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洞穿时代的芒刺——2006’首届蓝星•庐山诗歌峰会及《三个人的天空

丁成 · 发表于 2006-7-7 17:3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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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center>洞穿时代的芒刺<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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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center>——<st1:chmetcnv UnitName="’" SourceValue="2006" HasSpace="False" Negative="False" NumberType="1" TCSC="0">2006’</st1:chmetcnv>首届蓝星•庐山诗歌峰会及《三个人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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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center>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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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观点认为，西方现代艺术始于后印象主义，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三位大师级人物：塞尚、梵高、高更。这三位艺术家传奇的经历和对理想的不竭追求，乃至在精神上同时代命运的顽强抗争，对世界毫无保留的背叛，在某种程度上都暗合了以阿斐、唐纳、丁成三位诗人以及独立批评家啊松啊松、李原等人为代表的蓝星精神。纵观当代中国，这在21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也必将是屈指可数的异类，同时“三个人的天空”也是对参加<st1:chmetcnv UnitName="’" SourceValue="2006" HasSpace="False" Negative="False" NumberType="1" TCSC="0">2006’</st1:chmetcnv>首届蓝星•庐山诗歌峰会三位诗人划时代友谊的永久纪念。<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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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下中国，人们越来越倾向于认为诗歌就是一种修辞的立宪，这是一种对个人写作行为的加冕和无期限放逐。虽然作为从事写作的独立个体我们都可以不这样认为，但我们无法阻止第三者对诗歌褒有这种盲目命名的冲动。蓝星向来以“一代人的蓝星，中国新锐文学策源地”而在中国诗坛声明卓著，正如《2004-2005年度中国新诗年鉴》的编者所指出的那样“（蓝星）给人的印象并不热闹，但常能有一批又一批让人惊讶的作品出现”，而诗人阿斐、唐纳、丁成以及独立批评者啊松啊松、李原等人为蓝星的核心灵魂人物。2006年6月，在庐山为期十天的“<st1:chmetcnv UnitName="’" SourceValue="2006" HasSpace="False" Negative="False" NumberType="1" TCSC="0">2006’</st1:chmetcnv>首届蓝星•庐山诗歌峰会”不啻于一次以蓝星为核心灵魂的当代诗歌的颠峰对话，——或许这正是一种洞穿时代的力量。就在阿根廷足球兵败德国汉堡之夜，阿斐暂回久别的都昌老家，我在九江的高楼上和唐纳手握庐山啤酒对着世界杯的大屏幕时，他还在一再对我宣称“重估一切价值”的言论，作为一个游离于哲学体系之外的纯粹的诗写者，我一直以来对哲学，对尼采都保持着一种有距离的审视，唐纳这样的宣称在我看来却于无意间点燃了一种双重复活的可能。