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典裘沽酒:“谁牛逼，我操谁”背后的疯癫诗学嬗变

释源清 · 发表于 2009-9-21 23:41:30

典裘沽酒:“谁牛逼，我操谁”背后的疯癫诗学嬗变 
            
谁牛逼，我就操谁 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我就牛逼了 操！
    ——典裘沽酒《谁牛逼，我操谁》
 
    一声一声的狂啸，透着一世一代之悲凉。
    无论一个民族，或是一个国家，每当其政治孱弱或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无不正是这个民族，或这个国家的人们，在人性的恶的一面淋漓尽致地彰显的时候。于是乎，在人性恶极力彰显的这个关键的时候，，总会跳出一些这个国家或这个民族的癫狂之士，从外表看来，这些癫狂之人显得是多么的不合时宜，但深入内底里去分析，也正是这些癫狂者，在这个时候铸就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或脊梁。在我看来，典裘沽酒，这个在二十一世纪初期推上中国诗坛的弄潮者，就是这些不合时宜的癫狂之士之一。
   在中国近现代以来，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一开先河，就彰显出了这一个不幸的疯癫狂人家族，在中国的智识分子中存在和延续繁衍。这一中国式狂人谱系，虽然在过去的时间中被不少学人关注或梳理，但是这关注或梳理多是流于表层，是很不够的。没有人将他们联系起来观察，更没有学人将这些疯癫狂人的社会现实和文学现实作为一个整体联系起来观察研究，从中去寻求这一种族的发展方向和历史轨迹。因此很多研究者的浅尝即止，不但很难破解癫狂者们在人生或文学密码，而且也无法使他者获得有价值的启迪意义。从而使得哈姆雷特、堂吉诃德和鲁迅的狂人现象，一代一代地传染、登台、循环重演。
    发现这个问题，想办法来去破解它的密码，寻求癫狂者们出路的发现。这对于研究文学者或研究思想者来说，将是一个极为意义和有趣的工作。我个人认为，如果只有物化的技能技术研究，而没有精神密码的研究，我们不但无法解决当前思想困惑，而且也使得我们的工作变成了绝对得的无意义。因此，我在这里将试图以近年来在网络诗坛上的争议人物——典裘沽酒为例，对疯癫狂人的现象代表进行研究剖析，以图寻出其中的疯癫基因本质，为我们提供出一条可供癫狂者们借鉴的前进道路。
 
