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90年代女性个人化写作的困境及其后现代性

张立群 · 发表于 2006-7-1 10:1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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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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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化写作是对于90年代女性主流写作形态的一种命名，同时，也是这一时期女性文学批评不断阐释的热点，其中又交叉涵盖了有关此类写作的诸多称谓。在90年代，无论是得名于陈染《私人生活》的“私人写作”，还是借用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埃莱娜·西苏的“躯体写作”，甚至还包括后起的“70年代出生女作家群”的“另类写作”、“美女写作”、“新新人类写作”以及不断涌现的“写作”名词。虽然它们可能在各自本质内容上存有一定程度上的差异，但仅就个人化写作具体指向远离社会，远离群体，书写个人生活，展示女性自身体验与本能欲望这一特定内容上，则完全是等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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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渊源流长，以个人的方式言说历史，叙述故事，在文学史上并非少见。单以20世纪文学为例，五四时期就有以郁达夫为代表的自叙传式的写作手法；进入80年代中后期，随着传统文化基础的变革，物化商品的冲击，以往时代的“宏大叙事”已逐渐转化为个人的“小叙事”；90年代的绝大多数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几乎都是以个人特有的方式进行叙事的。但能够以“个人化写作”命名，并为评论界和广大读者接受、引发较大争议的却只是成名于90年代的女性作家如陈染、林白等的小说创作，至于将90年代都看作是个人化叙事时代在很大程度上是批评家们在此之后追加上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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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独特文学现象，女性个人化写作的出现是有深刻的历史原因的。90年代意识形态整合性功能的弱化，使个人获得了相对自由的存在空间，任何自我、私人的写作都可以登上文学的殿堂；同时，西方文化思潮迅速的涌入和先锋作家的普遍接受也为种种面貌独特的写作出现创造一种“规范”。对于活跃于90年代的女性作家而言，她们之所以能够以女性特有的私人话语开掘出了独特的女性个体空间，是与她们普遍接受西方女性主义文化思潮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这种接受的直接结果就是“个人化写作的最后一个层面……是针对女作家，个人化写作有着自传的意义。在我们当前的语境中，它具体为女作家写作个人生活、披露个人隐私，以构成对男性社会、道德话语的攻击，取得惊世骇俗的效果。” [1]由此可见，这种不断通过“我手写我心”、“我手写我身”来构筑“她者”力量，进而对既存的男权中心（即菲勒斯中心）进行解构和颠覆的写作其实质应属于一种女性主义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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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像文学史上任何一种具有创新意味的实验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程度上的缺陷一样，90年代女性的个人化写作，从一开始就存有自身的精神困惑。或许是出于对以往男性权力话语矫枉过正的需要，90年代女性个人化写作从一开始就陷入了专注女性私人隐密生活，专注女性个人意识与个人体验的封闭式泥潭。这种近乎自恋式的叙事文本和过分的形而下的价值取向，都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社会性以及传统道德价值的深度缺失，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在出版商强有力的商业运行和包装改写下，女性作家苦心经营的大胆写作、深入灵魂深处的描写反倒成为了被猎奇和窥视的目标。然而，90年代女性个人化写作的缺欠并没有在客观公正的批评声中得到收敛，相反地，这种缺欠在世纪末由于商业炒作的原因而变得愈演愈烈。“70年代出生女作家群”显露文坛标志着90年代女性个人化写作第二阶段的到来。一时间，以卫慧、棉棉等为代表的“另类写作”、 “美女写作”以及稍后的由作家九丹自称的“妓女写作”和新近涌现的“超体验写作”到处飞扬，不断充斥着广大读者的视线。