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性的认知及其逻辑

张立群 · 发表于 2008-4-4 16:31:54

——关于当下“诗歌标准”的问题      “诗歌标准”及其相关问题的探讨，一直与现代语境下诗歌的历史相伴相生，这使得“诗歌标准”从一开篇就与诗歌本身的外部环境和内在质素等一系列话题，具有复杂、多义的互动关系。乍一看来，诗歌无论就写作和评判上都应当存在一个标准，从而使诗歌的发展形成良性的运行。然而，这个标准究竟应当怎样合理的给出与实行？却始终是一个无法彻底解决的问题。“诗歌标准”在认知上的历史性难度，决定了它只有进行历史性的认知和辩证的审视，才能获取较为合理的解释以及当下意义。                                一      谈及“诗歌标准”以及“重建诗歌标准”，一个潜在的事实是新诗及其迟迟尚未建立的“公共标准”，而古典诗歌被排拒在外是不言自明的。不过，如果历史地看，古典诗歌以及演化过程却为所谓标准提供了生动的范例。自《尚书·尧典》以“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的叙述，给出“诗”与“歌”只有相互限制才能依存的标准，诗与音乐性就一直成为几千年来诗歌的一般标准。无论是文人创作的介入使古代诗歌的艺术性得以强化，还是统治者的教化给诗歌增添了封建道德伦理意识，古体诗至近体诗，律诗（绝句）至词曲的基本演化轨迹，诗歌形式从未在本质上“涨破”音乐的规范，这种长期的“历史留存”造成了新诗的叛逆程度显得无以复加，自然，所谓标准也就淹没在白话的碎片之中。     古典诗歌的知识谱系，生动地说明了标准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新标准的产生一直以扬弃旧有的标准为前提，并进而在逐步完善和接受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的“度量衡”；承认诗歌标准不断处于变动的状态是谈论诗歌标准的前提。由此看待20世纪以来新诗的历史，新诗的实绩乃至历史经常受到质疑绝非偶然。除了历史的短暂始终无法拉开“审美的距离”之外，传统的强大影阴和文学日新月异地多维度变化，一直是影响诗歌标准从主客观双向进行建构的重要原因。即使忽视20世纪本身风云际汇的政治文化语境，现代科技资讯和传媒介质的不断更新，也使诗歌的“审美意识形态”功能处于日趋弱化的地位，而20世纪本身文艺理论的日益科技化、哲学化，也造就了诗歌本身在“精神心理”、“知识分析”的框架下逐渐褪尽伦理的光环。如果可以借助波德莱尔通过《恶之花》中的丑恶和黑暗描写对世界范围内的现代诗学产生的影响来看，现代诗歌的进程正生动地折射物化时代人类生存的世俗面貌及其精神世界。现代中国新诗的历史虽因置身于一部独特的历史之中而具有相对地特殊性，但自胡适伊始的白话诗人在对比中自觉地走向西方，直至20世纪90年代以来网络技术缩小世界的空间，诗歌的“形而上学－美学”逻辑正遭受前所未见的价值质疑。这样，在透过现象看待本质的理性思辨中，包括新诗在内的一切文学标准问题的终极性探寻，既包含着文学至高律令的渴望以及责任感，又难以避免在人言人殊的状态下充满相对的危险性。设若新诗的概念可以视为一种标准，那么，在现代语境下围绕诗歌而生成的概念及其相应注脚，一直是规范诗歌标准的一种努力。从草创期胡适的《谈新诗》到俞平伯提出的“白话诗的三大条件”，新诗一直为解决诗歌的“新旧矛盾”而进行着探索工作。鉴于“文学进化论”观念和借鉴西方已成为当时的一种“共识”，所以，从语言文字和文体上进行大解放，就成为当时实践新诗写作的唯一可能。当然，这一点在事实上也决定了新诗的“新”其实是一场彻底的解构性行为。一般来说，破除旧有模式束缚的关键是采取矫枉过正的策略，更何况，在“文的形式”之背后，还包含着“新内容”和“新精神”[1]，但这一时期“增多诗体”、“破坏旧韵，重造新韵”[2]之主张，却在维新之余，暗合传统的脉搏。此后，诗人宗白华在发表于1920年的《新诗略谈》一文中曾提出：“诗的定义可以说是：‘用一种美的文字……音律的绘画的文字……表写人底情绪中的意境。’这能表写的，适当的文字就是诗的‘形’，那所表写的‘意境’，就是诗的‘质’”[3]；郭沫若以强调生命律动和浪漫情感的写作方式，在《三叶集》中提出“诗＝（直觉＋情调＋想象）＋（适当的文字）”的公式。郭沫若之后，部分创造社诗人在接受象征主义的基础上，曾提出“（情＋力）＋（音＋色）＝诗”[4]；而为了纠正初期新诗散乱无纪的状态，以闻一多、徐志摩为代表的“新月派”也曾在接受欧美文化影响下，提出过“三美”的主张并进行过形式的实践，不过，与社会历史的剧烈变动相比，诗歌乃至文学内在的嬗变总是显得微不足道的。进入文学史意义的当代以来，唯一可以从概念角度研讨新诗的或许只能举何其芳的“诗是一种最集中地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样式，它饱和着丰富的想象和感情，常常以直接抒情的方式来表现，而且在精炼与和谐的程度上，特别是在节奏地鲜明上，它的语言有别于散文的语言。”