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悬置的历史

张立群 · 发表于 2006-4-21 20:5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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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90年代诗歌研究几个热点话题的反思 <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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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选择“拆解悬置的历史”作为标题，对90年代诗歌研究及其现状进行反思的时候，或许我们并不只是对日益为人们所关注的90年代诗歌研究进行一次全面反拨，而只是希望通过重审几个热点问题，并希望由此发现并解决一系列悬而未决的问题，从而在对一直处于“悬浮状态”的90年代诗歌研究重新做出某种判断的前提下，推进这一时期诗歌研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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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于本文选择的几个“90年代诗歌研究话语”而言，我们又必须承认其本身存有的“困惑”，即：这种“困惑”不但来自90年代诗歌研究本身所具有的种种限制，还与90年代诗歌写作及研究缺乏历史沉积的“近距离”有关。就20世纪文学而言，90年代诗歌虽然已经成为了远去的历史，但从文学史的角度上说，适时的反思包含在90年代诗歌之内的、产生重要影响的研究话语，不但会破除往日思维惯性所带来的“意识幻觉”，而且，还会在收束20世纪中国诗歌这一完整时间概念的同时，为新世纪的诗歌研究奠定了基础，自然，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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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989年”与诗歌流程的“断裂”<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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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对于90年代诗歌研究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它造成了80年代与90年代诗歌在时间上的“断裂感”。诗人欧阳江河在其著名的诗学论文《’89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中曾以近乎寒彻透骨的方式进行描述：“1989年是个非常特殊的年代，属于那种加了着重号的、可以从事实和时间中脱离出来单独存在的象征性时间。对我们这一代诗人的写作来说，1989年并非从头开始，但似乎比从头开始还要困难。一个主要的结果是，在我们已经写出和正在写的作品之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中断。诗歌写作的某个阶段已大致结束了。许多作品失效了。……才华横溢的年轻诗人海子和骆一禾的先后辞世，将整整一代诗人对本土性乡愁的体验意识形态化了，但同时也表明了意识形态神话的历史限度。”①这段具有“经典化”作用的论述以及论文本身在90年代诗歌研究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即这种作用不但外化为这篇长达数万字的论文曾经在多个刊物和论文选集中反复出现，而且，还常常表现为对这段论述以及论文主要观点的反复援引，在这种援引中，80年代与90年代诗歌之间存在的“断裂感”应运而生，于是，所谓“1989年”在80年代与90年代诗歌之间的界限作用便在90年代的诗歌研究中被人为的突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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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诗歌而言，1989年自然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份。