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面对面：李亚伟

曾蒙

李亚伟，男，1963年2月26日出生于重庆市酉阳县。

1980年代与万夏、胡冬、马松、二毛等人创立“莽汉”诗歌流派，与万夏、杨黎、赵野、默默等人发起第三代人诗歌运动，创作过《男人的诗》、《醉酒的诗》、《好色的诗》、《空虚的诗》、《航海志》、《野马与尘埃》、《红色岁月》、《寂寞的诗》、《河西走廊抒情》等长诗和组诗，出版有诗集《莽汉-撒娇》、《豪猪的诗篇》、《红色岁月》。

获过第四届作家奖、第四届华语传媒诗歌奖、首届鲁迅文化奖、首届屈原诗歌金奖等。

曾蒙

好色的诗

李亚伟




美女和宝马

你是天上的人
用才气把自己牢牢栓在人间
一如用青丝勒住好马
把他放在尘世

这就是你自己的野马，白天牵在身后
去天边吃彩虹
夜间踏过一片大海
就回到了人民的中间

而那些姣好的女子正在红尘中食着糟糠
在天边垂着长颈
你要骑着她们去打仗
骑着她们去吟诗

但你是天上的人
你要去更远的地方
听云中的声音
你要骑着最美的女人去死


东渡

渡过去还是那座岛
你可以做梦过去
也可以生病过去
因此吃一付药你就能回来
但你执意要去
那你就去死

夏天渡过去就会是日本
穿着和服你就只能去扶桑
这两个地方
你可以用剖腹而一举到达

秋天诗人们走着回头路
沿途投递着信件
秋天的情感轻如鸿毛
让人飘起来
斜着身子表达,而且
随便一种口气就可歪曲一个男人

从水上漂走只是你个人的事
一种说法就足以把你再次拖下水
中药和西药都无法要你回来



深杯

在蓝色的湖中失眠，看得很远
千里之外的女子使你的心思透明
你如同在眼睛中养鱼
看见红色的衣服被风吹翻在草丛中
一群女人挂着往事的蓝眼皮从岛上下来洗藕
风和声音把她们遍撒在水边

你只能回到乱梦的雪中
看见白色藕节被红丝绸胡乱分割
你就心跳，远方的栅栏就再也关不住羊
它们从牧民的信口开河中走出来，吹着号角进入森林
又在水面露出很浅的蹄印

将破碎的女子收拾好，湖水就宁静下来
你从一块天空中掏出岛屿和蝴蝶回到家中
一如用深深的杯子洗脸和沐浴
上面是浅浅的浮云，下面是深深的酒



梦边的死

我这就去死
骑着马从大东门出去
在早晨穿过一些美丽的词汇
站在水边，流连在事物的表面

云从辞海上空升起
用雨淋湿岸边的天才

出了大东门
你的才气就穿过纸张，面对如水的天空
想起写作毫无意义
马蹄过早地踏响了那些浪漫的韵脚
你就无法回到事物的怀中
自恋和自恨都无济于事

而人只能为梦想死一次
我命薄如纸却又要纵横天下
沿着这条河
在辞不达意时用手搭过去
或顺着某条线索退回去躺在第一个字上
死个清白



渡船

用蝴蝶做帆在草地上来回划行
桨搁在最显眼的部位，你脱下乳罩帮着来划

骑在桅杆上看激烈的风景，这样很危险
你还是下来，帮我掌住下面的舵
再用左手接住我递给你的小东西
这时要是想想道德和法律
一颗糖就控制不住自己的甜味
无端端地柔软，透露出愉快的消息

我说，如此美丽的天气，死去或活着都随你的便
而你紧闭了眼说你不要听，咬住船头
穿过亚麻、黄柳和高梁
要在天黑之前赶回姐妹们中间



破碎的女子

桃花在雨中掩盖了李家的后院
女人们已纷纷死于颜色，被流水冲走
纷红骇绿中我又听到了天边的声音

一支短笛
想在远处将她们从无吹奏到有

想在红色和香味中提炼出她们的嘴唇和声音
在一首短歌的最淡处唤出她们的身姿
使她们妖娆、活得不现实
在极为可疑的时间里
她们咬着发丝射箭和做爱
随后成立诗社，在吟唱之前又大醉而散
各自随着脸上的红晕趴在花瓣上慢慢消逝

