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格非小说的“神秘性倾向”

张立群 · 发表于 2007-12-10 19:39:20

在《1999：小说叙事掠影》中，作家格非曾写道：“文学从根本上来说是个人的事业。假如它是一个奇迹，也是个人用无数痛苦和梦想堆积起来的奇迹，假如文学是一个神祗，只有那些感觉到在世界的胸膛里始终有神秘事物敲击着的人们，才会感到亲切的共鸣。”[1]如果将这一言论和格非的小说创作对应起来，所谓“神秘”一词，或许就在于格非小说带有的玄奥倾向；而对于读者来说，格非的创作虽总具有较强的故事性，但却很难让人在阅读之后理解故事的所指也确然证明了这一特征。 一、观念的转变与自我的认同 曾写过一系列所谓“现实主义”小说的格非，似乎怎么也进入不了当代小说的状态，因而，“1985年的春天，当我在一辆由浙江建德开往上海的途中的列车上开始写作《追忆<personname productid="乌攸" wst="on">乌攸</personname>先生》时，我决定将自己从无休止的自我折磨中解救出来。”[2]1985年，当年仅21岁的格非决定改变写作策略，另起炉造的时候，或许，他并未预见有一天他将要和“先锋文学”的名字紧紧的捆绑在一起，但这个名字就“子虚乌有”的短篇，却由于它的和谐、圣洁以及“非真实性”所带来的悲剧性结局，而显露出格非的虚构才华，“我在着手写《追忆<personname productid="乌攸" wst="on">乌攸</personname>先生》这篇小说时，第一次意识到了生命、记忆以及写作所构成的那种神秘的关系。”[3]格非的感触至少可以让人们猜测，“神秘感”将成为他日后写作的重要趋向之一。     20世纪80年代无疑是一个激情洋溢的时代，而新时期文学迅速从复苏到崛起，又为文学内在的超越机制带来契机。作为85年之后登上文坛的一代青年作家，面对着“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知青文学”已经将现实的主题和表现方式消耗殆尽；“寻根文学”虽依旧恪守反思的情结，不过，当带着拯救的目的重温历史之后，经由主体无意识、地域文化和现代手法融合而生的“历史”，并没有期待中那样值得眷恋之写作态势，或许只有层出不穷的先锋实验，才能给他们带来创作的灵感和机遇。因此，对于莫言、马原后一批来自南方的青年作家而言，南方缠绵悱恻甚至瑰丽奇诡氛围下产生的词语世界，正是他们可以引领一时之潮流的重要前提。无论从本民族文化传统的“神秘性因素”，还是到“寻根派”为止，“非理性”、“超现实”和荒诞手法本身隐含的浪漫主义式的神秘感，“先锋作家”直接呈现出一种近乎幽远空灵甚至蒙昧不清的文本情境，都符合一种思维的惯性逻辑。在这一前提下，所谓“后新潮作家对于生活中那些物质性现实的真实性以及由理性所阐说的那些本质、规律、因果关系等持怀疑态度，大多把真实的问题归于‘自我’、‘个人精神’；但他们又不像新潮小说家那样坚守自我中心主义立场，而是不断地在怀疑、解构和颠覆这个最后的‘中心’，因此在他们的笔下，‘自我’、‘个性’这些人文精神的最后遗产也似乎是被冥冥中的异在力量所玩弄，世界的构成变得无法描述与解释，一切都陷入真实与非真实的混沌中，从而使后新潮陷入更深的神秘主义之中”[4]的论述，在可以总括先锋派作家整体特征的同时，自然，也适合于作为个案之一的作家格非。     当然，对于来自温润、潮湿之地的格非而言，“神秘”还在于一个人的性格特别是某种自我的理解。正如格非在肯定写作之余，坦言“我是一个喜欢独处的人，不喜欢共谋和合作，喜欢冥想而倦于人事交往”，“当然，写作使我加深了世界或存在本身的了解，只有在写作中，世界的混乱不堪的图景才会暂时变得清晰起来，我开始为我所看到、感知到或记忆中的事物命名，并安排好它们的程序，它确实有些类似于游戏。正如卡尔维诺所说，写作有些类似于在一片密林中开辟道路，它使我们能够感到事物的神秘”，因此，“我相信，所有的伟大作品都是在试图将读者带入一个未知的陌生世界。”[5]    如果按照神秘主义诗学的观点，比如，“神秘主义，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把握世界、把握生命的诗性世界观”，“神秘主义世界观以人的心灵为文化本位，它不以追逐外物、辨析外物为已任，而是将外物纳入心灵的广阔无垠的疆界”，[6]那么，格非对“写作恩惠”的承受或然正以诗意的古典，体现了一种超然的文化维度。