在这一年的春天，天才诗人海子在90年代来临之前卧轨自杀，而后就是骆一禾在心力交瘁中的去世。当然，如果联系1989年特定的社会背景，那么，1989年还有一场波及范围较广的风波。然而，这一切与80年代与90年代诗歌之间的“断裂感”究竟有何种内在的联系呢？如果只是按照诗人队伍成分特别是诗歌外部生存环境的转变来思考80到90年代之间诗歌存在的差异的话，那么，无论是缘自诗歌内部的诗人死亡和“后朦胧诗”云散后的反思，还是缘自90年代文化转型之后诗歌外部境遇的“骤然降温”，甚至还包括90年代诗人身份的蜕变与描写焦点的位移，都造成了90年代诗歌与80年代诗歌存有显著的不同。然而，任何一个时代的诗歌写作都不是凭空而生的，因此，无论我们怎样从诗人分化以及阅读群落的减少去看待问题，都无法阻碍80年代的诗歌热在90年代成为真正的历史以及因位置上的差异而形成的“断裂的感受”，但90年代普遍的“断裂感”与80年代初“朦胧诗”所带来的“恍若隔世”的感受毕竟是不同的，而关于这一点，似乎时间隔得越远就越发清晰——关于90年代初期的所谓“断裂”是在80年代诗歌“概况”与90年代诗歌生存状况的比较中得出的，而日趋中年的沉潜心态以及90年代诗歌普遍“冷风景”的境遇都无形中加重了这种感受——这是一种在对立中完成的非表面化过程，而两个时代在自己的层面上各自独立并相对开放的事实，恰恰是造成这种感受的重要内因。
但80年代与90年代诗歌在内部上的延续与进一步发展又绝不仅仅是在于时间观念上的，即使单纯分析欧阳江河的长篇诗学论文，也同样会发现他笔下的“1989年”在90年代诗歌研究中也存有明显的误读成分：89事件在欧阳江河那里很早就被看作“仅仅是个新闻性质的事件，鲜有其人将之视为精神上的事件加以深究”。而事实上，与其他被人为夸大的成分相比，90年代经济文化的转型力量以及由此带给人们心灵的错位和“影响的焦虑”无疑是巨大而持久的，而作为一个经典个案，欧阳江河的论文除了深刻记录一种历史场景的转换和后现代氛围下的反思，更为重要的是以本土气质、中年特征、知识分子身份走向一种后现代氛围下的自我认同乃至高雅的诗歌乌托邦与知识阶级——他要排除的是“为群众写作和为政治事件写作”这两个写作方向，而“在这种情境中，我们既可以说写作的乌托邦时代已经结束，也可以说它刚刚开始”。当然，在重新解读的过程中，或许我们还要指出的是：90年代诗歌在进入历史方式上与80年代的进入方式是不同的，即90年代诗歌虽然最终是通过与现实的对话和生活的关怀中逾越了断裂“鸿沟”，但90年代诗歌在自我展开的过程中却显得隐晦了许多。而从诗歌艺术的角度上看，相对于80年代诗歌技巧的“单一”，90年代诗歌也在不断深化的过程中进入了一种技巧“综合”的状态。因而，80年代与90年代诗歌之间存在的中断乃至断裂其实只是一种表面化的感受。而有关这一点，或许正是欧阳江河在其名文的开篇处就强调“本文讨论的范围限于1989年以后中国国内的诗歌写作。我把写作现状、作为历史的写作、可能的写作放在一起讨论，把语言的历史成长及个人成长、风格的一般特征及个人特征放在一起讨论，目的是想对转型时期国内诗歌写作的历史转变做出初步的考察和说明”②的重要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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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个人化写作：再度勃兴与流于形式<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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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化写作”是90年代诗歌批热评中的一个热点话题，同时也是一个反复提及并可以上升为理论的话语之一。本来，如果只是从写作的角度来说，任何诗歌写作都是“个人”的，因此，在90年代提出所谓的“个人化写作”并没有给人带来喜出望外的感觉。但90年代诗歌中的“个人化写作”关键是在于对80年代“后朦胧诗”的集体登场而发的，它是反思历史上种种附庸式写作而最终为90年代诗人普遍接受的，同时，它的命名歧义也不在于是无奈后的写作策略以及能够标志诗人独立的成长和真正独立于艺术层面上的诗歌知识谱系，而只在于它本身可以让人产生“似曾相识”的感觉。
