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历史与解密人生——评赵思运的《何其芳人格解码》

张立群

在几经辗转之后，赵思运的博士论文《何其芳人格解码》终于出版。作为夏中义先生主编《百年学案》之一种，本书既可视为赵思运师从夏先生学习的见证与献礼，同时，也是在追求物欲的社会里，一位理想主义者默默地将学术薪火传递下去的见证。“在日渐苍茫的时代的暮色里，有一群弘毅的身影越来越清晰，那便是‘百年学案’的队伍；有一棵树在地平线上拔地而起，日渐葳蕤，那便是‘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史’研究”[1]。相信赵思运博士在“后记”写下这样的文字时，其心境难以平静。对于一部30万字的《何其芳人格解码》，赵思运是否在解码一个贯穿现当代文学史的著名诗人、散文家、文艺理论家人格的同时，将自己的人格、学术态度甚至某些困惑嵌入其中呢？这本身就可以视为其学术研究的开放性与迁移的倾向。
一、编年史的阶段呈现
     翻开《何其芳人格解码》，看其章节结构，首先可以明确这是一部按照何其芳生命史进行的一次具有编年史特色的研究。为了能够全面揭示何其芳人格演变的历史，赵思运在具体论述上将何其芳一生分为四个阶段，此即为“从‘大海茫茫’到‘逼上延安’（1912~1938）”、“从文人到文艺战士——何其芳自我角色的嬗变（1938~1949）”、“何其芳的文学活动及其文学评论——何其芳精神人格的体制性呈现（1949~1966）”、“晚年何其芳”。从编年史的体例进入何其芳的文学世界，进而进入其人格世界，显然是以稳健、扎实而又具体的方式切入一个作家的一生。鉴于“一个人的早期精神世界往往会成为他一生精神人格形成的矿藏。他的精神人格的发展演变乃至变异，都可以在他早期精神基因中找到痕迹或者依据”[2]1，赵思运首先为解读何其芳人格找到现实的逻辑起点，而后才是对何其芳生平各阶段进行逐一的破解与描述。文学史意义上的何其芳，曾因身份的多样与前后变化而存在多种“讲述的方式”：从散文集《画梦录》的角度予以归纳，何其芳是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散文家；从《预言》、《夜歌》等诗集的角度来看，他又是著名的诗人（其中，还交叉着30年代著名现代派诗人的身份）；而从文艺理论批评的角度，何其芳特别是建国之后的他又是共和国重要的文艺理论家和文艺界领导……上述身份在何其芳一个人身上的“交叉”，以及在其不同阶段还有各式创作意义上的“交叉”，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何其芳人格的复杂、难懂。在这一前提下，对何其芳精神人格演化过程进行探讨，就必然涉及一种文学史的眼光和视野。因此，在史、传、论结合的基础上，《何其芳人格解码》一书对“编年史”形式、结构的起用，既是因地制宜的策略，又有推陈出新的渴望。
在本书的“导论”中，赵思运就曾提出“知识分子改造”这一命题。这个“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在何其芳身上是怎样发生作用的呢？改造的程度如何？这种改造对于其文学研究有什么影响？对于这样的疑问，赵思运曾认为：“这都需要我们去破译何其芳精神人格发展演变的密码。只有破译了这一点，我们才能更准确地把握他的文学研究的成就与缺陷，而不滞留于单纯的文学理论文本层面，因为一个理论家（作家）的文字之中往往隐含着他本人的精神基因和人性基因，在某种意义上，他的文字显现了他的精神肖像，至少是其精神肖像的重要侧面。”[3]2显然，无论对于“知识分子改造”，还是何其芳各阶段的划分，其不同时期的连接方式或曰“缝隙”都是耐人寻味的。为此，我们有必要关注赵思运在《何其芳人格解码》各章节结构之间的“链接”。纵览《何其芳人格解码》，赵思运是以立体、动态的方式构建何其芳人格解码的研究体系。他在每一章的结束和下一环节的开头，都以变化的方式作结与开始，这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单个作家编年史研究方式的直线性倾向。当然，就更为广阔的理论基点而言，《何其芳人格解码》的研究前提与“文艺理论史案研究假如深入到发生学的层面，对文论家的个案研究就会日益突显，就可能会导致对文论家灵魂历程的研究，要比对理论层面贡献成果的研究更加紧迫”[3]2有关。只是，这样的看法形成后，有关研究对象的方法问题也随之而来。