作为一位学者型作家，格非对写作的理解甚或批评者眼中博尔赫斯对其的深刻影响，都使他容易在时间、空间和生命的交融中，走向某种近乎哲学意义上的玄思。以本源性缺失或者“不在之在”来看待格非的创作，神秘的感受虽与宗教、神学的内容无关，但却从未离开记忆内容的相互交错以及语言可以激活的巨大想象空间。对于“探访性”的作品《青黄》而言，写作的魅惑或许就在于“有一年，我整整一个夏天都被记忆中的两组画面所缠绕：一支漂泊在河道中的妓女船队（这个传说使我幼年时在长江中航行的许多夜晚变得栩栩如生）；我和祖父去离开村庄很远的一个地方看望一个隐居的老人。我在写作《青黄》的时候，并不知道这两组画面存在着怎样的联系，或者说，我不知道自己为何要去描述它们。”而当作品完成时，格非因作品与上述两组画面并无太大的关联，而深感“记忆中的某种情境有时仅仅诱发出写作的冲动，为写作的过程带来了一种心境，为作品规定了一种调性。这种最初的记忆在写作过程中很快将会与其他的记忆片断融合在一处，最终为一种更淳厚、庞大的背景所吞没，而写作的最初契机反而模糊不清了”[7]，则说明了作者本身所处的困惑。“青黄”是“一个漂亮少妇的名字”？还是“春夏之交季节的代称”？或是“一部记载九姓渔户妓女生活的编年史”？直至编于明代天启年间《词综》九百七十一页记录的“多年生玄参科草本植物”？将“青黄”的能指与所指分离之后，格非将思索的焦虑留给读者，而读者只能在这种不确定的情境中“随意漂流”。                         二、空缺与断裂      空缺、断裂是指小说叙事文本中事件的发展史往往由于人为的造成某个链条的缺失，从而使整个事件的统一性被瓦解了，历史及其确定性就这样变得不可靠起来，自然，超越一般常理意义上的“神秘倾向”便由此而生。格非的许多作品都为我们展示了一种特殊的空缺结构。《迷舟》是格非精心打造的一个短篇。在这个“发生七天之内”的故事里，格非是以战争的爱情双线来营造其小说结构的，但无论我们从哪能一个角度去看，这个故事的结构总是不完整的。而究其原因就在于小说总是在最关键的地方给读者留下了一个又一个空缺，到处充满悬念。北伐战争期间，孙传芳32旅旅长萧奉命于大战前夕潜回故乡侦察敌情，对阵已经在“三月二十一日攻占榆关的恰恰是他哥哥的部队。”恰遇马大婶这个“在战争的间隙中，常常成为萧对故乡往事回忆的纽结”的女人说父亲去世，萧带警卫员过河侦察奔丧。其中，包含着老道的占卜生死，以及仅此一句的“当心你的酒盅”的谶语。萧旅长在家奔丧期间与早就心仪表舅的女儿杏儿重逢，两人的通奸为其丈夫兽医三顺发现。三顺扬言要杀死萧，并将杏儿阉割之后送回娘家榆关。萧从父亲留下的信件中再次感受到不祥，但还是在最后的瞬间决定去榆关。“萧旅长去榆关”无论从战争线索还是爱情线索上都对整篇故事的展开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它被省略了，萧去榆关去看望“杏”还是去传递情报？警卫员并没有考虑是哪种可能，就武断地以认真打完六发子弹的方式对空缺的填充——“31师弃城投降后，我就一直奉命监视你。攻陷榆关的是你哥哥的部队，如果有人向他传递情报，整个涟水河流域的防御计划就将全部落空。在离开棋山来小河的前夕，我接到了师长的秘密指令：如果你去榆关，我就必须把你打死”，这显然不是事情结局的唯一解释。然而，正是他的这种行为使这个空缺永远被悬置起来而无法弥合。在这里，对空缺的填充与解释是无效的，无论是萧的爱情填充方式，还是警卫员六发子弹的枪杀填充方式，都造成了故事变得不完整。同时，空缺对读者的诱惑又是巨大的，我们完全在阅读时对此空缺进行再度随意填充：道士的谶语何意？萧旅长去榆关究竟何为？故事的断裂与悬疑均为读者产生了欲擒故纵的神秘性期待。     空缺、断裂从叙事的经验角度上，体现着文学进入后现代语境之后，以颠覆的策略解构传统叙事本身固有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与此同时，在另外一个层面上，这种策略也可以在被理解为文本与读者进行互文极致操练之余，演绎着炫技叙述背后，多少个读者有多少种理解方式的审美效果。除《迷舟》外，格非还在《青黄》、《敌人》、《褐色鸟群》等多部作品中营造空缺，从而使他的故事结构在发生某种碎裂或残缺的同时，在整体上呈现出先锋的迷幻色彩。始于1990年秋天的长篇《敌人》，在其写作初衷上就带有难以排解的神秘倾向。