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与争鸣：关于区域诗歌

张立群

上篇：对话

赵金钟（湛江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教授）
张德明（湛江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
张立群（辽宁大学，《中国诗人》编辑）

谈及“区域诗歌”的探讨，不由得让人想起2007年1期本刊关于“诗歌与地理”的对话。当时的参与者有黑龙江诗人桑克，北京诗人安琪。如今，三年过去了，各地此起彼伏的诗会以及诗歌活动，都使“区域诗歌”可以成为一个值得商谈的话题。从历史上以地方色彩探讨诗歌的创作特点，到现当代文学意义上的地域诗歌流派以及可以具体到诸如“西部诗歌”这样的独特概念。“区域诗歌”既是一个历史版图，同样也是一个空间概念。这一前提的确立至少产生如下几个问题，如何从评价角度上探讨“区域诗歌”的问题？如何从交流的视域看待“区域诗歌”的板块移动？如何从“区域诗歌”的角度看待诗歌对于当代诗歌的整体构建？等等，为此，本期《中国诗人》围绕这一话题展开探讨，并期待由此使“区域诗歌”的话题深入一步。
张立群：就全国的范围来看，近年来，有的地区由于诗歌活动的频繁，已经打出成为诗歌大省的旗帜。从网上发布的消息和我们频繁参与的诗歌活动，广东、海南等，都有这样的举措。这里，当然包括其所在省份的诗歌历史资源、人力资源以及经济资源，但如何实践并顺利完成这一举措也是至关重要的，能否就此谈谈看法？
赵金钟：“区域诗歌”这个说法很有意思。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对于“区域”的强调就是对“水土”的强调。“水土”是人类的家园，它不仅反映了自然的特征，而且留下了人类活动的痕迹，即留下了浓厚的文化印记。所以，提到莫一方“水土”，我们自然就会想到那一方“水土”的自然条件、地貌特征、政治经济、文化传统。它凝聚着地理的、历史的、审美的诸多因子。“区域”对于文学自然也不单纯是个地理概念，它其实野包含着上述诸多内涵，而且，其中的文化特征与审美内涵往往还十分突出。如“黑土”、燕赵、中原、齐鲁、巴蜀、湘楚、吴越、岭南等区域概念，人们一眼就能看出它们各自所承载的文化内涵与审美特征。古时候也有用区域来命名文学流派的，如“公安派”、“竟陵派”、“桐城派”等，这种命名不仅是对作家出生地的界定，而更主要的还是对其流派的文学主张与区域特性的彰显。
    近年来，不少地区的诗歌活动频繁，一些地方的政府也很重视诗歌。这反映了“物质”对“精神”的回馈，或者说“物质”对“精神”的再次利用。不少地方打出诗歌名牌，要建设“诗歌大省”、“诗歌大市”，一方面是为了提高省和市的文化品味，一方面是为了利用诗歌为当地经济发展服务。利用诗歌来加强省、市的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不是一件坏事，诗歌应该充分利用这种机会来发展自己，变“诗歌搭台经济唱戏”为利用“物质”这个平台发展诗歌。理想的结局是政府和诗歌双赢。所以，诗人在这种文化格局中不能失去自己，要热情地用自己的眼睛去打量生活，用自己的心去感受生活，写出来自于生活腹地的诗情。
张德明：近年来，不少省市地区都希望打出诗歌的名片来增强城市的文化底蕴和艺术活力，这对诗歌的发展来说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在诗歌活动方面，广东和海南的确更引人注目一些，广东喊出了建“诗歌大省”的口号，而海南也力争要建成名副其实的“诗歌岛”，这两个地区近几年来举行了不少在国内产生较大影响的诗歌活动。广东海南两省之所以极力亮出诗歌牌来自身的文化建设造势，主要原因在于这里得改革开放之机，笼络了一些诗歌人才，这些来自异乡的诗人与本土诗人一起互相唱和，使这些地带充满了浓厚的艺术氛围，也涌现出很多优秀的诗歌作品。比如广东的优秀诗人和优秀诗作，我们可以从黄礼孩主编的《出生地》《异乡人》两本诗集中领略到。自然，要想真正建成诗歌强省，频繁的举办诗歌活动只是其中一个手段，除此之外，诗歌刊物、诗歌网络的建设也至关重要，这是诗人交流和展示自己的平台，有了这些，诗人成长的历程会大大缩短。同时，政府要设立相应的人才培养计划和奖励措施，虽然诗人的成才最终不是通过某种格式化的教育而促成的，但每个人起步阶段和发展时期，有外在力量的推助绝对是好事情。
