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军人意识的高度隐喻

钱刚

<>军人意识的高度隐喻<BR>—浅谈长篇小说《白戈壁》<BR>◆钱刚<BR>小说《白戈壁》讲叙了以驻守在酒泉核基地为地域背景的地处戈壁深处的武警西域总队第五支队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在核基地建置近半个世纪以来如何完成充满神秘而又鲜为人知的警卫使命的故事。通过以郭枫、周全娃、刘山波为代表的三代军人英雄群体的身份认同、情感焦虑、思想挣扎、崇高选择、国家利益维护等方面的多层次表达塑造了中国军人的整体形象。在小说的阅读中，我深深地为作家笔下那些显示着悲壮美、阳刚气的深度力量的人物和细节的把握所激荡，久久地不能停住激动的心跳。作为一部成熟的军旅小说，《白戈壁》始终充满着崇高而又悲烈的审美趋向，有着一种有别于其它书写的英雄主义色彩和民族文化精神。<BR>《白戈壁》试图在一种宏大的内在革命范式的叙述中完成群体身份的指认和隐喻，以合法化的道德义务实现来衡量身份特值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力求追逐现代化背景下军人的价值趋向而完整地实现对新时代军人的隐喻，以形成军人艺术形象的完全延拓和诠释。<BR>冯德富从军人角色在新时期历史意义中走出信念伦理判断的时候——其中充满了军人与个体的情感矛盾，从而强调了对军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记忆，就注定了《白戈壁》寻求军人价值、生活的丰富性、情感的复杂性多层次的表达和意义认识在于按照军人“自身”历史的未来延读重写现实。形成了“历史之中”和“现代情感之外”的某种对立，正是这种沉醉于情感下的崇高英雄情结与个体生活的对抗，寄托着对军人身份积淀式的澄清和诠释，是通过军人书写，力图挖掘出现代中国军人特别丰富内涵的价值力量和对一种精神价值的建构，使我们能够感觉到军人这个特殊群体的理想价值趋向和表达结构。<BR>一、道德义务的象征心理<BR>虽然《白戈壁》的军旅写作反映的是和平时期，已经远离了硝烟，但是错综复杂的社会背景下军人的责任在更复杂的社会适应中显得更加地宽泛和曲折，因此《白戈壁》中三代军人所坚守的理想情操无疑具有很强的使命感。由于职业的特殊性，和身份构成的同一性使郭枫、周全娃、刘山波三代军人的塑造形成了同化，由于社会背景的变化使和平时期的军人相比战争年代的军人形象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和形象拓展，在道德情感与道德义务之间和矛盾的嬗变中我们看到的是道德义务对道德情感的反诘，在郭枫身上，周全娃身上，居延东、徐前进、刘山波都在潜意识中拒绝着情感寻求的冲动。所以周全娃可以拒绝对自己不负情感责任的抛弃行为的忏悔，可以拒绝刘大山最后的请求而又暗示玉娟将刘大山的骨灰撒在戈壁上。表面上看，这是在给刘大山灵魂救赎的一种机会，其实已将刘大山的遗体埋藏在墓园里已获得了党委会议的同意的情况下，这种态度却是尴尬的，表达的是周全娃对道德义务政治价值的认识度。周全娃拒绝在完成道德义务社会化追求的同时，将刘大山推向了无可忏悔的地步。居延东的行为在一定的高度上理解到理性对情感的价值强入，并在理性上对刘大山的“逃兵”形象做了教材式专写而形成对刘大山的认可，但是被最高权威郭枫和周全娃所拒绝，这种拒绝更加深入地反映了政治倾向下的群体意识最终的必然选择，也是作者对军人精神的最终理解。道德义务价值观的进入，是对社会责任的勇于承担的观照。对于作者来说，叙述本身是在道德的在场中实现对社会生活的一种立场关照或者价值批判，它的作用在于在这个文学隐私化遮闭的现代潮流中，能够挤身而出，培植起面向大众的崇高化结构，来削弱文学消费的自主性，完成社会性道德同化文本的实现。