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学史的“主体性”

张立群 · 发表于 2006-4-14 16:3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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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选择“主体性”这样的一个词语对文学史家、文学史写作等方面的研究进行切入的时候，它所拥有的内涵主要包含在如下几个方面：所谓文学史的“主体性”既是充分体现史家主体意识，又是展示文学史完成后浸润在作品中作者主体情感的一种倾向；同时，“主体性”也应该是文学史自身作为区别同类艺术品、充分表现自我、独树一帜乃至可以传世的重要因素之一。它的实质应是如何呈现文学史家的学术个性和文学史作品的艺术品位。<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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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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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学史写作的一个重要部分，“主体性”的提出并不是偶然的。“主体性”既是反思以往文学史写作中存在的实际问题而提出的，同时，它也是在充分强调文学史应客观展示文学历史的“初级”目标下，在文学史研究不断成为“热点“的年代里，对现时以及未来的文学史家和文学史写作提出的更高要求。文学史作为文学的历史归根结底是一部作品，而优秀的文学史在完成之后又应当是一件可以进行审美享受的艺术品。然而，自20世纪中国的文学史写作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下出现之后，文学史写作就在传统文化特别是在“政治决定论”和“机械进化论”的影响下，常常在基本史观、研究方法、体例模式等方面给读者千人一面、个性匮乏或主观臆断甚至是“遵命写作”的感觉，而20世纪变换纷繁的社会时代环境又在某种层面上加重了这种倾向。这些，无疑都是我们应该力图避免的。<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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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是主客观交融之后的产物。因而，无论文学史家怎样力求客观，他描述出来的历史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即史家的主体情怀。文学史其实从来也不会达到真正意义的客观乃至绝对的公允。文学史的深刻性总是通过文学史家独特的视角而完成的，“只要文学史家真正从自己的阅读体验出发，依照他的独特的视角去评判文学现象，他的著作就能够获得长久的生命力”。<a href="http://www.zgyspp.com/bbs/post.asp?action=new&boardid=32#_ftn1" target="_blank" >[1]</A>而且，随着治史的人越来越多，历史的公论越来越清楚，史料的发掘越来越丰富，对史家主体情怀即“主体性”的要求也就越来越高。本来，文学史与历史一样是没有分期的，但为了将自己的作品书写成一个有层次和系统性的文本，文学史家就不得不对历史“以笔为刃”；文学史的研究究竟应该以什么为基本对象，是作品还是作家？是流派还是思潮？是作家的人格还是读者的接受？面对着源远流长、浩如烟海的文学史，谁是一流作家，谁是二流写作者……？他们究竟应该占有多少篇幅？这一切都使文学史家无法用一种“超然物外”的心态去看待历史，而必须要积极地参与到历史当中去。作为文学史的作者和一个特殊的“读者”，文学史家正经历着不断由认知主体到体验主体的身份转变。在充分考虑到客观历史与读者接受等因素后，文学史家最终必定会按照自己的审美爱好和观念旨趣来进行文学史的书写工作，而这一点也正是允许文学史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客观性原则、充分体现自己情感意志和艺术功力进而表现文学史作品艺术性的地方。文学史家可能会曾经慨叹自己“生不逢时”，因为“后来者”的身份往往使他无法亲自回到历史事件发生的“第一现场”，他不能完全肯定面前的史料是否完全会准确无误的，无法与作家进行真实的对话，从而了解作家真实的写作意图；但文学史家的后来者身份也为他营造了可以逾越历史的空间，他可以不必背负“当代人评价当代人的历史尴尬”，也可以充分展示自己的情趣爱好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通过适当地“拟想历史”而充分体现自己所处时代的色彩。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历史确实可以称为治史者的“当代史”。同时，书写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描写当代人的文学史如“中国90年代文学史”也无疑是具有难度甚至是吃力不讨好的一件事。<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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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正确认识文学史的“主体性”还因为文学史本身近乎与生俱来的“主体性”特征。文学史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它无疑在面对史料的时候具有“自我选择”的权力。文学史这种近乎根深蒂固的“个人性特征”往往使它比那种纯历史编写更具“主体性”的效果。文学史或许会十分接近“文学史本身”的客观性，但那种绝对的“客观性”是无法实现的。这一点在书写现代文学史特别当代文学史的时候就显得更为明显。