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维梁：虽九读其犹未懂——近年台湾的新诗创作态势个案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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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九读其犹未懂：近年台湾的新诗创作态势个案述评
              黄维梁（台湾佛光大学教授）

     对二十世纪中国新诗种种怪异难懂、现代主义色彩浓厚的现象，多年来我一而再、再而三地针砭、抨击、苦谏，可谓不遗余力。曾批评某些新诗晦涩难明，把传统诗法完全颠覆掉，其破坏力有如“文化大革命”，我因此而遭受过报复性攻击。最近(2010年5月)担任一个文学奖大专新诗组的评判，读到的大多数作品，完全不知所云，另外两位评判也觉得一头雾水，我不得不再成为唐吉诃德，向这个怪物宣战。

这个文学奖由台湾一份著名的文艺杂志主办，并有政府部门和商业机构协办，年年举办，今年已是第28届了。大专新诗组的决审委员是余光中先生、向明先生和我。余、向两位嘱我撰写这一组的评审总报告。我在报告中，直言对今年的决审稿件，大为失望。决审的稿件十二篇，题材有个人的、社会的，颇为广阔，若干作者发挥形形色色的想象力，颇为可喜。然而，这十二篇作品，并不是美丽动人的“金钗”，而多半是“怒汉”(有一部电影名为12 Angry Men)。三位评审的看法，非常接近。我们选出较为温驯的几篇，给予奖励，各自写下评语，指出其优点所在。有两篇获奖的，实在获得勉强，因为我们都读不出全篇的主题来。对这两篇中的一篇，余先生说其主题“令人困惑”，“令人难以解码”，向明先生说“不知何所指”。

余下来的其它数篇，我们三人几乎一律的评语是：题旨不能把握、内容难以理解。我引述余先生散见于诸篇的评语如下：“意象跳得太快，接不上，甚至互相排斥”、“太任意”；“晦涩”；“意象失之零碎”；“太晦涩”、“实在难懂”；“主题不明，语言也晦涩难懂，令我再三阅读，不得要领”；“太杂太繁”、“晦涩”、“读了三遍，仍不明所以”。

向明先生的评语如下：“虚幻”、“异类经验”；“主题难以掌握”；“取象怪异，如入洪荒，乱相毕露”；“诗人一己的主观私密联想，实在无法让旁人进入”；“非常异类，难寻脉络”；“喃喃自语”、“读者难以找到理性的通道进入”；“朦胧不清……无法整理出一条理性的思路”。

我本人完全同意他们两位的批判，如要补充，则是进一步对这些“怒汉”的怒斥：一篇呓语！面目模糊！杂乱无章！乱！

我不避重复噜嗦之讥，引述了数百字的评语，因为这个问题实在太严重。古人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评亦然：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评。我们三人对上述多篇书写，实在读不懂，要把这样的心声发出来。余先生和向明先生是出色的诗人，又是诗评家，读过、评过无数诗作，余先生更是极资深的诗学教授。古今中外的名诗我数十年来也读过不少。如今三个人各自在家里正襟危坐，把每篇作品读了三遍，换言之，每篇都经过九个“人次”的阅读，而大家都认为它们杂乱无章、晦涩难明；三人“陪审团”认定它们在诗法上有罪，这应该是个客观公正的判决。是次参赛的稿件有180篇，经过初审、复审，到我们三人决审时，剩下12篇。我一直怀疑：难道180篇的稿件，大都是这样杂乱难懂的吗？还是180篇中有明朗可解的，却被初复二审的评判淘汰了，因为他们只喜欢艰深难懂的？若属后者，则我的感慨更深：如此取舍标准，对诗歌教育的影响有多大？

我们写诗，不发表则已，如发表，就必须能与人沟通，让人读懂。如果发表后无人读得懂，就基本上失去沟通的作用，就是浪费纸张油墨，就是不环保。诗作有读者可把握的主题，加上形象性、精炼性、结构性、音乐性都强，加上题材有突破、寓意够深刻，那是佳作以至杰作了。中国的李白、杜甫，英国的莎士比亚、济慈，其诗篇岂不都是这样的？以上述的原则来写诗，是诗的正道。

颇有一些信奉现代主义的人，把“诗”写得晦涩难懂、杂乱无章。他们若非诗法不谙、能力不逮、误用滥用诗人的特权（poet’s license），就是患了某些人文学者的自卑症：理工科的深奥著作，人文学者看不懂，因为缺乏相关的学识、缺乏聪颖的头脑；诗人、小说家的作品，理工科的学者却看得懂，那么这些诗、小说岂不是很肤浅，很没价值，很cheap！为了表示诗人这行业也是专业，也有价值，也高深，于是“诗”就变得晦涩难明、莫测高深起来。这样的“诗”根本不是诗，这里根本无诗；而有些人还在叫好，“有创意呀！”“好玩呀！”“读不懂的诗才有伟大的可能呀！”我们需要揭穿“国王新衣”骗局的小孩；我巴不得返老还童，做一个高叫“无诗”的小孩。

