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波：王浩洪新世纪诗歌论

一土

感心在人生  求证于自然
                                        ——王浩洪新世纪诗歌论

                                                   刘  波

                                        一

    新世纪以后，我看到了很多人重新归来，他们以前写诗，后来放弃，如今又回到词语中，再次接受诗意的检验，同时体验和创造汉语之美。有人说，这是他们生活稳定后的附庸风雅，但我觉得，这种推测并不准确，应该更多的还是那埋于心底且无法抹除的诗歌情结，让他们对分行文字终不能放下。一个人的情感表达，最显生动的方式，莫过于在词语的交替组合中寻求一种释放的通道，一种存在的伦理，这是为诗之人的一份理想，也是真的诗人身上没有功利性的重要原因。
    如果一个人愿意不为功利而埋首于卷帙浩繁的典籍，愿意不求回报地去和文字搏弈、周旋，那一定是始于一种无可更改的习惯。为诗之道，种种不一：有人醉心于语言抗争，有人徜徉于神秘体验，有人奔突于时尚潮流，也有人寄情于自然山水。然而无论如何，宁静和从容的心态恐怕也是写出好诗的“诗外功夫”之一。不管现实多么喧嚣，世界多么嘈杂，如果有对生命的坚韧守护，在这个疯狂的消费主义时代保守一份恬淡心态，安于内心的宁静，用心去感受天地之灵气的阔大与浩然（这也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寻找心灵归宿的正途），感受人世的欢乐与疼痛，也是能够写出新人耳目的好诗来的。
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有些诗人无法固守那内心的宁静，而不由自主地去追赶速度，制造话题，个体的热闹非凡，表象的哗众取宠，最后只能是流于轻浮、怪诞，无自然之心，也无生命之力。当繁华过后，现实的胃口被吊起来了，可是精神处境却依然停滞不前。当笔下的现实被简化成空洞的抒情，生命质感不能提升，精神无法超拔，一个诗人内心的贫乏，可想而知。生活，要有平常心，其实写诗也需如此。平常心如今成了稀有之物，我们即便感慨万千，而不能落实到真实的性情与气度上，最后写出来的文字，也不能契合我们当初的预想。诗歌的平常心是微妙的，它可呈现为活跃，也可体现为冷静，但是其不变的核心价值，还是有感而发。
    有感而发，就是这样的一种最简单的诗歌法则，现在似乎遭到了漠视，常道成了变道，写作的常识也就成了普遍的困境。有激情而无合适的表达方式，有身的经验而无心的感受，等有了感受，却又没了心境，这是我们当下诗人所面临的困境之一。生命的敞开有了顾忌，灵魂的交流有了障碍，诗歌何以进行？当天地自然与现实生活不能对接于诗人的内心，不能化作笔下的悲喜与痛乐，那么，诗歌写作的格局也可能变得狭小，其品质自然也就不能令人信服。
    惟此，我对王浩洪的诗歌写作有一种信任，他忠于内心，并敞开了生命。置身于喧嚣，他仍在守护；生活在别处，他渴望返归；有人开始有人放弃，他却一直在持续。这是一种信念，也是一份当下不可多得的诗性情怀。眷念于生活的现场时，他既在自然山水间抒情，也在日常生活中记录，对于这些皆可入诗的现实，他取一种优雅的态度。诗人似在求证一种将天地自然嫁接于内心的生活，这需要毅力和耐性。当他遍游各地山川和古迹，而最后以分行的文字落实于自己的纸上江山时，一种开阔的审视之意油然而生。他是在求解，也是在见证。
    这些年，王浩洪一直在做一个忠实的记录者和见证者，他不作凌空蹈虚的假想，也没有刻意去张扬诗歌梦想，以引来更多关注的目光。他只是凭借一份执著，去无限靠近心中几十年的那一种诗歌自觉的信念。无论是写故土，还是写他乡，他都如描绘这脚下的大地一般，倾注着相同的爱和善意，这是一种胸襟的体现；而对日常的生活，他更是取平常心待之，正是这种难得的态度，才让他在这个大时代里作启蒙式的抒发，由此，他对生活进行重塑才显得从容，他才知道把生命安放于何处才是恰如其分的选择。在求真意志的规训下，王浩洪这些年的写作，既不过分张扬，也不过度低调，只是依循着有感而发的古老原则，去抒写自己笔下理想中的诗化人生。他愿将所见所闻、所思所想，都化作纸上的舞蹈，将世间物事与心绪情态的真实纽结端给他所热爱的人们。