文学史写作必须要反映一种当代精神，那种近乎执拗地追求文学史本体的“客观性”作法，其结果只能是以泯灭文学史研究主体的特征来确保所谓文学史的“原本特性”。而这样的文学史只能是一种缺乏感情色彩、主体意识匮乏的历史客观进程和种种史料的系统排列，并进而导致文学史面目雷同、空前划一的景观。不仅如此，纯客观意义上的“文学史”难以实现的原因还在于：对于文学史的主要研究对象的“作家与作品”，尽管我们在书写文学史时曾在搜集这方面史料上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但它们却总是带有一种不可穷尽性。<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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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性”的引入对于文学史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陶东风先生在反思我国20世纪50至90年代文学史写作整体存在的问题时曾指出：“我国已有文学史不但在基本史观、文学观、研究方法上是大体雷同僵化的，而且其体例和编写模式也是如此。社会环境、作家介绍、作品分析（思想分析加艺术分析）三者的机械贴拼排列成了文学史公用的编写模式（少数著作例外），差不多可称为‘文学史八股’”。<a href="http://www.zgyspp.com/bbs/post.asp?action=new&boardid=32#_ftn2" target="_blank" >[2]</A>这段话或许听起来很尖锐刺耳，但曾经发生过的历史事实却也正是如此。因此，倡导文学史的“主体性”首要问题就是要解决文学史写作的僵化模式并对文学史写作的质量和文学史家提出更高的要求。对于文学史写作而言，由于文学史家是生活在历史与现实的“缝隙中”，所以，现实的一切就不能不在史家治史的过程中留下投影，史家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完成现实与历史之间的对话的；同时，这种近乎“缝隙中”的生活情境还让每一个文学史家在治史的时候成为一个不断回首过去和遥望未来的人。文学史是从过去中产生的，它是要为后来者了解历史的时候留下一份特殊的见证。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优秀文学史家的目光往往是应该远远高过历史甚至是超越未来的边界的。而要想达到这种状态，自然要涉及到文学史家在写作中的个性主体特征。“主体性”是文学史家浸润在文学史作品中的主体审美情怀，文学史“主体性”是文学史作品形成之后所显示出来的情感特征，它是客观史实与主体审美情感之间的一种张力。“主体性”虽然是文学史个性化的衡量标准，但它必然是在不伤“历史客观性”的前提下显现的。以往文学史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在听命“经学”和机械的左倾唯物论的束缚下，文学史的“主体性”曾遭到了极大程度上的扼杀，这是特定环境下文学史家的悲哀与宿命。当然，强调文学史的“主体性”绝不是要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文学史的“主体性”必须要与文学史写作中的主观主义区别开来，过去文学史写作中曾经出现的所谓的“以论代史”的笔法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主观主义泛滥的产物。只不过在更多的情况下，这种手法是把那种带有明显唯心倾向的写作用貌似客观的真实掩盖起来了，而其结果往往是造成了文学与史学的双重迷失和文学史家的写作困惑。<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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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承认文学史的“主体性”还对文学史的学科建设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没有主体的参与和建构，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是无法产生的。在对文学史料的认识过程当中，史家的所有精神积累都将发挥积极的参与作用，并进而促成文学史从可能性向现实性的转变。文学史家不但可以凭借自己的才能对历史运动的形态进行多样化的描述，而且，也会逐步走向对历史运动主体的多样化描述。而且，承认历史的主观性，也往往意味着加重了史家作为历史解释者的责任感。史家一旦发现自己要对历史判断负全部的“责任”，自然就会谨慎处理自己在写作过程中遇到的所有问题。实际上，所谓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不过就是人们对于过去的主观认识，没有任何一本教科书说文学史就一定应是对于文学现象做出终止性判断或者就是要把各种复杂的文学现象都纳入到某一个井井有条的秩序中去。文学史可以在形成文本之后缺乏结论，可以有始终无法解决的问题贯穿始终，但文学史必须要充分反映和坚持文学史家真实的审美感受，那种违背自己内心的写作无疑是虚假而做作的。<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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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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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主体性”应如何在文学史写作或文学史家的笔下得以展现呢？一般来说，认识论者眼中的广义“主体性”是这样的：“所谓主体性，是指人在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中既指向对象，又高于对象的性质。也就是说，主体性是人类所独有，并足以傲视对象的一种品格。主体性不是简单指人的自然性、社会性这样一些性质，因为作为人的一般特性和本质特性的自然性和社会性，不仅作为主体的人所拥有，作为客体的人也是同样具有的。