90年代是诗歌倍感艰难的时代，无论是商品浪潮的吸引，还是大众传媒的冲击都能使诗歌濒临“绝境”。因此，适时地提出“个人化写作”，关键就在于可以以某种颠覆与反抗的边缘化策略，进而隐含重返中心的可能。同样的，“个人化写作”特别是“个人化谱系”本身还源于后现代语境下的反思与自我发现，而对它进行事实的强调则与后现代本身充满的活力有关——即此时“个人化写作”的出现宣告了诗歌写作甚或共同阅读标准的散失，一个充满差异性的时代已经到来。因而，“个人化写作”绝不是诗人无奈之后的自我逃逸，而是摆脱权利话语之后的自我发现和自我深入。所以，著名诗歌批评家唐晓渡才说：“‘个人化’更深刻的意义就在于此。它使我们真正回到了自身，回到了那个使一切矛盾冲突得以发生，在探求矛盾冲突的解决过程中不断被异化，又不断寻找过程；为生命的自发性而苦恼困惑，又不懈地试图将其转化成自觉状态的自身。‘个人化’意味着自我的解放！”③
当然，之所以要把“个人化写作”上升为诗学批评话语还在于它使诗人发现了生活。描写日常生活的吃喝拉撒的情态是90年代诗歌乃至文学所特有的，“在90年代，诗歌的确回到了作为个体的诗人自身。一种平常的充满个人焦虑的人生状态，代替了以往充斥中国诗中的‘豪情壮志’。我们从中体验到通常的、尴尬的、甚至有些卑微的平民的处境。这本是中国新诗的历史欠缺。”④90年代的“个人化写作”与“叙事性”相得益彰，并将大量的诗人纳入到自己的阵营之中，尽管他们可能在各自的写作立场上或旨趣上有所不同，甚至最后势必要发生争论，但纵观90年代的诗歌写作，配合“叙事性”的“个人化写作”无疑是占有主流位置的，而这些也正是我们注意它们的主要原因。
不过，在90年代诗歌写作和研究中被反复提及的“个人化写作”是存有问题的，而且，越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问题就暴露的越明显。即使我们可以不计较其命名上的缺陷，但我们不可能忽视其面目雷同甚至泛滥成灾的态势。自“个人化写作”诞生之日起，就不断面临着被重复的现象，而这种重复随着提倡“个人化写作”的诗人相继成名之后就变得日益明显——而这样的结果不但使诗歌的写作空间日趋狭窄，还使得许多颇有才情的年青诗人无法被文学史所重视，这肯定不是我们苦心对抗“非诗歌”境遇之后所看到的。事实上，“个人化写作”专注日常生活的描写只是长期“漂浮式写作”后的一种反思，它的重点在于如何以“个人”的方式进入艺术的殿堂，而不是要长期的站立于世俗场景，更不是为诗人无力对抗时代而找寻的借口。“个人化写作”是要从传统意义上的“反诗”最终走向“真诗”的。可以设想：如果“个人化写作”只是以描述世俗甚至是通俗、模仿为目的的，那么，它绝对无法进入诗学的层面，但我们有些诗人偏偏充当了所谓的“效尤者”，而这无疑是真正地曲解了“个人化”的本意，自然，这也不利于诗歌写作的良性发展。
 
三、“叙事性”的“合法化”与危机<o:p></o:p>
 
谈论90年代的诗歌可以有不同的立场与视角，自然，不同的立场与视角也是得出不同结论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出于对这一时期诗歌现象的总结以及诗歌未来发展的考虑，我们还是应当通过寻找“共性”而进行深入的思考，尽管历史上的每一次诗学建构会远远复杂于此，但在目前，这种思路对于近乎为“零距离”的跨世纪诗歌而言却无疑是有效的。
自90年代以来兴起于诗歌研究界的“叙事性”倾向并不是偶然出现的，即使除了诗人的提倡和研究者的瞩目，其具体原因也至少可以从内外两面去予以揭示——首先，就诗歌艺术演变的内部原因来看，所谓自90年代以来出现的“叙事性”主要是针对以“朦胧诗”为下界的以往诗歌中一贯高昂抒情手法的超越，同时，它也是对“后朦胧诗”专注语言形式、语言“不及物”的一种反思后的综合；其次，就诗歌的外部原因来看，它则是90年代以来个体强烈关注现实和个体生存体验成为人们“首要问题”的必然结果，当然，这里还应当包含“文化多元”氛围下包括诗歌在内各体文学可以相互综合的事实，而诗意表达和艺术手法的相互叠加也反映了后现代性的某种表征。
当然，为了具体探讨“叙事性”的意义内涵，我们或许还需要对90年代许多著名诗人对“诗歌的叙事性”的看法与主张进行简单的梳理——如王家新在《当代诗歌：在确立与反对自己之间》中曾说：“近几年以来，诗歌不单是‘对词的关注’，也不单是抒情或思考，它们往往还暗含了一种叙事。”⑤而西川则在《90年代与我》中阐释：“叙事并不指向叙事的可能性，而是指向叙事的不可能性，而再判断本身不得不留待读者去完成。这似乎成了一种‘新’的美学。……所以与其说我在90年代的写作中转向了叙事，不如说我转向了综合创造。既然生活与历史、现在与过去、善与恶、美与丑、纯粹与污浊处于一种混生状态，为什么我们不能将诗歌的叙事性、歌唱性、戏剧性熔于一炉？”⑥如果将以上论述与黑格尔的“史诗就是按照本来的客观形状去描述客观事物”的论断归结为一体，再联系90年代以来人们日常的生活场景和“个人化写作”成为诗歌写作热点的实际情况，我们无疑可以得出“叙事性”命题是“适时合法”的结论，然而，现时的复杂情况却使新的问题随之产生了。