这样的女子命比纸薄，不得不重复地死
她们曾经用声音搀扶着一些简单的姓名，让你呼唤
或用颜色攀过高墙进入其它事物
就这样把自己彻底粉碎，渗进红尘
在笛子众多的音孔里哀伤和啜泣，不愿出来
下个世纪，丑女子将全部死掉
桃花将空前地猖狂
弥漫在香气和音乐之上成为一个国家


远海

我还是要把船拴在你的名字上，前面的海水太蓝
骑在大鱼上失眠，使我愈加气短和无力

犹如在三月，你把贫病的身子挂在树枝上招展
远远地看见了海，听到了月经初次来潮的声音

我就只有从岛上下来，把枪扛在肩上
看着你去死

无节制的错误，同样发生在北方的海岸线
我用极坏的身体穿过十三、十四、十五这些日期
沿途胡乱放枪，胡乱在火车门边上吊
疲倦已使我经受不了浪漫，透过玻璃
我就死在窗户的外边

我沉迷于幻觉和潮汐
倾听母亲用一根筋怀你的声音
看见那粗壮的树伸进黑夜用枝条怀上苹果



妖花

你妖里妖气的声音
要我过早地垂死在舵上

大陆的气候反复无常
漫山遍野的丑女孩
从群众的长相中一涌而出

一个抒情诗人怕风，讨厌现实
在生与死的本质上和病终生周旋

现在我把船拴在你的姓氏上
靠在岛边喝酒
酒中的任何事物：
一棵叹息的玉米
或一座更小的岛
会让我终生在细节上乱梦
在唯一的形式上发疯
喝空这杯酒
我就要趴在舵上一死了之


血路

在身怀绝技的大路上
消逝的酒旗重又飘扬
磨损的店家从一些用旧的词语中酿出了新酒
喝完后再往前走，知识和战争便风行不衰
这样的行程始终是在空中和形而上
当民主发展到山区，人们各自为王
械斗便轻松自如地向划拳方向发展

美人和英雄就在这样的乱世相见
一夜功夫通过涓涓细语从战场撤退到知识界的小圈子
我生逢这样的年代，却分不清敌我
把好与歹混淆之后
便背着酒囊与饭袋扬长而去



夏日的红枣

你一会儿是母亲
一会儿是女儿
声东击西地采摘水果
打下的酸枣
便由我俩分担

你是一个小女子
把家人彻底蒙住
鼓声之外你就弄错了地方
你从溪头或树枝几个方向去死都行
我要留在竹竿的下端

这些鲜红的水果，经过观看
便不再是村东女子的嫁妆
而是一个想死的人做出来的味道
你还小
枣子就不敢成熟
这是夏天
夏天不好



醉酒

当你懂的时候就红
不懂的时候就蓝
当你干的时候就是女人
不干的时候就是学生
你骟的时候是太监
不骟的时候就是马
一匹宝马
或者是一个美女
都是用来骑的
它们使你强大得近乎疯狂
什么都懂
什么都无须懂
只要你愿意
你愿意的时候就民主
不愿意的时候就自由



饿的诗

我读着雨中的句子在冬季的垂钓中寻死觅活
旋即又被粮食击碎在人间

我从群众中露出很少一部分也感到饿
感到歉收和青黄不接
只有回到书中藏头露尾，成一种风格

而其它的莽汉们正想着乳房在各省的客厅里漫游
他们已彻底放弃了写诗，埋头于手淫
被窝一黑，美女就出现在大家干得到的地方
挂在面子上把错误无节制地放到下一代人身上
蔑视高雅，在语言之外嘻哈打笑
在妇女中老当益壮，像一群开大会的农民

我已经老了一次又老了一次
从群众中来，如今就到群众中去
一口气喝干左边的事物
又在右边召开万人大会，遍地埋锅造饭
在一次繁忙中造成极大的贪污和浪费
让大雨落在社会上再次形成清一色的服式
我们身穿绿军装，腰插匕首和锤子
即使烂得难以收拾
也可以在人民中间幸福地喝酒