二、人格分析与多重方法的应用
正如赵思运指出的：“我尝试着运用文献—发生学方法，研究何其芳精神人格演变的发生、发展及其这种精神人格的演变是如何外化到他的文学研究的，即做到‘人’与‘文’的统一。这种方法要求文本解读（创作文本与理论批评文本）与人生解读结合起来，借用王国维的话叫‘双重证据法’。”同时，“比较方法也是必要的，把何其芳与那些和他同时代的、和他有着同样的延安经历的人相比较，以期凸显何其芳的精神的个性。另外我也借助意象分析法、统计学方法、版本学研究法，以加强文本解读的有效性。”[3]2可见，为了能够深度解密何其芳这位“知识分子改造的典型个案”，《何其芳人格解码》采用的研究方法可谓繁多。而事实上，阅读《何其芳人格解码》一书，也随处可以看到作者为此付出的努力：为了能够深入到何其芳的精神世界，赵思运曾参阅大量关于何其芳传记以及作品赏析等相关著作和史料记述，其中，如由台北业强出版社出版的、黎活仁著的《现代中国文学的时间观与空间观：鲁迅•何其芳•施蛰存作品的精神分析》更属大陆少见的著述。而参考大量延安文艺材料、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历史材料，则同样起到触类旁通、举一反三的效果。
但无论怎样，《何其芳人格解码》一书的题目已然决定了这一个案研究必须通过一个由外到内的转化过程，才能最终实现何其芳人格的解码目的。这样，在采用传统意义上的“知人论世”分析模式基础上，进行全面而适度的精神心理分析就显得迫切而又合乎情理。“我们将试图描绘出何其芳大学时期的精神肖像，以期抵达他的灵魂深处，探触他的情绪情感状态，以及他的精神世界的内核”[2]2；“按照精神分析学说的理论，一个人被压抑的郁闷情绪必然要通过一定的渠道宣泄出来。何其芳的渠道——也可以说唯一的渠道——就是读书与写作。他的所有的忧伤与迷茫都转化成了写作资源。他孤僻、抑郁的生理心理个性与其人生的无指向痛苦水乳交融地形成了一个忧郁、迷茫、孤独的心理场。这个场通过他的诗文得以泄导出来。”[2] 7在《何其芳人格解码》中，类似上述的论述是随处可见的。但显然，特定人格的形成离不开特有主客观的情境，这一点，对于处于20世纪社会风云际会背景下的文人知识分子更是如此。即使仅从创作的面相及其变化来看，京派文人、现代派诗人以及常常以“梦”和“唯美”著称的何其芳，在奔赴延安之后，发生在创作及其艺术取向上的“一波三折”，也足以让后来的研究者陷入反思。是以，如何找到反映何其芳“身份角色”转变的内在线索和依据，就成为此次人格解码的“关节点”。
我们是在“从文人到文艺战士”上下两章，即何其芳1938至1949年十年的生活跨度中看到赵思运为此提供的“证据”：在具体的论述中，赵思运曾花费大量篇幅论述何其芳角色嬗变的“集体逻辑”与“情感逻辑”。正如赵思运在列举大量材料、史实的基础上，指出延安战时军事共产主义社会的高度政治化和军事化的背景，以及在此背景下“一些革命理念形成了功能强大的集体逻辑和理性逻辑，内化到个人心灵深处”，可以作为何其芳角色嬗变的“集体逻辑”[2]73-74；而“卡里斯马情结与父亲镜像的缺失”[2]79又俨然可以作为何其芳角色嬗变的“情感逻辑”，何其芳的人格心理始终是内外相互交织并最终在文学创作上体现出来的种种行为。而从创作波及到文论话语，一个夹杂着双重声音的何其芳又必将呈现出来，这一现象用人格心理分析之后，即为“‘被启蒙’：何其芳的检讨性人格”和“‘启蒙’：何其芳的战士人格”。
三、知识分子改造的“镜像”读解