“有创意呀！”近年盛行创意学，创意（creativity，originality）是什么？创意与想象有关，其具体表现是创新。不过，想象不是胡思乱想，创意不是任意乱闯。研究创意学有年的余佩珊教授在其近着《与创意思奔》中写道：“创意就是脚踏实地、一步步地迈向实现之路。”（页6）写诗重创意，风格无论是浪漫是古典，是飘逸是沉郁，诗人写作的成品，却必须是依循诗艺诗法、脚踏实地、一句句一行行写出来的诗篇，要可解而耐读。唐代李商隐的诗有其朦胧色彩，以至有人认为应有“郑笺”（对作品加以批注）才能读懂。尽管如此，尽管我们与李商隐相隔千余年，我们读他的《锦瑟》、《无题》等诗，隔阂并不大，诗意仍可寻；而读这个文学奖大专新诗组决审阶段的大多数稿件，我们感觉隔得太远了，太拒人千里之外了，太可怕了。我们欣赏亲近李、杜、莎、济，以至李商隐美丽动人的“金钗”，又畏又斥上述一个一个的“怒汉”。

二十世纪的现代主义横扫过全球，晦涩与怪异为其主要特色。尽管如此，世上不乏有识之士。就以绘画而论，拍卖时价值最高的梵谷、毕加索名画，都不晦涩怪异。今年五月四日纽约拍卖毕加索的《裸体、绿叶和半身像》，以一亿美元成交。这幅画有头有体有绿叶，是可以读懂的，更不要说毕氏的《拿烟斗的男孩》之写实性明显了。画和诗，都要让人读懂。

五四时期胡适提倡新诗，至今近百年。近百年的新诗，有很多美丽可亲的“金钗”。这个文学奖新诗组的评审，向明先生做了多届，余光中先生更是从设奖至今，做足了二十八届。他们两位的诗作，是“金钗”的示例甚至是典范。阅读他俩的诗集，参考其诗评，包括历届他们为此奖所写的评语，青年作者必能获益。读向明先生的《生态诗观》诗群，当能认识诗的生态而非变态、劣态。到高雄市中山大学附中的“余光中诗园”参观，细读细赏园中二十首诗（我去年发表过《余光中诗园导赏》一文），当明白新诗应该怎样写、什么才是新诗的“金钗”。“怎样写”指的是诗法，至于写什么题材、表什么情意，作者当然是自由的。

迎“金钗”、拒“怒汉”是我们的共识。上面斥“怒汉”的言论已多，这里还要补充，一来表示事态严重，二来表示我们的观点一以贯之。向明先生的诗集《水的回想》（1988年出版）后记，有下面这一段话：

杜甫不是有“晚节渐于诗律细”之句么？这是过程陶冶出来的经验。我年轻时也曾语言纠缠不清过。五○年代新诗论战时，我是被指名道姓为生涩的一个。……时间把人的视界扩大，看清了诗的语言越清明，越简练，而仍不失诗趣，是为诗的上乘表达。……每每读到古人的诗在那么严谨的格律讲求下，犹能藏百意于片言之中，……对自己所从事的自由诗，往往婆婆妈妈的说上十几行，还道不出古诗一行所包涵的境界，而兴自惭形秽之感。乃力求自己的诗也能句构单纯精炼，达言简意赅的效果。

向明先生在2003年《蓝星诗学》春季号的一篇文章中，建议“对现行新诗或现代诗失望的人不妨多读余氏的作品”；因为余光中“对诗的结构特别讲究，极力维持诗应有的秩序性，而不会自由得支离破碎”。向、余两位同龄，今年82岁了；诗翁惺惺相惜，言出肺腑。

余光中先生重秩序、反晦涩的诗学立场，已维持了半个世纪。去年诗翁和大陆的郭虹教授谈诗，记录刊于《文艺研究》2010年第二期，下面是摘录：

“我在1961年就已警觉西化之失，并向很多西化作家直言苦谏，更不惜向虚无与晦涩断然告别。”（P.48）

“跟风弄潮，原是人之常情，但文学不是风潮，作家更不是时装家。”（P.48）

“感性再美，仍需要知性来提升。”（P.50）

“不幸今日的新诗作者往往滥用回行，乃使节奏涣散，语气迂回，读来零散不畅。”（P.50）

“五四以来的新诗，只是古典诗浅短的下游而已，不但三角洲有点淤塞，而且风景远不如上游与中游。”（P.50）

“淤塞”、“风景不如”等语，读来令人太息；其实余、向两位诗翁所言，老生常谈而已。光中、向明两位，其“光明”言论，直接古人的潜德幽光。清代沈德潜在《说诗晬语》中说：“诗贵性情，亦须论法；杂乱无章，非诗也。”古今一理，中外同心。英国浪漫诗人华滋华斯重情，认为“诗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溢”，而他的诗句诗情并不乱窜乱流。华氏接下去说：“诗是平静时回忆写成的。”不论感情如何激烈，忆写时心境平静，依循诗法，当然不会杂乱无章。

