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生与传承——论当代文学的经典问题

张立群 · 发表于 2008-3-10 19:18:23

——论当代文学的经典问题 遍览一度流行的“经典”以及“经典化”问题，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从文化权利的角度探讨广义的经典成为一种研究的“共性”，然而，“经典”以及“经典化”问题毕竟只有在落实到具体的文本范畴上，才能营造更为广阔的接受空间与阅读可能。对于往往被研究界指认为社会性、文化性与文学性“共构”的当代文学而言，一个常常为人质疑的话题或许就是：当代文学特别是50至70年代文学究竟存在不存在“经典”？当代文学的“经典”历经怎样的沉浮过程？面对着90年代以来“红色经典丛书”的横空出世，“红太阳系列”依然会引起众多读者的共鸣，我们当然可以得出“当代文学并不匮乏经典”的结论，但是，透过市场化效应特别是某种潜在的阅读心理机制，我们却可以在反复思考的过程中，察觉到文学史意义上的当代文学经典，与文学意义上同类概念之间存有的差异；而对于当代文学而言，无论是在时间上天然的“近距离”，还是相对的缺乏历史沉积，甚或是“新世纪：文学经典终结”
[1]的呼声等，都在无形中加大了厘定的难度。于是，究竟确立怎样一种符合客观实际的标准，进而细致爬梳当代文学中的经典问题，不但是拓宽经典问题的一个空白点，同时，也是以新的视角审视当代文学的一种重要方式。 一、当代文学经典的萌生 “某个时期确立哪一种文学‘经典’，实际上是提出思想秩序和艺术秩序确立的范本，从‘范例’的角度来参与左右一个时期的文学走向。”[2]洪子诚先生在考察当代文学经典时的这段论述大致包含以下两方面含义：即一、文学史意义上的经典文本的诞生与其特定时代的文化体制有密切的关系；二、确立一定时期内的经典会对这一时期整体文化的走向产生重大的影响。确然，当代文学由于特定的文学生产环境和制约机制，常常使其诸多“经典”文本在不同时代的评述过程中，产生重大的差异。如果从一个历史的角度进行梳理，那么，当代文学所具有的知识理论体系，虽然与新中国的建立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但是，作为一种潜在的机制，30年代左翼文学对于苏俄的理论借鉴，延安时期的文艺政策都无疑对当代文学经典的萌生起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制约作用。当然，新中国的建立势必会使以往的文艺思想、文艺政策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背景下展开，因而，新中国初期的文艺政策或曰制约当代文学初始阶段的文学生产机制虽然会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对以往文艺政策的继承，但事实上，其中还是隐含着一个文化背景和写作传统的双重转化问题，而所谓当代文学的经典正是在这样一种客观条件下萌生的。首先，从时代特点的角度上说。建国之后很长一段时期内，由于全国人民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由衷地产生一种解放感和自豪感，同时，也发自内心的感谢党和人民领袖，所以，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里，生动反映时代情绪的“颂歌文学”就成了时代文化的主潮，系列的“新华颂”、“英雄颂”等正是表达这种颂歌的主题之一。然而，在经历对电影《武训传》、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胡风集团的批判之后，所谓的“战歌文学”又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流行开来。而在此过程中，尽管有一些老作家已经体味到表达方式上的匮乏，不过，为了能够不辱“使命”并避开一种历史的“盲点”，所以，反映战争时代这样无可挑剔的题材又成为了一时的主流，并进而产生了大量的“红色经典”；而后，便是每一次文艺政策的调整都涌现出相应的“时代经典”成为了一种操作模式。因此，综观当代文学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发展历程，尽管前后出现的文本会存有这样或那样的差异，但是，在文艺政策的不断“规训”与“框架”下，充分反映时代主题、进行所谓的宏大叙事、史诗化、经典化的追求以及可以反映“规律与本质”的作品，则始终是这一时期文学和文学经典的主题——这种“广阔”、“宏大”的组合，不但充分反映特定时代具有必然性的文学创作，同时，也往往以融合时代的方式传达出时代的气息以及人们对于经典品格内涵的时代性理解。其次，当代文学的经典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迎合大众趣味、弥合群众与写作者之间的差距的一种产物。