首先是写作价值的重新构建；其次是反叛伦理的重新估量。<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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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此次诗歌峰会的重要产物《三个人的天空》中收录了阿斐、唐纳、丁成三人总计60余首诗歌。如果说20世纪的的大部分光阴在我们看来，只不过是蜻蜓点水式的瞬间接触的话，那么21世纪的文学天空，或许就是我们的预谋，我们在用肆无忌惮的激情、以令人堂目结舌的速度接近不朽、接近时间的面纱背后那根人类最为敏感的神经。在更为博大的时间汪洋上，说这三个人撑起一代人的精神脊梁也并不为过。如果说阿斐的《以垃圾的名义》表现的是一种精神意义上的“取消”，一种在现代文明背景下对世界的犀利解构，对崇高、优雅、虚伪、势利等后现代病症的嬉皮式背叛，那么唐纳的《刺客列传》则借助了专诸、高渐离、荆柯、聂政等四个远古杀手之口表达了个人对这个时代的“不适应”，或许还是一个诗人内心深处的秘密情话，四首诗歌里面处处透露着一个刺客特有的济世之风和一个“情种”的绝望，而丁成的《广场》却在默默地传递着一股时间带来而且涌动不息的沧桑之感，“我们还能以年轻的名义坚持多久”在成为一代人被迫面对时间噩梦时的共同追问，更彰显出了一代人在时间和历史的双重压力下的沉痛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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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斐：青年虚无者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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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斐在《三个人的天空》的序言中这样宣称：“在这块破落的天空下，一座被称做庐山的高地，因为我们，凭空加高七尺。而这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需要的是，为中国诗歌，为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添石加土，这，远不止七尺，也远不止一块天空的视野。”唐纳在字里行间则也始终坚信着诗歌的无意义，与不着边际的乌托邦式崇高相比，他选择相信实实在在的生活，而我面对他们信誓旦旦的神态却看到了一种在我们诗歌中隐藏着另外一种巨大的潜能量，即反叛的伦理。如果真像西方世界那样，我们在写作中引进一种西方知识分子传统中的公共知识分子精神，那么我们本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谁的诗歌对社会的黑暗进行了无情的鞭笞，更不在于谁的写作对这个时代的伦理构成了严肃的追问和声讨。事实上在诗歌界这样的诗人并不缺少，真正在时间面前构成永不衰退的价值的写作，应该是一种对写作伦理的全面构筑。<o:p></o:p>
阿斐属于那种“锥处囊中”的尖锐，他的所有写作直接地指向了社会生活中的各个层面，以一个入世者的视角酣畅淋漓地透析着俗常生活中的各种有形的、无形的暗角，通过激情洋溢的话语修辞，使它们彻底地暴露在阅读进程之中。或许在当代诗歌经历过上世纪80年代的理想主义激情，到90年代的理性叙事，再到世纪之交的各种写作的交相混杂，已经越来越显示出其在物欲世界里的无能。从另外一个向度上来考察，正是由于这种显形的“诗歌式微”的内在力量的促动和互联网的媾和，使得很多热衷于诗歌的人们开始思考如何突破，如何创新的问题。所谓的“网络诗歌”开始大行其道，甚至今日已经达到泛滥的程度。趁势而起的各种标新立异的流派、概念更是层出不穷。其中有点声势的垃圾派及其麾下芸芸众生所标立的垃圾美学，在网络世界里掀起了轩然大波，他们对写作伦理的无底线逾越，使得诗歌写作一度陷入混乱不堪的境地。在我的理解中，他们所有的努力都不及阿斐《以垃圾的名义》的万分之一。我曾经在多个场合表达过这样的意思：一首《以垃圾的名义》，足可以使所有垃圾派诗歌相形见拙。<o:p></o:p>
