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像”与“真实”

张立群 · 发表于 2008-3-19 22:23:33

——世纪初“诗歌道德伦理”现象的反思 世纪初渐次浮现的“诗歌道德伦理”及其可能拓展的研讨空间，无疑是一个复杂而有意义的话题[1]。诸多论者对于“诗歌伦理”以及“伦理”在内涵理解上的差异性，不但从侧面确证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而且，也从某种态度中传达出当代诗歌创作及其理论提升上的种种指认方式。然而，对于“诗歌道德伦理”这一浮现于当下语境中的命名乃至“新批评标准”，在历经聚讼纷纭的状态之后，已逐渐因为过度的“内耗”而透露出“自我的疲态”，这使得问题本身在产生自我“断层”的过程中，萌生出新的理论生长点。 一 随着“世纪初文学”的概念已逐渐成为一个共识性的话题，一系列新的命名和新的批评范式逐渐成为热点，置身于其中，无疑可以使人感受到一种强烈的超越意识。然而，任何一次文学上的超越似乎总是无法离开文学自身的演变机制以及特定的文化语境。以本文研讨的话题为例，从浮现于世纪初文坛的“打工诗歌”、“底层写作”发展成为一种“诗歌道德”、“诗歌伦理”，虽以不同的能指吸引过诸多驻足的目光，但究其所指，却最终都不约而同的指向了“我们时代的生存与写作”这一古老而庄严的话题。不过，在回顾90年代以来的文学研究，不难发现：伦理学叠加文学的研究方式并不是一个新鲜的现象，即使对于诗歌而言，诗人西川在联系“1989年以来，我觉得我的世界观和艺术观都产生了巨变，一个是我两个朋友的去世，一个是整个社会的动荡，中国社会的道德问题迎面而来”的前提下，指出“道德问题是一个大问题。首先，任何道德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等级和社会结构中产生的，任何道德都是符合某一种社会结构的，而且任何道德都滞后于时代。我们必须有这么一个前提，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道德不是今天才产生的，是古代产生的。而到今天我们依然在使用，因而我们只能使用道德中可操作的部分。”[2]这种前提决定了“道德伦理”的似曾相识和只能进行局部的“重述”，但事实，或许超出了这种诗歌的“想像”。如果可以将道德看成是社会的意识形态之一，并通过一定的阶级舆论对社会生活起约束作用，那么，道德以及作为其实践的行为规范即伦理，就必然要以某种“镜像结构”的映照乃至“非道德”为前提时才可能凸现出来。何谓伦理？“所谓伦理其实是以某种价值观念为经脉的生命感觉，反过来说，一种生命感觉就是一种伦理；有多少种生命感觉，就有多少种伦理。伦理学是关于生命感觉的知识，考究各种生命感觉的真实意义”。[3]刘小枫的这段论述赋予了道德伦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双重意义——尽管，在不同时代，诗歌乃至文学本身的伦理性会由于知识谱系的生成而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但这并不能影响“诗之道德伦理”本身那些业已成为本质化的成分。因此，将一个具有普泛性的话题，呈现于当下的语境之中就容易产生一种令人意外的效果。如果说世纪之交的诗歌论争曾以激烈对峙的方式，将“写作立场”、“人格精神”、“品性”等久违的话语引发出来，进而成为当下诗界“底层”、“伦理”话题遍布之前提，那么，在梳理90年代诗歌的历史脉络之后，必然会得出这是反思90年代诗歌艺术主流以及诗人权利身份的逻辑结果。而从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中看待问题，所谓新时期以来诗歌的演变——从80年代初期再度延续启蒙话语并由此而透露出的“集体式”理念价值，到80年代中后期“语言论转向”之后，诗歌逐渐敞开个体言说的空间；再到90年代文化转型、诗歌滑向边缘之后“个人化写作”的大道其行，新时期诗歌20余年的历史在总体上行进的轨迹正是一段从“集体”走向“个体”的进程。90年代盛行的“个人化写作”当然体现了一种进步，因为诗歌走向“个人”从诗艺的角度上往往预示着诗歌回到了自己的故乡。