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奇异与诗意——试论何炬学小说创作的艺术特色

易刚

<  align=center><B>奇异与诗意<o:p></o:p></B></P>
<  align=center><B>——</B>试论何炬学小说创作的艺术特色<o:p></o: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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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ign=center>□ 易刚<o:p></o: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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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ign=center><B>引  言<o:p></o:p></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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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黔江区地处武陵山区腹地，是典型的山地农业县：这里，虽然山高坡陡，沟壑纵横，但却山青水秀，人杰地灵。何炬学先生就是从武陵山区腹地走向全国的重庆著名小说家之一。他的小说像一块块坚硬而极富棱角的武陵山石，并不试图以花里胡哨的“先锋派”手法、诡异的故事与离奇的情节来占领读者们孱弱的大脑神经；但他却用理性的思考和眼花缭乱的感性且富有诗意的文字表象俘获了众多苛刻而众口难调的读者。<o:p></o:p></P>
< >著名文学家高尔基曾经说过，“文学的第一个要素就是语言。”（《高尔基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332页。）在何炬学的小说作品当中，不但那些野趣的内涵、奇异的叙事结构足以让久居都市的人们感到震惊；而且各种文学语言的运用，特别是诗性语言的嵌入也得心应手，这主要表现在诗化与方言和幽默语言的糅合。<o:p></o:p></P>
<P >奇异与诗意，这正是何炬学小说创作的艺术特色与独特的艺术表征。而这两点尤其在他近两年发表的各式小说中得以充分的展示：《十月》文学杂志在2006年第3期“小说新干线”栏目中隆重推出了他的两篇小说力作，它们分别是：中篇小说《结盟》和短篇小说《栀子花开》。这在重庆作家群中似乎还是首次。而发表在《十月》杂志2005年第3期上的短篇小说《带腰刀的人》，则可以看作是何炬学小说闪亮登场前的一次预演：厚重却不失灵性；传统却不避现代。在上述这些小说中，作为少数民族作家的何炬学（苗族）依然坚持了他在散文集《村庄的声音》（收人“重庆少数民族作家丛书”，中国三峡出版社，2004年出版）关注现实的传统，并将细腻的笔触伸向普通人的灵魂深处，字里行间处处充满了人文主义的光彩。<o:p></o:p></P>
<P >文学与哲学和美学携手进入20世纪以后，其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语言论转向”。由笛卡尔开创的“认识论”哲学，在欧洲17至19世纪的两百年间成为哲学的主潮；而到了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由于受到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启迪，哲学连同美学与文学一起，逐渐由认识论轴心转向语言论轴心：认识论的哲学关注“我们如何知道世界的本质”；而语言论哲学更关注“我们如何表述我们所知晓的世界的本质”。这也就是高尔基说的“文学的第一个要素就是语言”所具有的真理性。而诗人哲学家海德格尔更是将语言看成是人类生存的家园，认为诗（艺术）的本质就是用语言去神思存在。<o:p></o:p></P>