90年代以来兴起的“叙事性”诗歌与传统意义上的“叙事诗”和“叙事”（其实是指小说范畴）有着本质上的不同，相信这已成为许多人的共识。而“叙事性”诗歌本身所体现的强调外部客观化描写、无法持续抒情中的自我体验乃至语言的才能和写作的智慧也充分地说明了这些。但就目前而言，“叙事性”并没有摆脱现象单一与理论脱节的问题。如果可以使用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做进一步说明的话，那么，90年代频频为诸多批评所阐述的“叙事性”虽然以表现对现实生活瞬间体悟的片断性结构区别了全面讲述故事、塑造人物的小说叙事，但这似乎并不妨碍我们使用叙事学的某些方法去研讨精于策略与技巧的“叙事性”诗歌的写作本身。对于诗歌的“叙事性”而言，尽管我们已经通过“自我发现”的方式触及到了它的本质，并进而明确其中内外视角的频繁转换和行文中同一人称之间的差异，但我们似乎没有花费更多的时间沉潜进去。而传统意义上的抒情式表露时刻在为数众多的诗人头脑中徘徊的踪迹，又常常造成其具体的实际操作往往比理想境界更容易暗淡与失色，何况还有简单理解概念、盲目状态下的模仿与泛滥，从而不断降低了“叙事性”诗歌应有的品质。
实际上，“叙事性”诗歌是一种极见难度和功力的写作。正由于它选择了以往诗歌常常屏弃的手法，所以这种“叙事”才更要求诗人驾御语言的能力和近乎返朴归臻式的技巧。而事实上，“叙事性”之所以还称其为一种诗歌就不可能彻底地放逐抒情。“叙事性”若想最终占领一席之地就必须在情感内敛的前提下，在抒情性写作与“纯诗化”追求之间寻找结合点——它从不是通过对抗抒情或通过简单的写实回归来显现自己，它的内涵以及出现的年代都决定其必须走综合的道路，而这，正是建构所谓“叙事性诗学”的又一个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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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盘峰诗会论争及其隐含的问题<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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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峰诗会作为90年代诗歌论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90年代诗歌跨向新世纪的分界线，其隐含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不过，由于盘峰诗会及其余脉涉及的问题如“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之间的对立，以及这场诗会标志着当代先锋诗歌写作阵营分裂，所以，对其评价一直是聚讼纷纭的。
虽然，从表面上看，发生于世纪之交的“盘峰诗会”的“导火线”是缘于程光炜编选的《岁月的遗照》和杨克主编并与前者形成鲜明对立色彩的《1998中国新诗年鉴》。但对于这场发于世纪之交并标志先锋诗坛裂变的“论战”，却是新时期以来长期绕于诗坛的诸多矛盾的一次集中显现乃至爆发。当然，作为本该相互补充的两种写作最后以这样的结果收场，还必然要涉及到一定的意气之争。至于这场被有些研究者认为是“不仅是没有意义，而且可视为是中国诗坛上并不光彩的一页。它暴露出来的不是诗人内心那博大而睿智的思想，不是诗人对于中国现实生存中人们精神境域的共同焦灼和困顿，不是他们对于中国当代诗人自身所面临的心灵处境的敏锐感悟和尖锐反抗，而是在演绎某种荒诞的诗歌话语的霸权意识，张扬某种庸俗的谁是谁非”⑦的论战，是否真的可以“名至实归”，则还需要从诗歌史的高度予以检视。
事实上，即使只是联系90年代诗歌的生存背景以及几次重大的诗歌论争的话，那么，发生于世纪末这场“知识分子”与“民间派”的论争也势必要突破时间的界限，从一个更为广阔的领域中去看待其本身。对于90年代诗界曾相继出现的围绕郑敏先生《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的论争、关于周涛“新诗十三问”的论争，虽就表面上看，前后之间似乎并不存有直接的联系，但如果从百年诗歌的发展脉络去看，它们却会由于本质上的“共性”而殊途同归：首先，世纪末的这场诗歌论争以及“90年代诗歌论争”的本身是新诗的“传统与现代”和“外来文化与本土融合”之间矛盾的必然结果。这不但是90年代诗歌论争的共性，也是百年诗歌迟迟没有解决的历史问题。