但必须指出的是，90年代诗歌是在“非诗的年代”里展开它的写作空间的，而诗人常常带有的历史化记忆，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对人们日常生活产生强烈冲击之后，或者不肯从善如流，或者以怀旧的情绪展现无奈，或者片面以欲望化的方式揭示自我，但在骨子里却始终无法摆脱诗歌高雅气质的情怀，都是90年代诗歌讲究“技术”、“语言叙述”，并进而造成所谓诗歌“中产阶级”（至少是“有产阶级”）出现的重要原因。90年代诗歌的走向从结果上说，是使其在“世纪初文学”成为一个独立概念之后，与后者在对比中形成另外一种“镜像结构”。而事实上，没有90年代诗歌作为一种“镜像”并解构“他者”，当下诗歌也不会迅速展开自己的“时空脉络”。90年代诗歌虽然可以以自我的结构方式在后现代场景下变换面孔，但这种极具存在主义色彩的写作却由于忽视丰厚的历史感而造成一种现实感和人文精神的匮乏。这样，尽管在后现代语境下的文学正不断试图通过撕裂现代性视野中的启蒙、价值等内涵，从而期待重建属于自我的理性意识，但正如任何一种裹挟在写作中的自我意识只有在阅读、交流中才会最终得到的释放，以“道德伦理”这种可以容纳更多内容的写作观念去修复历史，其核心问题首先就在于当前的诗歌写作已然走向了更为广阔的历史空间和言说空间。然而，正如“普泛”与“个人”总是处于一种相对意义的位置一样，除90年代诗歌写作本身并不匮乏这种当下流行意义的“伦理”式诗篇之外。90年代诗歌在“个人”日益走向封闭中，也最终产生了关于“自我”的危机。正因为如此，当有的诗人终于在近乎“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喊出“我歌颂重和大”（刘虹：《呐喊》）的时候，人们就听到了一种让人久违的声音；于是，“打工诗歌”、“底层写作”甚至是“向下生长的枝条”等名字也不胫而走并最终发展为“诗歌道德伦理”，便显得既符合诗歌写作的走势又符合现实的情理。这一点，或许在“非典时期”群体性的自发朗诵诗歌中便已萌发契机，只不过，如果可以循此思路而看待问题，那么，对于“道德伦理”成为当下诗歌的热点，或许我们又必须坦言的是，其本身除了源于与传统文化心理进行对接之外，其间所包含的意识形态性以及社会舆论对诗歌社会功能的呼招也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 如果仅仅是从“诗歌道德伦理”可以引发的想象空间来审视现象本身，这必将成为一个容易遭人质疑的“伪问题”，同样的，以诗歌本身的悲悯天人来判定其作者的“伦理”也必将遭受更多人的质询——如何看待底层、关心底层即从诗人特别是诗论家本位意义上思考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虽可以构成伦理意识，但这种常常带有居高临下姿态的审视或许与“打工诗人”的身份相去甚远，是以，两者的强行扭结也就难免在人云亦云甚或聚讼纷纭的态势中，染上一种追踪过程中的“造势色彩”。因此，在诗歌写作及其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的“二律背反”之间，“诗歌道德伦理”这一带有多种文化成分与功用意识的概念关键在于存有几分合理性和现实实践的可能性。一般而言，在传统文化的历史积淀下，诗歌的道德伦理已经在“思无邪”和接受意义上的“兴观群怨”中成为一种文化传统。而后，在漫长岁月的过滤中，诗歌道德伦理的意识形态化，常常使我们无法容忍包括诗歌写作与诗人生活的“非伦理”、“非道德”现象的出现。但即便如此，“道德伦理”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的“原型”和“定态”，也常常使其在实际上无法得到普遍化，这一点在后现代语境下往往会得到更为强烈的凸现，正如鲍曼所言：“道德不能被普遍化。这个陈述不必赞同道德相对主义”；“在某一时间和地点被认为是道德的行为在另一个时间和地点都将要被反对；因此各种各样的道德实践行为迄今为止对于时间和地点来讲恰好都是相对的，它们被局部变化无常之行为、部落之历史和文化之发明所影响”。[4]不但如此，伦理作为一种理性及其在现实中的相对主义倾向、不确定性，也常常使人们以一种“理性秩序”的角度介入之后，反而会得出道德伦理本身的“非理性特征”。以诗歌为例，道德伦理在理论和实践中存有的差异性以及诗歌写作、诗人生活本身常常存有的多义性评价，往往使诗歌道德伦理只有在一定层次上才具有可能性。