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曾蒙 于 2025-3-4 17:41 编辑
宿命的幻想
文/曾蒙
游太平，生于1972年，重庆合川人，居四川达州。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写诗。2001年出版个人诗集《内心的戏剧》。2013年编辑诗歌民刊《严肃一点》（第一辑）。2018年与诗人张华、陈建合著诗集《他的旧女朋友是一头波色的鹤望兰》（《严肃一点》第二辑）。此后开始《于犹大先生》系列的写作。
我喜欢游太平的诗，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有近10年的友谊，我要去恭维他，去说他的好话。事实上是，我因为喜欢游太平的诗，才喜欢上他这个人，才和他成为朋友的。1992年春天的一个正午，诗友谭虹(谈泓)带着我，在达县一所中学的宿舍里见到了太平。这次会面，对我们彼此后来的诗歌道路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随后的一年中，作为日渐亲近的诗友，太平经常坐一个小时的班车，来到我栖身的小镇，小住数日。那时，尽管有漂泊无定、前途未卜的焦虑与消沉，但我们心中那片诗歌的水域却是广阔而浩淼的。“仿佛蒲家镇昏黄的灯光/照着潮湿阴暗的小酒馆，和瓶中的大海”(《摇晃》)，这是太平后来对那段白日放歌、青春作伴的日子不无调侃的记述。如今，我们共同的诗友谭虹，已经逝去8年了，已经整整8年了！我离开故乡也已8年。其间我回去过两次，与太平、冯尧等达县的诗友执手相看，彼此的变化都不小。时光匆倏，如白驹过隙，当年的歌子犹若在耳，却已然不飞，而徒然展翅……
其貌不扬的太平，瘦小如半个人的太平，内里却大气高拔，谨严而持重。与当年众多的诗友们相比，太平的生活—— 在旁人看来——似乎过得并不如意。这些年，他在一家偏远的煤矿工作，那里是他童年和青年的故乡，但到目前为止，我还不能确认那里是否他诗意的故乡。像海德格尔那样“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对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相对贫穷的煤矿，对于居住在那里打磨日常琐事的游太平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甚至称得上是一件残酷的事。然而，在我与太平的交往中，他没有流露出丝毫的怨言。他坚持认为这样的生活给了他的诗歌以巨大滋养，他说：生活与诗歌需要相互放弃一些东西。我尊重并理解他这种自足的生活、写作姿态与倾向，但我清楚地知道，在与艰难的生活进行和谐交融的时候，他承担了多少来自内心的抵触和忍受。这就像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勿须流血与牺牲，但需要巨大的勇气。其实，太平在他的诗中，已经明白地记录了他的选择及其过程：
后来我匆匆离开洲河的渡口，
我仍然听见那轻盈的、
忧伤的倾诉，却无法说出
一个少年醒来的梦幻。
我已无法停止——
血管里不断长出新的茅草。
键盘也无法敲出暮年的叹息。
在一个尴尬的平台上，我选择承认
生活在这里的速度。同时，
既不承认，也不拒绝
我从未经历的真相。
——《真相》
多年来，太平在偏远的一隅对诗歌写作的坚持，对诗歌不变的热情和耐心，尤其是耐心，是特别令我感动的。多年以前，我曾经去过太平的煤矿。在夕阳的余晖里，群山间的一切都是那么的宁静，那么的安祥，连风从耳边吹过，也是那么的静谧而缓滞……我当时以为，太平不过是这里的一个过客。然而我万万没有想到，曾经以幻想为诗歌生命的他，会在这里度过一生中最宝贵的青春时光。一晃眼，他就结婚，就到了而立之年。尽管出乎意料，但如前所述，我尊重并理解这样的生活：“已经三年了，／我居住的地方总是喧闹。／蚁聚的菜贩、戴红袖章的人／时常发生争吵——／每天重复的景致也会成为秘密。／如同婚后的生活一一／我已走在越来越多的／深爱的债务上。”(《想法》)
1997年，太平创作出了《秋风来临》、《职工医院的下午》、《“我……”》等作品，呈现出不同于既往的崭新的诗风。这些诗后来发表在2001年第3期的《诗刊》上。在那一时期，他显然更注重通过对细节的不厌其烦的描述，来裸呈生活的琐屑和平庸。我一直认为，在市场、经济、商业成为主流话语，人文激情的话语空间日益受到挤压的这个时代，在“重实际而黜玄想”(鲁迅浯)的民族文化心理积淀深重的受众面前，对抒情的放逐几乎是诗歌的必然选择。显然，太平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在《职工医院的下午》一诗中压抑了自己丰富的感情，语言趋于冷静、缓慢，甚至絮絮叨叨。他不动声色地对生活进行了肆意的调侃和揶揄：
一直到黄昏，下午的清醒还未结束，
我吹起轻快的口哨，
感到血管里的窗帘拉开了。
职工医院，这大雪涂抹的三层建筑
在日落之前默许了我的好心情。