一  
我的一生 都在把光明追求 可我一成熟 就要扭断我的头
----典裘沽酒《向日葵》
   
    一个人的癫狂，首先是来源于对生活的恐慌。我们知道，一个具有思想自由和独立意识的人，总是会超前地意识到恐怖的处境所在。恐怖在其思想中的降临，将会使其产生大量“异类”或“离群”的思想或行为倾向，从而被现实生活中的人们视为疯癫狂人。这是一种事实，但同然也是一种误读。为什么会这样说？我们其实完全可以看到，疯癫狂人们不苟同于社会现行的思想和独立于人世的诳语和危言，虽能产生一些人世警醒的效果，但同样也能引起庸众指责、谩骂和放逐。典裘沽酒的率“性”书写，在被以“下半身”为写作圭皋的《诗江湖》删帖，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正说明了其在外观上是很容易被人当着精神异常者、无聊人或偏执狂。这就是庸众和世俗的专制。在贬抑和侮辱独立思想者的人格，仍不能达到目的的情况下，就采用了强力的专制政策，为其烙下恶毒的癫狂标记，以达到隔离的目的。然而，如果我们同样以世人的眼光来看的话，我们就会变得一样的庸俗、肤浅，而这些精神上的疯癫狂人也就不能叫狂人了。小时候，我们邻村的“疯子”，在你调戏或挑逗他的情况下，他总是第一时间对挑衅者发动攻击的。典裘沽酒秉承的就是这一疯子的性格。可以这样说，这一性格并不是鲁迅先生的狂人，郁达夫的零余者，而是对于上古时期刑天和屈原的的中和继承、逼近。
    一个人，一个诗人。一个生错了时代的人，一个遭到庸众嘲笑咒骂封杀放逐的人，一个面对世俗的专制而仓皇失措的男人，他只有拿起男人最原始的武器——阳具，对这个社会大操一番。世人眼里的一个癫狂的精神病……就这样诞生了。在长期的“垃圾写作”当中，典裘沽酒很快就迷上了这一反叛的角色，这个我不敢说是不是与他诞生楚地有关，但我很清楚，他自己是无法拒绝这一癫狂角色的生存、延续。
    典裘沽酒开始癫疯的时候，已接近于古人所说“知天命”的年龄，还在做出这样“愤青”的癫狂。我不由得不开始怀疑鲁迅先生当年所说，青年的勇敢是短暂的，他们很快就会屈服于规训，并且变得“成熟”起来，与成人和老人一样，变得狡黠和市侩。现在，典裘沽酒步入青老年的行列，他还是如狂人那样的勇敢，兑现了鲁迅先生所深信的“必将胜于老年”的一代“新人”。想必先生如果还在世的话，也不会对世界那么烦人绝望了。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现象呢？
    这也许就是典裘沽酒不同寻常之处，他总是因为其诗性人格可以上升到哲学的境地而得以延伸、发展、壮大。诗学的纯洁和人性的固执，使他不像他的前辈狂人们那样，在以其纯洁的口吻说出惊世骇俗的话后，很快在世俗的专制下溃败下来，成为被视为“异类”“狂人”后收敛，或转为“性变态”的倾向，颓废、自甘堕落；或自卑自恋自艾自怨；或直接转化为“常人”，“赴某地候补”。终于被社会吞杀或同流合污了。
    人性的进步，就是历史的进步。典裘沽酒深深地明白这一道理。他说“我们就要时刻用我们的劣根，去操人类的劣根性和我们自己的劣根性，那怕就是鸡奸也要如此。”（谁也无法阻挡垃圾诗歌的前进―无聊人对典裘沽酒访谈）典裘沽酒做出这样的反抗，拒绝自己被世俗化后，我们就不会不明白他给我们暗示了一种怎样的“悲剧处境”，和语言恣意下的疯癫人性。一个流着刑天和屈原血脉的癫狂诗人，真正的诗人形象在我们面前跃了出来。
 
二
 ……
你总是用自己的劣根 去操人类的劣根
鲁迅，我要和你比比谁更能操 我嘻皮笑脸的告诉你 我操过的女人比你多得多 我爱操只要能搞到手的女人 我爱嫖 我爱手淫 在自渎的幻觉中 我在操你的后面 我不怕你 只可惜他妈的你 已不能转过身来 操我
我的胯下 长出了一根骨头
……
——《鲁迅》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证据。显然，典裘沽酒已经发现了在酒神意义上作为狂者者鲁迅，“已不能转过身来”，“用自己的劣根，去操人类的劣根”。而在日神意义上作为思想启蒙者的鲁迅，已经被世界颠覆和矮化，其启蒙精神在其神的塑造中断层、泯灭。在鲁迅缺失，群“庸”并舞的社会下，典裘沽酒亮出了自己胯下的那根“骨头”，直面这一惨淡的社会现状，用自己的精血，创造出一个新的纯的爱的世界。从刑天、屈原、李白、苏轼、李卓吾、鲁迅、黄翔，到今天的典裘沽酒，我看到了一个中国文化心理的另一支脉流——狂人谱系。但是，在这一谱系中，如果不能耐心地去探究这一分裂的诗性人格得话，是不会有人能够读懂他们，读懂他们内心的绝望和希望，强大和脆弱，黑暗和光明，清醒和癫狂。
    作为一个诗人，典裘沽酒的清醒和癫狂是很难以区分的。但有一点是可以猜测得到的，那就是他对历史是不抱希望的，死后被誉为星辰的先圣哲贤们，是点不然人间期盼的心火。（“满天的星光再灿烂/也点不燃大地上一盏灯的期盼”《万家灯火平安夜》），甚至对于人性也从来不抱什么希望，因为他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无论是谁，都存在着人头马面的“地狱”。（人间还有虚拟的地狱吗？\有！你就是地狱！\我就是地狱!《人间地狱》）在他的笔下，无论是伟人、圣人、哲人，还是平头老百姓、妓女、诗人，……。都诚如张嘉谚先生在《在垃圾波涛上弄潮》所说那样，“直接剥开人与事的真相时，也将自身的丑陋暴露无遗”。
    事实上，率“性”而为，也是这个癫狂诗学的一部分。在生活中的率“性”，也许在某种意义上既成就了典裘沽酒也毁灭了典裘沽酒。恣意的酒吧生活是现代都市生活一种“精神传染病”，在一个诗人还没有找到自己的精神归属以前，它对于诗人的影响几乎是“美学性”的,但是，当我们透过那一丝美丽，却不难发现里面的苍白、孱弱、咳血和衰颓。这是在当代中国和西方都无法回避的事实。恣意的酒吧生活，让当年广东省的情诗王子典裘沽酒，失去了一次在中国诗坛与汪国真齐名的机会。从这一点上来说，他已然属于酒神，对自己有了一个精神黑夜中的恣意的自我想象,使他拥有万丈豪情，对着一个更病态的世界展开了空前的亵渎。他的这一恣意态势，承接了尼采大叫“上帝死了”,鲁迅只是看到铺天盖地的写满“吃人”，黄翔野兽的疯狂，神坛倒塌的阳性精神。把食指绝望地写下“相信未来”和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后，中国诗人的阴柔撕开了，扯起了雄壮的大旗，抬起了中国狂人精神的灵棺。     在典裘沽酒诗里中，我除了人们感受到了亵渎外，更为强烈的感受到了他对人性充满崇敬之情。在其诗的亵渎和反亵渎的恣意过程中，我们的生命本身、灵魂存在本身就无不常常受到一种强烈的震撼。这里我们就以《鲁迅，我脱掉裤子为你抬棺》最后一节为例： 
 