显然的，个人活动的准则和现实生活之间的永久性张力，恰恰是我们质疑“文如其人”、“道德文章”的重要原因，而有关这一点，或许在进入现代文明社会之后就变得越发清晰。在这种语境下，以常常带有自然属性的“人性”方式审视伦理道德本身就已不再是一个可行的办法。更何况，在诗歌的文本内外，诗人依靠这种写作成名前后的心态变化，从某种程度上讲，已经预示了一种外在道德伦理的不可依靠性。所以，对“诗歌道德伦理”的探讨只能从诗歌自身的功能和实践性的影响上进行探讨。作为一种通过诗艺自身而透射出来的伦理意识，“诗歌道德伦理”当然不能仅仅通过宣言的方式重复所谓伦理的命题，或者就是以语言的方式宣布自己是一个伦理者；“诗歌道德伦理”必须要通过自我发现达到道德伦理层面并进而在捍卫道德伦理的过程中，完成诗人与诗歌本身的心灵净化。当然，对于当代诗歌最终转向了一种“道德批评”，传统视野、语言视野以及认知和批评中的心理机制，同样是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正如诗歌的道德伦理自身就隐含了意识形态功能那样，所谓诗歌的“底层写作”本身或许也从不乏道德的功能。只不过，“底层”作为一种社会阶层的划分，往往带有过于明显的对抗意味，仿佛在“底层”之外有一个需要颠覆的中层或者高层；而将“道德伦理”作为一种融合多元文化意识之后的提法，本身也带有某种提升的意味。或许只有这样，才能够理解：所谓“诗歌道德伦理”是反思历史、正视现实并重视“责任感”的一种意识形态，而这种“责任感”不但包括“伦理哲学”意义上的“责任感”，同时，还包括一种“艺术的责任感”，它不但与诗人能否写出好诗有关，还与如何为读者奉献好诗有关。这样，作为一个巨大的能指，“诗歌的道德伦理”所涵盖的普泛意义、“人民性”倾向甚至可能潜藏的虚假情怀，都在最终可以归结为一种无法绕开的理性化真实。尽管，真实在这里至少会包含两种内涵。首先，诗歌“真实”就写作者而言，是一种紧密结合现实之后的真实，而告别虚假的真实不但是教科书式的规范，还在于其本身就是衡量写作者自身的伦理尺度。“打工诗歌”、“底层写作”以及可以称之为“诗歌之人民性”的写作之所以会打动读者，引起共鸣，无疑与其建构在一种诗歌真实之上密切相关。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往往可以与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写实主义”发生关联的诗歌真实，依然会由于某种单纯罗列、生硬表达情感的文本呈现而形成一种“概念化的真实”，因此，诗歌“真实”必然又要通过另一标准来得以补充，此即为写作完成之后的阅读“真实”。建立在融合主体观念和生命体验上的阅读“真实”，是经过读者检验之后而达到的一种诗歌“真实”，它的丰富性以及可以引起反思的力度，都使其从不与崇高、悲情以及诗歌艺术性等话题相互抵牾。但阅读“真实”作为一种外在感受，却是来自于诗歌本身的真实性以及文化层面上的道德伦理意识，这是融合生命感、理性意识之后的一种现实关怀，它叩问、质询着诗歌乃至文学写作本身道德的匮乏以及孤芳自赏，它特别是其最终的实现过程与实现方式又反过来构成一种“诗歌镜像”。既然在诗歌“镜像”与“真实”中，“诗歌的道德伦理”可以得到一种释放，那么，“诗歌道德伦理”何以复杂多变并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对此，笔者以为：这与诗人在处理文本与现实的能力以及伦理与诗艺之间的可能存有的张力有关。面对近年来从伦理批评角度对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创作发出的种种呼求，我们当然会在一种沉重感的背后体验到一种欣慰。然而，当面对众多虽以解决现实为出发点但却“文字失重”的诗歌文本之后，人们或许又产生这样一种忧虑和困惑：是“生命不能承受之重”？还是中国诗人处理现实总不免重复眼高手低的诟病？而当“诗歌道德伦理”俨然上升为一种公共化的标准，“底层写作”已然拓展了写作的题材与空间之后，某种现实身份的介入或许并没有造成一种“寓乐于教”的文本效果；而那些常常因主题先行而成为浅薄说教、虚情假意的写作甚至都抵不上诗歌的彻底“载道”以及文字功能性的符号排列。因此，“诗歌道德伦理”得以进行历史的重提，实则带有一种以“乌托邦情境”修复历史和现实的策略，它从未拒绝意识形态的引导与塑造，只是在这种塑造中，如何解决“理性”与“艺术”并重的课题，又反过来成为“诗歌道德伦理”命题的一个重要关节点。     