在她们“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纵情享乐，颓废虚无乃至展示本能欲望的叙事里，女性个人化写作被推向了近乎疯狂的状态。不但如此，在她们作品里反复出现的女主人公可以随意依赖男性、也可以随意抛弃男性的、表面上男女似乎已取得了平等生存地位的写作模式中，90年代第一代女性个人化作家如陈染、林白等苦心经营的女性主义写作已发生了质变：过去以反抗男权压迫为宗旨的写作变成了现在女性新人类在世界观和精神领域中的深度坍塌和倒退，世纪之交的女性个人化写作就这样由于自身走向了极致，难以再有新的扩展空间。当然，90年代女性个人化写作能到达今天这一种近乎自绝的处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当下许多关于此类写作的批评似乎更多地着眼于对其文本所表达的精神困境进行剖析，而对于整个90年代个人化写作在理论移植，与传统文化相悖以及商业炒作，读者接受等诸多因素探索的较少。这样，在没有对一种文学现象进行总体把握的前提下，自然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从而进行卓有成效的反思。<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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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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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女性个人化写作的困境，从今天的眼光看来，首先应根源于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接受与挪用时产生了错误与偏差。这一点在90年代女性个人化写作的初始阶段表现的尤为明显。正如这许多批评者指出的，许多女性作家在进行文本实践的一开始就带有较大的盲目性，她们从一开始就存有过分抛弃本民族文化传统、视西方女性主义为圭臬的倾向。对于80年代末传入中国境内的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来说，中国的女性主义研究者投入的姿态是非常积极的。他们一方面不断为中国文艺界翻译引进新的女性主义经典著作，一方面又不断运用这种理论对中国历史的女性文学加以研究批评，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绩，从而使中国女性主义的构建与学术界对于西方女性主义的接受取得了正向同步，并且还为这一时期中国女作家能够运用其理论原则进行写作打下基础。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这一过程，在90年代女性个人化写作过程中，恐怕是不会出现类似陈染的《私人生活》，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式的小说文本。中国的女性个人化写作或许将是另一番面貌。但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新时期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在引入方面上种类繁多，五花八门，但在其引进的深度上，尤其是对60、70十年代以来西方第二阶段女性运动的最新理论成果在引进上存有“博大而不精深”的现象。以在90年代被理论界奉为经典，反复援引的一本书——1992年由张京媛主编翻译的《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来说，这本论文集集中翻译了当代西方女性批评中的许多前沿性论文，其作者包括美国的佳查·斯皮瓦克、伊莱恩·肖瓦尔特，法国的西蒙·波伏娃，埃莱娜·西苏等等。可以说，西方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最富有代表性和创造性的英美学派和法国学派的著名评论家都已基本包括在内，但由于论文集篇幅限制的缘故，一两篇论文具体到书中某个学者的身上就很难反映其思想全貌。于是，对于90年代个人化写作的女性作家如陈染、林白等来说，她们在进行创作时就不得不面临这样一种矛盾：即她们虽然可以在总体上接受了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及其创作的影响，然而，在其具体实践操作上却又不得不面临一种或两种写作原则。自然地，她们的小说文本就流露出生搬硬套、视野狭窄，无法窥其全貌、得其神髓的写作倾向。<o:p></o:p>