在具体进入何其芳“知识分子改造的精神镜像”之前，我们有必要提及“何其芳现象”和“何其芳式的诚实”这两个由何其芳为文学史留下的独特命题①。结合何其芳本人提供的证据，比如《何其芳散文选集》“序言”中 “当我的生活或我的思想发生了大的变化，而且是一种向前迈进的变化的时候，我写的所谓散文或杂文却好像在艺术上并没有什么进步，而且有时甚至还有些退步的样子……”[4]以及在《关于写作的通信》中，何其芳的那段答语“为什么有些作者开始踏入创作道路的时候，写出了一些比较好的作品，而以后却愈写愈困难，写出来的东西也不见有进步？” ②我们大致可知：所谓“何其芳现象”主要是指发生在何其芳身上的“思想进步，创作退步”的现象，同时，由于何其芳本人的实际情况，“何其芳现象”这一命名还包括后来研究者的对发生在跨现当两代文学史老作家身上一个普遍现象的理论追溯。与“何其芳现象”相比，“何其芳式的诚实”主要指“说真话”，正如何其芳曾自言“一个知识分子，我想诚实地说了出来反而并不是可羞耻的”[5]。上述两个术语均与何其芳延安时期的“道路转折”有关，从而为作家的艺术探索乃至艺术生命的早夭留下“例证”。
应当说，上述两个命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何其芳在“知识分子改造”过程中留下的“镜像”：如果贯穿何其芳特别是延安之后何其芳生命道路的生活背景可以作为“时代之镜”，那么，在此背景下如何调整自己的创作和改造自己的精神世界，进而呈现新的生命图景则可以作为“个体之像”。至于由此集合而成的“镜像”，又同样由于其典型的个案性质而为我们留下了沉重的思考空间。显然，在《何其芳人格解码》中，读解“镜像”同样是破解何其芳人格密码的重要一环。从赵思运在第二章开始就将《夜歌》作为“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心灵文献”，我们可以领略作者为此作的精心准备。在经历《夜歌》“梦”、“苦闷”与“焦灼”的真实抒写之后，精神炼狱中的何其芳终于选择了主动适应时代、依附环境，和出于保护自我、回避论争的停笔方式，此后，经历创作“空白期”的何其芳必将以“转变”和“转型”为补充，而何其芳精神人格的体制性呈现也就应运而生了。
当然，对于何其芳“知识分子改造的精神镜像”的读解，赵思运没有孤立的论证其“镜”与“像”之间的对应性，在诸如“自我调适”与“自我否定”等堪称“何其芳精神人格体制性呈现的裂隙”的分析中，发生于何其芳自身的变化也被逐一揭示出来。值得指出的是，赵思运曾将“周作人和鲁迅”作为“何其芳的两个精神镜像”，并分析二人如何在何其芳精神生长中成为“旧我”和“新我”两个镜像。这一结构安排初读时或许会给人以“突兀”、“不协调”之感，但纵览全书，这一部分内容却可以揭示“何其芳对周氏兄弟的区别性接受就体现了他与政府体制的微妙关系，从中可以看出他从自我道德觉醒、自我改造、进而改造别人的心路历程” [2]83，因而，其承前启后的“补白”作用自然是不言而喻的。除此之外，与上述“镜像”读解相应的，“镜像”还有其“景外之景”、“象外之象”，如果说何其芳的解码最终是为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家、作家的知识分子改造树立一个典型个案，那么，其启示性和可能产生的影响正是赵思运一书的“话外音”。
四、结束语：启示与沉思
1948年，毛泽东曾经说：“何其芳，你的名字是一个问号。”这句既有关怀又有幽默意味的话曾经感动了当时消瘦的何其芳，同时，也在此后的历史中成为困扰何其芳一生的话。的确，何其芳一生为我们留下了很多问号，这些问号同样是困扰后来研究者的内容。在分析何其芳一生的文学道路与转变之后，赵思运在比较周扬、林默涵和何其芳文艺道路的基础上指出：“何其芳是向后的，似乎永远在回头，总是感觉自己身后有个小辫子，他一直在努力地剪掉它，虽然那很难，因为哪个小辫子是长在他的灵魂里的，根深蒂固的，他的诗性的东西，在他灵魂深处一直伴随着他”。