好色

好色之徒在冬天无事可干
握着极坏的预兆伸进夏夜手淫和写诗

一日三次的小酒已被喝掉一半，变得更小
变得秀气和珍贵
治国齐家的人物在一年之内就丧尽了猛烈和悲壮

捉鬼是你，放鬼也是你
大雪以一群文盲的姿态落在书中和桥头
走遍天下你都没别的颜色做人
厚着脸皮读文章，把一篇长文看成劳动
而费尽学生和圆规所拱起的桥
只是为了让美女从上面卖艺归来
把丝绳和脸皮放入镜中
放下厚实的里脊和肚腹上的扣肉
蒙在鼓中自学英语
你就在她身后用紧攥的手把自己放松
伸出头来，视自我为陌路之人
模样使不读书不看报的青年顿觉舒服和熟悉

而亲切的酒杯仍反罩住水里的妖怪和岸上的饮食业
幻觉中的女子在河边越发秀气和珍贵
捏在手里调皮、摆动
其它手中的小虫就一字儿放飞

1987.春

曾蒙

寂寞的诗
李亚伟



我飞得更高

我飞得更高，俯临了亚洲的夜空，我心高气傲!
人间在渤海湾蒸腾，众多的生命细节形同狂想
我在晴朗的人生里周游巡回，在思念里升起，触到了火星的电波
我发烧的头脑如同矿石，撞击着星空中的行星环
穿过夜生活发狂地思念着消逝的大西洲女人

我飞得更远，流星狂哭而过，祖国渺小如村
我是神仙，在政治和消费里腾云驾雾，我不是物种!
悔恨曾把受伤的朋友送到最远的地方隐居，像一匹战马在太阳系环形山上吃草
我仍在众星汇聚的天空飘游，思考着末日，打着远光灯灯一直往南
并对着地心哭泣，以怀念我从未搞过的风骚情人

她是远古大西洲上的半人、杂交人，是正在收缩的太阳里的河床
她的家乡是性的边缘，是尼尼微常数，是水星上的大红斑
她是狂歌与乱梦里美女的胚芽，大西洲是爱和恨之间小小的渡假村!

旧社会的夜明珠照着偏僻的书页，照着反政治和商业
一只流氓天牛正在小学校进化成儿童，在人间的冷战期换乳牙
黑夜垂下了敌国最深邃的眼帘，我仍在乱飞，撞响着仙女偷人的窗户
此时，亚洲、山峰、沙漠、太平洋在猫头鹰的眼中渐渐变成如今的世界
我正酒醒，在远东的楼群里独自写诗，用又粗又黑的笔写着疯狂的生活
我的疯狂是东方历史最深处我叔叔出门杀人的匆匆脚步声
此时，我不知道我是谁，我是不是茫茫人海中一颗受精的卵子
但大海仍然辽阔，我仍然如此的狂妄!



夏日远海

螃蟹横爬着越过空旷的海滩，然后在棕榈下沉默
它想用很多只手抱着你到海湾最深的石洞里去做爱
天边的月牙正把最寂寞的那只银角伸向对面的半岛
龙虾在海底转弯，在寂寞中转很大的弯，我想起故国——
我的来处，你是否看见有两个兄弟正坐在忘川上喝酒?



新月勾住了寂寞的北窗

我飞得更高，超过了自己的无知，
看见几只秋后的蚂蚱住在圆月里对着岁月不住地哼哼

我知道三文鱼还在深海里等我，等到夏夜
外星人侧着倜傥的身影写完最孤独的绝句
戴着头盔，压低了呻吟声，去嘀哒着的蓝宝石里喝酒
海面飘来的新月就勾住我寂寞的北窗照个不停
直照到雷洲半岛前一只海马停下来读我手抄的诗

水生物们用隔世之音朗读李哥的格言，海南岛也听到了，寂寞然后羞红了脸
我想起多年前的地球上，有一个地方叫北京城
我在城北东游西荡像减肥药推销员，我像是东北来的郭哥
我在一群业余政客们中间闻到了楼梯间寂寞的黑眼睛的香气，
我毫不在意社会上偶尔露头的平胸粉黛
我在意的是爱?是钱?是酒?告诉我呵
在人间盖楼的四川亲兄弟民工，人生到底是在哪条路上颠沛流离?