那么我们借助于阿斐的诗歌，是否可以探寻出一些当下诗歌的出路呢？答案是肯定的。近九十行的《青年虚无者之死》可以标志着阿斐在其热血奔涌的诗歌激流中的又塑造出一座里程碑式的标志。在一个物质大面积覆盖世界，甚至武装进了每一个青年的灵魂的时代，物质的自足使这个国度的青年正在一些快餐式的快感消费中渐渐滑向虚无的深渊。面对这样的空前盛况，我们该如何缝补这些青年的灵魂陷阱呢？阿斐发现“一些人像野兽却披上人皮”、“人世只是野兽们狂欢的自恋产物”、“我一年的收获是离死亡更近一步”、“我的年终奖金是一大块体内肿瘤”……而最终像很多人世间的弱者一样，将希望转而寄托于“一个发放幸福的主”，稍微熟悉尼采的人都知道，在这个天才哲学家那里“上帝”意味着弱者的救世主，而一个时代的青年将生活的希望寄托在这样一种虚无的力量之上，则是对诗中详细描述的各种人间世像的无力的反讽。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虚无青年的绝望，一种深及血液的刺痛，难道我们不应该反思么？或许宗教仅仅是一个饶有意味的象征。<o:p></o:p>
在所有媒体所谓的正面导向，所有长辈的谆谆教导，所有道德自律都已失去效用的今天，我们眼看着青年一代正在“毁于一旦”而束手无策。正是在这样一种状态下，阿斐以一个深潜其中的青年身份、经历和口吻，通过简洁有力的笔触，犀利地挑开了覆盖住人们内心的那一层物质油膜，袒露出一个忏悔者已经被物质戕害得千疮百孔的灵肉。“一切的一切对我而言都是远方/我是我的远方/我在远方的尽头叹一口气/海水就淹没了我的梦想/淹没了全部的稻田和冰山/我想这一刻终于来了，他就来了/他微笑着向我点点头，倏然而逝/一个名叫虚无的青年从此离我而去/我的额头闪耀着人间烟火的光环”。对于在物质世界的浸泡中长大的一代青年，他们在内心里很容易将生活寄托在未来，寄托在“远方”，这是一种精神沉沦之后的俗世幻象，而无情的“海水”正是高过我们头顶的无尽的物质之毒，它几乎再现了“集体淹没”的悲壮一面，即便是象征着正常生活的“稻田”和象征着带有理性主义光芒的“冰山”，从此沉溺水底，而“虚无者”却在另一种疯癫的快意中道出了真相：将生活寄望于未来的“虚无”幻象抽取之后，剩下来的仍然仅仅是一种“人间烟火”，而最后的光环或许意味着生活的真义，或许象征着世界的本质，也或许什么都不是。作为一个“他者”我们还能要作者告诉我们什么呢？<o:p></o:p>
而在《众口铄金》、《沼泽地》、《处境》等诗歌中，阿斐的尖锐有增无减。我惊奇他所赖以表达的原材料是那样的“俯拾皆是”，充满着十足的原创性意味，而隐藏其中令人读着心惊肉跳的思想，使人久久难忘。记得在2006年的某期《南方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阿斐的访谈，后来就见很多人在不得要领地传递着阿斐的诗句“我的孩子都快出世了/而我昨天还是个小孩”。与其说很多人被诗歌背后的思想所感动，还不如说是被诗歌中的一种能够和每一个读者相吻合的“经验气质”所以感动，既然如此，那么我们诗人最终要表达的深度又在哪里呢？按照我的理解，重点应该是“我变了”，是我的“面目全非”，是对命运的无所适从，甚至诗人觉得人生就是“命运安排”下的“孱弱的手”，这份无助的沉重，这份对命运的真实刻画，或许才是《众口铄金》全诗背后所具备的强劲的思想底力。而在其更多的诗歌中，我不仅感受到了诗人的痛快淋漓，同时也感受到了诗人非常善意的心灵，在底层关照上的着墨使人很容易联想到所谓的“打工诗人”的群体，从社会学角度来看，我乐意接受这些打工诗人的真实的呼喊，而从诗歌角度我对此却保持着一贯的谨慎，阿斐与他们的区别在于其“关照”的视角和姿态更为接近“诗歌”的，而非“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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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纳：可以削掉许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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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纳最初给我的感觉，是介于摇滚青年的狂放不羁和多情诗人的敏感脆弱之间的一种形象。因此，我对他一直以来所表现出来的各种状态以及每种状态下的写作总能找出合理的解释。或许像鲍伯•迪伦、吉米•莫瑞森这样的摇滚音乐人，或者像平克弗罗依德这样的乐队对他写作的影响要比诗歌对他的启蒙意义要大得多。事实上他的一些诗歌，形式短促而绵长，充溢着摇滚乐的节奏和气息，在《刺客列传》的四首诗歌中，我仔细地统计了一下，最长的句子不超过十字，最短的只有四个字，这是一种独特的诗歌节奏。配合这种表达方式，其诗句自然比较干净、利索、直接、易懂，几乎难以看到“复指”、“多义”、“悖论”等诗歌技术的影子。<o:p></o:p>
