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罗茨基不在了，昆德拉还回来吗？

彭一田

布罗茨基不在了，昆德拉还回来吗？


文/彭一田


布罗茨基写过一篇题为《昆德拉为何厌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雄文。他在文中写道：“对于一个艺术家而言最糟糕的是他把自己看成是艺术的拥有者而把艺术看成他的工具。这种看法是商业市场下的艺术感受力的产物，在心理学层面上，它跟艺术赞助人把艺术家看成自己花钱雇的员工如出一辙”。布氏这番话他是指着昆德拉说的。我想说的却是，昆德拉为何不能厌恶陀思妥耶夫斯基？厌恶或喜欢一名作家以及他的作品，应当是一个人的天赋人权，你布氏凭什么顾盼自雄地去质问人家“为何”呢？


布罗茨基与昆德拉的文字交集，在我看来是两种人格样式的留痕一一当然仍是以文学思考和文学样式。如果说，布氏是一座嶙峋的岛屿，那么可以说昆德拉就是一潭幽深的湖水。观察他们二人去国的生存历程，布氏是被自己的祖国十分突兀地驱逐至另一个陌生的国度，他自己在当时是没有任何生计可言的；昆德拉是以被邀请讲学的名义去了他国，他有工作的理由。布氏一无所有，他是被置至“死地”后生的，而昆德拉有一份教师的体面工作。这二人的生境当然不是形成他们思考维度与作品风格的全部理由，但他们各自在审视人类之中的文学思考的深度，可以说大抵是异曲同工且并驾齐驱的。布氏以英雄的方式匆忙活了短暂一生，他终于把自己“写”死了。我认为布罗茨基是累死的。而昆德拉是以某种程度的“离场”一一尤其后半生是以隐居的方式来观察和思考世界的，于是，他才得已更清晰地看到那位“发笑的上帝”。


诗性是人人皆有，万物皆有的，问题在于一个生存者写下诗意的过程充满歧途。以写诗来择出滚滚红尘里的自己，大抵是很多为诗者的本初之心。就个体精神层面而言，诗歌既是内心高蹈的存在，又是自我修为的一种方式与路径；若以职业态度写诗，显然事关人格生存的独立性。布罗茨基的诗歌谱系里有本国的阿赫玛托娃和英裔美籍奥登等人的营养成分。阿赫玛托娃联茨维塔耶娃，奥登接艾略特，这些人的作品都有深厚的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诗歌价值美学传承，而出身于犹太人的布罗茨基兼具斯拉夫气质，加上生活的磨难而铸就了一身强悍的彪子气质。当然，布氏之所以成为那个年代世界级彪哥的外部原因完全是拜政府当局所赐。我去年写下的诗歌《布罗茨基，十二个哥哥在路上》，是重点思考了贯穿布氏一生的那种英雄气质的。由于世界进入“新时代”以来，诗歌愈发被置于小众化和私人化的境地，所以，与其说后来的布罗茨基是以诗歌作品获得诺贝尔奖的，不如说（事实上就是）布氏是以他卓越的诗论和散文而得到的这一奖项。布氏说的“小于一”，就是大于一。


昆德拉最先也是个诗人，当年，他的诗歌激情跟他的政治热情差不多是同时迸发和分维行进的。昆德拉在写出三本诗集的期间曾有过两次入党。昆德拉后来被党籍除名，也自动放弃了诗歌写作。由诗人而小说作家的写作方式转换，表明了昆德拉思想的某种重大转折一一我指的是昆德拉已然意识到诗歌体裁的弊端与局限，从而自发地转向了另一种文体建构。从深层意义上说，文体即维度，即态度，即立场，即世界观，即意识形态。虽然如此，人们还是在后来看到他写下的一句名言：“这是刽子手和诗人联合统治的时代”，这难道不是昆德拉对自己作出的反思和一种内心警示？！所以，昆德拉虽然不像彪哥布罗茨基那样再去写诗，但他内心的“诗意”是有迹可循的，他因自省而变得更加地富于人文宽度了。我还记得昆德拉在他的一本小说中借某主人公的口说：“抒情诗人一生都在自己脸上寻找男子汉的标志”，我以为这句话也是他对从前的自己的一种判断性认知，属于自省的性质。此后的昆德拉专注于对小说形式的思考与探索，终于使小说这一古老的媚俗话本体裁形式脱胎换骨，人们通过阅读他的小说形式，而可能获取全新的生命体验。距今约30年前，我在通读了昆德拉的《生活在别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玩笑》《不朽》《笑忘录》《小说的艺术》等多部著作之后，自然而然写下了《诗歌内外的米兰昆德拉》一文。显然，阅读昆德拉的文本有助力于加深我对诗歌走向的思考。因为，在这样的人间，对诗歌光凭热爱是远远不够的，仅“喜欢”二字不足以伴你度过漫漫长夜里的一生。