 
 
 
鲁迅，我脱掉裤子为你抬棺
一个民族的悲哀不是伟人死了
而是没有多少人知道死者的伟大
你的死是需要整个民族脱掉裤子抬棺的
鲁迅，我脱掉裤子为你抬棺
我们抬呀抬，一直抬呀抬
最伟大的民族啊
永远都在送葬的路上
鲁迅，我脱掉裤子为你抬棺
 
愿你安息安息
在土地里愿你安息
愿你安息，愿你安息
（注：最后一节诗是当时鲁迅葬礼上的送葬曲。）
    我们显然看到了诗人癫狂背后的清醒，看到了他活在自己苦难而衰弱的内心中的黑夜气质。而脱掉裤子抬棺的本身是一个颇有意味的过程,他直逼了现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与精神伪化的惨淡现状，对当代社会识分子和“智识阶层”人格和能力都处在梯次下降的讥讽、拒绝和反抗。在诗歌的最后一节，他清楚地指出了作为民族魂的鲁迅先生无法得到安息。即使先生已经逝去将近百年，“一个伟大的民族啊”却“永远都在送葬的路上”。这一反现世逻辑的癫狂和混沌不清的思的品质,使得他的拒绝和反抗在让人惊骇的同时，也陷入了被世人误解的旋涡，他的诗歌上产生了一个巨大的现场扑空。
    正是这样的精神扑空，他轻易地洞察了“欲狂而不能的”和“佯狂者”们的为先锋精神实质：“沈浩波，我的小兄弟\只是没想到你打着下半身旗帜\却以一把好乳著名 \你们下半身从来不敢操 \那些有着丑陋灵魂的上半身\你们只会意淫\只是用生殖器为性挂了一盏绿灯 ”。（《沈浩波，我的小兄弟》）是的，典裘沽酒看到这些“赴某地候补”的狂人们，一眼就洞彻了他们的现在的先锋精神实属“意淫”之流，于是，他不无幽默地叫道：“浩波美媚”。也正是这一声温柔的“浩波美媚”，更加地使他那深渊一般的骚动性格状态更加毫不保留地暴露在我们面前。    　
 
三
我要把我的像挂在天安门 每次看到天安门我就会这样想 可我老乡毛泽东的像已挂在那里了 看来我这辈子没戏了 我己到了毛泽东延安时期的年龄 可我只是一边换尿布一边上网搞垃圾运动 每天还要到铁路看守所上班巡视监仓
                  ——《我要把我的像挂在天安门》
 