在90年代诗歌论争的发展谱系中，无论是郑敏的“世纪末的回顾”，还是“新诗十三问”以及“盘峰诗会”，尽管论战双方都指出了对方存有的缺点与偏颇，但他们发生在可以反思的时代并不约而同的将目光转向过去，或者从新诗的诞生处着眼，或者从古典传统与新诗历史以及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纠葛中寻找资源的事实，都充分说明了百年汉语诗歌存留着历史症结。其次，“盘峰论战”还为我们带来了另外一个值得深思的课题，那就是百年诗歌中一直存在的“权力话语”问题。在此，我们必须注意到许多评论者不愿在谈及盘峰诗会及其余脉时所涉及到的诗人名讳，但无论是《岁月的遗照》还是《1998中国新诗年鉴》，以及随后争鸣文章所涉及的具体诗篇和诗人又是我们关注这场论争时所必须面对的。“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派”的对立并非由来已久，“知识分子写作”在90年代乃至遥远未来都将成为一个模糊的、人言人殊的概念，以及“民间”也肯定不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与权力中心相对的一端为民间”，“民间自身含有的藏污纳垢、有容乃大的特点”⑧所涵盖的意义也肯定会为“民间派”所熟识。“民间”与“口语”在盘峰论战中被频频提起是带有明显的对抗情绪的。但从结果上看，它源初要对抗的话语霸权、帮派主义的目的是以一种诗坛分裂，成就一些人诗名，甚至是造成新一轮话语权利和粗暴批判行为的再度出现而收场的。“盘峰诗会”及其论争所存有的潜在影响，在某些情况下已经超过了论争的本身。而由这场论争折射出的历史投影恰恰是淹没那些没有参与论争，并在写作上卓有成就者的一个重要障碍，同时，对于“盘峰诗会”之后的中国诗歌特别是世纪初几年诗歌整体研究现状的“失语”也无疑是这场论争所带来的负面价值之一。当然，关于这个问题值得研究的地方还有很多，但可以肯定的是，关注这场论争具有的意义肯定会比关注论争本身更具价值。
总之，以上4个方面就是“拆解悬置的历史”的最终所得。虽然，在涉及每个具体问题的时候，还有诸多方面可以进一步的探索，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将这4个问题以整体的方式结合起来，那么，90年代诗歌研究中的“悬置”势必会一目了然的。因而，通过“拆解”之后，确实可以回答90年代诗歌研究中一些常常陷入悬置状态的问题，并进一步明确作为20世纪诗歌历史的一部分，90年代诗歌已经成为一个世纪的终点，那么，所谓“拆解悬置历史”的行为就获得了其应有的价值，而反思的意义也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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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o:p></o:p>
①②见欧阳江河：《’89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和知识分子身份》，收入《站在虚构这边》，北京：三联书店 ，2001年版， 45~49页。<o:p></o:p>
③唐晓渡：《不断重临的起点 》，收入《唐晓渡诗学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32—33页。<o:p></o:p>
④谢冕：《丰富而又贫乏的年代》，后收入《最新先锋诗论选》，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350页。<o:p></o:p>
⑤王家新:《当代诗歌：在确立与反对自己之间》，后收入《没有英雄的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5页。<o:p></o:p>
⑥西川：《90年代与我》，后收入《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265页。<o:p></o:p>⑦⑧洪治纲：《绝望的诗歌》，《南方文坛》，2000年5期。

曾蒙 · 发表于 2006-4-21 22:4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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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个阶段,我身临其中,深知甘苦.欧阳的提法,现在还有效.记得当时在《花城》上看到那文章，非常激动。我觉得我的一个师兄，把图书馆的那期杂志都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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