对诗歌而言，一个人就是全世界。诗者不是因为集体的梦想，而是由于个体的祈祷在托举未来，一一未来类同于宗教中的“无我”境界。现实生存环境造成的惊恐，自己内心对生命之美的憧憬，个人的修为愿景等等，纷纷糅杂在未竟的诗意之中，催促自己不断地去衍化诗歌文本形态。诗写者以自我修为领悟“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的因果关系。在我看来，只有具备个体修为意义的诗歌才具有自洽性和完整的自足性一一：诗是以对内在世界的隐喻，而不是对生存样态的映像式表现与抒情式反映，去见证自我存在的。后来的昆德拉以他小说的文本方式消弥诗歌文本，他陆续以“消解”的方式将自己内心的诗意“托孤”。而布罗茨基却在他诗歌的体裁形式中继续舍我其谁，一往无前：“黑马在我们中间寻找骑手”。虽然，后来作为美籍俄裔的布罗茨基在许多时候是以散文来作为他诗歌衍生品的方式“消化”诗意，但是他自己并不认为散文是对诗歌的“消解”，相反，他坚定地认为他自己的散文是诗歌的“再出发”。


相对于诗歌而言，小说这种形式本身是“媚俗”的，既便是大幅度“去故事化”的昆德拉文本也无法完全地“去小说化”，一一否则昆德拉的作品便无法称之为“小说”了，更不能称之为现代小说的一种范式。所以，昆德拉相当于反对流水而自己却置身于无边的洪水之中。而布氏的一生是以岛屿的态度直面汪洋大海的。在这里，饶有兴致的问题还有，布罗茨基最后为什么选择（或被选择）威尼斯作为自己的长眠之地呢？他是终于悟得了东方式的做人智慧：人生是过客，大隐隐于市？还是已然把“逝者如斯夫”的流水当成自己早已失踪，并且不可能寻找回来的故乡？！


这个年代，许多人对故乡一词的理解和运用不尽相同的。凡是不能回去或不想回去的，叫做故乡，而在有生之年能回去的，叫做家乡。和布罗茨基不同的是，昆德拉是被其政府当局批准而“流亡”的，布罗茨基则是被其政府当局驱逐的。昆德拉和布罗茨基遭际的不同之处还有：2019年11月28日，捷克共和国驻法国大使彼得·德鲁拉克在巴黎昆德拉的公寓里拜访米兰·昆德拉，以递交他的公民证。米兰·昆德拉重新获得来自祖国捷克共和国政府的公民身份。


至于布罗茨基获得诺奖而昆德拉没有得到这件事，我一直觉得布氏的作品是因符合传统文学价值和美学规范才进入诺奖评委们视野的，昆德拉作品却因大幅度超出既有的审美规范而不能得到。布氏作品的价值能量在诺奖评委能够认知，和可以接受与把握的范围内，而昆德拉作品的能量价值，诺奖评委们不但恐怕难以把握与容忍，甚至在认知层面都可能发生困难。总归是评委的认知能力在决定诺奖的实际水平。昆德拉除了长期以小说的方式“讥讽”人类的存在状态，还犯有颠覆小说本身的宗旨与内蕴，包括对小说的文本形式胡编生造，反复去故事情节化，强行塞进属于哲学范畴的长篇大论喋喋不休，以及用音乐思维胡乱指导小说文本形式的衍化等等罪行。乃至包括这个南腔北调的外来人在大学所教的课程：小说与音乐的关系，凡此种种都属于对人类现存秩序的破坏与颠覆行为。更令人可恶的还在于，昆德拉的险恶用心以他自己的话说来却只是：玩笑（而已）。一句话，昆德拉把小说写坏了，继而通过小说把人们带坏了，但昆德拉却是一副理所当然与若无其事的样子。要知道，这一切均出自他差不多半生以来对现有文明世界的“解构”立场！


完整意义上的人应该心怀诗意，这就是通常说的情怀。而诗意是属于私人的内容，写下来形诸于文字，是作者将他自己内心的一种敞开。作品以公开或地下方式面向社会或小众，本质上还是私人对公众的奉献，包括可能的劝谕、启示等。总之，诗意是关乎私人内心完整的那部分隐私，而文学不过是社会文化的一种维度和消费性认知。在流行层面上，文学是一种职业。有关昆德拉小说的撕裂、媚俗、玩笑、形式、荒诞、忘却等主旨内容，以及他自己隐居的生活方式，从哲学上说都是他的一种“独孤求败”方式。但是昆德拉的上述困境又何尝不是人类本身的深刻破绽？昆德拉是具有多重性的，无论他的后半生是怎样地隐居在这人间，他都以自身生命在年代历程的遭际本身（包括见闻）讽喻人世；更为重要的是，昆德拉以他的艺术印象解构着“自我”一一以其不可磨灭的文字方式。于是，昆德拉自身在成为一道历史隐喻的同时，还将是一个观照人类未来的寓言。


2023年7月11日下午，昆德拉在法国巴黎第七区一条小巷尽头的公寓内去世，享年94岁。布罗茨基则早在1996年1月28日，因心脏病突发，于美国纽约离世，享年55岁。他们二人都没有在当年离境和被离境后，再回到自己的祖国。


2023.7.19草，2024.6.9定稿。

曾蒙

好文，分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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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德拉是不是可以说，是个流行作家。那时，是中国青年热衷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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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喜欢布罗茨基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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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介文

谁能像波罗茨基那样，一直说不，他把全部的生命岁月直接付诸于诗歌，又把诗歌付诸于精神使命，和一种文化高度。这种人未来恐怕不会再有了。

曾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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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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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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