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与对话：“选本时代”的诗歌问题（上）

张立群

又是一年秋天，新一轮的诗歌年度选本也应处于“酝酿阶段”，直至年轮新旧交替时脱颖而出。从年代的角度上看，“选本现象”历史悠久，对诗歌史的“自然”存档和“过滤”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但如近年来的种类繁多、名目各异，却着实呈现出种种“诗歌问题”。年度选本具有怎样的生成方式和价值体系？又如何在入选和编选过程中，体现编选者的主体性？这种权利的赋予和分散，本身就是一个“历史问题”。与此同时，无论选本怀有怎样的初衷，它在形成、出版之后，都会对年度诗歌乃至未来的诗歌史面貌产生影响，但这个需要通过印刷、传播、阅读、反馈而才能得以实现的消费过程，又自然而然地构成了一个“文化问题”……上述“问题”构成了我们选择它进行访谈和研讨的出发点。

     访谈篇：张清华访谈录（张立群访谈整理）

    张清华个人简介：1963年生，山东博兴人，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当代文学创作与批评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长期从事当代文学研究与诗歌批评，著有《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1997）、《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历史叙事》（2004）、《天堂的哀歌》（2005）、《隐秘的狂欢》（2006）、《存在之镜与智慧之灯》（2009）、《文学的减法》（2009）等著作，主编春风文艺出版社《21世纪文学大系•诗歌卷》2001至 2008共8卷，主编《1978~2008中国优秀诗歌》等。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理论与评论文章300余篇，其中多篇被译为英、日、韩等文字。曾获“中国当代十大新锐诗歌批评家”称号。获省部级社科成果一等奖（1998）。曾应邀讲学访问德国海德堡大学（2000—2001）、瑞士苏黎世大学（2006）、韩国首尔市立大学（2008）等。


1您所编辑的年选自哪一年开始运作？持续多久？其整体的覆盖面如何（对于当年的诗歌）？
从2001年开始，至今已经持续出版了8本。春风文艺出版社的选本系列叫做“21世纪文学大系”，估计他们应该有比较长期的计划，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要一直坚持做下去，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我觉得值得花时间去做，并且有必要追求比较稳定的标准、眼光和风格。该选本标举的口号是“专家视野，民间立场，权威选本，为世纪文学存档”，我觉得这个构想还是很有远见的。
我的编选范围有些与众不同，主要从民间诗歌刊物、个人诗集、未公开出版物、还有诗歌网站中选择，另外公开的诗歌出版物中，也留意选取一些比较边缘或另类的作品。不过，鉴于出版社对于作品的“伦理底线”以及少量的“敏感题材”有所忌惮，我也不得不妥协。我曾经反复强调过，我的“年度选本”不止是“最佳诗歌选”，而是更希望能够体现“诗歌的历史痕迹”，希望能够选那些有“符号价值”和标志性意味的作品，希望能够使之成为当代诗歌历史的一个见证。甚至那些比较“极端性的文本”也不能排斥在外。但完全做到这一点很难。

2您的年选持有怎样的编选原则和价值取向？在历史化的过程中，是否已经形成了某些共识性的标准甚或“模式”？
前面已经说过，我希望尽量排除“面上的诗坛”中的种种因素的干扰，真正坚持“民间立场”，但是这一想法在具体作品的选择上常常会遭遇困难。也只能尽力而为。我知道其它的选本也有很好的想法，但我尽量不会“因人选文”，有的选本据说是先圈定一个作者范围，让诗人自己推荐自己的作品。我一般拒绝诗人的自荐稿，要在对大量民刊和出版物的系统阅读中选择作品。我的标准是：一、那些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文本，即在诗歌的历史中划下“最深痕迹”的作品；二、精神性含量最多的作品，我比较看重那些有精神的深度追求的作者。当然，有精神追求未必会写好诗，在此基础上还要看作品的质量；三、形式感比较强的文本，如果在形式上有独创性会优先考虑；四、综合起来艺术质量比较高的作品。
至于说是否形成了共识性的标准或模式，则不敢说。还在探索之中吧。我现在担心的倒是，一个选家认识的诗人越多，受干扰的可能性也就越多了，我担心的是越来越“滥”。必须要告诫自己，要尽量摒除杂念和私见。