无形光阴的书页上

海螺把天空吹弯，渔民们也弯着风流的身子划向来世
我却看见毒水母在月下打开自己最透明的窗户要和我结婚
我已江郎才尽，灌着黄汤，站在海边等着花下之死

要是有一个贝类中的思妇在贝壳中关起门来
一颗一颗细数自己的乳头，并且数出了乳香
迟早有一天她会被自己的香气从寂寞中弄醒，侧着头
用下弦月的梳子把痛心的事情一遍一遍地从一百年前梳回吴淞

我知道，连蛏子和海星都不会明白海底之梦是因为诗人的无限寂寞
花甲、海胆、珊瑚虫和海带仍静静地生活在海底(多少岁月流过!)
它们等着，等着我吧，我会在无形光阴的书页上写下下流的神来之笔



时光的歌榭

我是歹徒，在鸟里当乌鸦，住在喜玛拉雅山的羽毛里
我看得见一百年前爷爷骑着赤兔马达达达在人间碰运气
我也看得见一群兄弟还生活在地球仪上，和动荡的社会呆在一起

每当深夜，大眼蝙蝠吊在岁月的窗户上吱吱吱想死的时候
一个兄弟手中的玫瑰就会带来夜深酒吧中的啼哭
嗨!中国的玫瑰之红正在超越最近一场革命所达到的程度

在初夏之夜，河豚在南方出海口的水面咯咯咯说话
我还听得见在天上，圆月中祖母哄我玩的声音
月亮无耻地照着我的童年，使我脸红
她的秀目也曾照着古代的塔楼，我从那儿悄悄起飞去当一只鸟
花和村庄也正在某个社会分开，花向远方出发后就成了二奶
被我爷爷在时光的素湍中泡着漂进了神话

我爷爷是玫瑰花丛中狂饮滥写的过客
他斜着身子在人世外当差和渡假，在孤坟的小窗前写回忆录
他的那些拜把兄弟也在歌榭里搂着后辈烧去的纸扎的小姐唱着永不回头的光阴

如今我降落在现世报的文化里，像个青年教师在午休时渡步
在爱与恨的距离中做着大案，夜间飞回最高的山峰
在月色中扣动生与死的渺远门扉，让兄弟伙俯身酒碗时也能听见
月亮在它的圆圈里发出的时间的空响



我在双鱼座上给你写信

我在双鱼座上给你写信
从天上一笔一笔往下写，我是天上的人
我住得太高，爱你有些够不着

我看见平原上走过一条很短的命
在被寂寞刻破的北方的平原上
蟋蟀正无休止地拨着情人的手机



初夏午后的天边

蟋蟀在最远的世界挖掘
挖土里藏得最深的美女
月亮的空壳被扔在午后的天边

有人在北方无休止地翻晒腾格里沙漠
有个声音在城里说：“活着没意思，不如去喝酒”
他是我的客户，男人堆里的碴子，女人堆里的王子
一条很短的命，在歌厅里痛快不已

如今东南季风徐徐而来
一份无边的传真
正把印度洋的雨季传往长江以北
在河南， 河虾在水草间吃昨夜的星星
吃完后从大地上翻下了天外



新世纪游子

海淀区的上空，天堂是无人值班的信息台
云抬着它们的祖母在暴雨中轰隆隆向朝鲜方向走去
一丝绿意才呻吟着从上个世纪的老绵被里轻轻滑进沿街的服装店
变成了无人注意的中关村的初春，我真不知道这点春光是什么卵意思！

但我知道因特网上的春光，打开笔记本，鼠标所指
便见跨国公司们合力修建的通天塔，好陡的天梯，真它妈神工鬼斧！

我想起盗版VCD里的《宇宙与人》
裹在大气里的地球，看上去就是挂在太阳系上的一只蚕茧

更早，我也曾经想到过：地球这只蚕茧，没有手和脚
它怎么去劳动和旅游呢？这傻逼游子！

现在我想起，大学里那些戴眼镜的少年
那些小男生常常在服务器里消逝，又在小便时找到自己
从梦遗上把自己落汤鸡一样痛苦地提起来，坐在假金发女模特们的潜水表里
嘀哒嘀哒睁着动物的眼睛注视着试卷外的社会

我已大学毕业，染着花发，睁着眼睛说瞎话
我怀疑地球是不是像旅游区那些飘在假苗族风俗中的绣球
我早已下海，天天寻找归宿，天天归在钱上
没有什么傻逼哲学教我，我就已经顽固不化
我在街上走着，常常在心里说道：
高速发展的社会，你信不信
我会走得很慢，像处女夹紧双腿，在胎盘上走