在当时深感“自己为一种年代久远的阴影所笼罩，这片阴影贯穿了我的整个童年并延续至今”之后，格非“采用了一个与外在经验大致相仿的文本结构”，“就《敌人》创作的初衷而论，它试图表达的核心是一种恐惧，”[8]即使年前的一场大火，烧毁了赵家的产业。这使得“谁是敌人”一直成为赵家老爷追查的问题。当新主人赵少忠接任时，历史已经历经了三代，因此，在父亲葬礼的当天，他将“父亲在一个个名字上划了横杠，只剩下三个名字没有划去”的几张发黄的宣纸，丢进了燃烧的火盆。然而，“敌人”却并没有由此消失。之后，所有的不幸都与当下的主人公赵少忠有关。孙子猴子掉进自己根本爬不上的水缸被淹死，二儿子赵虎被刀杀死，女儿柳柳惨死在苇地上，大儿子赵龙死于年关之前的家中，赵家的悲惨命运接踵而至。然而，种种迹象表明，所谓“敌人”与“恐惧”均与赵少忠有关，因为每个人在惨死之前似乎都看到一张熟悉的脸或是熟悉的气味，即赵少忠的脸孔和气味。这个听到“扒灰”就躁动不安的人，也许就是一个乱伦者。作者的种种暗示在表明：赵少忠或许和他的儿媳妇即赵龙的妻子发生关系，生下猴子；他蹂躏了自己的女儿柳柳并杀害了她；他年轻的时候将翠婶从船上领到家中，结果是逼迫自己患病的妻子吃了有毒的花瓣而死，两个儿子知晓其中隐情，所以，最终也遭至谋害……然而，这些动机却似乎很难解释，赵少忠为何在剪除自己亲人之后，才能实现多少年来，翠婶一直等待赵少忠会在某个夜晚进入她的房中的梦想？多少年前，赵家的纵火者是谁？显然，格非并不想告诉读者真正的敌人是谁，他只是期待以敌人制造出一系列悬念和恐惧，从而以“恐惧是无法被忘记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既是历史，又是现实”[9]的方式，体现文本神秘的恐惧与悬疑。而在此过程中，是赵少忠亲自出手还是指使他人进行谋杀，以及“熟悉身影”的存在，都是为了以性和原罪的方式填充空缺打下伏笔：“敌人”或然是一个不存在的“存在”，赵少忠只有依靠这个“存在”才能存在，他的生存只是为了证实“敌人”的实际存在而已。因而，对于扼死赵龙这一“供认不讳”的事实而言，赵少忠自觉接受颓败的命运，走向宿命论和神秘主义的深渊，表明历史自有其更为久远的“现实替代品”。 三、镜像与迷宫 自被划入到先锋阵营之后，格非的小说世界就总是充满着一种双重的结构，如同镜像结构一样，格非乐此不疲，即使绵延到当下的创作。所谓“双重的结构”即指一面是现实世界。比如：人物、事物、事件；一面是想象世界，比如：时间以及时间中的主体经验即记忆。相对于具体的人物、事件，在某种意义上，书写记忆是作者对小说中主人公意识状态的呈现。从《追忆<personname productid="乌攸" wst="on">乌攸</personname>先生》中“时间叫人忘记一切”，而显示出时间可怕的力量，记忆和遗忘就以时间二重性方式，成为格非小说惝恍迷离的重要前提。“我以为遗忘实际上是一种更为深刻的记忆。它不期而至，又转瞬即逝”，“我以为回忆是构成写作与记忆之间关系的中介，尽管它并不是写作的最终目的”，“从另一方面来说，记忆的内容互相交错混杂，回忆和写作实际上就是一种想象和拼合”。[10]格非通过作品中主人公的意识将时间进行了自我虚幻，事实上，最终表达的仍不外是作者本人的一种主体认识。像《青黄》、《迷舟》一样，并不确定的重述历史，格非常常以“文本之镜”的结构，烛照自身同样梦幻般的思绪，正如“我随手写下《树与石》这个书名，并无特殊的含义。也许它仅仅能够留下一些时间消失的印记与见证，让感觉、记忆与冥想彼此相通”，而“一个人若是在作品的意境中沉浸得太深，他本人亦将会不知不觉地成为一件虚幻之物，成为词语家属中的一员。词语为他的梦境创造形态，替他的愿望勾勒出最初的雏形，并赋予他一切的意义。”[11]格非的哲性思维尽管会由于源自虚幻而零散、模糊，但从结果上，却导引出诸多梦境一般的迷宫。被<personname productid="陈晓明" wst="on">陈晓明</personname>先生喻为“当代小说中最玄奥的作品”[12]的《褐色鸟群》，不但在“棋”和“镜子”的隐喻中明显受到博尔赫斯的影响，而且，就实际效果来说，也由于作者将时间、存在、幻想、现实、永恒等哲学本体的事物结合在一起而显得晦涩艰深。作为一个“双向探访”又布满循环“圆圈”的故事，“我”在水边蛰居书写一部类似圣约翰预言的书，一个自称叫“棋”并与“我”认识多年的女人，“怀里抱着一个大夹子”来到这里，“我”在长夜里向她讲述另一个女人的故事；过了多少年之后，在水边“我”又遇到了棋，她说不认识我，两个故事相套，结局一样，两个女人都说不认识我。