《三个人的天空》中，唐纳的开篇诗歌是一首饶有深意的《结局》，“这一次我写到了绝望/我们没有历经苦难的重逢/空旷的广场上/只有矢车菊大朵大朵的开放//这一次我想说/风吹过是无意义的空白/秋天多病的情人/带着影子远走他乡”，仅有8行，然而它在我看来却是如此鲜明地凸显了唐纳诗歌中最核心的两个关键词：绝望、情人。作为一个“他者”我无法彻底地洞悉诗人的内心，仅能通过其作品窥视一二，但是即便如此还是足够可以揭示出诗人灵魂的颜色，正如<st1:chsdate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1" Month="7" Year="2006">七月一日上午</st1:chsdate>才从珠海千里迢迢赶来庐山的啊松啊松指出的那样“唐纳依然是个情种。”他始终褒有着一个“翩翩美少年”的情怀，通过情人的远走他乡，而引发了诗人对人生、命运的悲观，甚至整个首诗歌都在强烈地暗示着一桩情感的“结局”。<o:p></o:p>
2006年6月在庐山脚下见到他时，他正扎着一条类似于巴西球星罗纳尔迪尼奥的小辫子，瘦削的身材给人的感觉足足超过<st1:chmetcnv UnitName="米" SourceValue="1" HasSpace="False" Negative="False" NumberType="3" TCSC="1">一米</st1:chmetcnv>八，玉树临风，正像他《刺客列传》那样的诗歌形式，修长而充满意趣。在庐山他的举止言谈一再证实我对他先前的猜测。他无意在我和阿斐等人面前露出了身上的疤痕，这就是青春最残酷的印记。当我们问及从前，其时他的脸上洋溢着一种得意的表情和狠劲，以及一种无可名状的沧桑之后的平静。他的青春和激情全部用在了诗歌和玩命上，如他所言谈恋爱是副业，同时孳生的痛苦和黑暗也是诗歌的触媒。“今夜我仍旧孤单/只能与一条鱼说话”我试着想象他手提铡刀，坐在鱼缸前思念他的女人时的情景，这显然是典型的唐纳风格的场景，异乎寻常的人生经历使他过早地领悟到了生命的本质，“/还有一柄匕首/可以削掉许多时间”这仅仅是一种具有被动意味的悲叹么，或许是，也或许不是，但无论如何他对时间的敏感值得赞许，毕竟在生命中时间是永远的主角，也是悲剧的制造者，“削掉时间”体现出诗人在非常“不适应”的的状态下表达了内心的抗争意识。同时，我在《高渐离》一诗中我看到的不是一个冷血刺客的形象，而是一个绝望的怀乡者，一个无奈的念想着一个女人名字的多情诗人，如果作者的本意是通过刺客的形象来隐喻一种对自身命运的放逐的话，这种刺客的悲壮感、前途的虚无感正是其时诗人心境的真实写照吧。同样在《刺客列传》的其他三首诗歌中，传达了大致相同的情绪。作为一个朋友，作为一个独立的批评者，我所在意的是其在诗歌中陌生化的处理手法。其通过“刺客”这一异端形象和女人的结合，彰显出一种无与伦比的绝望，它使诗歌获得的原创性，令人愉悦。<o:p></o:p>
而在另外一组《病中手记》中，我看到了和唐纳的主基调恰恰相反的情绪，一反绝望、悲观、无助的心态，转而是一片暖色调的轻松，甚至对生活充满了美好的幻想。“在北大医院的内科病房/我第一次看见窗边开着小小的太阳花”（北大医院）用唐纳自己的话说是一种休息。在一以贯之的精神绝望历程中，通过生病、住院、手术反而使绝望得到了片刻的停顿，而这组篇幅均不算大的六首诗歌就像是在绝望中开出的几朵小花，它们照亮了病中的诗人，这确实是一种心智的暂时休息。一种叫做“左心房膜炎”的先天性心脏疾病，曾经使诗人无数次倒在某个角落里，正是这样一种令人担忧的身体疾病，使唐纳在诗歌中表现出了一种难得的从容和乐观。在《刘医生的废话》中“我下刀会很准，缝口不超过<st1:chmetcnv UnitName="厘米" SourceValue="27" HasSpace="False" Negative="False" NumberType="1" TCSC="0">27厘米</st1:chmetcnv>”，在《心脏，我的心脏怎么了》中“我希望我的胸腔，突然放出一匹野马”，在《每个孩子都有糖吃》中“后来小意说，我给你糖吃吧/我想起那时候我们秘密地恋爱/像雨天里的两只小蚂蚁一样快乐”等等诗句，都在向我们传达着一个同样的信号，诗人并没有因为肉体的病变而产生丝毫的悲观情绪，由此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诗人在以往诗歌中的绝望是一种纯粹的精神上的悲观情绪，这种悲观情绪可能是社会、世界、时代、命运、际遇等外界因素导致的，而诗人在肉体产生病变时的乐观态度，更使诗人获得了一种超然的高度，在这个高度上，我们可以拒绝一个人，但绝不可以拒绝一首诗。在我接下来的阅读中，忽然产生了令外一种感觉：唐纳变了，从原来哪个洋溢着悲剧气息的诗人摇身变成了一个对生活充满了好奇和愉悦的生活中人。作为朋友，我应该为他的转变而感到开心，而作为一个批评者，我又对他这样的转变感到不安。我不知道这样的转变会不会使21世纪的中国诗坛少了一个杰出诗人，而多了一个芸芸众生。起码在《我们结婚吧》、《抱抱深圳吧》、《醉江南》以及《我的岁月：从朋友开始糟蹋》组诗中，我嗅出了一丝苗头。<o:p></o:p>