汽车修理厂纪事

修理厂停着一辆老式尼桑，像一个副总经理正在午睡
旁边散着几个零件
高速路从丘陵中飘过，又在远处穿越乱世

一辆宝马跑车从眼泪和李玟的歌声中冲出，转眼间
山西来的修理工就看见一个美女坐在一只牛蛙里匆匆驶远
像是去追赶整整一打部门女主管们的绝对初恋

一个副局要驾走刚修好的帕萨特驶往机场——
一小时后，将要从飞机里跳下来三个旅游的傻逼哥们
他的收音机闪着工作灯却非常肃静
让人感到集成线路的终点有两个穿深色西装的高干在值班
在他身后的旧式电视机里，一条牛仔裤正在做爱
做摇滚歌曲里那种令人发笑的爱

2001年孟春的一个中午，时光的印刷机突然大胆地开机
将春天、水果、绿树一色一色地印往京城的方向
高速路从中呼呼穿过，然后在远方归于不可靠的沉默
仿佛空间在看不见的地方突然进入了终极问题
有人在时间的核心处找到了最后答案，突然又响起了手机的声音

曾蒙

李亚伟访谈
欧亚  李亚伟



欧：你在两年前才出版你的第一本诗集。据说在80年代，你和朋友们的作品传播方式最主要是在酒桌上，其次就是自印刊物。对此总有什么感慨吧？

李：这是中国先锋诗歌在那时的一个共同的状况，在当时发表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正规出版的文学刊物基本上是拒绝：一个是我们年龄小，一个是我们的写作确实太新了。当时朦胧诗已经全国普及，但我们意识到我们跟朦胧诗是完全不一样的。对自己相当自信，但是基本上是发表不了的。因此我们就形成了诗歌圈子，圈子和圈子交叉的地方，就可以进行交流。    我一直做的就是一个“不发表”的诗人，或者说“地下诗人”。不仅是我，中国有很大一批这样的诗人，基本上写作不是为了发表。

欧：李亚伟的名字总是和莽汉联系在一起。莽汉强调写作和生活的合一，强调自己没文化，似乎带有很强的表演性。

李：莽汉这个东西确实是我们有意制造出来的，确实带有表演性。它有两个层面，就外在而言，成立流派本身就有表演的意思，要出头露面，因此在写作上也是求新求异。在生活中，我们追求怪异时髦的打扮。在80年代，我不知道四川还有谁的头发比我更长。这些表演性有一个意图，就是和传统诗人相区别，就是说自己已经不是文学青年，而自认为是比朦胧诗更先锋的一拨人。

事实上80年代诗人的文化教育背景，比之前的诗人都要丰富。第三代诗人们在大学校园开始写诗，大学社团成为流派的雏形。为什么要强调没文化呢？当时全国的文学读者还是很幼稚的。文革期间，人们离文化非常远，朦胧诗第一个把这个枯燥死板的门槛去掉，形成了一个全国人民热爱文学的潮流。我们也是从中熏陶出来的，但我们发现，读者、作者和刊物正处在一个虚假的文学热情当中，谈文化成了一个时尚。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当时在武汉大学就卖了2万本。我们当时就不喜欢这种类似于癫痫的，对文化歇斯底里的热情。

欧：为什么说这种对文化的热情是虚假的呢？

李：朦胧诗的思想和写法都是比较简单的。按照那么走下去，中国的现代诗歌就走不了多远，无法完成现代诗歌的革命。

欧：那诗歌它本身是什么呢？怎样才能回到诗歌本身呢？

李：这与当时的情况是有关系的。所谓的朦胧诗，其实就是“今天”派这么一个诗歌团体肇始的，后来被理论界有意或者无知地朦胧化，由此将诗歌推向庸俗和虚假。你随便打开一个文学刊物，都是眼泪、梦和蒲公英。

欧：你所说的虚假是指朦胧诗已经成为一种模式化的写作，而于当时的社会生活和心理状态日益脱节吗？

李：它和当时的社会心态并未脱节，它写生活，也写爱情，可这诗歌里面的爱情比较幼稚，我称之为简易。

我认为，朦胧诗更应该被称为后文革诗歌。从它的内容和创作而言，应该划归为文革那块。文革期间没有诗歌，没有文学，政治就是一切。朦胧诗的出现，宣告那一切的结束。我们出来是一个新的开始，进入一个比较成熟的，现代汉语诗歌的创作。朦胧诗是不成熟的。