也许，这使用平铺直叙，会成为一个简单的故事，但故事由于格非穿插叙述“你的故事始终是一个圆圈，它在展开情节的同时，也意味着重复。只要你高兴，你就可以永远讲下去”而显得意义离散，神秘莫测：第一个圆圈是许多年前我在一个叫“水边”的地方蛰居写作，一个从未见过叫“棋”的少女来到我的公寓，她说与我相识多年，我和她讲述了我与一个少女的往事，然而，在多年之后，“棋”再次来到我的公寓，但她却说从来不认识我；第二个圆圈（故事中），许多年前我追踪一个女人来到郊外，许多年后我又遇见那个女人，种种迹象表明，比如“栗色靴子”、“靴钉”等，当年我在企鹅饭店门口遇到的就是她，我追踪女人的事情却在她丈夫的重复中构成一种相似性结构，但她说她自十岁起就没有进过城，后来这个女人成为了我的妻子（其实是我的妻子），但在结婚当天晚上她就死了，这种随意出现又可随意质疑、否定的结构，使小说在阅读的过程中显得扑朔迷离。第三个圆圈，是以时间的方式造成叙事结构发生有悖于常理的改变。结尾是“棋”怀揣镜子而来，和她当年来时形成一个类似的圆圈。《褐色鸟群》由于细节的不真实和不断重复格言“回忆就是力量”，而显示出回忆虽可以恢复在场，但回忆却无法为人们提供真实确凿的证据。所以，只有当下的真实没有过去的真实。小说虽然写到“我”追述1992年春天的往事，但小说本身的实际写作时间却是1987年。这表明“预言之书”实际上是“追忆之书”——为时光流逝而忧心忡忡，逃避现实的结果只能靠“回忆”来替代，而回忆的力量把我带到历史重复的迷宫，历史变得似曾相识却似是而非，这使得“我”的整个存在变得可疑而又不可捉摸。 四、90年代之后：“神秘”的延续 一般以为，90年代是先锋普遍弱化的时代，从“新写实小说”取代“先锋小说”的演变轨迹中，不难看出：现实琐碎的生活甚至市场的压力往往使作家改弦易张。但对于格非而言，所谓演变却仅仅局限在文学的内部结构，尽管，格非曾写过“早在几年之前，我就在尝试着小说写法上的改变与调整，试着抛开那些我所迷恋的树石、镜子，以及一切镜中之物。”但与此同时，他又强调“逃离，在另一意义上就是奔向。正如放弃恰恰意味着一种恪守。小说中的诗性与日常生活的空洞乏味构成了某种眺望的姿态。”[13]进入90年代之后，格非毫无疑问也在创作中加大了关注现实的比重，但这似乎并未影响他对文学从一而终的认知态度。所以，他的创作以及所谓的转变，才会被评价为“90年代已经很少有人像格非那样，对文学依然还保持纯粹而严肃的态度。格非的小说语言可以说是最纯净的，他的小说意识清楚而深刻。在这个急功近利的时期，格非能信守自己的准则并持之以恒，实属不易。”[14] 经过长篇小说《欲望的旗帜》的调整，格非积十年之心血终于完成了精致的长篇《人面桃花》。这部被指认为“使纯文学的创新意向再一次得到肯定”[15]的作品，从一开始就制造出悬念，“父亲的出走”是直至小说结尾都难以说清的谜题。之后，革命党人张季元的出现，秀米遭劫入花家舍岛以及一系列令人惊惧的暗杀，都使得小说前半部悬疑迭出，神秘的光彩闪烁。幸而，格非以一本张季元遗留的日记向我们揭示了这一欲望化的主题和人生难以摆脱的“围困”，而在文本之外，格非妄图把握历史，通过距离感制造神秘的渴望，对于世纪初中国文坛的现状而言，也确然不失为是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诗意行为。对于90年代之后的小说创作，反复言说格非小说“神秘倾向”究竟有几何表现，或许并不是探讨问题的关键。就像《人面桃花》女主人公秀米身上存在的渐变和突变的因素一样，格非的恪守原则更多的应当从属于观念与心理的驱使。是故意制造神秘惯性使然，还是神秘式的悬疑已经成为格非从事创作的重要方式？从一个作家写作的经验看来，“先锋作家”虽然是贯穿格非写作生涯的名字，但先锋的个性却很容易使格非与其他先锋作家区别开来。作为一个“生性喜好独处的人，不喜欢共谋和合作，喜欢冥想而倦于人事交往”的人，格非始终将写作视为一门职业或手艺，这当然会造成格非在日常生活之中，时常感到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与他人很不一致，而此时，写作会“非常慷慨而及时地对我的种种不切实际的行为和思想予以了肯定”，写作会给格非的“幻想、行为以至梦想赋予了某种形式”，并能使格非“安下心来”，“感到了一定的自由”[16]。