现存学科体制本身在认知上存有极为明显的裂痕。
毫无疑问，文化研究本身的变动性会牵动学术政治上的变动性，但这种变动却往往会使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与参与意识得到重新的凸显。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经历20世纪80年代“语言学转向”的创作浪潮之后，知识分子在90年代终于从迷恋文学形式和叙述的领域中超拔出来。尽管，此时的文学研究已经使知识分子自身趋于边缘位置，但这却从另一方面促使他们开始重新思考中国当代的文化问题，进而在文化批评中强化自身的角色意识。“人文精神”、“雅俗之争”、“民族主义”情绪的提升以及中国文学（文化）的现代性反思等，均标志着知识分子在时代错位和身处全球化语境下第三世界文化身份的事实面前，进行思想、历史、文化精神、文学价值、道德理想、民族身份等多元化的思索。在近年来少有的关注当代知识分子的著作，比如陶东风的《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一书中，作者的思考就以对知识分子持续解读的坚定思想关注着现代化与文化认同造成知识分子的两难处境：思想界的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人文精神与“世俗精神”；道德理想主义与转型期中国文化等问题[16]，均体现了文化研究和中国当代现实结合之后的文化多元主义观念。显然的，对知识分子当代命运的关注并不排除传统文化中知识分子重返中心的渴望与焦虑，但以一种关注批评主体心态的方式，探寻知识分子的道路及其伦理意识、权力意识，却触及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资本”以及中国文化精神的象征意蕴，至于作者并未涉及知识分子与“政治”之间的多元关系以及在当代的深刻变化，则或许更多是当代知识分子乃至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社会责任感和参与意识可以抵达政治权力话语的客观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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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走向“大众文化”<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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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大众文化及其批评本身就像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一样是文化研究的一部分，但对于中国文化研究来说，对大众文化以及文化研究的整体性认识，还是行走的从“局部到整体”的路径，而且，就一定时期来说，大众文化产生的质疑之音似乎比文化研究来的还要迅猛。直至今日，大众文化就是走向世俗而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不应为其辩护，都仍然先验的盘踞在为数众多的知识分子的意识之中，“人文精神”、“道德理想”、“抵抗投降”，在这些一个比一个更为措词激烈的批判话语中，对“大众”的抵牾总是和传统的文化心理、雅俗的界定密不可分，因此，从问题的另一方面来说，大众文化的出现确实对当代批评特别是其知识立场及其伦理意识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但无论怎样，大众文化都是文化研究多种表征的一类，尽管，这可能是更为切近人们现实生活同时也是最有活跃性空间的一类。大众文化的出现很明显与社会文化的分层有关。按照中国大众文化研究引用最多的法兰克福学派理论来说，霍克海姆和阿多诺取材于马克思商品拜物教理论以及物化概念，是其“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标题出现的重要理论根源。资产阶级的“启蒙”原则其实和其商品拜物教一致，都是要剥夺人的个体特殊性，追求一种社会的一体化和普遍性，在这一过程中，所谓大众即(mass)，就可以在被译成“‘群众’、‘乌合之众’、‘群盲’，意指由没有个性的‘单子’组成的团块式的人群”和成为“一体化与普遍性的意识形态的典型代表”[17]中，演绎出“大众文化”。大众文化显然是对应于精英和上层的，它以精英文化为限定对象也在客观上体现出一种对立倾向。是以，无论对于西方和东方的认知观念而言，大众都与精英构成一种权力关系和镜像结构。但按照詹姆逊的说法，即“因此常见的精英主义的母题基于接触大众文化的民众数量极其众多而论证大众文化的优先权；对精英或深奥文化的追求于是被指责为是知识分子小群体的一种身份爱好活动。就像它的反知识的攻击所暗示出的，这种基本否定的立场并没有多少理论内涵”[18]，由于精英常常是确立机制的根本，所以，它具有指点“大众”的优先权，但机制终归要为大众所普及，所以，大众以及大众文化的根本在于找回真正的“自我”并进行自我的认同。
后现代对自我的高度重视曾为大众文化的兴起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后现代的边缘解构意识、妄图填平高雅和通俗之间的鸿沟以及倡导多元文化观念，是为大众正名的重要武器之一。与此同时，后工业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为大众文化的兴起和传播起到重要的媒介作用。但“文化研究显然有别于后现代主义，因为它并不鼓吹抹杀高雅与低俗之间的疆界，宣扬微型群体的多元论，也不鼓吹以形象和媒体文化取代意识形态方面的政治斗争。” [19]文化研究的现实性和实用性以及所谓的真实性，都使自我视野内的大众文化超越一种局囿于自我的限制之内：只有关心大众文化才能投身于广泛的社会，只有着眼于大众才能明确社会文化的权力分层及其内在的关联，只有正视大众才能感受到它正在形成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功能，而高雅与世俗、真实和虚构、商品与消费、经济与文化正在逐渐消解的过程中具有某种无所适从的神秘主义倾向。