在这件事情上，阿斐并不这样认为，他认为唐纳的状态非常好，而且他对唐纳诗歌写作的可持续性保持着良好的期待，但愿我的判断仅仅是一个错觉。无论如何，我还是非常地怀念前几年的唐纳诗歌。在《三个人的天空》里由于篇幅关系没有收录的《20世纪叙事》《蟑螂年代的挽歌》《写给唐纳的：似水流年》等诗歌，在我看来都是精品，那里面蕴涵着一个与众不同的唐纳，蕴涵着一个混和着悲剧、怀念、疼痛乃至生命和死亡等诸多元素的灵魂，厚实、大气，有着非同一般的轩昂气势。在庐山顶上，我和阿斐不约而同地有了同一个想法：唐纳再进一球，洞穿21世纪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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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成：驯兽师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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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该为自己的写作说几句了，这是一件难以回避的事情，同时也难以说清。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我是一个尖锐的诗人，甚至有点粗暴。这一点在《上海，上海》以及四百行的长诗《血迹》中几乎毫无保留地暴露了出来。就像《血迹》开篇“端起扣动扳机的手势/我们没有枪/但我们要干掉你们”所以呈现出来的那种连血带肉的咆哮、泥沙俱下的快意、声嘶力竭地反抗成为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的骄傲，像很多诗人和批评家们所认为的那样，我也坚持认为这种彻底的极端的，纯粹丁成式的诗歌它只能属于丁成，而绝不会是别的任何人。但作为一个深谙原始农耕生活，并久居现代文明和后现代文明交相混杂的上海深处的诗人，我的内心深处始终褒有着一股难以衰竭的矛盾感。在我看来，都市意味着混乱、喧嚣和道德沦丧，这一切构成了能量巨大的现代文明，乡村则代表了一种有别于现代都市文明的，孱弱的民族传承，从散发着浓厚人情味的、道德的、传统的生活逐渐向都市文明转变，这是一场物质必将胜利的持久战。从20世纪向21世纪过度的整个上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的前六年，我深刻地感受到了文明发展的巨大代价。<o:p></o:p>
整个90年代后半叶的写作，我接受了乡村文明带给我的美好和一种具有幻想气质的“轻”写作，那时还到处充斥着“白云、虫豸、夕阳、村庄”之类不着边际的意象，用现的眼光来看，它完全属于一种圉于个人式的理想化写作，它对这个迷乱的世界和时代构不成任何言说的价值。在世纪之交的2000年，我走出了那片广博纯朴的苏北平原，开始用一种全新的目光去审视个人言说对于时代的价值，直到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召开的同时，《海门之行》的出现，才使我稍稍注意到实现这种价值的可能。后来继续了很长一段时期的“现实主义”情结也和这组篇幅不长的短诗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随之而来的就是我个人写作不断向文明的对立面上挺进，很多人眼中熟悉的丁成，忽然成了一个陌生的战士，一个陌生的英雄，2005年的一篇访谈中阿翔就毫不犹豫地取了这样一个名字《丁成访谈：一个人的战争》，这是一个饶有趣味的转变，甚至在庐山阿斐还在和我谈论这种“英雄”式的写作到底是不是我。<o:p></o:p>
