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关于“诗歌与地理”

张立群 · 发表于 2006-12-27 23: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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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人：桑克（黑龙江，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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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琪 （北京 ，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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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立群（辽宁，文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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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立群：“诗歌与地理”的关系，随着“诗与人”大型研讨会的召开，逐渐成为热点。这次，主要邀请与此相关的几位诗人探讨这一话题。桑克，你好！在长春举行的由中国诗歌学术论坛主办的“诗与人”大型研讨会上，您的发言被认为是最有特色的，这里，首先请您再次谈谈这次发言的中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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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克：我的发言是即兴的，可能不够严谨，但多少表达了我的一些想法。当时我讲了三部电影，我认为其中的某些人物可以看作诗人的象征。头一个是《勇敢的心》里的华莱士，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为自由而献身的诗人。他是我的榜样，激励我勇敢地活下去。第二个是《红色赞美诗》里的革命者，他们是以优雅的舞蹈反抗暴政的诗人。他们看起来柔软，但他们克制自身的时候，心灵之中其实充满着强劲的力量。第三个是《泰坦尼克》里的琴师。在灾难来临之时，我常想，如果当时我在船上，我会选择做谁？我不会伪装成妇女逃生，那样我将看不起自己；我也不可能视死如归，因为我感到深深的恐惧。我想起那些站在甲板上拉琴的琴师。逃难者匆匆经过，在混乱之中或许听见了琴声，或许什么也没听见，但琴师们依然故我地拉琴。这些琴师其实就是诗人。我愿意做这样的诗人，在书房里拉琴，声音偶然传出窗户，或许给人一些安慰，也许什么都没有。但不管如何，这些琴声至少安慰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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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立群：安琪，你好！在今年8月号的《诗歌月刊》下半月上，你曾组织了一期“诗歌地理特大号”，不但包括诸位诗人的诗歌作品，还有几篇理论文章，我的一篇也有幸在其中。而后，便是由中国诗歌学术论坛主办“诗与人”的三场大型理论研讨会，其中长春这一站归属东北诗歌，也是与地理有关，算是偶遇和巧合吧。请你谈谈这次地理号组稿的感受。