其次，90年代女性个人化写作的困境还在于女性作家在创作上过分期望通过走类似西方女性主义斗争之路来谋求中国女性解放之路，从而导致了与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发生抵触。这一点既是个人化女性作家接受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影响的继续，也是我们今天在阅读90年代女性个人化写作的作品时产生诸多不解的重要原因。<o:p></o:p>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有集体主义的特征，这与强调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可以将个人意志，个人权利置于社会之上的西方文化是大相径庭的。近现代以来，中国的文化传统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和冲击，但中国的个人主义文化思想却始终处于强调集体的思想脉络之中。即使是处于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最具爆炸性的五四时代，像胡适，周作人这些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思想启蒙者在强调个人解放时，仍要首先强调其应从属于代表社会群体的“大我”；在文学上，郁达夫的“自叙传”写法可谓轰动一时，并对整个20世纪都产生过较大的影响，但他的《沉沦》等篇章仍是力求将个人情感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90年代女性个人化写作是以个人方式言说历史的再度崛起。肩负反抗男权统治、为中国女性寻求自身解放途径的历史重任，使她们一开始就表现出要超越任何时代传统文化的姿态，而她们这种“通过身体将自己的想法物质化了，用自己的肉体表达自己思想”[2]的写作，也确实为中国女性写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启示。但当一切尘埃落定之后，特别是在70年代女作家群的疯狂表演和商业炒作介入后，女性个人化写作只能走入困境。因而，陈染、林白等作出的带有一定进步意义的探索到最后只能是中国读者眼里的“妖女”、“巫婆”、自恋自闭与困惑不解。当然，这不是说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就要完全拒绝西方的理论，相反地，我们必须要借鉴西方优秀的实践经验与成果。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与西方女性解放之路是在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和制度下进行的，中国女性与西方女性不仅在起源上存有来自于《易经》的“阴阳说”和来自《圣经》的“原罪说”的不同，而且还在家庭观念，个性张扬和人际依赖关系上存有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即使是在全球信息化、人类文明普遍进步的时代仍然十分明显。一种民族的文化经过数千年的积淀，一旦形成，彻底改变起来是十分困难的。我们可以对西方激进的女性主义进行某些方面进行吸纳，但中国的女性主义之路必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味地以西方话语贬斥中国和盲目自高自大的结果将是一样的。包括90年代前后两个阶段女性个人化写作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陷入了西方中心主义的陷阱，进而又落入了一种颇具后殖民主义倾向的圈套。<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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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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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和谈论90年代女性个人化写作文本所反映出的精神困境是当下评论界反复出现的话题，也是本文在分析其在理论和传统文化方面都陷入困境后必须做出解答的问题。不过，当前我们面临的实际情况是：90年代女性个人化写作在前后两个阶段上一直在价值取向上存有着差异，这种差异又无疑为我们在总体上清楚把握这种写作的精神困境增加了难度。但如果我们能换一种角度，即如果我们能依据这一时期个人化写作的两个阶段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后现代的某些共性特点来分析阐释这一现象，就显得简单容易了许多。因为使用这一视角，不但能将个人化写作前后统一起来，而且，还能在分析个人化写作各自阶段上困境的同时，让我们清楚地了解其整体流程是如何由女性主义演变到后现代的，进而拓展新的研讨空间。至于90年代女性个人代写作是如何具有后现代的特点，并最后走上后现代之路的，则需要我们在具体分析其困境时一一做出回答。<o:p></o:p>
首先，是后现代式解构性思维的困惑。运用一种后现代的解构思维进行写作是90年代女性个人化写作的共同特点之一。林白曾说：“对我来说，个人化写作建立在个人体验与个人记忆的基础上，通过个人化写作，将包括被集体叙事视为禁忌的个人性经历从受到压抑的记忆中释放出来，我看到它们来回飞翔，他们的身影在民族、国家、政治的集体话语中显得边缘而陌生，正是这种陌生确立了他的独特性。作为一名女性写作者，在主流叙事的覆盖下，还有男性叙事的覆盖，这二重的覆盖轻易就能淹没个人。我所竭力与之对抗的，就是这种覆盖与淹没。”[3]林白的这些论述既点明了女性写作的边缘地位，也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女性个人化写作与以解构策略著称的后现代能产生关联的原因。当然，确定90年代女性个人化写作具有后现代性还有深刻的理论渊源作为背景。事实上，对于作为同是在20世纪60年代即后现代语境下逐渐兴起的西方两大文艺思潮来说（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从它们兴起的那一日起，就存在许多共同之处。尽管它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并行不悖，但随着“理论的构想和语言的暴力人为地抹杀了认识的鸿沟，原本相互独立的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终于“凭借着某些共享的概念建立起初步的联系……久而久之，一种‘后现代的女性主义’便获得了理论认可。”[4]<o:p></o:p>