我想说的是，谁是“英雄”并不重要，问题的关键是谁的写作在这个平庸年代里能够复活一种“英雄情节”。在某种程度上我并不反对人们对我的看法，“五年来，我把自己锤炼成一个只会向前冲锋的战士/像牛的犄角一样横撑在意识形态肥软的体内，使他们身体不适/在我到来之后，他们患了前裂腺炎症，医生的忠告是对的/哪怕再活20年，这样病症仍然不会自行消退/体内肿胀的部分通过升降国旗的办法，得以缓解，仅仅是缓解”（《雪景的反光》），这样的抒写可能吻合了很多人现在所熟悉的丁成。但是，如果把英雄看着是一个指代符号的话，我更愿意用“驯兽师”来完成这种代称。我的一本名为《驯兽师日记》的思想笔里，用这样一段话作了全书的题献：“生活中我一直像一个驯兽师，一会儿与兽为伍，一会儿与孤独为伍，人间充满了兽的气息，自己的躯壳内同样也隐藏着它的行迹。”说到底，写作就是一种跨越物质界限，完成世界和内心双重驯服的工作。由于篇幅原因，很多不能收入这本《三个人的天空》中的诗歌，如《八月：献给世人》、《灰烬》、《火祭》、《雪景的反光》、《风暴》等诗歌充分地验证了这一点。<o:p></o:p>
正如一位正直的论者在面对《我是那我是》时所发出的愤慨一样“这首诗无疑是要激怒我们”，在我看来这是一句最能够让我壮志激昂的论述，或许我的每一首诗歌都在努力做到这一点。起码我能够知道，我的作品的感受力是如此地强烈，一如张清华在《21世纪文学大系：2004年诗歌》序言中，论述我的《上海，上海》时是所描述的那样“它实在不是很规矩和‘健康’的，但在我看来它却是今天罕见的具有感受能力的作品。”在这个时代我们太需要能够“激怒”我们的东西了，终年浸泡在一种不温不火的社会氛围中，“是是而非”的立场几乎驻扎在每一个善良人的体内，他们关心的永远是物质意义上的个人得失，对于文学作品而言，“可有可无”也在使我们的这个时代的人们正在变得肤浅、无知和势利。作为诗人，我们用什么去拯救自己？——在这个精神力量日趋式微的时代，指望着用诗歌去拯救时代，几乎是不着边际的可爱想法——因此，我们首先需要拯救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然后才是世界和时代。<o:p></o:p>
或许仅仅将我的诗歌用尖锐来概括，有些不太贴切。在很大程度上尖锐是我对自己严格要求的一个方面，我始终坚持认为一首优秀的诗歌在更为深刻的层面上应该具备一种思想的魅力。在诗歌愈来愈丧失其基本的价值取向而变得灵魂贫瘠的年代里，人们想尽办法来为自己贫瘠的诗歌辩护，他们通过所谓的“理论”来剥去诗歌中的思想内涵，还振振有辞地宣称“纯粹”，这也是无聊的人文主义者的一点通病。“我们不知道还能以年轻的名义坚持多久/物质的力量像砂轮一样/先是把我们打磨得非常锋利/然后是锋利着/并悄悄地损耗”这是《广场》一诗中的句子，我乐意用它来形容一代人在时间面前的残酷处境。“青春”是一种过程，人类的无知、麻木、愚昧等诸多人性的弊病大多数时候都体现在对“青春”的挥霍上了，而作为诗人的才华、激情、敏感和尖锐，也必将随着时间的消逝而日趋“损耗”，“我们还能以年轻的名义坚持多久”成了我们对时间，对年轻的永远没有答案的追问。即便如此，最终我们还是不能逃避“激烈的、锐利的、闪着寒光的我们/正在听着自己被蚕食的声音”的命运，这就是时间的法则。因此，我在《广场》一诗中所以呈现出来的除了通常意义上的尖锐之外，我还在努力地呈现一代人，甚至更多代人在历史的瞬间留下短暂地沉思。<o:p></o:p>
无论如何，我想让大家明白的是，在一种普适意义上的“历史”面前，我们的背叛，我们的反抗，我们的沉思，我们的追问，都已经远远地超越了“诗歌”本身。或许将我正在进行的写作命名为“诗歌”，仅仅是一种习惯，是一种人们基于对我诗人身份的认同而催生的一种惯性认知。完全可以说，这些分行的文字正在以诗歌的名义出现，但更多的东西已经是“诗歌”这个称谓所不能函盖的了。我不知道这应该看着是“诗歌”的悲哀，还是“丁成”的悲哀，或者是当下所有诗人的集体悲哀。<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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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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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到本文的开头。我在选择“洞穿时代的芒刺”作为这篇文章的标题时，曾有过短暂的犹豫，最后在唐纳和阿斐的极力鼓舞下，才做了最终的决定。我的本意是要为《三个人的天空》做一个简单的解读和批评，但是在仔细阅读了这些文本之后，马上就否定了自己对这篇文章的最初构想。因为它们所传达出来的信息已经远远超越了一篇简单的、粗浅的批评文字所能承受的分量，文本与生俱来的巨大的震慑力逼迫我作出一些必要的，与之相对应的表态，这就是你们在本文开头所感受到的“嚣张”或者“狂妄”——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在想，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在我们共同生活的这片天空下，如果还有人能够站得更高，那不是更最好的结果么。