安琪：立群好！不知道中国诗歌学会论坛做了“诗与人”研讨会，虽然和我们刊物的主题不同，但既然他们是按照地域分站举办，可见，他们也注意到诗与人在不同地理环境下所呈现出的面貌。《诗歌月刊》下半月做“诗歌地理特大号”的构想早在五月份就征得主编老巢的同意并把征稿启示贴在各相关论坛。从五月到出刊的八月，三个月来，诗人跟贴投稿十分踊跃，基本上把下半月论坛的首页面都占满了，而我们的选稿也基本来自这里。随着编辑工作的展开，我发现，如果没有相关理论支撑的话，本期地理号就是为地理而地理，为诗而诗了。于是我临时特约你们几位学院理论家为地理在诗歌中的存在，地理与诗人的关系做了一番精辟的阐述，同时也为本期专刊添置了堪称厚重的五个砝码。
为什么想到做“地理号”，原因很简单，从古至今，名山大川、人文景致与诗人关系之密切无需多言，几乎可以说，每个诗人都写过或多或少的地理诗。正是这些诗篇实现使无数山水自己不言，却下自成蹊；也正是这些诗篇，使诗人的个体生命在与自然的交融中散发出灵魂的气息并经由这种气息感染阅读的每个人，能否获得响应则视诗人对地理诗写的渗透能力和把握能力而定。那些影响后世无数人的地理诗直接体现了诗人们在时间长河中介入万事万物的自觉，以及被不可知力量赋予的传递万事万物的神秘指认。正如骏马在选择它的骑手，地理也在选择它的诗人。<o:p></o:p>
在世界诗歌史上，聂鲁达与马楚·比楚高峰的关系也是诗人与地理关系的一个强力印证。聂鲁达1943年10月途经秘鲁参观马丘•比丘高峰，受到极大的震撼和启示。这里是古代印第安民族所建立的印加帝国的遗址，站在废墟上，聂鲁达明白，他必须写出的诗“它应该是一种像我们各国地理一样片片断断的组合，大地应该经常不变地在诗中出现。”
像聂鲁达一样认识到诗歌与地理关系的世界级诗人还很多，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张立群：诗歌地域的问题当然是一个值得研讨的话题，但由于地域的原因，或许只有选取那些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地域性诗人”，才能以亲身的经历说明一些问题。因此，在这一逻辑下看待中国诗歌的创作，东北与西部当然是最有说服力的两个地域。作为常年居住于东北的诗人，请桑克对此发表一些看法？
桑克：2003-2004首届“明天·额尔古纳”华语诗歌双年展的主题就与地域性相关。因我主持东北地区，故而专门写了一篇随笔《东北诗人》，现从中摘录三段，算是答复。
 尽管今日中国为全球化浪潮反复冲洗，但其根性与常识之中仍存社会主义记忆的坚筋韧骨，此谓外同而内异，或者物同而心异。而此内或此心之中则是趋同超过求异，集体大于个体。当代诗歌书写者喜怒哀乐多半于此起源。
 在此种状况之下，谈论不同地域环境的诗歌书写，实为在双胞胎面孔之上寻找细微的差别，如黑痣大小，眼裂圆扁。即使黑痣一模一样，也存留在左在右的问题——这是一个渺小的悲观主义者的乐观引申。这对观察者固然构成挑战，而对于作为当事者的双胞胎，则由此化出人生搏斗的目的：拼命增加不同因素，以达截然不同之境。而其他诸种不同，固然可以在地域之中寻求释疑妙法，但寻诸自身，或许更见真谛。大多自由的书写者更倾向于此，管它什么地域什么国家什么语种，个人就是个人，诗歌就是诗歌，遗世独立，彼此不同，独一无二，差别即一切——伟大的诗歌理想之一莫过如此，而途中宏大的景象却整齐划一而近于恐怖戏剧，这便导致另一个命题：在共同发展基础之上，有必要扩大地域文化的风格差异。
 那么暂且在这小小的差别之谷中探险吧。地域参差多变，由此描绘出不同的人文地理以及诗歌传奇。东北位于长城之外，远离政治中心，但因其自然资源之丰富，工业化程度之高，而使其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有效工具——多次牺牲之后被弃，而今重拾青睐……这些政治社会文化因素的变迁对诗歌主题、诗歌风格以及书写者的物质精神生活均产生一些微妙的影响，如寒冷气候之于坚忍，雪花盛景之于想象，辽阔平原之于心胸，圆润丘陵之于均衡……由此亦可以延伸，如书写者的耐性，词汇表的盈缺，表达方式的冷热，布局谋篇的正偏……这已是不折不扣的隐喻，而非真正的事实。事实的玻璃多少带有毛边，而且也非中规中矩。正是这些毛边，让观察者看到一种趋于完美的可能性。常言北人豪爽粗鄙，然而吝啬优雅者亦不算少数——这就是所谓的毛边，它将使部分诗歌书写者从主要特征之中逃逸、偏移，从而获得与众不同的个性。更何况一些杰出者早已超越地域的藩篱，而成为人类文明的有机成分。
张立群：桑克以一个“地域性诗人”的身份回答了这一问题。当然，对于这一话题，那些“行吟诗人”也一定有自己的切身感受。安琪，熟悉你的朋友都知道，你从福建来到北京，进行“像杜拉斯一样的生活”，也可以算作“北漂”诗人了，请具体谈谈漂泊写作的感受。