大众文化的中国兴起与经济改革和意识形态功能的弱化密不可分，这种语境的力量远远胜过大众文化理论在学界传播造成的影响。尽管，好莱坞大片、各种外来快餐文化等本身的文化殖民意识早为诸多欣赏者所察觉，但类似《泰坦尼克号》的悲惨结局和苏丹红的危害意识从未减少人们对其的青睐，并进而在更为年轻一代中形成强有力的价值烙印。与历史上已有的“大众化”相比，当代大众文化的兴起不在于一种自上而下的启蒙，但从结果上看，大众文化及其批评却对传统文化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90年代此起彼伏的“人文精神讨论”、“王朔现象”、“愤怒的二张”、“道德滑坡”等一系列现象中，个体人格和人生境界以及文学艺术的“下滑”往往归结为个体问题尤其是知识分子问题和文学边缘化，进而期待以人文精神和道德人格的提升重返“中心”，就非常符合传统中国文化的批评思维方式。但大众文化早已此时不是彼时，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社会语境制约后的结果，在文化交流日新月异和生存“代沟”裂痕日趋明显的当代，那种理想化的道德特别是其不切合实际的高度，并不能拯救当代文化的现状，相反，在大众文化消费和价值获取的现实性因素制约面前，传播、出版、餐饮、广告都更多的体现了一种大众文化精神。因此，对大众文化来说，抵制和从不随波逐流并不是一种现实而科学的策略，大众文化期待的只能是在研究和表现中更多的向着存在论和文化人类学的高度辩证地综合。
大众文化肯定会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重点，因为它可以生动的体现现实的语境并将后殖民主义和女权主义以及传媒等问题囊括其中，进而衍生出新的文化现象。事实上，作为一种研究的“热点”，近年来学界越来越关注期刊出版、影视等媒介的传播功能，都显露了“大众文化”种种潜在影响迹象，至于近年来对文学经典的关注也充分体现了大众文化兴起和文化研究重视权力的另一侧面。至此，本文在结合与后现代批评的比较中，大致呈现了中国文化研究的现状及其认知范畴。总之，文化研究是跨学科的，它是文化综合的结果，因此，为了更好的认识现实和历史，文化研究只能向更高的空间进行辩证的综合。在这一视角下，文化研究或许已经超越了学术的界限，它只是需要真实的现实性情怀，从而在承担自己责任的同时，如何超越历史，走向未来，<o:p></o:p>
注释：<o:p></o:p>
[1][6]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之“前言：文化研究的历史、理论与方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o:p></o:p>
[2]陈晓明等：《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在中国》，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260页。<o:p></o:p>
[3]陶东风：《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之“前言：文化批评向何处去”，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o:p></o:p>
[4]陶东风：《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239页。<o:p></o:p>
[5]陶东风等：《当代中国的文化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73页。<o:p></o:p>
[7][英]阿雷恩·鲍尔德温等著：《文化研究导论》（修订版），陶东风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42页。<o:p></o:p>
[8][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快感：文化与政治》，王逢振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232页。<o:p></o:p>
[9][17]陶东风：《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5、45页。<o:p></o:p>
[10]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70页。<o:p></o:p>
[11][英]阿雷恩·鲍尔德温等著：《文化研究导论》（修订版），陶东风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97页。<o:p></o:p>
[12][14][19]詹姆逊：《论“文化研究”》，詹姆逊：《詹姆逊文集第3卷·文化研究和政治意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1～3、16页。<o:p></o:p>
[13]陈晓明等：《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在中国》，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271页。<o:p></o:p>
[15]这种“反学科”主要是指针对中国现存学科界限的一种行为，这与亨利·吉罗等在《文花研究的必要性：抵抗的知识分子和对立的公众领域》文章中所言的“文化研究必须反学科，意味着它不能像现在这样被固定在大学里。因此就需要反学院。应当出现由于各种成员组成的各式各样的团体，各式各样的研究组织，反学科的研究机构，甚至是协会及学院”并不完全一致。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89页。<o:p></o:p>
[16]陶东风：《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1999年版。<o:p></o:p>
[18]詹姆逊：《大众文化的具体化和乌托邦》，詹姆逊：《詹姆逊文集第3卷·文化研究和政治意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52页。<o:p></o:p>

青颖子 · 发表于 2009-11-28 05:1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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