一句话，天空最终不是一个人的，当然也不会只是阿斐、唐纳和我三个人的，或者也不会是啊松和李原的。问题的关键仅仅在于，谁在这个时代创造了一片崭新的天空。这也是我在本文开篇对塞尚、梵高、高更三位划时代大师的借用的本意，他们创造了他们三个人的天空，我们可以认同，但我们为什么不去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天空呢？这是三位大师的尸体所不能回答的问题。<o:p></o:p>
在我们所亲历的短暂的20世纪，中国诗歌遗憾地向历史交出了一纸苍白的考卷，那份贫血的经验让我们不得不联想到医院的诊断证明，这是诗人的无能，还是历史的残酷？无论如何，21世纪已经走到第六个年头了，新的世纪里谁去清扫这片精神的废墟，谁去站满这片天空，谁能站在这里照耀未来？我曾说过，每一位大师都属于自己的时代，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大师，换言之但丁永远只能属于他的中世纪，虽然哈罗德•布罗姆在他那本广受推崇的《西方正典》一书中指出“有多少但丁就有多少莎士比亚”，来试图说明两位大师对后来者的影响，但我们仍然无法否认在他们死后的漫长世纪里的孤独，他们被神话一样地传递着，难道那是他们所愿意的么？在后人将他们的灵魂和作品强行分开之后，他们只是一具图有其表的“经典木乃伊”。或许人们对我的断言感到惊讶，但这并不影响我对《三个人的天空》的自信，也不能影响我对蓝星的期待。<o:p></o:p>
另外，在本文的引文中提到的“写作价值的重新构建”和“反叛伦理的重新估量”，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种值得坚持的工作。虽然我们知道，这是一种被夸大了的责任，在更多的当代诗人那里，这种追求都在使他们变得面目狰狞，比如近年来甚嚣尘上的所谓的第三条道路，比如垃圾派……但是这并不能成为阿斐、唐纳、啊松啊松、李原和我，以及更多汇聚在蓝星周围的写作力量对这种价值观进行清醒认识的障碍。“写作价值”和“反叛伦理”集中在一点就是“责任”，我相信每一个对写作和历史褒有深重责任感的人们都会赞成我的提议。《三个人的天空》中的文本，也从不同的侧面涉及到了对这种价值观坚持和承担，我们在《青年虚无者之死》中看到的不仅仅是阿斐对虚无者的鞭笞，在《结局》中看到的也不仅仅是唐纳的绝望，在《上海，上海》中看到的也绝不是丁成的诅咒那么简单和浅显，文本中更多的应该是我们对写作责任的承担和对反叛伦理有底线的坚持。<o:p></o:p>
令人稍稍感到遗憾的是，这一次的庐山之行，还有更多本应该到场的活跃在蓝星的诗人和批评者却缺席了，比如李原、宋传营，比如巫小茶、三米深、殷明、王东东、秦客、无花、税剑、茱萸……这些人是蓝星光芒的催生者，也是汉语诗歌在新世纪里的希望。或许也正是有了这些缺憾，我们才会更加地期待下一年的第二届蓝星诗歌峰会，到那时应该会有更多的诗人加入我们的行列。为期十天的诗歌峰会结束了，阿斐回到了他的广州，啊松啊松回到了他的珠海，唐纳则留在了九江那片令他兴奋和沉浸的土地上，我回到了我的上海。《三个人的天空》仅仅是一种纪念，或许在我们共同的行程中，还有许多比这份文本伟大得多的东西，我们却把它留在了烟波浩淼的时空，它们属于历史，属于时间，属于每一个时代里对我们以及我们这个时代的向往。<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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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7-3庐山<o:p></o:p>

曾蒙 · 发表于 2006-7-7 22:24:11

阿斐、唐纳、丁成、《三个人的天空》，让我看到也相信诗歌在这个时代的尊严，谢谢丁成兄带来的精神盛宴，比看世界杯过瘾。

匿名 *发表于 2006-7-8 11:24:34* · 发表于 2006-7-8 11:24:34

曾蒙兄谬赞,实在惭愧!请兄多批评。

丁成 · 发表于 2006-7-8 11:26:43

曾蒙弟谬赞，实在惭愧，请兄长多多批评！

曾蒙 · 发表于 2006-7-10 16:48:44

不要谦虚哈,丁成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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