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住了对潮流现实的思索和反叛，但是这种把握必须以牺牲展现众多人物的多层心理结构和私化情感为代价，难免使作品在公共场下弱化情节的动感和表现的单一。虽然《白戈壁》也中有着动人而细腻的情感描写，例如老团长郭枫如何用含着泪的心拉动二胡、刘山波等想拉月儿的手时的冲动、郭盼盼倾注在周全娃身上的那种痴情，都是在真实地抽取人性的情感凭依，但当这种情感凭依和需求与道德义务（军人富有的政治崇高设想）相矛盾时，它就会自觉的被群体文化意识（道德义务）所消融、牺牲、折解。从这种叙述上看，新时期军人的道德追求更加体现了通过自我展现的政治性身份的追求，获得更多的身份价值感，而缺失了身份背景下的个人化社会体验和社会诉求，因此这种情感舍弃和义务承担是在表叙变异了的人性崇高化的冲突体现，并在逐步巩固着一种非常性的价值判定结构。当道德的悬浮被拉回到一个群体性中时，它所表现的多层次营构也表明着作家对军人道德的明显偏移和对个人情感的拒斥。以郭枫、周全娃、刘山波为主线，居延东、 徐前进为副线的道德塑造形成的“经线”和以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军人的政治走向为“纬线”的解构都在书写军人道德行走的方向，强化了道德政治化的倾向，取消了对军人个人生存情感的想象。<BR>这种叙述方式和人物塑造，使《白戈壁》充满了一种强烈的反思意识，作为特殊群体的军人是否可以在完成道德义务赋加的的同时展现更为博大的道德情感力量呢？是不是在描绘出军人的英雄气概的同时，要使其道德情感长期陷入一种萌蒙状态呢？<BR>就《白戈壁》的书写而言，无论从军人角色的转换，还是爱情的意义维持，友情的集合喻示，都会与社会情感的发展产生不协调和背离，从何燕的离婚到郭盼盼的失贞己完全超越了道德情感的存在而进入一个观念化/原则性的道德义务范畴，即社会奉献精神和集体道德观的确立，缺乏了情感的扬溢性，这使我们意识到道德在活动秩序中从属于共相的观念外延，因此作者可以通过这种表达意识到这种价值观的强加性和冰冷性。但是这种伤感并不能使读者有足够的理由从心理完成对道德义务接受的可能。所以，这种道德义务的心理趋向才具有更加本质的意识形态下的特殊群体内在的合法性，其在道德承载中的合法地位也因意识形态的参与而更为根深蒂固。同样，道德义务的书写提供了群体的一些特殊观念，这种压抑着情感的直接表达，存在于冯德富笔下以及大多数军旅作品的中间。这种源出虽然是观念的反思，但这种反思承载的不是忏悔，而是在更加深刻的背景意义上对道德义务的确认和指证。<BR>作者对于军人的理解，是建构在一种超越了个人情感道德范畴的道德义务的强制进入偶体之上，也就是说在作者笔下军人形象的道德感将随着社会化精神生产的方式继续延进，并成为一种道德能指符号，这个符号的外在指向将使军人的情感自我的追求显得更加的模糊，这种群体的自觉幻想将更深度地表现为后当代社会价值下军人道德义务的精神固守，因此从郭枫、周全娃、刘山波的三代军人形象上实际上已经走入一个完全封闭的社会群体模式中，根植于一种完全特殊的道德自制的约束中，完成了道德义务的自我承担和象征。<BR>二、军人身份的意识自省<BR>改革开放后时期军旅小说的创作实践，除了怀旧式的战争体裁外，大多通过军人对自身情感的释放和压抑来实现身份意识的自省，并由此折射和强调军人的英雄气概和忘我精神，可以说这种自省带有普遍性，其主人公必然有着较强的个性色彩，总会展现一种超我的存在，力图通过社会性的历史伤痛赋予军人高度的身份指认力。<BR>首先，从个体意识的提供认知来看，作者在《白戈壁》中试图完成过去存在的军人向当下存在的军人形象的转变，必然这种转变是以社会结构下意识形态的变化和调整的利益趋向的追求支撑作为历史精神反思的转换。比如第五支队的首任团长郭枫因为被任命为核基地警卫团的负责人，为了纯洁自己的政治身份而承担高尚的任务，这个在战争时期可以坦然面对死亡的人却无法面对感情，为确保自己政治上的清白，不经任何考虑（郭枫只用了抽一支烟的工夫）就与相恋了16年、结婚仅三天、被打成右派的妻子选择了离婚。