                                          二

    诗人写诗，除了对语言的推敲与锤炼之外，最重要的就是有感而发，即所写之物事要联于世道人心。对于诗歌，情感是方式，而经验是基础，一个人写作，最终比的还是经历，以及对这经历的诗性整合能力。当沉于表面的修辞已不能满足于诗人的表达时，他必须得向他者寻求思想和精神的慰藉。王浩洪早已过了那样一种满足于作修辞练习的年纪，他也不可能去天马行空地幻想，而写作中，他更注重一种真实的人生感受，然后专注于怎样将这种感受与见闻以恰到好处的形式表达出来，也就是说，他其实更注重自己的写作在精神上的流转。由此，他寄情于自然山水，也就不足为怪了，这也是他人生和写作的方向。
    仁者爱山，智者乐水。山水人生，一直是中国文人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人世的一切悲欢离合，爱恨情仇，似乎都可在自然山水间得以软化、启悟。这也是中国古代诗人乐于去体验山水，到自然中去寻求人生真谛的原因。而我们现代人，社会交往多了，繁忙了，讲求人生比较了，什么事情都是比速度。当一切事情变快之后，人心也就相应地变得紧张，慢不下来了。诗人也曾纠结于此：“我用这么缓慢的速度/为什么还不能抵达/学习一只蚂蚁的坚韧/一只蜗牛的沉着/学习一只骆驼”（《慢》）在快节奏的人生中，我们会有什么样的耐性去经营慢的文学呢？随着时代的步伐越来越快，我们更缺乏一种定力来让自己沉下来，去慢慢接近那些带着历史沧桑的文明，去体会它的久远，去通过观察和记忆唤醒我们久违的抱负。
    我们无法去与时间赛跑，那样的结果，很可能失去了方向感。这时，我们需要从快节奏中抽身出来，从容地应对人世的秩序。因此，王浩洪也愿意用一颗诗心，随着动态行走的过程，去领受来自自然的洗礼与恩泽。当人置身于一个开阔的场域，在气势上胸怀自然山水，并以一种平实的风度来切入游走的现场，去观察，去捕捉，然后以独特的发现，写出一种带有个人生命体验的自然之作。进入新世纪之后，王浩洪从书斋和当年的时代印记中走了出来，这是他在九十年代之后又一段历程的起点，也是他的写作重新获得一种精神深度转型的开始。他写了一组又一组关于自然与人文风景的诗，或流连于对山水的观察，或汲汲于怀古的沉思，最后形诸笔端的乡愁意绪，依然显出了他独特的生命格调。
他的行走，或是观自然风光，或是吊人文风情，因此，要么是作自然追问的期待，要么是作人文缅怀的感悟，因此，我们在诗人笔下，既能洞察到一种自然的通达，又能看出一种古道热肠的优雅教养。他写丽江之景：“水从城里穿过/象是从我的心上流过/不带走一粒浮尘/清澈而晶莹的水呵……水从城中流过/圣洁如甘露的水呵/流在人们的心上/把人心洗涤得水一样透明”（《丽江》）；他写在徐州拜谒苏轼像时的经历与感受：“循着先生的足迹走近石床/却见您在床下随地而坐/握笔沉吟，膝上铺着白纸/准备写一篇诗文……”（《云龙山谒苏轼塑像》）；他写大理古城：“大理古国的雄浑/在古城楼廓的影子里/依稀如梦/一个从南诏开始的王国/在历史的烟云里沉思”（《大理古城》）；他这样写博鳌海滩：“海浪扑来  不停地扑来/大海在拒绝/拒绝接纳人类/和人类创造的一切/垃圾与文明”（《博鳌海滩》）。通过诗人对这些山水人文风情画的书写，我们发现，他没有像一些诗人那样按常规去直接描绘壮阔的场景，去给人带来视觉的盛宴。王浩洪很少将笔触专注于此，他是在直面山水的同时，倾注自己的切身感受，去描画一种富有存在感的心灵地图。不仅是这些作品，像组诗《湘西北行歌》、《红色大别山》、《大别地理》、《访岳麓书院》、《过赤壁》等，都带着诗人深层次的人文思考在里面，而非表象上的走马观花式的记录。
    面对山水与历史遗迹，诗人大多是在作人世的怀想。他既有深入人文现场的穿越性书写，也有与实际的山水作短兵相接的对话。这两种书写的交替进行，让他的诗歌具有了不同于一般山水诗的大气象。诗人在行走的意义上所作的体察，更多地突出一种历史感。那种历经千年的文化沧桑之后的淡定与超然之意，总会在诗人笔下流淌出来。这是自然和人文的双重维度，共同带来的丰富的生命情状。
    对于我们所处的自然世界，王浩洪不仅关注山水的宏观自然，他同样也去挖掘微观自然里的细节，像动物和植物，都是属于这种自然最基本的构成。诗人去观察，也与那些被我们所忽视的生命对话。“我的蚂蚁是在地上，沿着墙根匆忙地奔走/他们去寻找和搬运食物，或者去饮身体需要的水份/他们用触须与迎面的同伴接吻/打声招呼，传递相互的信息//他们找到更好的地方，或者巢穴安全受到威胁/就会整体迁徙，或者突围/但不会忘记，用牙扛上蚁蛋中的孩子//这就是我的蚂蚁，我所见过的蚂蚁/与那只草梗上的蚂蚁不同/我只是把他放到了地上/他们就不再迷路”（《地上的蚂蚁》）。对于我们并不太注意的蚂蚁，诗人同样能从这样的小动物身上发现生命的价值和力量，这是诗歌艺术的作用，更是诗人在自然世界里召唤一种庄严价值的情感流露。像近年来的《螃蟹》、《翻地或蚯蚓》、《两只斑鸠》、《湖山上的白鹭》、《坡地上的向日葵》、《谈论一棵乌桕》、《黑夜中的梅花》等诗，都是关于动物和植物的，一个个小生命构成的场域，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世界，诗人能够容纳这样的世界，以一种宽广的悲悯，以一份令人心生敬意的同情，这也是他对山水自然之理解的精神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