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波：王浩洪新世纪诗歌论（续完）

一土

三

    除了寄情于山水，用脚步去丈量大地的距离，用时间去刻写天空的高度，新世纪以来，王浩洪更多地钟情于对平凡人世的解析，但他仍然没离开从真实的感受出发去叙写人情世事。他以所见所闻入诗，观察和感念，深思与怀想，在心灵与世界的交织里寻找诗歌，仍然是他写作的精神方式。
的确，“无心”的写作，很难让人产生共鸣，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庸俗文字泛滥的时代，玩词语游戏，耍语言花招，沉于概念写作，追逐虚幻迷离，虽然能博得一时喝彩，但终究不是长远之计。当你找到了合适的语言表达方式，也通于对人心的认识和理解，这个时候，你还得去寻找独特的精神路径和语气，那完全是属于诗人自己的，与众不同，因为那是你的标志，或者说是读者聚焦的价值所在。你写出了什么，用什么样的方式写，这是你的诗歌品质得以让人信服的关键。对于此点，王浩洪有他明晰的看法。经过多年的写作探索，他懂得如何去经营语言和灵魂对接时的环境，也竭力将思想和智慧贯注到纵深处，所以，他的写作让人信任。他以自己的真情实感建构起了一种健康的诗歌氛围：没有主流的高高在上，也无民间的躲躲闪闪。他用平视的眼光，去靠近过去、当下与未来，亲切，动人，且不乏诚挚的诗意。
    对日常生活的抒写，诗人还是从最基本的人世开始，那些过去之人，成了诗人下笔时最先想到的主题，过去，他是亲历人，现在，他成了回忆者，不管是亲历还是回忆，诗人都带着一种旁观者的心态在唤醒自己，打动他人。“想念他们，宽恕，甚至感激/虽然他是我身后追赶的猛兽/没做过我行进途中的灯塔/我恐惧，但没沉醉，没踌躇，不曾停下/现在，也没有厌恶。还想回过头去/抚摸他光滑的皮毛/看罂粟与玫瑰一同生长，开花”（《想念那些人》）回忆，或许真的会让一个人变得宽恕，随着时间的流逝，人心的平和，多少怨愤都可以化解，多少人生都可以归于宁静。像《那个年代》、《想起了出家的同学》等，都是诗人叙写记忆与生活周旋，那是他私密的情感释放，同时也是为悲悯的灵魂寻找出口。
对生活本身的思考，有时往往会陷于其中，不可自拔，有时还可能会被带入深深的疼痛感中。像《晨读》、《疼痛》、《枯坐》、《一天》等，这些对生活状态的深度记录，是现实的维度在诗人内心里的折射，与《景德镇看搬运陶瓷》、《看海》、《街遇》、《清晨去看父亲的菜园》那样的日常体验来比，我们更能发现“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的敏感与尖锐。诗人也明晓宿命般的生活对人的伤害，他有时也从直面生活现场的书写中走出来，从而进入到另一种虚构里，在那儿，或许会是另一番天地。“机会是一只迷路的野鹿/冷不丁地撞到了我的门口/我的头顶着瓷器，手里拎两只锥底木桶/像电影里的小和尚，从山下取水/拎到庙里，给大和尚洗脚，大和尚/说这叫做练功，水不要洒出，桶不能放上/野鹿只是望了望我，便掉头走开/它要去河边饮水，然后把自己献给/没有提桶的和尚”（《寓言》）以叙事的方式入诗，诗人作过很多尝试，当那些精彩的细节，一一地嵌入诗行时，它呈现出的是富有活力的品格，尤其是那些生动的画面进入我们的视野时，生活本身的平淡，在这样一种寓言式的演绎中，又重新获得了力量。
    我们似乎发现，王浩洪的诗歌中，更多的是在为我们提供一种精神解读的视角，让我们跟他一起参与对生活和命运的思考，不管是风光者的张扬，还是卑微者的前行，都带着不可复制的残酷性，即便无可诉说，也不得不去面对。“我们是当代人——/喜欢很多人挤在一个空间里/住楼房，吸汽车尾气/喝纯水，吃速生鸡/我们用塑料薄膜反对季节/下雪天摘豇豆，冰冻时吃西瓜//我们是当代人——我们洗桑拿，瘦身/美体，画眉毛，染头发/穿绞尽脑汁的衣服、鞋/做牙膏、汽车、洗面奶的代言人/我们把厚的变薄，重的变轻/把简单弄得复杂……”（《我们是当代人》）这样一种罗列，本身就是一种反讽式批判，诗人在表达上准确、简洁、快意，直指当代人生活的弊端：虽然生活走向现代化了，但很多东西，我们却失去了，有一种万劫不复的衰败之意。这是直指人心的审视，是诗人有感而发的触动，也是他思考人世的责任。他所指陈的现状，正是我们需要去反思的。高档生活的反面，可能正是沉重的主题，世界在变化，社会在前进，可是我们作为当代人，定有一种深深的无奈感。就像诗人曾经写过的，“做一只青蛙，理性而逻辑地生活”（《秩序或青蛙》）我们得到了不少，同时好像失去了更多。所以，不妨让自己时刻返回身来，看看他者，包括青蛙的生活，都于我们当代人是一种生活的镜鉴。
在《寓言》这本诗集的后记里，王浩洪道出了他最真切的想法，“情感、经验、现场，在这些诗中都占有一定份量，但我觉得，自己更多的时候是在表达经验。比起年轻的作者，自己的经历和经验相对多些，这是优势，也许会使作品具有一定深度，具有写作的难度，但也有可能因为不再单纯和唯美而离开了习惯的诗美趣味，使有些偏重传统的读者不免失望。”诗人说出了自己的转型作品在受众接受上的担忧。但我认为，他在《寓言》中的改变，不会让人失望。虽然这本诗集写作的时间不长，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井喷似的”，但他的确有了一种全新的变化，而且是令人惊喜的变化。
    写诗不是一件需要偷偷摸摸去干的事情，它并不羞耻，而诗人的美誉，更应该是一种责任和身份的象征，因此，真正的诗人之名没有那么廉价，恰恰相反，它不是每一个写诗的人都担当得起。王浩洪曾作过“诗的思索”，而且感慨“生活庸常/诗比生活还要庸常”，他还说“诗的悲哀/但这不能怨诗”。抱怨生活本身，或者抱怨世道对诗失去了关注，这一切怨愤，还是无法让诗回到过去的辉煌。但这并非就是诗的不幸，只要我们心中还有诗，不以做一个诗人为见不得人的事，诗歌，就有它的价值和意义。就像青年诗人朵渔曾言：“诗无用，但对我有用。”而这，其实就已经够了，无需人人都对诗歌抱持追捧的态度，诗歌也无需那么多耀眼的光环，那不是诗歌本应有的地位。诗歌既不是在聚焦的中心，也不是完全无人问津，而是就在它最应该获得的日常位置上。对于这一点，王浩洪始终在默然坚守，并一如既往地投入生命去求证。
（本文由《文艺新观察》春季号“王浩洪诗歌创作评论”专栏发表）

白鹤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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