自然性、社会性是人作为主体存在的现实基础，而不是主体性本身。”<a href="http://www.zgyspp.com/bbs/post.asp?action=new&boardid=32#_ftn3" target="_blank" >[3]</A>既然广义上的主体性是人类所特有的，那么，作为文学史意义上的“主体性”就应当为文学史家和文学史作品所特有。童庆炳先生在《文学史建构的主体性问题》一文中曾指出：“文学史的主体建构，可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层面是资料选择整理层面。具体说就是对作家、作品的选择、排列和相关资料的整理问题”。“第二个层面是体验的层面”，具体就是指文学史与其他历史不同，它不但要面对一个个作家，还要面对作品以及作品内的人物以及独特而生动的场景、氛围，“第三层面是评价层面，文学史的最终目标是要对它的对象做出评价，评价就是看被评价的对象对我们今天所具有的意义。”<a href="http://www.zgyspp.com/bbs/post.asp?action=new&boardid=32#_ftn4" target="_blank" >[4]</A>这些对“文学史主体性建构问题”的看法无疑是正确的，但文学史在具体操作的时候，“主体性”所包含的内容层面或许往往要比这些更为复杂多样。<o:p></o:p>
首先，从文学史的治史观念上说。“有什么样的历史观，也就有什么样的文学史。”<a href="http://www.zgyspp.com/bbs/post.asp?action=new&boardid=32#_ftn5" target="_blank" >[5]</A>坚持什么样的史观对文学史最后的形成甚至成败无疑都是非常重要的。“文学史家的主体性不但突出地表现在他们对作家作品的价值评判上，尤其表现在他们切取哪一段历史、选择那一个角度来写的具体做法上”。<a href="http://www.zgyspp.com/bbs/post.asp?action=new&boardid=32#_ftn6" target="_blank" >[6]</A>在20世纪文学史学的发展道路上，胡适《白话文学史》和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都在一定的程度上取得了成功，这是与他们或者坚持“以进化论方式重写历史”，或者“求因明变”、“客观真确”<a href="http://www.zgyspp.com/bbs/post.asp?action=new&boardid=32#_ftn7" target="_blank" >[7]</A>是密不可分的。而没有一种观念作为文学史写作的指导，文学史写作势必要在按照什么标准进行“分期”之类的简单问题上出现前后的矛盾。由于文学史是后人对以往历史的一种书写，所以文学史家无疑应该坚持一种大的视野，并在具体写作的时候进行大小兼顾。文学史不是专为历史上已有定评的大作家进行多次描述的“传记”，它要充分考虑到包括外来力量和民间力量等在内的种种文化的力量。文学史的“主体性”不但要在最终外化为闪烁于字里行间的独特神采，还要表现在被书写对象身上的生命活力。对于文学史写作中历来强调的学统、道统与政统的问题，文学史无疑是应当遵从一定的道义真理即道统甚至必须要考虑意识形态即政统在文学史写作中的问题。但无论如何，文学史写作始终要将科学严谨的学统放在第一位，不能以道统特别是政统压制甚至替代文学史的写作。<o:p></o:p>
当然，那种想要书写纯审美意义上的文学史作为一种理想无疑是应当被提倡的。文学史作为一种特殊的“史学”，既是文学史家苦心经营的结果，同时，也必然要成为读者眼中的“文学史”。文学史至少应当在坚持真善美的前提下充分展示文学思潮演变、文体变迁以及作家心态等方面的结晶，它应当尽量排除文学以外的事物频繁到场。但史家在尽力恢复历史本来面目的过程中所遇到的一系列问题以及自身所处时代的局限性，都使彻底忽视文学外部环境的“文学史”在具体操作中无法实现——那种完全意义上的实证主义模式或社会历史批评模式的文学史写作固然不可取，但像接受美学所倡导的“读者反应”意义上的文学史也往往由于无法回到“文学发生时刻的现场”或读者群体的“额定数量”等原因而难以真正地实现。所以，将外部环境即使是政治文化因素作为一种特殊的机制——文学进步或曰文学“现代化”演变的动力无疑是一种切合实际的行为。毕竟，文学史写作无法彻底忽视文学的外部因素，文学史必须要尊重文学历史的史实。像香港著名史家司马长风在《中国新文学史》中那种“超乎文类”的成功与排斥鲁迅“杂文”的片面性追求无论从正面还是反面都是给人留下了深刻的思索的。<a href="http://www.zgyspp.com/bbs/post.asp?action=new&boardid=32#_ftn8" target="_blank" >[8]</A><o:p></o:p>
 其次，是怎样选择史料的问题。文学史家选择什么样的资料，关键就在于是否可以把握住文学的流程。文学史家应当从客观、公正的前提条件下对历史材料进行详细的梳理、考证。这是文学史写作的一个基础工作。但即使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仍然需要有主体意识。文学史家并不是历史考古专家，单是详细整理资料是不够的，同时，不切合实际的妄想偶然发现一本具有填补空白意义上的书也是不切合实际的。没有自己主体意识的参与，对史料进行极具特色的排列组合即没有治史的观念和整体设想，文学史势必要成为目录学或单纯的“历史记录”。文学史需要史家主体的充分介入，“文学史本体的相对性”正是由于文学生态中无数的偶然性和文学研究者的主观性所决定的。但论及史料的甄别又必然要涉及到文学史治史的方法和文学史家的素质。一般来说，“新时期以前，文学史研究的方法承受着两脉来源：一是乾嘉传统，比较重视考据、校勘、注释以及材料的收辑、辨析，论及文学史的发展，则喜欢以出于某某、衍为某某与递次矫正前代或同时代某种弊病的思路来梳理线索。一是由前苏联文学理论移用过来的主要从经济、政治等社会条件进行分析的方法。”<a href="http://www.zgyspp.com/bbs/post.asp?action=new&boardid=32#_ftn9" target="_blank" >[9]</A>而这两种方法在新时期以前或因为语焉不详或因为以政治评判作为旨归，其最终的结果都是伤及了真正属于文学史写作的“主体性”。“主体性”必须建立在客观公正和充分占有史料的前提之上。