<P >而波兰作家奥热什科娃则认为“结构”是文学“创作的第二因素”（奥热什科娃《论叶什的小说——并泛论一般的小说》，引自《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4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30页）。因此，何炬学小说创作的文学艺术特色，除了野趣的内涵、奇异的叙事结构之外，诗化语言，包括幽默手法和重庆（渝东南）方言的合理运用，即：“结构和语言”，两者遂成为了本文研究的重中之重。<o:p></o: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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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align=center><B>奇异：内容与结构<o:p></o:p></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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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古人说过，奇异的事情往往有奇异的天象”，这是何炬学在其中篇小说《结盟》中的一句话。小说以“三个在中心小学读书，一个班，五年级”的少年“结盟”为主线，并通过他们的眼光，折射出成长的苦恼和人生的艰辛。“结盟”一事，对于“我”（金全）、“缺嘴”和“白胯胯”三位乡村少年来说，不可能不是一件“奇异的事情”：“我觉得我们三个走到了一个秘密的，也是广大的天地里去了。我甚至看不起我老子和么叔他们来。他们显得多么滑稽啊，连结盟这样的事情都没有做过。”而“结盟，单这个词就很神秘，很久远。不用说，它的味道，是天地国亲师的味道；它的色彩，是天地国亲师的色彩；它的神秘，是天地国亲师的神秘。”<o:p></o:p></P>
<P >一小撮问题少年的“结盟”，这不仅是小说的主旨和内容，同样也是文本的结构主线：一些“奇异的事情”遂围绕“结盟”而纷至沓来。首先是“一只乌鸦突然从月亮上飞过”；紧接着就是作为主线的“结盟”过程及其“结盟的效用之所在”；尔后又是“想法收拾收拾那个可恶的大黄猫”的死而复活；最后就是“报复谢老师”未果后，三人终于都认识到自己的荒唐与错误：“才几天时间，白胯胯仿佛突然长了很大，他满口感慨的说，结盟的事就到此为止吧。”<o:p></o:p></P>
<P >“死而复活”是何炬学在小说创作中经常运用的奇异意象和景象：三轮车夫、大黄猫等，无论是人，还是动物，都有过“死而复活”的经历（《栀子花开》、《结盟》）；“发誓不再做牛生意，也不做别的亏心事”的王风和他的同伴也有，只不过更加隐晦而已（《带腰刀的人》）。“复活”的隐喻，这又与何炬学小说喜欢运用回环和首尾照应相映成趣：“开局与结束首尾呼应，互相衔接”（伊·卡尔维诺《谈&lt;如果一个冬夜，一个旅行者……&gt;》，引自《外国文学季刊》，1982年4期，第230页）。<o:p></o:p></P>
<P >然而何炬学更喜欢“刀”，其意象的涵义非常丰富多彩。毫无疑问，“刀”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本身就具有一丝“奇异的”色彩。<o:p></o:p></P>
<P >短篇小说《带腰刀的人》之中的“腰刀”，对于大都市的读者来说更是“奇异的”东西；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道具：它从小说一开始就将读者的视线照得雪亮，并使读者努力想知道这把“腰刀”是不是最后插入了“仇人”的心脏。而随着“腰刀”这个悬念的化解，小说又出现了“菜刀”的意象：决意改邪归正后又“偷着牵人家一头小黄牛”而违背了然诺的人，最后终于“把自己左手的手指宰下一个来”，才得以讨回了“腰刀”，并终于完成了那个三十年前的承诺：原来，那约定三十年后重新见面的两人都是“做牛生意”的汉子，“我们低价卖来，在安子高价买出。有时我们专门去村子外，把别人回家的牛群断下一头来，选个野路，奔跑着牵到另一个乡场去卖。有次我们也这样做了，事后才知道牵了人家寡母子家的牛，让那个寡母子哭了半年。所以我们喝了血酒，发誓不再做牛生意，也不做别的亏心事。三十年后，在安子交换腰刀。”小说也在那“一截枯干的手指”显现后戛然而止。由“腰刀”制造出来的悬念与“奇异的事情”，终于在一截断指那“指甲里的污泥黑黑的”中解读完毕。<o:p></o:p></P>