    中国现当代狂人的悲剧真正在于，他们写作的现实性、现场性、现象性、真实性、针对性、与时代性的强烈扑空后，却在无意中做上了“自己的掘墓人”。从五四以来，中国诗学的言语总是在诗性和政治两者之间游移，但诗人们的心灵大门更多的时候，是明确地向后者敞开，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却又转变为私我叙事的狭隘空间。总的来说，近百年来的中国新诗的诗人们，只有极少数的被世人视为癫狂者，跳出了政治为我们设下的有限空间，使得真正的人的主体性得以恣意的张扬，显露。我猜想，在典裘沽酒诗性生活中，他是看到了这一癫狂谱系血脉的流向，也是非常清楚自己作为一个癫狂者的必然扑空。因此，他也非常清醒的看到了自己的现实处境，“我只是一边换尿布一边上网搞垃圾运动\每天还要到铁路看守所上班巡视监仓 ”的小警察。
        这很奇怪,也不奇怪。一方面,纯粹诗人的诗性的观念,会在其诗性实践中变得苍白和不合适宜，会走向生活的困窘局面，因为诗性的癫狂者不会“温良恭俭让”，也不会遮掩自己的“诡秘”动机和“怯弱”本性。因此，在这样一个主体迷失和知识分子在经济大潮下的大面积溃败下，典裘沽酒如果不能及时地转变其价值理念，或者在狭小的政治和私我叙事思想观念之间矛盾、游移与彷徨，陷入被世人们所痴迷的“语言的龌龊”“邪念的滋生”“对时尚的被动屈从”和“无知”的漩涡中，当然会被抛弃,甚至会被甩到历史的尘埃之中。
　　一切都有一个奇怪而自然的定数或逻辑。当我正在为扑空了的典裘沽酒担心时，事实告诉我，这担心是多余的。他的思想和主题已经在不经意间就有这样一个变化轨迹：他已经从亵渎的反亵渎的解构审丑立场中走了出来，走向了“五四”时期所主张的是“人的文学”。现在，我们已经能在其文本中找到由普遍的人性论思想变成了社会学的普世理念。普世的悲悯，使诗人发现了战争的本质秘密： “我都能深刻领会\ 毛泽东所说的\ 人民战争的深刻含义\\ 是的,所谓的人民战争 \也就是 \人民屠杀人民”。是的，无论什么样的战争，不管是侵略还是反侵略，我们只要以人性的角度来看，有历史记载以来，那一场战争不是在对人民进行屠杀？看到这样的历史残酷，诗人很悲痛的，总是希望出现一些温暖人心的画面，于是，诗人在灵魂的深处，构思了的“一个小码头\德国党卫军正在枪杀犹太人\旁边有个男人拉着小提琴\在优美的琴声中\犹太人一个个倒在河里\枪声就像伴奏声。” （《电影片断》）幻想自己能为被屠杀的人们和在屠杀人民的人们奏起轻快的安魂曲，可是，诗人清楚自己将是唯一没有在琴声中被杀死，也是最后一个倒在河里的人。到最后，诗人才遭到屠杀，诗人真正陷入了绝望中的希望。死亡的来临，诗人是看到了人性的绝望的，但在最后的倒下，可以说，诗人到最后还是对屠杀者的人性复苏寄希望的。
    与战争同样残酷的，还有大自然的灾难。当二零零八年五月十二日中国的汶川发生了大地震时，典裘沽酒一改以往亵渎的反亵渎的解构审丑反叛，用一颗充满大慈悲的心，悲悯众生，叩问苍天：
…… 祖国啊，我也要问一问 为什么，我们的天空是水泥板？ 为什么，倾刻间就把我们埋在祖国的大好河山？ 难道是怨我们爱这片土地不够深吗？ 祖国啊！我们真的不舍得离开你呀 如果，你彻夜无眠遥望星空 那满天星星呀，不是我们的眼睛 那是我们永远凝固的眼泪       ——《哭汶川》
     