张立群：从历史的角度看，北京、上海、江苏南京（为中心）、四川等地，一直是新时期以来当代诗歌的重镇。如今，随着各地诗会、诗歌节等形式的出现，更多的诗歌重镇会涌现出来，进而使世纪初诗歌呈现出“区域现象”，这一现象对于当代诗歌走向会有什么意义？
赵金钟：北京、上海、南京、四川等地文化积淀深厚，历来具有诗歌发展的传统。拿四川来说，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几个大诗人多和这里有着密切的关系：李白、苏轼生于斯，杜甫长期生活于斯，还有新诗奠基人郭沫若，也生于斯。可以说，它已经形成了极为浓厚的诗歌文化传统。新中国成立以后，这种诗歌传统还一直发展着。所以，新时期以来四川一直成为诗歌创作的重镇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北京、上海、南京一直是政治文化中心，其诗歌发展条件自然得天独厚。进入21世纪，随着各地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广东、海南经济的快速发展，更多诗人的相继南移或“北漂”，诗会、诗歌节等的频繁出现，更多的诗歌重镇也即会相继涌现，进而使世纪初诗歌呈现出“区域现象”。这一现象对于当代诗歌走向将产生重要影响。可以预料的是，它将打破诗歌史上流派或思潮线性发展与更替的现象，代之以“遍地开花”的形式集体呈现与错落更迭。这将使得各种流派、各种创作个性都能够得到有效发展的机会。
张德明：北京、上海、南京、四川等地，从五四以来就一直是诗歌发展的重镇。而新时期以来，这几个地带更是优秀诗人的营垒，举凡朦胧诗人、第三代诗人等，其主力干将大都出于这些地带。这些地区在诗歌方面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有深厚的诗歌传统，也曾诞生了不少为人仰慕的诗人和传诵久远的诗歌，这些积极因素的存在，为这些地区在新诗创作中的继续发展提供了相当有利的条件。在新世纪以来，这几个地区仍然是比较活跃的诗歌版块，它们的长盛不衰，对于当代诗歌发展来说是有多种意义的。既保证了诗歌不致因消费文化的冲击而江河日下，也为其他区域的诗歌发展提供了示范和榜样。
张立群：也许，从诸多创办、延续至今的民刊及其围绕于此而产生的诗歌小团体，同样会为“区域诗歌”提供新的认识视角，能否以此谈谈“区域诗歌”的问题？当然，也可以参考当地的正式刊物说说这一话题？
赵金钟：近十年来，民刊如雨后春笋，“长势”迅猛。诗歌民刊也是这样。民刊是对“官刊”的有效补充。无论是办刊方式、办刊宗旨、审美取向、作者构成，民刊都与“官刊”有所不同。民刊的存在与繁荣，对于当代诗歌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对于“区域诗歌”版图的形成，有着某种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民刊多带有“小圈子”的性质，其选稿的倾向性，办刊的“圈子”化，都利于形成某种“区域”特征。如广东的黄礼孩主编了十年之久的《诗歌与人》，即是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的诗歌民刊。它的持久存在，对于广东的“区域诗歌”，甚至全国的“民间诗歌”，都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优秀民刊的出现，对于当下诗歌的健康发展和多样化格局的形成，也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由于“官办诗刊”资源的有限及其选稿的严格性和特殊性，许多优秀的诗作不能刊登发表。民刊的存在，就为这类诗歌的发表与传播提供了机会。这又是诗歌民刊的另一重要价值所在。事实上，不少优秀诗作正是在民刊上发表进而得以传播的。
张德明：民刊的创办，是中国诗歌人才众多，而官方诗歌资源有限的一种反映。不少优秀的诗人笔耕多年，也写出了不少佳作，但一直没有出场的机会，从而得不到人们及时的认可，于是，借助民间诗歌刊物的阵地而发表与传播，也是一条将自己作品推到大众面前的有效途径。据我所知，当下诗歌界不少相当优秀的诗人，都曾与民刊有染，有的是创办过民刊，有的是在多种民刊上发过诗作。民刊在培养诗歌新人，拓宽诗歌的传播渠道等方面可谓功不可没。因为主持者的兴趣各异，民刊的种类是繁多的，有些是一种综合性的诗歌杂志，各种流派各种风格的作品都可进入其间。有些则相对有一种较为特定的审美取向，体现出一定的流派特征。不管怎么说，民刊已经构成了当代诗歌中的某种“美学区域”，当然这种区域没有严格的地理学标记，往往是跨地区、跨省市，有时甚至是跨国界的。