在和平时期成长起来的周全娃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可以自私地放弃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使深爱着自己的地主的女儿玉娟身怀有孕，背负着巨大的屈辱生活在山洞之中，而不去照顾。作为新一代军人代表的刘山波则面对着心爱的女人，爱而退缩，无法面对，甚至不敢争取，最终还得依赖刘洁主动的离婚和寻找来完成爱的幸福方程。至于女军人师小丽更多地将爱视为一种类似于献身的崇高追求上的道德呈现，这一切的舍弃，弘扬的是一种政治意义上的道德义务预设，虽然作为三代军人，他们也有着对热情与幸福的追求，但是面对着政治前向性下的道德义务，他们又不得不做出舍弃的艰难而又简单的决定。作者的叙述在于强调：无论处于那一种时代环境，军人面对选择必须无所私利，虽然不同的历史文化（政治）环境下每个主人公都会体现出可能不同的英雄行为，但他们对具体事件的判定是基本一致的，都在积极地为实现自己对普遍性价值的认识，他们的奉献表现为自我牺牲下的身份指向，是对现意识形态社会价值观下对道德体系的维护，强调着军人身份的政治化色彩，表达了对传统道德“再生”的预设和弘扬。英雄毕竟产生于俗世，英雄行为必须依靠现实环境来促生，对于书中的主人公而言，他们对白戈壁不舍的情感，就是道德追求纯一化的表达，是对一种精神的坚守成就了他们的英雄形象，回答着他们对人生意义的追求和精神价值的探寻，同样预示着军人价值面对身份选择的唯一性和不可逆性。<BR>因为英雄角色的俗世化和进入化，使《白戈壁》的悲剧色彩笼罩在崇高情绪下驱动了对于集体荣誉感的感召，实际上是国家利益对军人身份的强调和统一，是军人反省与意识形态统一的相互作用。同样，我们也可以从反面人物徐前进身上看到这种身份指向，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徐前进英雄主义情结发生了异化，为了实现自己所理解的军人意识的强调，徐前进不惜采用一切手段，进行军人形象的改造。受左的思想的影响和英雄情结影响，他可以独断专行，为体现军人形象的统一他对干部实行士兵式管理，可以说为了部队，为了实现自己的军人身份的认证，他忍受了别人所不能忍受，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的追求，也同样体显了对军人身份的认同，所不同的是他所持具的认同观己被时代所抛弃，因此个人身份认同的不同观念导致了他个人最大的悲剧，失去军人的身份，这其实是在对军人身份进行时代化意识自省。<BR>其次，作者对于军人身份的自省来源于作者对“女人”性别的颠覆，在作者的书写中，无论是女军人师小丽，还是郭枫的原妻、那个有十六年军龄的文工团员何燕、怀有军人崇拜情结的李洁，她们对于自我的放弃都是以责任、崇高感来约束自己私我情感的释放，并强迫自己为身份共体认可做出某种牺牲。比如何燕的离婚和守候、师小丽为救刘山波而死、李洁的离婚、郭盼盼做卧底侦察而被奸污都是这些“女人”对性别的自我放弃，实际是在自愿地选择军人共体自叙，对于叙述性的选择，是在情感的追求中完成军人身份的思考，以取消自我情感释放完成身份实践，从而与其所爱在军人一体中形成身份牵引和伴生。<BR>放置到这个空间来讲，军人意识的自省同样意味了在特定的语境下军人角色对于差异性意识形态的重构和建立，是在现代化语境变换中完成单向度的“社会需要”，因此在这种意识的提供中所谓的女军人，选择的是自觉的军人角色而非女人身份，这种选择和取舍是以身份自有的纳入框架的矢量来完成的，是在世俗化、情欲化下对于崇高的追索与叙事要求。冯德富不仅从这种身份的自省中走进了军人身份价值的重铸，更重要强调军人的底蕴的关注。对于军人身份而言，它将更强调悲壮性英雄灵魂的建构。