[2]251虽然，就“改造”的角度，外表上的何其芳“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改造好了的知识分子’（巴金语），他在捍卫着毛泽东思想，在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时时刻刻在检讨着自己，在割着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尾巴。他的改造似乎非常成功。但是，他戴着‘改造好了的知识分子’的面具出现在大众面前时，其面具后面深藏的血泪与郁闷，谁人能够解读？”[2]252应当说，何其芳留给人的问号决定了他身上存有的启示以及可以引发我们沉思的前提。相对于革命激进的历史，何其芳的“画梦”与“唯美”确然显得脆弱了一些。他的理想和追求一度决定他走向革命，并力争由“文人”角色转变为“革命战士”、“文艺战士”。然而，从早年何其芳的文学气质来看，他似乎并不胜任这一使命；也许，“性格决定命运”这一名言可以说明何其芳难以排解的矛盾？但这一切显然对于何其芳以及何其芳式的文人来说，过于沉重了。
在《何其芳人格解码》的结尾，赵思运不无感概地写到：“何其芳早年没有建立‘人’的价值观和‘文’的观念，经过了几十年的革命运动，到了晚年，仍然是‘人’的价值的缺席和‘文’的诗性丧失，似乎又回到了人生的起点。他一直在怀疑与否定着他自己本身，而从来没有怀疑过他所走的道路。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如果让他的生命重新活一次，他还会按照这么一个轨迹重复一遍吗？”[2]257正是对何其芳人格给予了深入的解读并怀有深刻的理解，作者才会问出这个决定何其芳一生宿命的问题。至此，在上述几方面的论述下，我们大致可以看到赵思运的何其芳研究带给我们的既有学术又有人生的启示。客观地讲，《何其芳人格解码》一书在细节部分，还有许多精彩之处，限于篇幅的原因，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总之，《何其芳人格解码》已为我们研究何其芳铺设了一块坚实的台阶，而更为遥远的回响，不但是赵思运博士需要面对的，同样，也是每个研究何其芳的学者都应面对的历史性课题。


参考文献：
[1]赵思运.何其芳人格解码•“后记”[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0,265.
[2]赵思运.何其芳人格解码[M]. 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0.
[3]赵思运.何其芳人格解码•“导论”[M]. 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0.
[4]何其芳.《何其芳散文选集》序[A],何其芳.何其芳全集• “第七卷”[Z].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29.
[5]何其芳.一个平常的故事——答中国青年社的问题：“你怎样来到延安的？”[A], 何其芳.何其芳全集•“第二卷”[Z].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78.

注释：
①关于这两个命题，研究何其芳的论文和多部何其芳的传记中均有所提及，其中，较为集中的可参见何锐、吕进、翟大炳：《画梦与释梦——何其芳创作的心路历程》，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153—154、129页。
②何其芳：《关于写作的通信》，作于1959年9月，主要是回答四川读者周速的来信，《何其芳全集》“第五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2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