安琪：诗歌的地域性早在《诗经》和《楚辞》就表现出来了，《文心雕龙》称北方早出的《诗经》为“辞约而旨丰”，“事信而不诞”，是“训深稽古”之作；称南方后起的《楚辞》为“瑰诡而惠巧”，“耀艳而深华”，并将其原因归于“楚人之多才”，实际上已经指出了地域与诗歌的关系。地域能够参与诗歌风格的形成，这里的地域除了山川景色、地貌特征外，还包括自然环境千百年熏淘下的人文环境，比如对外面世界的看法，交通不便的山里人和交通便捷的城市人显然会有不同。地域对诗歌和诗人的影响是综合的，它包括诗人的思想观念、性格气质、审美取向，也包括诗作的内容、风格、表现手法等。社会的变化和网络化程度的不断普及，地域的限制正在逐渐打破，诗人们外出游走的机会增多，即使不外出，也能通过网络知天下事并且了解各种最新艺术，地域性诗人的概念正受到冲击，最理想的方式我以为应该是，有国际化的视野和本土化的情怀，就像帕斯一样。呵呵。
回到我自身，早在福建时期，我就写了很多地理诗，几乎是每一次到外地开一次诗会，回来后就有一首相关诗作出手，像《九寨沟》《张家界》《野山寨》等。我的地理诗不是对某一地自然山川的描绘，而更多的是发生在当时当地的文化、现实的串接、联想和意识形态的批判。我不主张单纯的描摩状物，也反对传统的借景抒情。我希望在一个地理中融入无限多的东西，这是我在福建时期的地理诗。
在北京，我的业余生活几乎全被北京丰富的旅游资源充满，我基本写遍了我能去的每一处北京名胜，因为已经置身其中，也因为内心对伟大诗歌的抱负略有削减，我的北京地理诗更像日记，记录了我在北京的点点滴滴。如果有一天，我的心真的安定下来的话，也许会有一首与北京相匹配的庞大诗篇。
张立群：当然，在全球化文化语境下，“诗歌与地域”常常又与民族的、本土的、文化的身份权利问题有关，这是一个文化研究的命题，也是能够将“诗歌地理”进行拓展的话题。作为在90年代文化语境下，成长起来的诗人，能否以从地方走向全国的方式或曰以一位知名诗人的身份，谈谈这种关系？
桑克：这个问题在上面的回答之中已有涉及。我赞同你说的，诗歌与地域是一个文化研究的命题。但怎么进行这项研究，我想可能需做一些准备工作。它首先要解决的可能就是中国诗歌场的问题，这就需要研究中国诗歌的世界认知程度以及它目前所处的文化位置。我可能不大同意“从地方走向全国”的说法和观察角度，这里潜有比较明显的社会学痕迹，而诗歌的场域研究和你前面提到的文化身份有关，而且与文化背景的关联更为密切。但现在看来文化背景并没有提供足够神秘而有效的魅力，反而构成了陌生的理解障碍和某种歧视的巧妙借口。这不仅需要我们自身做出努力，而且更需要中国之外同行的工作，这就意味着历史宿命的存在，而更重要的则是现代性的问题。对我个人而言，使命或许是单纯的，因为我的工作本身是有限度的，只能在诗歌之中进行。某些工作可能更需要像你这样的学者，研究并与其他同行沟通，告诉他们中国当代诗歌并不逊于它的古代经典。但是这里涉及的问题更多，并非增加了解深度所能解决。
安琪：全球化文化语境是人类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和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冲破自然空间和时间限制、障碍而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信息的自由传递和人际自由交往所形成的一种语言环境，文化的全球化意味着，世界上各个国家或地区的各种文化可以构成一个相互冲撞、交流和互动的多维网络图景，体现在诗歌上即为，写作视野的扩大化、语言使用的现代化和写作题材的通约化。经常出入国内外诗歌节的诗人普遍有一个共识，即，中国当代诗歌与国际的接轨远远强于小说等其他文体，主要原因在于，诗歌是语言的艺术，而小说更强调的是它的内容。语言全球化似乎叫内容全球化更容易。由此而来，诗歌的地域性显得更重要，如果能在中国当代诗歌的写作中最大限度地吸纳民族的、本土的内涵的话，则中国当代诗歌的“中国”必将凸显出来，使之有别于他国的地域特色。我是2003年到的北京，此前的交流圈子基本以漳州诗群为主，漳州诗群讲究的是语言的变形、杂糅、不按常理，以对语言施暴产生的奇异效果著称，这种写作到最后往往变成为语言而语言，甚至不知所云。到北京后，各色诗人的写作丰富了我的诗歌观念，使我在保持语言新锐的同时也注意语言表达的效果。北京时期的写作我想表达的和读者接受的基本能够形成互动，这可以说是诗歌地理改变后的结果。<o:p></o:p>
张立群：无论在平素的阅读，还是在诗歌史写作中，我都注意到“雪”、“大教堂”等意象在你诗歌中占有的比重，这当然与一种地理文化背景有关，尽管，这可能是无意识的，请结合你的创作说明二者之间的关系？