<P >不可否认的是，迄今为止，短篇小说《带腰刀的人》是何炬学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在叙事结构上，它用双线并行与倒叙相结合的巧妙章法偕同白描手法，将一篇小说拿捏得无懈可击；在语言运用上，它用诗一样干净利落的句子，便将古老山村“奇异的事情”传递给了现代读者；在主旨内容上，它用一个小故事期望引起人们对“诚信”、“善良”的重新解读与诠释。<o:p></o:p></P>
<P >而在《栀子花开》中也有“刀”：剪刀。“女主人没说什么，进屋端了凳子，拿着一把剪刀出来。她去栀子树下，站在凳子上剪了五朵栀子来，送给金全。说，买是不卖的，就送你吧。”用“剪刀”来剪栀子花，从表面上看像是在说明那株栀子树的高大，而实则在暗喻三轮车夫“金全”对女友“秋纹”不能遗忘的思念与“剪不断、理还乱”的怀想：因为“金全”自己生了在“大医院去”都“医不好”的重病，而“金全不想让栀子一样的秋纹，高高兴兴的来到他这个即将断裂的枝头上枯萎”，故而两个相爱的人并没有最终结合与生活在一起。但是，谁又能知道金全的病“会不治而愈”呢？“自己那年，其实就是一个雨季里，闻着栀子的香，一天一天就这样好了。”至此，读者又领略到了一个“奇异的事情”。<o:p></o:p></P>
<P >但在中篇小说《结盟》中，不仅有“刀”，也还有“剪刀”，譬如：“轰的一声，我们三个站起来，打开大门，光线如刀一样飞进来……”；“黑黑的乌鸦，在白白的月亮上那样黑，是我们从来没见过的，好好的月亮，被它这把黑色的剪刀，剪破。”此句暗示着三个问题少年的“结盟”行为，即将给乡村带来“黑色幽默”浸润后的故事：又一些“奇异的事情”。<o:p></o:p></P>
<P >因此，对“刀”这个意象的钟爱，就使得何炬学的小说创作有了一丝丝“剑走偏锋”的味道。这在他的文本叙述结构的多样性中可见一斑。<o:p></o:p></P>
<P >还是以中篇小说《结盟》为例：虽然它主要采取的是直线叙述，但文本当中夹有少量倒叙：小说从“昨晚”开始起头说起，然后才在第二节带领读者步入“现在”，并直到小说的结束。而文中介绍“秋纹”与“三年级的时候，晾衣杆和我们打了第一场架”等少量文字，主要为倒叙：它们可以使文章更加丰满。<o:p></o:p></P>
<P ><FONT face=宋体>这个中篇小说的开头尤其精彩：“昨晚是十五。十五的月亮照得我们的小村子银白而空濛。苞谷和高粱，黄瓜和茄子，豇豆和辣椒，在月光下浑然一派，什么东西都可以隐藏下去，什么东西都可以提升上来。”然而，在昨晚“分手的时候”，作家并没有将此叙述视线与角度贯穿到底，而是带领读者亲历到昨晚的场景之中：“但是，既然已经确定了明天的行动，那就不能更改。”这也是一种“奇异的事情”：叙述人明明是站在“今天”的角度诉说“昨晚是十五”，怎么又退到“昨天”的角度叙述“明天的行动”了呢？叙事角度的频繁转换，是现代小说的一大特点；当然也是一大优点。因为“小说具有运用、转换叙述视角的最大自由度和可能性。”（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0页）。<o:p></o:p></FONT></P>
<P >这种“现代派”表现手法的熟练运用，在何炬学短篇小说《带腰刀的人》中最为可观，同时也最为可爱。譬如“王风看见是一个戴眼镜的青年，和自己当年的年岁差不多。来人看见坐在石凳上的王风，瘦硬的头和脸，腰间系了帕子，别着一把腰刀。”一个自然段中的两句话，就完成了两次视角的转移。<o:p></o:p></P>
<P >从总体上看，小说《带腰刀的人》采用了双线并行与倒叙相结合的巧妙章法：一条线索是“王风要到远处一个叫安子的乡场去，会一个三十年前约定的人”；而另外一条线索则是“寡妇蛮妞”等人对“王风”出走一事的“疑惑”与“猜测”。其间，文本又倒叙主人公“王风”三十年前与“牧羊人”与“瘦弱的和尚”的邂逅：前者讲述了一个奇异事件之中的“奇异的事情”——“三只狼正一步步向羊圈边逼进”；后者则借“瘦弱和尚”的话，点明了“施主的腰刀像施主的心一样明亮啊”这样一个深邃的主题。<o:p></o:p></P>
<P >对于这两次邂逅的倒叙，虽然着墨不多，也看似闲笔，却是作家表现主人公“王风”之所以跟同伴“喝了血酒，发誓不再做牛生意，也不做别的亏心事”的思想基础；这也就是当代语言论哲学关注的“我们如何表述我们所知晓的世界的本质”。同样，这也非常符合大卫·韩德斯（David  Hadas）曾经说过的“哲学则是文学‘立命安身’的根基。”（转引自：裔锦声《红楼梦：爱的寓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8页）。<o:p></o:p></P>