3对于年度选本在很多读者眼中存在的“圈子化”意识，您持有怎样的看法？
    我不能说自己的选本中一点没有“熟人眼光”，但我一直尽量使之保持开放性和多元性的视野。“知识分子的”与“民间的”，“雅的”与“俗的”，“书面的”与“口语的”，“纸本上”与“网络的”，“时尚的”与“守旧的”，甚至“下半身”、“垃圾派”、“低诗歌”，我也会尽量挑出一些能够进入公共视野的作品。我并不反对同仁式的、圈子式的选本，因为选本的性质不一样，人家本来就是同仁性的诗歌观念，是群落性的诗人，而且是人家自己出钱，当然会有自己的想法与标准。但是如果是公共性很强的选本性质，是出版社的运作，那么选家就没有权利过分注重自己的偏好，必须要具有开放性的标准与胸怀。公器不能私用，这是基本的文学伦理，大家应该尽量遵守。

4在读者反馈，几种选本竞相出场、彼此“互见”的前提下，您如何评价自己选本的价值以及别人的意见？
我的选本可能会和别的选本形成了一些区别，但我担心这些区别正越来越少。不光是担心所选择的人彼此越来越多地重合，而是担心标准和趣味的差别也越来越少。因为如果大家都差不多，那么也就都无存在的必要了。
前几年我陆续看到了网上和报纸上的一些评论，对我的选本有一些赞扬，一些褒奖，我觉得还是很受用的。我也一直在告诫自己，一定要守住这些原则。总体上我所得到的反馈和反应，是正面的，关于年度选本我几乎没有听到批评意见。倒是我所编选的一本《1978—2008：中国优秀诗歌》受到了少数人的指摘。但理由并不充分，批评者主要是没有弄明白，这是一个必须考虑“历史因素”的选本。他会认为自己比艾青1978年的某篇作品写得好，郑敏在1980年的某首诗比他写得滥，这是很可笑的想法，如果按照这样的思维逻辑，我们今天的人连傻瓜都比孔夫子厉害了，因为你会上网，使用手机，而孔夫子不会啊。我当然不是老虎屁股摸不得，批评是完全可以的，但必须要有前提。没有选他的作品，便是不公正，便是垃圾选本，这是比较暴力和无聊的观点。

5就每年编选的经验，您认为当下汉语诗歌的整体态势如何？也可以针对某一年进行发言？
    “整体态势”是个很可怕的说法，谁也很难掌握全局，也可能并不存在一个正确的所谓“全局性的”看法。我在回答媒体的提问时，也曾经被误解过。比如我说，“现在是新诗诞生以来最好的时期”，会让一些悲观的人感到震惊，何处此言？我主要是说，现在因为网络和“自由出版”（指可以自费、自印的潜规则）的环境，写作变成了一个几乎“无门槛”的行为，这是“写作的平权化”，是好事。人民拥有写作的自由，这是文明社会的基本特征。过去没有这种自由，现在有了，难道不是好事吗。当然，在此基础上，再辨别哪是好的，哪是没有价值的，则是另一个问题。我的一个基本看法是，当代诗歌正处在一个巨变期，写作的伦理、写作者的自我意识、美感趣味与标准，还有语言，正处在一个比较大的变化过程之中，很难马上做出预测。有一点可以肯定，娱乐化和资讯的爆炸对诗歌这种比较“高级的文化形式”会有一种威胁，即如尼尔•波兹曼所说的，有两种东西可以使文化枯萎，一种是专制集权，一种则是娱乐至死。这是很有哲理的警示，文本的膨胀和精神的枯萎，也许是一个问题的两个表现。这一点值得我们警惕。

6对年度选本的未来有何展望？
年度选本是一种记忆历史的方式。中国人自古有“编年史”的传统，当代西方历史学家和哲学界也有“年鉴学派”之说，所以我认为会长时间存在。但如果越来越滥和越来越俗，也许会自生自灭。从目前看，因为网络平台的日益重要，年度选本相应也会显现出其作用和意义。因为网络环境的发表是瞬间覆盖式的，很难有网页得到长期保持，资讯的无限繁殖和膨胀，使得“选择性的保留”成为一种必要方式。所以，各种选本会成为一个重要的保存方式。如果考虑这一点，它还是有生命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