欧：它哪些方面不成熟？

李亚伟：它的内容和语言都是不成熟的。内容方面大都表达对文革生活和政治的反思。朦胧诗和之前的现代汉语诗歌，在语言能力上差不多。现在有人谈论诗歌边缘化，我认为这是针对二十年多前朦胧诗热潮一种狭隘的比较，众所周知，朦胧诗出现之前，中国处于有史以来最特殊的一个时期，中国人，我们一辈一辈的祖先，都曾有着丰富的诗意，有爱情，有细致温馨的生活，而刚好那个时期突然什么都没有了，那个时期中国人没有温暖，没有美景，没有来世，没有对永恒的企盼，所以没有诗意，朦胧诗唱出了简易的政治情节和初恋式的简易的爱情，哪怕从诗艺和内容上来说都不够丰富和成熟，但已经足够让缺失爱和自由的一代人眼泪哗哗的往下流。朦胧诗和当时的小说――伤痕文学使饥饿得前胸贴后背的一代人大吃大喝了一顿集体精神伙食。迄今，我更愿意称朦胧诗为后文革诗歌或七十年代诗歌，我在这里指称朦胧诗的简易特点，并无掩盖其中少数诗人在八十年代后高超的诗艺修炼的意思。朦胧诗时代是全世界有史以来读者最多的时代，他有着全国遍布着文学青年的奇异景观，那些人是干渴和稀缺的年代即将结束时的暴饮暴食精神食粮的人民代表。全国的青年都写诗、读诗的时代在古代没有过，今后也不会再有。

我在这里描述二十多年前朦胧诗的盛况，是想说明，我们今天这个时代诗歌的情形（有人喜欢用“处境”二字）是正常的，他和古代诗歌的情形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处境”却有了不同）在古代，官本位，写诗能做官，能大大的解决生计，大官和皇帝都写诗，所以诗歌显得很“热”，再加上古代教育内容的单一，诗歌是教育事业的最重要的内容，所以，凡读书即会产生读诗写诗的事实，诗歌读者也因此在知识分子里面比例极大。其实，古代受教育的人不多，其诗歌作者甚至读者数量比列与现在相比较也绝对不会显得是人山人海，知识分子圈子外能识文断字的人不读当朝诗歌，只读前朝诗歌的情形也和现在普通读者只读唐诗宋词，最多读到徐志摩、郭沫若、厉害的读到朦胧诗的情形一样。如果去除只读古诗（前朝诗歌）的读者，古代读者和作者常常也是一家人，这和现今“写诗的比读诗的多”的情形并无人们想象中那么大的差距。


文革对写作的影响

欧：有人认为莽汉属于某个时代的诗歌形象，属于80年代，而放在今天这个场合，似乎有点尴尬。你怎么看这个观点？

李：莽汉是84年出现的，到86年就宣布解散了。但是莽汉这个词跟着我们几个作者走，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它曾经展现的个性太鲜明了。

欧：流派在写作之初，对于一个写作者可能会产生很多积极的作用。但如果成为一个标签，就不一定是好事了。

李：是的，成为标签是一件很无趣的事。当初做流派是带有策划性的，是为了表达自己。到了86年的诗歌大展，各个流派都表达自我，流派的意义可以说是穷尽了，之后便要回到个人的写作。

欧：但你同时认为，莽汉的精神是不会过时的。

李：古今中外都有这种热爱生活、豪气冲天的人。不但有男莽汉，还有女莽汉，老莽汉，洋莽汉，他们不一定要写诗，他们的举手投足都让你感受到，生活是一件充满乐趣、生机勃勃、无法无天的事。我们彼此以莽汉相称，比如张莽汉，李莽汉。有的漂亮女孩，跟着我们去打架，我们叫她女莽汉。即使他们不写诗，也是诗人。

欧：在经过商业浪潮的洗礼之后，在90年代末新世纪初，活跃在80年代的诗人们重新写诗，你怎么看这个现象，包括你自己？

李：我也是突然发现这个现象。很多80年代的老不要脸的都出来了，一个个膀宽腰圆、笑嘻嘻的又出来张罗诗歌活动，一会儿电子邮件，一会儿传真，重操起80年代“地下诗人”那副德行到处交流诗歌。物质始终不能满足一个人的全部需求；物质不能满足精神的需要。只要是个眼睛会动、会说话的人，思想、艺术之类精神上的东西迟早会来收他的魂。