自《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亭子间”和“根据地”的方式[3]顿挫知识分子优势意识、个性主义以来，是否符合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为大众服务的方针就成为了当时乃至延伸于50至70年代的文学主题。而人民大众可以通过充分自由言说的方式对文学作品进行评价也使当代文学在生产的过程中，可以得到潜在的制约。作为党和国家文艺工作的领导者，虽然在艺术审美的角度上清楚地意识到文学应当有自己的标准和可以独立发展的空间，但由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文学经典究竟如何能够在适应文化素质与欣赏水平不高的大众口味，以及要从全民的角度出发思考文学的发展是作为唯一判别标准出现的。于是，在反复考察50至70年代文学普遍的“大众化”现象之后，我们就不难发现：这其中不但隐含着意识形态权利制约的因素，还隐含着国家想象和民族想象的问题：工农兵成为国家的主人和自延安时期或在更早时期，就已经出现的“大众”与“民族”的概念可以相互融合乃至取代的现象，已经使文学在创作和发表的过程中进行了一种“协调”；不但如此，这种“协调”也使文学经典在产生的过程中，其创作者要面临着历史使命和艺术使命的双重承担，比如：在这一时期的产生的经典《红旗谱》、《红岩》、《保卫延安》等都是经历“集体讨论”、“披阅多次”、“十年磨一剑”的方式得以最终产生的。当然，这种“协调”是以弥合知识分子与工农兵之间的阅读差距和作家的普遍失势为前提的。最后，是文学创作手法的变迁。自30年代开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就以译介的方式来到中国文艺界，50年代初期，在由文艺界掀起的向苏联学习的热潮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再次以理论纲领的方式在周扬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文章中得到确立。但随着在1958年“新民歌运动”中产生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理论应运而生，“浪漫是理想，现实是基础”就成为了当时创作的主要手法，并进而在各个文艺团体中得以纷纷著文的方式予以响应。回顾“两结合”的产生过程以及历史背景，虽然中苏关系的变化是一个重要的隐蔽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它是需求以“自我民族”的表达方式进行文学创作的一个讯号，而且，“两结合”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脉相承，但其内在的修正则说明单纯的现实主义所保留的大量符合现实的场景与细节，已经不适应当时的理论设想。然而，由这种创作手法转变后的经典作品常常会在实际上表现出一种更为不真实的面貌，而它的极端便是“文革中”八个样板戏、《金光大道》等浮夸经典的出现，而所谓的求实作风正被一种极端浪漫主义的凌空高蹈所取代。 二、从文学史经典到文学经典 由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当代文学的经典是在多种制约机制下得以萌生的。不过，由于当代文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一种极端化的状态，因而，当新的历史时期到来的时候，如文学史意义上的“新时期”出现之后，当代文学正逐步修正其文学审美层面上的历史迷失。80年代文学一度繁荣的景象，朦胧诗、寻根派、先锋小说等即使在今天回想乃至阅读起来都会产生“历史温暖”的文学现象，无疑是新时期文学呈现给读者的新的“时代经典”；而世纪之交的“百年文学经典系列”、“百年百种优秀文学图书”以及香港《亚洲周刊》“20世纪百部中文小说”的评选，“走向诺贝尔书系”的出现，将众多出现于新时期文学中的作家、作品（如贾平凹的《浮躁》、莫言的《红高粱》、张炜的《九月寓言》等等）囊括其中，更是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新时期文学并非缺乏经典。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要予以说明的是：由于50至70年代文学与新时期文学以来的文学在生产过程、意识形态制约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所以，对二者评判的结果也常常会呈现出某种有悖常理的结论：即如果按照文学经典在时间上的规律特别是进化论的观点来看，越晚近出现的文学一般在经典化的过程中，往往由于缺乏历史沉积而无法与前代文学相比的；但与现今文学界常常出现的“辉煌的80年代”之呼声相比，50至70年代文学常常被指责为是“空白一片”的结论无论如何都是相形见绌的，因此，在当代文学的“经典”评价过程中，就自然产生了所谓文学史经典与文学经典的区别之问题。