<P >初看《栀子花开》，给读者的感受却是在结构与叙述上略显平淡。然而，作家制造悬念的工夫依然十分明显、到位：始终没有点明那位“天亮前走了”的“得白血病的女子”，到底是不是主人公以前的女朋友“秋纹”。而直到文章结束时，小说作者也并没有明说。这可能会给看惯了“无巧不成书”的“优秀读者们”一个心理上的无情打击，但寻常百姓与普通人的情感，却在这份平常中得以升华。而这正是作家的高明之处：生活并不都是具有戏剧性的；也并没有什么人为制造的高潮。生活就像流水一样，作家只不过是掬起一捧浪花照见大千世界而已。而对故事情节的淡化处理正是现代小说最为显著的特性之一。福斯特认为：小说的“最高要素不是故事，而是别的什么东西……是悦耳的旋律，或是对真理的领悟。”（爱·摩·福斯特《小说面面观》，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23页） <o:p></o:p></P>
<P >大卫·韩德斯曾经说过，“文学与哲学有着不可分割的相互依存与弥补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文学是表现手段，哲学则是文学‘立命安身’的根基。”（转引自：裔锦声《红楼梦：爱的寓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8页）。如果说“对真理的领悟”——对宇宙、人生诸多“形而上”问题的终极思考和为心灵的精神家园寻找安身立命之处——是文学的“最高要素”之一的话，譬如“我们喝了血酒，有了醉意，觉得自己飞了起来，和这个村庄，和这个天地，有了完全不同的联系”（《结盟》），那么文学的另外一个“最高要素”——“悦耳的旋律”——对于小说来讲，就只能够是指其诗化的语言了。<o:p></o: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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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align=center><B>诗意：语言的狂欢<o:p></o:p></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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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高尔基在《和青年作家谈话》一文中指出：“文学的第一个要素就是语言。语言是文学的主要工具；它和各种事实、生活现象一起，构成文学的材料”；“语言是一切事实和思想的外衣。”（《高尔基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332页。）<o:p></o:p></P>
<P ><FONT face=宋体>但现代语言学又将语言大致分为日常语言和艺术语言两大类。而艺术文本的生命在于“艺术语言能以极小的篇幅集中惊人的信息量。”（洛特曼《艺术文本的结构》，转引自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因此，作为“文学第一要素”的语言在小说创作中的作用、重要性和地位也是十分明显的：它并非日常语言，而是艺术语言。同样，艺术语言又是与“现代派”和“后现代派”文学中那些单纯玩弄文字游戏的、所谓的“探索小说”不可同日而语的。人们正是通过艺术语言内涵的多义性、表达的隐喻性、意义的阐释增生性，从而领悟到小说所表达的人生存在的诗意性和价值意义的。<o:p></o:p></FONT></P>
<P >何炬学是诗人，当然也是对语言及艺术语言极其敏感的小说家：早在1985年，他就开始在《星星》诗刊上发表诗歌作品。因此，在他的小说创作中，对诗意的追求、或称为对语言的诗化处理，自然也成为了一种自觉的艺术探索：“三十年，王风的腰刀偶尔会在人们的心中引起一点微澜。尽管人们最终相信王风的腰刀不是给自己准备的，但若有若无的刀影，不时会雪亮的划过人们的梦境。”（《带腰刀的人》）。艺术语言的本性就在于力避陈词滥调，进而标新立异，化腐朽为神奇。<o:p></o:p></P>