无论是做为个体的军人，或者是群体的军人，他在面对社会发出声音的时候传播的是整体化的模式语言，完全取消了个人欲望的表达，它的思维依赖主要存在于对政治意识形态倾向（或是话语）的把握和抽取，而无法完成个人倾诉话语场的存在，这一点上，徐前进的性格变异同样在说明这种身份的纯粹化体现，旨意在完成军人身份的刻板性和情感单一性，很难讲这种有意地放大是否来源于作者本身的军人身份（即作者的自我认可），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置身于集体约束力的群体是源于社会角色地位的认可和预设，是借助军人这个角度分析的形象团体为集体意识的整体契约，这将在很大的程度上建立起一个稳固的内向秩序，并且在身份的自省中完全失却军人形象体系之外的任何意义投入和衍射，取消有违于军人崇高感的形象摹写，最终完成军人形象意义的承续发展。<BR>三、男性本体意识的重构<BR>《白戈壁》在英雄的角色平民化方面有着积极的努力，当代社会文学将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意义，这种意义的阐发将有效地利用如何用普众的视角去捕捉特殊群体的世俗化生活，对于《白戈壁》而言这方面的把握是多层次的，它分别关照了男性本体意识下的时代性悲剧感和个人融合到集体的人性无奈感。<BR>在我看来，《白戈壁》对男性权利意识的重构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将男性的意识建立在男性权威的树立上。作为一种理想价值构成的需要，《白戈壁》必须以固定的冲动伴生给予一个自我的复杂限定；比如说《白戈壁》之所以拥有强烈的男性意识，它首先是非现代性的相对自闭的意识，它拥有的是特殊群体的价值深度的活跃，而这种深度对“自我”寻找是在广阔而丰富的社会背景下的封闭自退，借用一个自撰的词语来表达的话是“内圈的自省”，这将伴随着特殊群体的存在而不断地获得滋养，而持续存在。<BR>从徐前进最后对现代语境挥人政治意识的悔悟自省和其妻子对其的宽容到刘山波对李洁（离婚的女人）最后的接纳，都是面对的一种自我净化的灵魂方式解释，或者作者无疑于完成对于信仰精神的任何背叛，就必须以自我情感的牺牲来弥补道德价值所存在的遗憾，以超越常态的性格铸炼来体现“男性本体阳刚美”的吸引力，对照的是符号意义下的精神比向，因此在男性主体意识的对象表达和文学处理中周全娃、徐前进凝结的价值的判定是完成了一个男性主体意识回归的时代呼唤，因此在作者笔下流露出了丰富的自得性和充沛的男性幻想力。二是有意地抹煞着女性的本体力，竭力消除女性阴柔的美的存在，强调男性意义的英雄主义色彩，虽然这一种取消并未有效地通过文化的传递来完成崇高的意义化，但是无论是玉娟，还是郭枫的前妻、郭盼盼、李洁，甚至是沦为罪犯的小月无一例外的都选择了集体的无意识来完成对社会化角色的承担，而主动放弃对自身价值的确立。因此，这些女人们的出场和结局无一例外的成为具有纷纭复杂的“军人情结”的男性本体的他指意义，放弃了自我性别的内指，以其生命的飘落升华了其道德意义象征和不屈的精神阐释，尽管这种背负充满了特定文化氛围和环境下的悲剧色彩，从这一方的另一侧面来分析，女性的行为已构建为女性的“男性主体英雄化”色彩，以责任和奉献抹掉了女性的本体意指，取消性别也是以女性为萎缩的代价完成崇高与情感之间的两难选择，这既是一种崇高化追求的升华，也是挤掉了女性的存在而男权意识的恣肆，充分反映了当下军人集体让女人走开的文化内视。当然，这种多层次注定依赖于男性意识的追加而显现了《白戈壁》的书写价值，因此拉着胡琴流泪的老团长去寻找黄玫瑰是男人责任感的自我发展，在政治危难中选择离婚和退役后选择对前妻的寻找，饱含的寓意是对于男性责任的和强者对弱者的怜悯象征，周全娃对郭盼盼的拒绝和以抚慰金做为对玉娟的补偿都在架构着男性意识下的“社会真实”。<BR>在《白戈壁》中军人形象的立体化书写更体现为军人集体的共同想象。