欧：最近这段时间，怀念上世纪80年代已经成为一种潮流和时尚，有人认为比起90年代后的商业生活，80年代是不可重复的精神高地和思想舞台。

李：我几乎要认可这个观点。我们综观历史，真正的思想和艺术的高峰期是不多的。有人认为80年代比不上90年代，我认为是扯淡，是自欺欺人。历史有时候只给你这么一个机会，百年或者千年只有这么一个机会。相对于80年代诗歌的群雄并起，90年代就是一些散兵游勇，都是80年代那些没成名的，在90年代闹腾一阵。幸好有一些70后诗人出现，才使得90年代不那么尴尬。历史是宽大却是无情的。当然，就单个诗人而言，他可能是越写越好，越来越了不起的，他们的写作穿越了时间。

欧：不少人提起你的写作，启发了一些后来者，比如口语写作，比如下半身。

李亚：莽汉和下半身确实有许多类似之处，一个是文学取向的近似，一个是都源自大学社团，一个就是造反精神。

欧：有的评论者认为，与下半身相比，你的写作更加“严肃而高贵”，你怎么看这个观点？你认为莽汉和下半身的区别在哪里？

李：这个问题我没想过。我觉得诗歌里面没有高贵一说。可能他指的是我的写作时间更长，写作面更宽一些，更传统一些。

我认识的下半身们都很聪明，很有才华，与我们当时的状态非常像。他们的时间和地理位置比我们还要好，他们一出来几乎就有话语权，我们那个时候是没有的。他们的这种反叛和我们那会儿是一样的，一个优秀的诗人总是具有叛逆精神。

欧：莽汉和下半身出来的时候，都是倍受争议，尽管中间相隔了20年时间。

李：当时不少人把莽汉看作痞子，而下半身则让他们联想起腰带以下。这是因为诗歌观念在发展，而读者和评论家却没有发展。

前面的东西往往容易被认可，刚出现的东西不容易被认可。这跟人们的阅读习惯有关系。我也比较喜欢看一些古代的作品，古人们也常常不读当朝的诗歌。有人说我们中国写诗的比读诗的人多，这个说法也是扯淡的。读诗的人很多，他们不读当代的诗歌，他们读前朝诗歌，他们最多读到朦胧诗。

欧：“知识分子”成为90年代以来诗歌的一个重要词汇，甚至出现“知识分子写作”，你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李：这里面有一些好作品。但是这个提法我认为是非常非常扯淡的。是否是能够识文断字就是知识分子？如果是这样，何必强调这个身份呢？另外一种讲法就是近年引进西方的哲学文化，里面强调了一种知识分子的概念，把这个概念引入诗歌，我认为是在强迫自己玩一些诗歌以外的东西。

我们回过头去看，诗歌从来都不是知识分子写的。实际上《诗经》里面最精彩的部分就是民间的东西，是民歌。苏东坡、王安石都是大官，我们能不能说他们就是“官员写作”、“政府写作”？不是的，他们优秀的作品都是对现实生活的感受。尤其是李白，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而不是知识分子写作所强调的那些东西。

所谓“知识分子写作”就是某些人想划出一块领地，很主观地想做诗歌贵族，让人乐不可支，这在诗歌创作上是非常荒病态的。

欧：知识分子还有这样一个意味，就是强调社会承担，或者做社会良心。

李：一个真正的正常的人都会有这些，都会有社会良知、社会责任。没有必要刻意强调，这还是呆在巴黎、伦敦一些人一种想划社会圈子、划思想保护区的意识在作祟。

欧：诗人们虽然非常强调责任感和良心，可读者们似乎总是很难理解他们的良苦用心，现在的诗歌越来越专业化了，甚至有的诗人宣布不是为普通读者写的，只有专业读者才能读懂他们的诗歌。

李：这还是一种思想圈地行为。西方现代作家的价值观近二十年来，被我国一些文化盲流用作话语霸权的武器和文化审美的后勤，汉语诗歌中深远隽永的部分被大规模的屏蔽和偷换，这些人无休止地在他们的言谈和文字里提西方作家的名字，频率远比提他们情人的名字高。一些诗人会在他的诗歌里动情的写他的爱人，一些诗人则会不厌其烦的写西方作家的名字。