三 “我们时代的‘道德议程’充满了过去时代的伦理学家几乎没有或者根本没有接触到的题目，因为它们没有被清楚地表达为人类经验的一部分。”[5]鲍曼的这句话为其“后现代伦理学”拓展了强有力的理论前提——“后现代性既是道德个人的毁灭，又是他新生的契机。后现代情况这两张面孔中哪一个最终成为它的持久的画像，这本身是一个道德问题。”[6]诗歌道德由于孔子的“思无邪”，和柏拉图因诗歌的“不真实”而将诗人逐出“理想国”的历史虽由来已久，但在后现代语境下探讨这一话题却往往由于时代的因素而复杂许多，并且常常机遇和挑战并存。如果说后现代语境下的道德伦理由于个人写作和观念行为而经常呈现一种“断裂感”，那么，或许这种“道德伦理”就更切近刘小枫所言的“叙事伦理”：“叙事伦理学不探究生命感觉的一般法则和人的生活应遵循的基本道德观念，也不制造关于生命感觉的理则，而是讲述个人经历的生命故事，通过个人经历的叙事提出关于生命感觉的问题，营构具体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诉求。”[7]不过，讲述个人命运的叙事，却会由于深刻的“个人性”和“艺术性”而极具某种原初的色彩，即不同时刻出现的它，可能彼此相互矛盾，但对于每一“关节点”确是无比的“生命真实”。在这一前提下，真实的“镜像”甚或“绝对伦理”的实现只在于柯林武德笔下的“心灵本身”[8]。后现代虽然使道德产生了重大的危机，而道德危机也总是以伦理危机的形式回响着。但反过来，“伦理的危机并不必然预兆着道德的危机；“伦理时代”的终结也并不就明显地意味着道德的终结”；不但如此，“一个确实的事实能被解释为支持相反的假设：‘伦理时代的终结迎来了道德时代’——后现代可以被视为这样一个时代。”[9]至此，我们终于可以在明确一些问题之后返身回顾“诗歌道德伦理”这一问题。我将此现象中的文章，比如钱文亮的《伦理与诗歌伦理》、张清华的《“底层生存写作”与我们时代的诗歌伦理》等排成一个序列：从结论的角度上看，这些文章大致包含以下几点内容：一、对于社会现实情境或曰主流文化面前出现的“底层写作”，在实际上存在主观化、简单化理解；二、以二元论的方式对诗歌技术进行“伦理化贬抑”，从结果上看，是在对诗歌艺术简单化理解的同时，对现代汉语诗歌造成的伤害；三、在此前提下，社会伦理或者说诗歌与伦理应当内化为诗歌伦理，进而为此来申明诗歌艺术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讲究“诗歌道德伦理”，当然不能拒绝诗歌艺术的“镜像”与“真实”，同样地，“诗歌道德伦理”也决不能以牺牲诗歌的艺术性为代价，但这些又似乎仅仅停留在理性的命名层面，其内化的过程自然需要通过一种语言的方式予以证明。在分析影响诗歌道德意识的各种因素之后，强调语言伦理层次或许是唯一能够实现道德伦理的途径。自当代诗歌从广泛的文化场域中“溃败”与退缩下来，不再是文化实践的中心之后，诗歌所承担的道德伦理意识，也曾一度变得无关紧要，甚至进而成为被大加嘲弄与竭力消解的对象。面对诗歌写作的旧有道德规范和道德尺度被排斥与抛弃，而新的道德律令还没有建立起来的写作态势，后现代文化语境中诗歌写作可以呈现的一种新趋势，即为诗人任意放纵着由此得来的语言自由，这使得今天对于诗歌“承担”“伦理与美学的合一”的要求，只有通过一种写作意义上的“语言伦理学”才能得以实现。当然，对于归结为“语言”的“诗歌道德伦理”，其标准可以通过针对语言散漫自由的“难度”和针对不断进行艺术重复的“差异”，而超越语言空洞、虚无的聒噪。也许，在我们还未彻底深入“诗歌伦理”的时候，那些可以指认为“伦理写作”的诗人就已经发生了心态和身份上的变化。这让人不由得会想起鲍曼在《后现代伦理学》中的一段论述：“对于这种伦理困境，仅有一种可以想象的解决途径：我们承认人的自然本性将要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伦理规范提供一个牢固的、充分的基础，但是并非此时存在的‘人的本性’，正如它们可以被察觉和被记忆的那样，能够作为这样的一种基础。这是因为，我们现在能够看到和报道的并不能表明‘真实的人的本性’。人的本性在目前只是潜在的，是一种尚未产生的可能性，它等待一位助产士来释放它，不经过长期的劳作和剧烈的产痛是不会产生的。