对应于“诗言志”的强大传统，这是一种特殊的、中性的写作，“突出个人视界中不带有价值判断的话语所过滤的原生现实”(雷世文语)。也是“一种直陈式写作……一种新闻式写作……这是一种毫不动心的写作，或者说是一种纯洁的写作”(罗兰·巴特语)。但太平显然并不愿意完全采取这种与抒情绝缘的立场，在他同时期的诗歌中，我仍然读到了他对生活、对生命的认同和认可，他的平静的、温和的包容之心，以及他对事物乃至死亡的态度，他宿命之中的幻想。这似乎有点残忍，也有点令人伤感，不过，这正是他诗歌的重要特质和存在价值，不是短期内能够改变的，更有可能无法由诗人自己来选择改变。
从内心讲，我更喜欢太平早期的作品。那时，他诗歌中的诗性成分较为纯粹，语言的多义性、复义性及穿透力很强，极具张力，且十分光洁，仿佛月光下高原的湖泊，在高远的蓝天和白云的笼罩下，显得安祥、宁静而又圣洁。他几乎是一个天生的抒情诗人。我喜欢他那种对事物细微的观察和感受，他对“客观对应物”认知的特有态度。他通过自己独特的视角，命名对世界的熟悉、爱憎、喜悦、热情和内心的压抑、经久不衰的绵绵痛苦。比如《庭院》：“在我的庭院，风是很轻的／在母鸡的爪间跳跃／一堆落叶，被慵懒的扫帚压着／又一堆落叶，在庭院的正中翻身……我低垂睫毛，不为所动／冬天使我没有雪意／我想：我一定要把我现在的庭院看清”。在对客观诗意的挖掘中，他坚持自己的声音。这种声音专注、沉静，尤其因为专注、沉静，才更显诗歌的本真。这首诗写于1992年，地点是我的小镇寓所。屋后确有一个静谧的庭院，围墙外是无语的群山。面对这样的景致，太平和我都曾写下大量的诗篇。那真是一段令人难忘的日子。写于同一时期的《四只天鹅》、《事物》等诗歌，后来引起了较好的反响，先是发表在民间诗报刊上，旋被《诗歌报月刊》、《黄河诗报》等诗坛重要刊物转载，《事物》一诗还人选《中国新诗群诗选》。著名诗评家叶橹在《三维之思》一文中称赞太平“具备通过注视使事物充满意义的眼睛”；青年诗评家王萌称赞《四只天鹅》“在自知的高拔中创造了恢弘的意象”(均出自《诗歌报月刊》1996年第12期)。我为太平所取得的成绩感到由衷的高兴。
离开故乡的这些年，我仍能在诗歌刊物上陆陆续续读到太平的新作，他也不时给我寄来诗稿。读他的诗，于我，并不是 一件轻松愉快的事，但是一件有意义的事。这种“意义”曾经中 断了一年多，我知道，他可能在休整、审视、思考，甚至作大的调整，这是我所理解的，也是我所希望的。果然，1999年，我读 到了他变化剧烈的《散诗八首》。虽然，他仍旧在写周围的事物和内心的情感，仍旧在对神秘的痛苦和隐忍作出让步，仍旧在对生命、死亡、黑暗、未知的命运喃喃自语——这让我心里有说不出来的沉重和悲怆——但他对更加微妙的个体经验的深刻体察，他对抒情主体在更大范围内的有力植入，他对词语的细致打磨，以及他在外在形式与内在韵律上的强化，均让我大吃一惊。至此，我知道1997年的诗歌不过是他问路的投石，在更深层面上强化自己的抒情特质才是他的“主攻”方向。在现实生活中绝少大苦难、大悲痛的太平感同身受地写出了切肤般的诗句：“离开了十年，已有足够的经验／让我能够在废弃的墙上／触摸到那些潮湿的灵魂。／可是触摸到又能怎 样?——／／以后，最南还是到重庆，/北边，也不过是一个园子一—／踩死一只蟋蟀还是那么轻易，／轮回的沉痛丝毫不觉。(《隐痛》)诗歌创作中有这样的现象：经历不一定是诗人的，经验却有可能是诗人的。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具备足够的洞察力和想像力。太平10余年来孜孜以求的，正是这诗歌的双翼。有论者认为太平的诗歌长于个体经验，却止于个体经验，而我却在《戏剧》一诗中读到了真实的、群体的生活：“多年前的一夜，我在散场的人流中／迟疑了一会。一场真实的风雨／从天而降，仿佛内心的戏剧，迫使我／拼命地挤上了一辆通往今天的班车。”在这里，我看到了太平模糊的面孔，又分明看到了搏斗着的一代人的群像。反复吟哦这首诗，我突然对自己曾经拥有的书本知识、曾经体验的生命哲学，感到一丝难以名状的惭愧。
一个真正的诗人，他的一生就是在建构一个秘密的通道。阅渎太平这本厚厚的即将付梓的诗稿时，我仿佛就漫步在一个晦明、曲折、不知尽头的通道里，呼吸着生命和生活的美丽、残缺、荒谬、疲倦以及存在的价值。太平是孤独的，他游离于强势话语空间之外的嗓音近年来日益尖锐，充满了怀疑和幻想：“倘若十年的戏剧不算冗长，有谁愿意／在下一个百年里费尽心思，将唾沫吐上穹顶?”(《半点钟之后即是来年》)面对这样的诘问，我愿意永远拥有忧伤的、不知所措的倾听。
我在匆忙中写下的这篇短文，可能远没有抵达太平的诗学本质，没有深深触及太平诗歌中的灵魂，我愿意今后找个机会，来弥补这种遗憾。而现在，我只能用太平的一首充满坚定幻想的诗篇来佐证我的论断，代替我的期待：
当暮霭深重，风叫起来
原野上遍布了被吹散的事物
如果有火，抱紧的是木头
那些被刀砍过的木头
火抱着它沉睡一晚
——《木头》
2001.3.15—3.16于攀枝花
本文为游太平2001年出版诗集《内心的戏剧》之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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