一般来说，由于文学史是记录文学发展的历史流程，只要在历史上产生影响的文学现象就势必要纳入到文学史家的视野当中，是以，诸多文学现象乃至创作文本就常常在文学史家的描述与流传的过程中成为“文学史的经典”。但值得注意的是，文学史经典并非完全是按照文学的审美要求成为经典的。50至70年代文学中出现的“新民歌运动”，常常被后起者简约为“三红一创”、“青山保林”的作品（即：《红旗谱》(梁斌)、《红日》(吴强)、《红岩》(罗广斌、杨益言)、《创业史》(柳青)、《青春之歌》(杨沫)、《山乡巨变》(周立波)、《保卫延安》(杜鹏程)、《林海雪原》(曲波)等8部长篇小说。）相信是任何一部当代文学史都无法忽视的经典现象，然而，站在90年代文学在总体上应当按照自己规律发展的视角上看，其确实很难被称为是文学经典，毕竟在特定的时代里，文学已经被文化权力确立的意识形态标准所压制，于是，所谓曾经流行的“红色经典”，事实上是完全可以与“革命文学”作为同义词语出现，而其所宣扬的自然也是被“规训”后的激情。但文学经典则与此不同，尽管文学经典可以在特定的年代里，受到意识形态与话语权力的制约，无法被更多的读者所接触、熟识，不过，由于它本身所具有的文学艺术性和审美性，往往会使它最终进入到人们的视野当中。比如：在现代文学中，曾经赢得众多读者、享誉一时的张爱玲、徐讦的作品大致就属于这种情形，虽然，它们（包括他们）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由于无法充分反映特定时代的历史氛围而被排斥于文学史之外，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它们的地位正逐步的得以攀升。而事实上，如果从“思、诗、史”三个广义角度来把握的文学经典的标准也确实是可以与文学史经典标准具有一定的距离，即从属于“思、诗、史”标准的文学经典，即“第一，在精神意蕴上，文学经典闪耀着思想的光芒。它往往既植根于时代，展示出鲜明的时代精神，具有历史的现实的品格，又概括、揭示了深远丰厚的文化内涵和人性的意蕴，具有超越的开放的品格；第二，从艺术审美来看，文学经典应该有着‘诗性’的内涵。它是在作家个人独特的世界观渗透下不可重复的艺术世界的创造，能够提供某种前人未曾提供过的审美经验；第三、从民族特色来看，文学经典还往往在民族文学史上翻开了新篇章，具有‘史’的价值”[4]，也确实并非只是从属于一个时代或曰经不起时间检验的作品，它往往以其自身在艺术上所具有的历史穿透力，而不断得到后来者的阅读与解读。当然，这样说，并不是要说明文学经典必定要高于文学史经典，其中隐含的因素往往比现实的处理更加复杂。事实上，文学经典同样也面临着被史家书写的命运，而即使是真正的文学经典也同样会由于种种原因而得以人为遮蔽；同样地，即使是产生于特定时代的文学史经典所具有的价值也一样不能被简单的予以忽视，因为它在当时所产生的意义以及蕴涵的价值往往是无法亲历现场的人所体味不到的。在这个前提下，考察当代文学的“经典现象”就逐渐变得眉目清晰了：50至70年代的文学经典虽常常面临着后人的指责，但其作为文学史意义上的经典仍然具有不可磨灭的意义和价值。而新时期以来特别是80年代的文学经典虽然也正逐渐进入文学史的视野，不过，与50至70年代的文学经典相比，其文学的价值要远远高过前代的，但其究竟具有几分经典性以及经典纯度则无疑需要不断被时间检验的，而从文学史经典逐步进入文学的经典正是当代文学经典化的历史发展的整体流程。 三、关于当代文学经典的反思 然而，当代文学的经典问题又并非仅仅通过线性梳理的方式就可以简单地得以解决的。由于50至70年代的文学与以后的文学明显呈现出两种格局，所以，即使是观察当代文学走过的50余年的历程，我们仍然会在一种近乎无意识的状态下，将其分为两个发展阶段，并进而将从属于各个阶段的经典不自觉的分离开来。但无论就何种角度去说，当代文学经典由于其特殊的萌生过程都使其在实际处理时候显得越发的复杂。因而，即使按照文学史或是文学的标准确立了一些当代文学经典，但经典作为一个历史化的过程，仍然需要不断被遴选、沉淀与检验，而从这一点意义上说，经典化的过程无异于一个重写文学史的过程。当代文学虽然在诸多因素下被制造出类似“红色经典”等众多的文本经典，不过，隐含于当代文学经典之外的却是古代文学、现代文学甚至是外来文学中那些更为地位稳固的文学经典。当代文学经典程度由于时间等因素的发端不稳，必须让我们在思考、确认它的时候倍加小心，否则，其结论不但会有遗珠之憾，而且，还极有可能会树立一些为后世所无法认定的“伪经典”。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说，当代文学经典是一个面临着不断检验的过程，而且，指认这些经典的历史意义，审美价值，甚至是艺术上的缺憾或许往往比简单确认经典更有其实际的意义与价值，何况，反思当代文学经典中存在的问题也无疑会为再造经典奠定坚实的基础。