但是，要想将最后的作品近乎完美地奉献给读者则还需要史家深厚的文学底蕴和历史底蕴，还需要有从历史高度、哲学高度和世界文学总体发展脉络中把握中国文学史特别是20世纪文学史的眼光。在新时期治史和“重写文学史”的迭起高潮中，由于我们许多史家只是注意到文学史的“重写”以及什么才是属于“文学”意义上的东西，所以，似乎就很少有人专门从历史才识和世界眼光来论及文学史的治史方法。其实，新时期以后，无论从社会条件还是文化氛围来说，我们的确已经进入了一个可以真正静下心来进行写史的历史阶段，但由于时间的相对短暂，我们在许多方面还没有进行深入的探究。这可能会造成视野上暂时的狭窄，但却绝不是永远也无法写出优秀文学史的理由。今天我们之所以常常慨叹鲁迅和闻一多这两位真懂文学又有兴趣准备写文学史的人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完成这项工作或是将朱自清先生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以及其弟子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评价颇高，都是与他们本人在各方面拥有较高的素养截然难分的。文学史家必须具有较高的素养，否则他必将不能对文学历史上的人物做出正确的评价，何况文学史家还要面对繁重的史料整理工作以及来自各方面甚至是意想不到的因素限制。刘大杰、林庚、王瑶都曾经写过优秀版本的文学史，但在特定的时期不得不几易其稿的事实似乎正说明了这些。<o:p></o:p>
 最后，是个人修史的必要。之所以将个人修史作为一个观点提出来，并不是要否定集体编写特别是集体编写在占有材料和群策群力等方面上的优势，而是针对以往文学史修治过程中存在的普遍问题而加以强调的。强调文学史的个人修治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将史家的设想贯彻始终，从而保持文学史的个性。曾几何时，撰写一部完整的、可以作为教材使用的文学史，是每一个大学教授的毕生追求。但近年来又有许多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文学史有那么重要吗？与其去编写那些了无新意的文学通史，不如去作专题研究，就某个问题写出有分量的论文。”当然，透过这两种表面上截然不同的观点，特别是后者这种“针对文学史领域大量集体性重复劳动的批评，有针对性和棒喝意义，值得深思” <a href="http://www.zgyspp.com/bbs/post.asp?action=new&boardid=32#_ftn10" target="_blank" >[10]</A>的论述，我们在仔细思考之后得到的结果似乎并不是“文学史的写作没有任何意义”，而是几乎所有的文学史家都对私家修史的一种向往，以及如何将文学史上升为一种学科、摆脱单纯的教科书意识并进而成为一种知识体系的渴望。集体创作的史书是很难融合无间的，因为各个作者的水平与爱好往往是很难统一到一个平等的层面上的，而且，集体写史也常常更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侵袭，所以，集体写史的最终结果往往是与追求个性化色彩的文学史相互抵牾；同时，强调个人修史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个人修史会尽可能地让史家从“文学史天然就是教科书”的错觉和误区中超拔出来，使文学史可以像小说、诗歌那样最后成为可供人欣赏的艺术作品，而作为统一教材使用的文学史则由于它所必须具有的“普遍性”与“普及性”而应当是在教学过程中体现出来或干脆就应当是另一层面的事情。以90年代最为著名的两部文学史著作陈思和先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洪子诚先生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为例，《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提出了当代文学研究中许多新颖的关键性词语，而且，其写作过程中也确实突出了作者强烈的主体情怀，但由于集体编写的缘故，“一些章节并没有很好地体现主编的意图而是反复强调主编设计的概念、关键词，流露出生搬硬套的痕迹”<a href="http://www.zgyspp.com/bbs/post.asp?action=new&boardid=32#_ftn11" target="_blank" >[11]</A>，而且，既然为了要突出文学史意识，而将以往教材所重视的“文学史知识被压缩到最低限度”，甚至为此还不惜将“时代背景和文学背景都只有在与具体创作发生直接关系的时候才作简单介绍”<a href="http://www.zgyspp.com/bbs/post.asp?action=new&boardid=32#_ftn12" target="_blank" >[12]</A>，那为何还要将这本更像一部论文集专著的文学史作品冠名为“教程”呢？相比较而言，由洪子诚编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是一部典型的个人修史，它虽然由于过度追求客观化色彩而没有在“主体性”上达到十全十美，但却无疑是将一个“主体史家的风度”从一而终地贯穿出来，它以文本呈现的“公共的个人主体性” <a href="http://www.zgyspp.com/bbs/post.asp?action=new&boardid=32#_ftn13" target="_blank" >[13]</A>，摆脱了个人偏好与私人趣味，从而体现了学术研究的自由性与丰富性。与前面提到的两种史书相比，它的成功在更多的情况下是应当归结为一种近乎纯粹意义上的“个人化写作”的成功。但即使这样，它还是难以摆脱在教科书与学术专著之间艰难徘徊的“命运”。如果这本书也是由许多位作者集体完成的话，那么，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究竟会是怎样恐怕是很难设想的。或许正因为如此，在文学史写作的过程中反复强调像《史记》那样进行私人修史才显得非常必要，因为它至少能够保证史家的意愿可以贯彻始终和不至为种种因由所约束。尽管，对于不同种类的文学史写作而言，个人修史往往由于时间跨度和篇幅等因素的限制只能是一种梦想。 <o:p></o:p>