如果说，写作是一种关注反思，是对现实社会的想象性表达，那么，《白戈壁》对军人身份的指认，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作者试图从特殊的精神层面开始对军人自身的反思，因此作为一个精神救赎的方式周全娃必定将会以死亡来完成男性意识的复苏， 这种复苏强调了对个体经验的强权意识的表达，即周全娃试图以金钱给予玉娟的补偿是非情感性的，也不是对等关系下的情感融合，而是一种怜悯状态下的施予，而这恰恰是作者或者周全娃都试图模糊、淡化、回避、掩盖的军人身份认同意识的调整。这同时也在说明面向二十一世纪军人意识坚守的标准化，这种坚守也日渐地在取消着军人更加广阔的复杂魅力，搁置了军人情感的多层次性，而显现出了军人对新价值观的普遍迷惘和不知所措。<BR>四、《白戈壁》的不足<BR>《白戈壁》是一种充满阳刚力量的文学佳品，虽然在这部堪称优秀的小说中，冯德富写出了一种悲壮，用郭枫、周全娃、刘山波、居延东、徐前进等一系列栩栩如生的军人形象，表达出了一种奉献的、压抑的崇高精神，和时代所赋予的特殊的军人主体意识，但是作者还是没有完成对这种军人身份的时代性特征和形象突围，塑造出那种让读者感觉另类的如石钟山、李云龙一般的突出的形象，而使作品相对地缺失了一种文化审视的生命力，也无法在真正意义上为军人的身份前途指明方向。<BR>另外小说也无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陷。首先是小说中部分情节缺乏合理的逻辑支撑，有许多情节像是作者纯粹的以自我的心理想象刻意完成的设置，比如小说中周全娃、刘山波率领小分队去千里之外的秦岭保护自然动物，不知道作为一个守卫核基地的武警，是否有合理的理由需要离开自己的职责而承担其它任务，一个承担核基地守卫重责的主官是不是可以擅离职守。另外，狼群、戈壁森林的存在，玉娟在刘大山刚去世后对周全娃的情感反应的设置是否符合个人的文化素质和情感身份，这些问题难免会让读者疑惑，有较强的戏剧化成份，缺乏可信度。这种情节失衡使故事的展开缺乏因果的推理性，无疑是叙述者面对语言材料把握并努力拓展下的失败，像是无逻辑戏剧臆语的抒发，所以从整体上破坏了作品本身的艺术感染力。<BR>一个故事完美的框架延展，必须要以设置合理的矛盾来推进情节的延展，但是《白戈壁》中某些能够触及到的情节是突凹呈现的，有时候节奏的把握不够到位，常常导致一种阅读兴奋下的压抑、抽象，无法从细节的赋形上完成结构的合理调整，形成充分地张驰力，而让读者浸入到一种完全忘我的表达中，唤起不同的想象。<BR>至为关键的是，《白戈壁》在语言的表达上还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具体来说，有些能够形成艺术认同张力的地方语言却打开的不够充分，无法使读者形成连续的阅读场，而在某些已经表达到位的地方又漫延了不少描写，给了读者以阅读的障碍。<BR>另外，《白戈壁》中内外部的斗争、自然保护、爱情的轮番出场都建立在特定环境下的特定人群的精神找寻中，但是没有能够有力地将特殊性与普遍性、个性与共性，即社会大背景冲击完全的显现出来，所以作品也无法在双重矛盾中有效形成社会化大背景的考量和批判。因此，作品也就无力对于现代工业背景和知识下对特殊群体的积极想象力量显现，使《白戈壁》的文本所要表达的某种独特性并未能完全的展露出来，例如张锋的蜕变，缺乏社会化过程，未能够自然地形成轨迹，有着较强的模式化操作痕迹，使细节显得单薄和苍白，这不能不说是《白戈壁》最大的遗憾。<BR>无论存在着怎么样的缺憾，《白戈壁》敞开的是特殊群体——军人的内心，它超越了普通意义上的宏大、庄严，从军人身份的自我认知上展现了不同时期军人道德的传承性，富有十分强烈的内在震撼力。不仅如此，通过作者对军人形象情感的深度挖掘才能，展现出军人覆盖在自我义务重压下的情感抉择，使《白戈壁》通过有限的军人视角走向了社会的普遍视角，表现出了独特的军人叙述的贡献。</P>

曾蒙

好文!问候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