尽管，在90年代的文化市场上，50至70年代的文学经典即所谓的红色经典产生了巨大的卖点，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与90年代文学本身氛围的不景气、历史记忆的衰退造成经典，以及市场导向有着重大的关系。不但如此，透过90年代对类似红色经典的怀旧情结，我们也不难发现：其欣赏者群落本身还存有年龄趋同的现象，受众者普遍的中年以及中年以上的年龄与心态正说明其隐蔽的成规：怀旧是一个时代消失之后的普遍社会情绪，它在商业社会往往成为打造新时尚的契机；但怀旧跟历史记忆不同，它需要的是有选择的再现昔日的情感和想象，而往往不具有强烈的现实感以及沉重的反思。当代文学的经典由于各自所处的时间阶段，所以，也自然会被分在两个时代阶段上予以展开讨论。然而，对于每一阶段的经典乃至文学本身，我们都有值得反思的地方。50至70年代的文学经典从文学的角度上说，最大的遗憾是文学的审美意识不足，而其外在的表现方式则集中为“人本之思”的缺失。50至70年代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是被狭隘化了的阶级斗争哲学观念指导下的产物，是某种教条化、规范化了的理论概念的解释与书写。即使在
“干预生活”（1957年）的浪潮下，曾经一度出现了所谓“文学是人学”、“论人情”的呼声，不过，这种声音很快在阶级斗争的口号下消失了。而将“人”仅仅定位在阶级属性上、将具有无限丰富性的“人”简约为公共的符号，并以二元对立的方式划分各自的阶级领属，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公式化、脸谱化、概念化，人物形象不再是“一个”而是“一类”的样本式做法正是当时文学经典的共同宿命之一。以杨沫的《青春之歌》为例，这部具有“自叙传”色彩的写作无疑可以看到作者当年曾经拥有过的生活素材，这部关于现代知识分子道路并涉及女性命运的作品在出版后曾是仅次于《林海雪原》的畅销书。不过，随之而来就是主人公林道静“小资产阶级立场”、“从未进行过深刻的思想斗争与思想转变”、“没有很好地与工农结合”以及所谓历次婚姻的“道德性”问题都被以上纲上线的方式严肃的提出。即使当时诸多文艺领导者如何其芳、茅盾等采取了竭尽全力的保护措施，它还是面临着修改大量个性心理描写的命运，至于到了文革时期，则更是被作为“毒草”予以评判。由此可见，阶级本质化、彻底性，非个人化与文学性的冲突正是泯灭当时作品乃至作家个性的重要标准之一，而越是强调阶级的复杂性、典型性则越造成了十七年以及文革经典的透明性与单一化。因此是，在缺乏人性这一普遍意义上的“现实标准”下，文学生命力的弱化、外部空泛内部失衡的史诗性特征也就成了50至70年代经典难以解除的致命症结。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经典虽然历时不长，但其诸多作品在翻译、影视改编以及出版业的促使下，成为某种“合法化”的经典已经逐渐变得显而易见起来。不过，必须看到的是，新时期诸多文学经典或“准经典”虽然修正了阶级标准，并从文学性的角度沿着自主的轨道进行发展，但新时期文学经典却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一个盲目照搬和生硬拼接的问题。或许作为一种矫枉过正式的反拨，或者就是作为一种“惩罚”，“文革”之后的新时期文学比如：80年代的文学，正以世界文学“博物馆”的方式将外来文学以及创作潮流以共时性的方式罗列在当时的文坛之上。这种融合对比、碰撞、吸收于一体的浪潮不但诱发了巨大的艺术创造力，同时，其产生的经典作品无论就质量、数量还是就规模上看，都是前代文学所无法比拟的。但与此同时产生的负面因素也是一目了然的：《红高粱》等先锋叙事以及所谓的“叙事迷宫”都使得其本身无法进行繁衍生息，而骨子里过多地丧失民族性与本土文化的实质也使其只能迅速的被取代。因此，如果真正从文学经典的角度进行衡量，那么，新时期以后的一些已经被奉为经典的作品仍然只是相对意义上的，而尚未达到绝对意义或曰纯粹意义的。 注释：[1]孟繁华：《新世纪：文学经典终结》，《文艺争鸣》，2005年5期。[2]洪子诚：《问题与方法》，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233页。[3]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毛泽东论文学和艺术》，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51~82页。[4]黄曼君：《回到经典　重释经典———关于20世纪中国新文学经典化问题》，《文学评论》，2004年4期，108~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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