总之，文学史对于一个史家来说，可能是一个固定的“流程”，因为治史过程的结束往往会决定一件作品的完成，而即使再次进行改写也会常常被拘囿于第一次的经验与框架之中。但文学史对于“史家”群体而言，偏偏又是一个永远充满诱惑的地域：文学史的流动性会使文学史写作永远进行下去。因而，所谓“重写文学史”是一个需要不断填充的过程，这是每一个文学史家的宿命，优秀的文学史家势必早已对此一目了然。所以，从这种角度上说，文学史的“主体性”也必将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它甚至是每一个文学史家都希望能够达到的一种境界，同时也是“文学史哲学”<a href="http://www.zgyspp.com/bbs/post.asp?action=new&boardid=32#_ftn14" target="_blank" >[14]</A>主要考察的对象之一。因为每一个文学史家都想努力地从一去不返乃至永不可改变的历史中提升出一件优秀的艺术品，所以，“主体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正是文学史家在凝固的史料与活生生的艺术之间“苦苦挣扎”之后的一种文本情态，文学史的生命力将由此萌生，而文学史家的艺术素养和工作的快乐也正在于此。<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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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ref="http://www.zgyspp.com/bbs/post.asp?action=new&boardid=32#_ftnref1" target="_blank" >[1]</A>王晓明：《刺丛里的求索》，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3月第1版，238页。<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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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ref="http://www.zgyspp.com/bbs/post.asp?action=new&boardid=32#_ftnref2" target="_blank" >[2]</A>陶东风：《文学史哲学》，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5月第1版，19~20页。</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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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ref="http://www.zgyspp.com/bbs/post.asp?action=new&boardid=32#_ftnref3" target="_blank" >[3]</A>董学文：《两种文学主体观》，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2年6月第1版，81页。</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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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ref="http://www.zgyspp.com/bbs/post.asp?action=new&boardid=32#_ftnref4" target="_blank" >[4]</A>童庆炳：《文学史建构的主体性问题》，《文学评论》，1996年2期，52~53页。<o:p></o:p></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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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ref="http://www.zgyspp.com/bbs/post.asp?action=new&boardid=32#_ftnref5" target="_blank" >[5]</A>王晓明：《刺丛里的求索》，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3月第1版，251页。</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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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ref="http://www.zgyspp.com/bbs/post.asp?action=new&boardid=32#_ftnref6" target="_blank" >[6]</A>董乃斌、陈伯海、刘扬忠：《中国文学史学史》第三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592页。</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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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ref="http://www.zgyspp.com/bbs/post.asp?action=new&boardid=32#_ftnref7" target="_blank" >[7]</A>戴燕：《文学史的权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69页。