张立群：一般而言，提及一个“区域”的诗歌，我们总会想到所谓“代表诗人”，这一具有“实名制”的看法，当然符合自然的逻辑，但无论就老中青的代际划分，还是必然存在的遮蔽，上述认识都无法全面解读“区域诗歌”的内部肌理，可否就此谈谈这一现象包含的身份、权利意识？
赵金钟：文学史上，无论是“区域诗歌”还是“诗歌流派”，都存在着以“代表诗人”的成就与创作特色来谈论整个“区域”或“流派”的成就与特色的习惯。这可能是“抓主流”的梳理思维所带来的概括习惯。这种概括习惯明显的好处是，突出了“区域”或“流派”的主流特色与个性，在纷杂多态的诗歌现象中彰显了“这一个”，有利于人们顺利认识某一“区域”或“流派”的特征与内涵。但它的局限也是很明显的。其中最大的局限是将复杂问题简单化。“代表诗人”常常代表的是“区域”或“流派”创作的最高性，但不能代表它的丰富性，更不能代表它的复杂性。所以，用“代表诗人”去诠释“区域诗歌”，往往就构成了对“区域诗歌”丰富性的消减或对其他“区域诗人”的遮蔽，从而妨碍了对“区域诗歌”内部肌理的全面解析。
张德明：“代表诗人”是一个地方最显眼的诗歌符号，我们提到某个区域的诗歌，肯定会马上想到那个地区的有名诗人，这是一种习惯性的思维方式。必须承认，“代表诗人”的存在，某种程度上表征着一个区域在某个时段上诗歌创作曾达到了一定的高度，这对我们认可这个区域的诗歌水准，以便进一步认识这个区域的当下诗歌状况而言也是不乏意义的。不过，一个区域的诗歌状况总是多层面的、立体样的，“代表诗人”的显山露水某种程度上也可能对我们进一步认识区域诗歌的真实纹理产生某种影响和遮蔽作用，使我们有一叶障目的隔膜感。这是我们从诗歌地理学角度思考区域诗歌的内在构造和审美特质时千万要警惕的。
张立群：最后，还是期待围绕自己熟悉的一个区域个案或者本地的诗歌群体客观地谈谈这一问题？
赵金钟：新世纪以来，广东诗歌有了迅猛发展。广东诗人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本土诗人，一部分是来粤人员，黄礼孩把其中的优秀诗人的优秀诗作，编辑成《出生地》和《异乡人》两本诗集出版。这两本厚重的诗集基本上体现了广东诗人近几年来的创作成就。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各类人才云集于此。这其中也有生活于底层的“打工诗人”。他们来自于生活的前沿与底部。“写作”对于他们，是和“生存”呈现着胶着互生状态的。他们的写作较少在意技巧，而是更看重关于生存的切肤的体验与血淋淋的呈现，更看重质感地向我们传递生活的真实和精神的真实。“打工诗歌”给广东诗坛带来了一股新鲜之风，也给风行了20年形而上探索之风的当代诗坛吹入了一股略显拙重却极具穿透力的活鲜气息。它的出现，使得写作变得亲切、直率与活鲜。“打工诗人”的作品丰富了广东诗歌的区域版图。
张德明：谈谈我所在的城市湛江的诗歌状况吧。新时期以来，湛江的诗歌发展是一直在稳步中前进的。上世纪80年代的红土诗社，是湛江本土最有名的一个诗歌社团，集中了不少优秀的诗人，有些已经在国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湛江走出的诗人中，洪三泰、马莉、黄礼孩、符马活等，在国内诗坛也是相当优秀的。从地理位置上说，湛江东濒南海，西靠北部湾，蓝天碧海频频扑入诗人眼帘。海洋给了湛江诗人许多诗歌灵感，海洋也成为湛江诗人诗歌创作中的一大重要题材，海洋诗歌很长时间以来构成了湛江诗歌的一个品牌与特产。就诗歌影响力而言，在上世纪80—90年代，湛江诗歌在广东省乃至全国范围内都是有一席之地的。不过近些年来，由于地处偏远，受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的影响，湛江的诗歌状况并不尽如人意，上述列举的一些优秀诗人都是因为寄身于广州这个大都会，所以他们的诗歌特长得到了充分的生长与展示。由此可见，一个地域所处的地理位置和自身的经济状况，对诗歌发展的影响也是相当大的。这是我们在对区域诗歌进行理性审视时，必须加以关注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