     据诗人说，他是流着长泪写完了《哭汶川》的。这一声一声的悲哭，以及哪永远凝固的眼泪 ，流露出了非常平凡普通质感的人性生活，他在主流与非主流的文化挤压间隙里，寻找着他作为个人的心灵体自由。当然，在大多数人还在兴高采烈地进行他们所谓的人“性”写作时，典裘沽酒所迈出的这一步看上去似乎是突兀的，但在我看来，其实一点也不，历史的逻辑在其中自行演变着，不期然就走到了这一步，只是他比别人先踏出了这一步。           踏出了这一步，就不再是与狂人们的启蒙或救亡战线站在一起了，而是已经超越启蒙或救亡。在今天，许多人、许多知识分子是因为迷恋“理念”而走上反叛道路的，倡导话语抢夺和个性表达权，包括像优秀的诗人。因为他们看来，人性就是要绝对的人“性”和自由。这是理想，也是的误解，是把人性的理念、景象与结果“私化”了。当今的知识分子或诗人们都有这个毛病，对政治和人性都有着与生俱来的狂热。但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他们在畏惧的那闪亮的砍刀令人而胆寒的同时，害怕他们会像一些前辈那样被政治世界赋予的永世骂名，永远得不到一个身后的英名，享受鲜花的哀荣和眷顾。于是，他们不得不寻找一个在他们看来了不起的词语和概念作为支撑，这个词就是——人性。正是为过于简单的理念所害，使得这个词在他们中间变得暧昧起来，让一个个攀结到“皇亲国戚”的穷小子，远离了真正的人性本原，和可怕的私我纠缠在一起，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悲剧。在这个悲剧中，我们看到一些我们曾非常尊重的知识分子、诗人、作家——比如朦胧派、先锋派的一些诗人或作家，已经变得聪明和富有政治和“人性”敏感，这应该是中国文坛和思想界的大悲剧。我们不管他们是出于对政治的屈从，还是出于自己的成见，他们都是在将自己从人性岸上一步步地推向深渊，从而使得他们的名字上不得不落满一些尘埃…… 　   这样的悲剧，在某种意义上正揭示了那些无论是那些先蹈还是后蹈的悲剧者，都是这个群体所必然要付出的代价，只是到今天我们还得付出这样的代价，对于正在转型的中国社会来说，是有点过于沉重了。但是，在沉重的背后，还是有值得我们欣喜的，那就是典裘沽酒这里已经发生了巨大转变，五四”作家的那一套价值理念、文学思想、话语方式在这里得到了复新。
 
四
诗人啊诗人 我知道你是中国的脑血栓 堵塞在中国的血管里 可诗人呀诗人 你知道中国的血管是长江黄河吗
有时，我也想是中国的脑血栓 可再多的诗人能阻挡奔腾的长江黄河吗 我只好坐在岸上 看日出日落 垂钓、喝酒、聊天、恋爱和写垃圾诗 等待长江黄河改道
    ——《诗人杨春光，你是中国的脑血栓》
 
       在跳出了启蒙或救亡的圈子后，典裘沽酒较之上面所说的狂人和取得”赴某地候补”们更加清醒的认识，当代惨淡的中国式狂人知识分子，是很难对社会大河有所改变的，因此，他明白清醒地“只好坐在岸上\看日出日落\垂钓、喝酒、聊天、恋爱和写垃圾诗\等待长江黄河改道 ”，关注着人性的真实回归。
　　社会乌托邦实践的破灭，众多知识分子在陷入了虚无的人性启蒙和英雄主义救亡的理想时，典裘沽酒很奇迹地跳了出来，进入一个别有洞天的境界。这要仔细分析起来，的确有不小的困难，但如果简单一点来讲，又是很简单的。从他重出诗坛的那一天开始，他所表现的痛苦和困境，都是个人化的，都是很真实的。因此，我猜想的他所进行拯救，其实是从自我的灵魂开始，是没有人为地赋予任何社会或道德的神圣使命的。这也许就是刚开始关注他时，我发现他的东西里更多的是性，而欠缺道的东西的原因吧。
        在的典裘沽酒文本中，用的最多的也是最精彩的要数一个“操”字，而我发现，这个字在充满男性的强大荷尔蒙下面，还充满着深深的爱，这爱弥漫整个世界。爱的哲学，可以很玄很浅薄，但也可以是深刻的生命体验。典裘沽酒，正是这后一种。在存的艰难和现实的荒谬方面前，他诗意性地在地使“民间叙事”与“知识分子”叙事相交合、“现实叙事”与“先锋叙事”相交合，使得他的诗歌成双线结构的立体叙事，多条情感纹线互相交织注解，极大地丰富了作品的历史与美学内涵。正因为如此，很多批评家多以自己需要而取，从而使其对诗人发生了不同程度上的误解。
        但不管怎么样，从中国癫狂诗学谱系链条发展意义上来说，典裘沽酒没有走向堂吉诃德、哈姆雷特和“赴某地候补”的狂人们的道路，而是以其丰富内涵精神进行嬗变，在给20世纪以来中国癫狂知识分子谱系深化和丰富同时，无疑也是给还处在癫狂生活中的狂人们提供一个前进的借鉴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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