显然，格非“曲高和寡”式的自我感受，影响到了他创作过程中，始终坚持纯文学本位以及既纯净、洗练又不失古典抒情的气质。格非总是将自己的小说打造的如此精致，而在写作的另一侧面，格非常常“自我质疑”、“喜好冥想”的人生态度，也容易使其和所谓“神秘主义”的世界观气韵相通。如果“相信宇宙有不为人知的、更不被人操纵的生命规律，也就是说，宇宙是神秘的”，可以是“神秘主义”的世界观，并且，这种世界观“在哲学意义上，这是宇宙无限性和完美性的前提和证明。在美学意义上，这是让处于有限和不完美地位上的人类有所追求、有所创造”[17]，那么，“神秘主义”也必然影响到格非写作的另一层面，“神秘主义一劳永逸地拒斥了一切认为杜撰的意识形态独断论和意识形态乌托邦”[18]，这使的格非的小说在排除意识形态的乌托邦同时，仅余文本意境之内的乌托邦情境。因此，即使是90年代以来文学的日益商品化、世俗化影响到了大批作家的写作甚至生存，但却并未影响到格非自给自足式的写作理想，是以，他的文学神秘性、经典性乃至学院派的阐释空间，就成为了一种历史的延续。当格非以营造“感觉的真实”而完成一个又一个充满悬念的故事，独特的叙述方式，已经让他的故事自身的层次感逐渐降低。随着模糊感的逐渐增强，格非的小说尤其他的短篇，正以迷离的方式吸引着读者去随意填充。不过，虚实相间和以形式淹没内容，都并非是造就格非小说神秘性的唯一原因，因此，在引入主体观念的同时，注重作家的叙述性就成为思考格非小说独特艺术倾向的又一逻辑起点之一，当然，作为一种结果，它又为研讨所谓格非的“叙述学”敞开了新的历史命题。   参考文献：[1]格非。1999：小说叙事掠影[A]，格非。塞壬的歌声[Z]。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79～80页。[2]格非。十年一日[A]，格非。塞壬的歌声[Z]。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68页。[3]格非。小说和记忆[A]，格非。塞壬的歌声[Z]。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9页。[4]王又平。新时期文学转型中的小说创作潮流[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139页。[5][16]格非。写作的恩惠[A]，格非。塞壬的歌声[Z]。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3页。[6][18]毛峰。神秘主义诗学[M]。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46～47页。[7][10]格非。小说和记忆[A]，格非。塞壬的歌声[Z]。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13～14页。[8][9]格非。寂静的声音“自序”[Z]。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11]格非。树与石
“自序”[Z]。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12]陈晓明。表意的焦虑[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95页。[13]格非。眺望
“自序”[Z]。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14]陈晓明。表意的焦虑[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93～94页。[15]格非。《人面桃花》的授奖辞[J]，作家，2005，（5）。[17]毛峰。神秘主义诗学[M]。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38～39页。

曾蒙 · 发表于 2007-12-11 17:22:58

好东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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