桑克：雪是我的生活。我的生活之中充满各种各样实际的事物，无论教堂寺院还是江河山岳，它们都鲜明地活在我的心灵内外，有的已经进化为精神性的。必须忠实于自己的生活，这是我的一个原则。如果将我换到其他地方生活，或者在短暂的旅行之中，我也会把另外一些事物悄悄请到我的诗中。但是我所经历的我所阅读的都会改头换面潜入其中，并巧妙地幻化为某种奇特的色彩。这里存有选择的成分，而未曾涉及的，有的也许将被彻底抛弃，有的则在等待恰当的机会。即使有的事物看起来距离你的生活比较遥远，可是几番折射之后或会发现，它仍然是你的生活，只不过它的存在更为隐秘一些。因此我实际上并不反对某些地域性的说法，但对此我保持着足够的警惕。因为与辽阔的心灵相比，地域始终显得微不足道。
张立群：对于诗歌地理的话题，我一直以为：在地域性相对“减弱”的今天，从城市化进程的角度对“诗歌地理”进行学理化的探讨，比如：城市的建筑、布局以及相应于城市的乡土等角度，会敞开许多话题，同时，也会更具现实的意义，作为一位学者型诗人，可否谈谈你的看法？
桑克：我并不是学者，只是对学问具有一定的兴趣。地域性减弱未必意味着进步，它可能是多元文化丧失的一个前兆。怎么在现代化的同时保留古老的文化遗产（地域性的某些主要载体），这个问题已不新鲜。但需要着重强调的是，现代化是发展的必然之路，这是不能含糊的。而解决现代化过程之中的矛盾则需合理规划，慎重行事，而不能见钱眼开一意孤行。文化是动态的，它始终在不断生长或游移。不能保守地使其停顿于前，也不能肆意妄为，甚至胡作非为。它要慎重地考虑和选择，比如城市格局、建筑样式以及乡村建设，对此我曾有过论述，“如何在现代框架之下综合中国元素更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建筑课题，决不能简单地将之符号化，譬如西客站所点缀的不伦不类的中式屋顶”。这就是说保留自己的地域性必须是在现代化的框架之下，否则这种地域性将是可疑的。至于诗歌，以我管见，中国性首要体现于现代汉语的应用，而地域性则与具体生活相关，换句话说，地域性实际就是个人性。
安琪：一说到中国古代的地理诗，人们能马上联想到的大都是那些自然风光，如庐山、敬亭山、三峡一类，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作为都市人的生存空间在提供了新的社会族群的同时，也为诗人的创作提供了新的素材。城市的审美心理、审美趣味无不灌注在城市布局、城市建筑与环境中。城市已不可避免地演变成现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集中地，对此视而不见或避而不写是诗人的失职，也是诗歌领域的损失。
诗人作为时代的发言人之一，理应对城市有着敏感的洞察力和杰出的写作力，每个时代都要有与自己时代相呼应的文本传世，否则，当后人寻找我们这个时代的诗作，找到的仍然是千百年来那些自然风光，该是多么大的欠缺。
从我个人的创作实践中我发现，城市化写作对诗人的要求更高，因为我们的诗歌传统是农业文明的传统，体现在语言上，田园、山水、风花雪月等，经过千百年来的诗化，已经成为很诗意的词，而钢筋、水泥、霓虹灯、高速公路等等这些城市化的产物在常规思维里与诗意毫不沾边，这就要求现时代的诗人丰富自己的感知、打磨自己的语言，真正处理好城市这个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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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修林 · 发表于 2006-12-29 09:23:19

诗歌与地理的关系,研究的人还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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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关于“诗歌与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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