<P >又如“月亮漏下来，照见了我们三个兴奋的脸”；“月光被风送进来，高粱摇动着，留出了舒朗的天空”；“一只乌鸦突然从月亮上飞过。如同一只黑色的鱼，慢慢的游过一盆银白的水面。黑黑的乌鸦，在白白的月亮上那样黑，是我们从来没见过的，好好的月亮，被它这把黑色的剪刀，剪破”；“我们喝了血酒，有了醉意，觉得自己飞了起来，和这个村庄，和这个天地，有了完全不同的联系。”（《结盟》）。这些艺术语言的运用，标示出作家的新感性对日常语言的超越。<o:p></o:p></P>
<P >再如“金全吸着鼻子，仰头在空中划了个圆，说满城的香气，就是栀子的香气呢”；“客人们上了车，一股香气从后面绕到前面来。和空气中的栀子花比，差别很明显。客人的香，细而薄，带了衣服和肉体的气味。栀子的香带着夜晚的雨气，清新、浓烈、有点野。金全仿佛看到了老家香树坝那些栀子花，一夜雨后，白白的，肥肥的，立满房前屋后碧绿的枝头上。她们像是从溪水里洗澡归来的女子，半掩了衣袂，水汽湿湿，香气盈盈。”（《栀子花开》）。这些艺术语言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那就是：弱化并试图消解语言的逻辑功能，从而将读者的生命体验带入到一种流动和开放的全新状态之中去。<o:p></o:p></P>
<P >上述这些语言探索，都成为了何炬学在小说创作中的艺术语言与诗化语言的魅力之所在。它与野趣的内涵、奇异的叙事结构一道，形成了何炬学小说文本的必要的张力：它们安静，并且自成一个比较封闭的系统；它们带领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汉字，寻求一种艺术语言与诗性语言的狂欢。但是它们并不刻意喧哗。它们像一块块坚硬而极富个性与棱角的武陵山石一样，虽然从外表上看去稀松平常，但实质上却非常具有重量，乃至能量。这种艺术上的统一，虽然表现在文本中并没有什么大的跌宕起伏，但它们却是来自于作家本人及其文本的宁静。而在文学艺术中，“宁静包含着运动……它是运动的内在聚合，也就是最高的动荡状态。”（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源》，引自《海德格尔选集》（上），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69页。）<o:p></o:p></P>
<P >与宁静的诗化语言不同，幽默语言则成为作家何炬学的另外一种追求：这是与诗化语言具有相同效果的创作手法之一。譬如，“王风门了开，拉开裤子尿尿，他突然听见了低低的呜呜声，三只狼正一步步向羊圈边逼进。王风的尿一时断了。他摸出腰间的刀子，大吼一声，向三只狼奔去。王风的脸是麻的，王风的声音是麻的，王风感觉自己的每一块肉都麻了”（《带腰刀的人》）。“栀子的香不明显了，是甜丝丝的血的味道。他抽掉鼻子里止血的餐巾纸，一股栀子的香涌进来。金全高兴了……”（《栀子花开》）。“我们把腿抬得高高的，一步一步，整齐的踏下去，像是三个木头小鬼，在路上滑稽的练习步伐”（《结盟》）。<o:p></o:p></P>
<P >何炬学小说中的幽默感是很有分寸的：它们并不杂闹，而近于“黑色幽默”——“只在一定程度上是可笑的”（约·海勒《与施内德勒的谈话》，引自《外国文学研究集刊》第7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88页）；它们更多的是讽刺与怜悯，跟滑稽和俏皮却是有着两码事情的区别。而幽默语言最为突出的例子，就是作家在《结盟》中对“敬神”一节的描写：“神龛两边，左边是毛主席，右边是列宁”，而这却使得三位少年在到底是应该选择跪拜“天地国亲师”、“毛主席”还是“列宁”时犯了难：“可是，大门关了，里面就这三样，我只好说，白胯胯说的对，列宁革命的时候，跪的也是天地国亲师呢，不然，他怎么爱国，怎么爱家，怎么推翻旧世界呢。缺嘴说，不对哟，他该跪马克思啊。白胯胯说金全说的对，列宁要跪马克思，那马克思跪谁呢，马克思要解放全人类，那他跪的肯定是天地国亲师，没有天地国亲师，他能解放全人类吗。缺嘴说，好嘛好嘛，反正鸡巴都差不多，跪哪个都是跪。” <o:p></o:p></P>
<P >纪伯伦说得好：“幽默感就是分寸感”（《先知》，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7页）。因为紧接着的就是小主人公的“自我批评”：“我哼哼哼；白胯胯笑了。缺嘴不好意思，说狗日我说漏嘴了，不该说脏话。”然而，“缺嘴”依然又“说脏话”了：他不但幽了自己一默，同时还又幽了读者一默。<o:p></o:p></P>