文学奖的设立，旨在奖掖后进，我们本应多说鼓励的话。然而，除了名列前茅的几篇可候选“金钗”而获奖饰之外，我们怎能昧着心、沉住气，对“怒汉”的乱风、歪风假以词色呢？当前报刊上发表的很多“诗”，大概都既乱且涩；有此认知，我对刊物上的新“诗”，大多视而不读。因为目前的“创作态势”，仍然存在这浓厚的现代主义色彩，若干“被经典化了”的当代诗人仍延续此风。这里举出一个“被经典化了”的诗人，及对他的相关评论。某著名大学的W教授，论及诗人B先生 ——
说“超现实主义也构成了〔B先生〕诗中的重要技艺”(页6；注释)，他“擅长在诗中建构独特的空间形式，或是梦幻般的意象空间，或是荒诞化的异度空间”(页6) ，而我们知道B先生是”被经典化了”的诗人，且曾被提名为国际大奖候选人；

说“就抒情主人公与历史的关系而言”，B先生“诗中的主体一开始就是以‘脱历史’方式保存着与历史的联系的”(页11)，而我们知道B先生是“被经典化了”的诗人，且曾被提名为国际大奖候选人；

说B先生某诗“所处理的话题是关于‘完整’的，但完整的形式烘托的是实质的残缺，最终展示出来的是零散而破碎的图画”(页16)，它“细节的‘完整’中达致的，却是整体的不完整，是文本内在秩序的阙如，诗境仍旧体现为语词的飘零”(页16) ，而我们知道B先生是“被经典化了”的诗人，且曾被提名为国际大奖候选人；

说B先生某诗说B先生诗中“组合这些语词的逻辑链条只能是一种超现实主义的非逻辑的联想轴”(页17)，他“在淡化自己的政治身分的同时，追求的是‘诗更往里走，更想探讨自己内心历程，更复杂，更难懂’”(页21) ，正像B先生“自己说的那样：‘进一步而言，这世界得以运转的整个逻辑体系在我看来都有问题。’”(页23) ，B先生这里“修辞的政治学的核心就是对世界逻辑的诗学呈现，尤其是一种难以窥测的内部逻辑”(页25)，而我们知道B先生是“被经典化了”的诗人，且曾被提名为国际大奖候选人；

我们发现，W教授对B先生的评语，有不少与上述余、向两位对参赛稿件的评语相近。

这次担任评审，非阅读且细读稿件不可，而结果是“非经典化了”的稿件如此令人失望，而且三人都失望，我怎能不怒斥“怒汉”呢？莎士比亚的历史剧《朱利亚斯·西撒》(Julius Caesar)中有一片段，话说有人怒对“劣诗”（bad verses），要把这些东西撕掉(III,iii)。我动口不动手，做法还算温和。近年我新诗读得少，对新世纪诗坛的态势观察不周，本文所说新诗奖这个案，却不由得不令我疎然而惊。屈原“虽九死其犹未悔”，因为他择善固执；我们对参赛稿件虽九读其犹未懂，我不能不疾恶如仇，对“怒汉”怒而训斥之。

参加北京六月这次研讨会，本来拟订的论文题目是《用钱锺书理论析评余光中新世纪十年诗作》，由于钱氏所评的曹葆华《落日颂》诗集寻觅不获，而迟迟没有动笔撰写；近因审阅稿件而感触沉重，不得不评，不得不鸣。

【注释】此为引文，这里及下面注明页码的引文，见于W教授一本“中国新诗论集”，2010年3月在北京出版的。莎士比亚历史剧《朱利亚斯· 西撒》中，西撒被布鲁特斯(Brutus)等刺杀死后，安东尼阿斯（Marcus Antonius）向罗马民众演讲。笔者这里的句式，借自安氏讲词的句式：“他（西撒）是我的朋友，对我忠实而公正：但是布鲁特斯说他野心勃勃；而布鲁特斯是个尊贵的人。”“但是布鲁特斯说他是野心勃勃；而布鲁特斯是个尊贵的人。”“但是布鲁特斯说他野心勃勃；而当然他〔布鲁特斯〕是一个尊贵的人。”引文见梁实秋译《朱利阿斯•西撒》（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99），页121。

2010年5月下旬于台湾宜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