人的自然特性是其自身的潜在性，是尚未实现的潜在性——最重要的是，没有理性和理性倡导者的帮助，靠它自身是不能实现的。要使这种潜在的可能性转变成日常生活的现实，首先要做两件事。第一，应当揭露出隐藏在人类身上的道德潜力，必须教会人们发现他们能够遇到但是没有帮助就不能发现的（道德）标准。第二，必须认真规划一种真正赞成和奖赏道德行为的环境以帮助人们遵从这些标准。”[10]鲍曼的话当然是就一般意义的伦理而进行阐述的，但作为一种理论上的契合，鲍曼的伦理论述及其实现途径却说明了“道德伦理”的制约因素。所谓建构于“个体”人性基础上的当代“诗歌伦理”当然是自我和他者在相互理解、和谐之后的一种状态，在传统的伦理观已经趋于瓦解、失效之后，当代文学伦理必须认同在“反历史的写作伦理”中可以实现的事实。而作为一种外在的限制，我们已经通过种种刊物的办刊方针感受到一种新的制约机制的生成：众多刊物强调文学“干预现实”正是世纪初几年中国文学的一种走向。历史的经验和理论的经验已经证明，文学适当的公共化、意识形态化是正确的。然而，但在中国现实语境展开“诗歌伦理”以及将其运用在具体的写作之中，似乎还需要平衡生命意识、道德意识与诗歌艺术之间存在的张力，这是一次带有历史化记忆的经验及其反思。最后，笔者只是想以“诗歌的道德伦理”同样符合“乌托邦情结”的结论，来结束这次诗歌“镜像”与永远无法挥别的诗歌“真实”。正如“乌托邦只不过是对集体生活的政治和社会的解决办法：它不会消除人际关系和肉体存在本身（其中包括性关系）这两者固有的紧张状态和不可解决的矛盾”
[11]，出现于当前语境中的“诗歌道德伦理”应当是平衡诗歌与意识形态、诗歌与现实社会关系之后的结果，与此同时，“诗歌道德伦理”也无疑是一个不断需要接受时代检验的话题。不过，作为一种基本底线，或者说可以为公共接受的事实，“诗歌——应当重新找回对社会责任的担当”这一命题，或许正是“诗歌道德伦理”至少或曰必须抵达的空间。       注释：[1]关于本文提到的“诗歌伦理”及其涉及的文章，可包括钱文亮：《伦理与诗歌伦理》，《新诗评论》，2005年第2辑；《文艺争鸣》2005年3期，由主编张未民撰写的编读札记《关于“在生存中写作”》以及编发的一组文章，王小妮：《张联的傍晚》、张清华：《“底层生存写作”与我们时代的诗歌伦理》、柳冬妩：《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关于“打工诗歌”的白皮书》、蒋述卓：《现实关怀、底层意识与新人文精神——关于“打工文学现象”》；柳冬妩：《在生存中写作：“打工诗歌”的精神际遇》，《文艺争鸣》，2005年6期；刘建军：《当代语境下伦理批评内涵的重新阐释》，《文艺争鸣》，2005年6期。[2]西川：《面对一架摄影机》，西川诗文录：《深浅》，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2006年版。[3][7]均见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3页。[4][5][10]分别见齐格蒙特·鲍曼：《后现代伦理学》，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14、1、30页。[6]齐格蒙·鲍曼：《生活在碎片之中——论后现代道德》之序言“寻找后现代理性”，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8][英]见R.G.柯林武德：《精神镜像或知识地图》中的“相关论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9]齐格蒙·鲍曼：《生活在碎片之中——论后现代道德》，41页。[11]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时间的种子》，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97页。

钱刚 · 发表于 2008-3-20 20:08:35

石千雨 · 发表于 2008-4-2 13:29:44

学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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