<P >从所引用的这段文本来看，它虽然充满了野趣，但却成为一种对特定时代“造神运动”进行深刻反叛与反思的民间话语。这就难怪有人要认为“幽默是哲学的一种形式。”（安·莫洛亚《狄更斯译传》，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5页）。而瑞士著名作家迪伦马特则更为深刻地认为，“唯有幽默能够造成间距。幽默是智慧的面具。没有面具，智慧便冷酷无情。幽默能使冷酷无情变得较易接受。”（引自《迪伦马特专刊》，《外国文学研究集刊》第9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09页。）<o:p></o:p></P>
<P >除幽默之外，重庆（渝东南）方言的运用在何炬学小说中更是得心应手，它与诗化语言和幽默语言一样，组成了何炬学小说诗意语言的另类特色，即：在作家营造的那些相对封闭的文本系统之内，合理运用诗化语言、幽默语言和方言，是形成小说文本亮色与看点的活力之所在。<o:p></o:p></P>
<P >我们还是仅仅以中篇小说《结盟》为例，譬如：“他一走拢就笑得要死”；“我们还没弄醒豁，白胯胯已站到我们跟前”；“缺嘴连忙说要得”；“滚住一团，战无不胜”；“这个水，淡寡寡的”；“我们麻着小小的胆子”；“摆龙门阵”；“勾着头睡着了”；“毛着胆子也要去”；“递眼色”；“在水里打尒头”等等，方言的加入，不但彰显了小说的地域特色，而且加强了文本的现实性与鲜活力，这也就是“地方性越强，普遍性也就越强”的道理。（巴·聂鲁达《我命该出世——对一个咨询的回答》，引自《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谈创作》，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07页）。<o:p></o: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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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align=center><B>简短的结论<o:p></o:p></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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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进入20世纪以来，现代哲学与美学发生了“语言论转向”。“语言，连同它的问题、秘密和含义，已经成为20世纪知识生活的范型与专注的对象。”（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21页。）<o:p></o:p></P>
<P >应该说，哲学、美学乃至文学，关注语言，追问语言，这本身并不奇怪，因为包括文学在内的审美对象总是与语言有密切关系的：作为意识形态话语的文学作品来说，它本身就是运用语言文字工具塑造形象、传达思想情感、反映客观现实的艺术形式。而对于哲学、美学来说，它们本身也是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之一。<o:p></o:p></P>
<P >因此，作为一名优秀作家来说，通过自觉地对个性化文学语言的追求与创作实践，就成为了“语言论转向”，乃至文学全球化语境之下的有益而不懈的探索。<o:p></o:p></P>
<P >所以，对汉语文字诗性的张扬与本土地域文化积淀的诠释是何炬学小说的整体特征。有理由相信，对诗化语言、幽默语言和方言的合理运用，就不仅仅是形成了何炬学小说文本的亮色与看点：它们也组合成为了何炬学小说的语言艺术特色；而这种独特的、诗意的语言艺术特性，正好与作家笔下野趣的内涵、奇异的叙事结构相得益彰。<o:p></o: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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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蒙

易刚兄是重庆黔江的吗？

曾蒙

我看了你的IP，易刚兄是攀枝花的吗？

易刚

<>呵呵,我是重庆市区的问好!</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