90年代女性个人化写作首先是以女性主义的面貌出现的，虽然它不可能是对西方后现代文化语境下女性主义的完全摹仿，但它同样具有后现代的种种特点却是不争的事实——在90年代，陈染、林白在创作中不断应用“元小说”的手法增加叙事上的先锋迷幻色彩，不断以破碎的结构和独特的语言叙述造成文本的不完整和语言上的无逻辑，都使其在区别于以往创作的前提下呈现出一种后现代性。同样地，既然90年代个人化写作初始阶段的女性主义小说都具有后现代性，那么，以卫慧、棉棉为代表的“后现代式的青年亚文化写作”（陈晓明语）则更以实质精神突进到后现代的范畴。如果说陈染在《私人生活》，林白在《一个人的战争》中所要表达的是一种主动将自己放逐于边缘的解构，其目的是推翻男尊女卑的二元对立模式，并在此基础上重新构建女性文化的新秩序；那么，卫慧等在《上海宝贝》、《象卫慧一样疯狂》中所表达的解构则是近乎疯狂的，她们大胆地欢呼与尖叫，其结果是不但彻底颠覆了男权话语，还把男性意识中的女性客观自身一起消解。而这种文学走向，则表明90年代女性个人化写作已经从叙事上的策略转入到更为明显的精神生活层面，而“这种屏弃了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审美内容的病态描写”，不可能是什么意义上的先锋写作，“只能是超越人性的文学倒退”。[5]<o:p></o:p>
其次，是专注自我的后现代模式。近乎自恋式的专注自我是90年代女性个人化写作第二方面的精神困境，也是陈染在小说《破开》及论文《超性别意识》中反复宣扬的一个类似西方女性主义者倡导的“姐妹情谊”式概念的变向表达。在陈染、林白小说中多次出现的重复个人的故事、自闭情节、寻找类似包括母亲在内的姐妹一般的女友、阉割男人、弑父与无父都与此有关。这的确是一次超越传统的大胆描写。但可以说，陈染、林白等的描写初衷还是具有一定先锋意义的，毕竟她们是想为女性营造不被男侵扰的个人空间。但是，如果我们从事后的结果来看，这种写作策略却远远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在出版商外部强有力的干预下，陈染、林白等苦心经营的女性书写不但没有伤及男权文化的皮毛，相反倒在强调“沉默的左乳”和“半裸的封皮”包装下，成了兜售隐私的特定视角；而在卫慧，棉棉等小说中，女主人公颇为自诩的可以任意在物质上、精神上、性爱上剥削男性，表面上似乎表现了女性与男性取得了同等的生存地位，但实际上却恰恰体现了女性对男性的依赖：没有男性，她们将失去作为女性的意义，没有男性，她们将在失去二元对立项的另一端后彻底丧失女性的价值。<o:p></o:p>
第三，是后现代的精神困境。这集中是指90年代女性个人化写作第二阶段“70年代女性作家群”出现后，整个女性写作出现的精神困境，同时也是这些文本中渲泻后现代负面价值的深层表现。美国当代著名学者詹姆逊在将后现代主义置于历史和社会基础上加以考察后，得出了后现代主义区别于现代主义的四大美学特征“１：深度模式削平；２：历史意识的消失；３：主体性的丧失；４：复制、距离感的消失。”[6]这些特征在后起的90年代女性作家的作品中可以全部得到体现。<o:p></o:p>
深度模式削平造成作品审美意义的深度消失，促成平面感和后现代所推崇的反崇高、反美学。性欲放纵、物欲挥霍、极端个人主义是卫慧等作品的三大思想主题。在诸如《上海宝贝》、《糖》等篇章里，主人公似乎就是为了物欲而活，她们没有理想，没有对家庭生活的责任，她们的生活是感官上的，性与物的生活，甚至她们将人类最原始，最低等的欲望暴露的一览无余：反复吟唱自我为中心的生活原则，强调肉体片刻的欢愉与刺激，任何时候都只相信内心的冲动；不假思索地崇尚时尚标签，移植源于西方极端个人主义，对各种欲望顶礼膜拜，从而使放浪的灵魂不断浅表化、本能化。她们留给我们的镜像就是一种浮于表面的感觉，没有深度，自然也不会再有崇高与美。当然，在她们作品中所表达的“只有冲动与欲望才是真实肯定的生活，其余无非是精神病与死亡”[7]的精神气质，并不只是为了暴露商品物化下城市新人类的堕落，这种写作是有真实的生活基础的。在极具后现代气息的商业大都市，她们无疑是敏感地接受了世纪末新鲜并富有刺激性的生活气息的熏染，并迅速以语言复制出消费社会里的符号象征系统。而历史感的匮乏又使她们本人和作品主人公一样没有过去，没有传统的记忆，这批作为“历史失忆的文学精灵”无所谓一切，显然她们与建构历史，讲述民族国家文化的那代人相去甚远——历史意识的消失，不但使她们远离了传统，而且又与以往断裂，她们作为没有历史的一代，只存在于现在时之中，她们浮萍般的飘来飘去，丢掉了传统的包袱，却在走向欲望过程中遭到断裂的彻底虚无。同时，还应看到，在这些作家笔下的主人公所生活的城市正日益分裂成各个单独的空间。在这个层面上，人也同样被分裂，财富霸权和欲望权力主宰着她们的生活，她们无法将自己与现实真正联系起来，无法将此刻与历史相连，无法将自己统一起来。