80年代，我们很多诗人也都这样干过，后来被那些目的性和指向性极强的伙食吃撑住了，再也吃不下了。

欧：与知识分子写作相对应的，也有一个“民间写作”的概念。

李：这个命名可能是一个技术层面上的考虑。当然，这样的命名也是扯淡的。写作就是写作，不需要这么多的领地。

欧：现在人们反复提到的文学娱乐化，作家、诗人明星化的问题，你们那个时候有没有这样的念头？

李：潜意识里有。这帮人要不然剃光头，要不然留长发，标榜先锋，动辄甩一串时髦的名词出来。

欧：有些人认为诗歌是一门慢的艺术，与网络并不兼容，你怎么看？

李：网络就是把话语权还给了每一个人。它可能是一种更高层次上的回到古代——作品并不需要刊物的发表，而靠流传。古代有的诗就贴在庙宇的墙壁上、酒店的柱子上、甚至青楼的罗帐上，却口口相传至今，就跟现在在网络论坛上发贴子差不多。我希望能象古人一样诗歌帖子贴在大自然和生活中。

欧：在你的诗集《豪猪的诗篇》中，有一章专门写革命，为什么对革命情有独钟？你是如何看待革命的？

李：我觉得一个诗人到了一定的时候，从自己内心回到社会，他跟一个被流放的政治家回到社会不一样。他会走得更远，更不确定。一个政治家会想返回自己想象的社会位置。一个诗人则想返回到想象中的时间。革命毕竟是影响人类生活的最醒目的一部分，。

记者：你写道，“他在诗歌中出现，在爱情中出现，比在历史中出现更有种。”这似乎是否是你一如既往的对待历史的态度。

李亚伟：是的。

欧：你在革命主题的第二首诗有这么个句子，“他们分开时在追求进步，聚在一起却要再打一场群架。”这似乎概括了某种真相。你又写道，“那些农村中调皮的晚稻在夏天顽固，到了秋天才答应做人民的粮食”。这是写你自己吗？

李：前面一句，是我写作的一个秘密。我身上有很多传统的东西，就是写成一些预言性的东西，并使之成为名句。在这个句子上，我确实体现了一个传统诗人的心机。诗歌没有名句是打不开读者（诗人自己也是读者）的灵魂的。

欧：我们谈到名句，名句是需要口口相传的。诗歌的流传是与朗诵有关系的，前一阵有报纸在讨论诗歌该不该发音的问题。有的人认为，当代诗歌已经不适合朗读了；另外一些人认为，诗歌只有读出来才能完成整个过程。

李：现在的诗歌主要还是诗，有一些确实不适合朗诵。但有一个观点，我和杨黎曾经是非常一致的：判断一首诗是否好，还是要拿来大声朗诵，用耳朵一听就听出来了。现在的情景很尴尬，读的效果不如唱的。能够演唱是音乐，真正让人震撼的好诗是需要思考的，并不需要像音乐那种，具有那么强的表演性。诗歌并不是流行歌曲，长了耳朵就能欣赏。

欧：《航海志》似乎是你写的最长的一首诗。

李：写《航海志》的时候，我意图不是很明显，想从很远的地方来看社会，看生活。想用历史和地理对人生交叉扫描。

欧：你说“我不愿在社会上做一个大诗人，我愿意在心理、在东北、在云南、在陕西的山里做一个小诗人”，为什么萌生这样的想法，豪气凌云的莽汉为什么甘于做“小诗人”？

李：这是我最近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我主要是想把诗歌和物质利益、社会地位等等分离开来。我宁愿岌岌无名，也不愿意用诗歌换取什么。自由和诗歌何等重要，重要的东西应该把它放在语法的外边。

欧：有人认为诗歌在娱乐化和商业化的今天，诗歌是一个不合时宜的存在，你怎么看这个观点？

李：我觉得诗歌在今天并不尴尬。一个人欲望无穷，但实际需要的物质条件却很有限。一个人的一生有4个最基本的动机：首先是不要饥饿（食）、对异性的激情（色），这两个要求只要有点能力的人，能瞎混的人都能达到；然后人们面对的就是孤独和死亡，无论富豪权贵，还是平民百姓，都要平等面对，诗歌为我们面对后两者提供了很大可能。

在水一方

厉害！

华山论剑

小你

多年前读过，还是有新鲜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