<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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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ref="http://www.zgyspp.com/bbs/post.asp?action=new&boardid=32#_ftnref8" target="_blank" >[8]</A>陈国球：《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3月第1版，219~221页。<o:p></o:p></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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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ref="http://www.zgyspp.com/bbs/post.asp?action=new&boardid=32#_ftnref9" target="_blank" >[9]</A>王锺陵：《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文精粹·文学史方法论卷·序言》，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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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ref="http://www.zgyspp.com/bbs/post.asp?action=new&boardid=32#_ftnref10" target="_blank" >[10]</A>董乃斌、陈伯海、刘扬忠：《中国文学史学史》第三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628页。<o:p></o:p></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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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ref="http://www.zgyspp.com/bbs/post.asp?action=new&boardid=32#_ftnref11" target="_blank" >[11]</A>朱德发、贾振勇：《评判与建构——现代中国文学史学》，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381页。<o:p></o:p></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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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ref="http://www.zgyspp.com/bbs/post.asp?action=new&boardid=32#_ftnref12" target="_blank" >[12]</A>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前言》，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o:p></o:p></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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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ref="http://www.zgyspp.com/bbs/post.asp?action=new&boardid=32#_ftnref13" target="_blank" >[13]</A>同②，385页。<o:p></o:p></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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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ref="http://www.zgyspp.com/bbs/post.asp?action=new&boardid=32#_ftnref14" target="_blank" >[14]</A>关于“文学史哲学”的有关概念，可见陶东风的《文学史哲学》，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5月第1版，3页。<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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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蒙 · 发表于 2006-4-16 00: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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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学史的“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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