而此后的世界，已不再是人与物的世界，而是物与物的世界，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消失了，剩下的只是纯客观的表现物，没有情感，也同样没有任何表现的热情。因而，尽管卫慧们曾以自我语言的抒情性自诩为都市的抒情诗人，只可惜她们已是被消费，被物化的诗人。<o:p></o:p>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70年代女作家的写作以及后来兴起的“写作”是属于后现代之列的，虽然她们的整体目前依旧在流动，而她们的写作也未必会引发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冲击。但她们的出现一定会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女性写作审美趣味的降低，甚至还会引发女性个人化写作的混乱。不过，她们的自命不凡的写作却无疑是用后现代精神书写了一个时代，并折射出了当代中国拥有的后现代文化语境。<o:p></o:p>
辉煌的20世纪已经过去了，90年代女性个人化写作也由于其自身的各种困境在走向了尽头。随着张洁的新作《无字》三卷本的出版，标志着中国女性文学已进入了反思阶段。而事实上，我们也确实应对此做出反思：为什么最初不乏进步意义的、又颇具先锋意味的90年代个人化写作会在商业炒作和70年代女作家介入后走入难以自拔的困境？为什么原本为中国女性寻求解放之路的90年代女性文学非要走西方女性主义乃至后现代之路，从而告别了传统的乡土中国？中国自己女性文学何时才能建立？也许我们只有在反思90年代女性个人化写作的困境和全面洞悉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才会明白：女性写作并不就意味着狭窄，个人也并不意味着幽闭，女性文学必须要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相联系。因此，我们呼吁包括个人化写作在内的所有女性作家应当正视自己，正视现实，以个性生命穿透，包容时代精神，关注现实，关注人生，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写作位置，以达到时代性与个人性的高度统一。或许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走出当下女性个人化写作的困境，我们才能最大限度地贴近中国读者，最大限度地靠近中国女性文学的本身。<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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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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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戴锦华。犹在镜中[M]。北京：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197、198页。<o:p></o:p>
[2]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A]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第195页。<o:p></o:p>
[3]林白。林白文集第四卷[M]。江苏：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第295、296页。<o:p></o:p>
[4]盛宁。人文困惑与反思[M]。北京：三联出版社，1997。第132页。<o:p></o:p>
[5]宁亦文。多元语境中的精神图景[A]。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第51页。<o:p></o:p>
[6] 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第249页。<o:p></o:p>
[7]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北京：三联书店，1989。第98页。<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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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蒙 · 发表于 2006-7-3 16:53:19

精华!

张修林 · 发表于 2006-7-3 17:45:28

好文!

紫陌红尘 · 发表于 2006-7-4 08:37:20

张立群老师的文章是值得紫陌一读再读的好文章，这是因为他的选题与切入点都比较独特。

凉夜 · 发表于 2006-7-5 09:50:54

好文章！

匿名 *发表于 2007-1-16 19:32:10* · 发表于 2007-1-16 19:3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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