[5]但为其精心论证的“关于现代格律诗”却使其在“新民歌运动”的争鸣中遭受严厉的批判，并最终淹没于“新民歌运动”的浪潮之中。     新诗的一般标准以概念的方式进行历史的梳理之后，不难发现：在现代语言的结构方式和告别古典的思维模式影响下，直接进行“什么是诗？”的问询，或许确实是件让人一时难以回答的问题。正如有论者指出：“传统的和社会的双重压力造成了中国现代诗的生存危机”，“中国新诗的现代化追求步履艰难，它与中国诗传统有关，也与中国诗歌接受与诗歌市场有关。在中国新诗的发展过程中，审美的历史惯性是不可忽视的强大存在。它可以成为一种超稳定的因素排斥在它认为的诗的异质的侵入。对于中国新诗来说，尽管现代化是它的生成的基本要素，但却在传统诗学和传统审美习惯的压力下成为外在的原因。新诗的现代性并不是当然的成分，它的存在需要坚持不懈的奋斗。”[6]上述论断说明了建构新诗标准的只能是新诗存在的时空状态，而当下写作可以通过种种渠道强行进入新诗领域，也再现了“什么是诗”或曰“诗歌标准”的时代性。                               二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新诗的现状，大致证明了现代诗歌已然转化为某种“内心的经验”，进而生动地再现现代性的巨大包容性。大量围绕“何为诗歌”的论争特别是近似于“反写作文本”的出现，都充分说明了在文学泛化的时代，诗歌及其写作标识本身都明显染上了强烈的后现代色彩。在这一历史语境下，文学固有的道德伦理正被“市场化”和“网络技术”所改写，诗歌更是通过归于内心和自我而恪守一方土地。由此返观新诗的历史，从现代性的追求本身构成新诗的传统，到纷繁变化的时代语境使新诗标准的建设并未取得稳定的沉积，再到文化研究时代诗歌写作的泥沙俱下，标准的问题或许总离不开一种主观性认识以及难以掩饰的相对性。尽管，与那种自我意识意义上的“我的诗歌写作”相比，强调诗歌的标准及其历史重建，会更显规范的力量与客观的精神，但从接受的角度而言，前者的主观意愿却更容易为后者的自我观念所排斥，因此，诗歌标准问题就极易再次回到相对的主观层面之上。显然地，上述近乎同义反复的逻辑呈现了诗歌写作及其标准建立的权利问题。对于进入网络时代的诗歌来说，发表权利的无限放大和匿名机制本身已经宣告了标准将被“稀释”，这对于历史标准本不确切的新诗而言，无疑更具瓦解、颠覆的效应。既然写作的权利已经归属于大众，那么，任何一种出于主观愿望的诗歌写作都会带上这一时代的“诗人气质”。网络平台的出现，降低了往日符合制度特别是期刊编辑过滤的限制，写作空间被无限的放大，这无疑已经实现了当年大声疾呼的“文学革命论”。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现代性的尺度及其价值原则。在这一逻辑下，网络时代提供的写作权利以及任意一种“随意点染”，都首先应当给予无条件的支持和肯定，而由此通过责难进而提升某种程式化的命题，就很容易在最终指向写作平等权利的同时，形成富有“话语霸权”色彩的“噱头”。但是，“写作平等权利”肯定是一个层次多元的问题，正如“个人化写作”在失去往日严肃又不乏偏颇的几重检视之后，网络时代诗歌写作的混乱不堪与写作被赋予的权利始终处于“二律背反”的状态——“二律背反”与矛盾不同，“非常明显，时代更适合二律背反而不是矛盾”，这种现状或许更生动地体现了我们时代的后现代性7。作为仍处于普及阶段和诗人代际交替阶段的网络时代诗歌，在一切秩序及其认知底限尚未彻底建立之前，谈论限制和标准等等关乎写作伦理道德的话题，本身就可能成为误读的“标靶”。对于近年来不断出现在网络或者说类似于网络运行机制下的“系列文化事件”，至少可以说明：当下诗歌写作及其鉴赏标准其实是混乱不堪的。通过网络技术平台进行迅捷式的“自我彰显”，以及由此而跟进的“恶搞事件”、“身体事件”，都极易在夸大事实的过程中折射出某种欲望化心理和所谓的“自我焦虑”。然而，从诗歌本身来说，这种浮夸的、被竞相传播的事件却体现了诗歌标准丧失后的认同状态。不但如此，作为一种连锁反应，学院派诗歌研究者也只能在被“点名发言”后，仍然保持默不做声的态度，至于其中的道理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多年潜移默化的学术熏陶，还是可以深谙透过现象看本质理性直觉，都使其清醒地意识到维护任何一方的发言，都将成为“二律背反”的对立面之一。尽管现实如此，网络时代的写作仍然要遵循广义上的“社会契约”逻辑。否则，不但一般意义上的“即兴挥洒”，始终无法提升到写作的层次，而且，就长远的观点来看，诗歌写作的文化秩序和写作伦理也迟迟无法建构起来。事实上，通过网络或曰网络式的写作流传起来的作品和成长起来的作家在青年一代中并非少数。只不过，网络机制将过去纸面刊物见不到的作品呈现出来，而所谓具有极端效应的诗歌“文化恶搞”，最终伤害的只能是诗人直至诗歌本身。 三 至此，在历史性逻辑的推演下，新诗的标准问题大致可以呈现其存在的空间。与新诗作为一种自由而平等的写作相适应的，是诗歌标准至少包含当代的道德伦理意识和外在的型构问题。深感于当下诗歌的混乱局面和形而上学的审美理想，诗歌标准的提出从来都寄予着网络时代的好诗至上主义，和写作边界的反思与修复意识。然而，在充满后现代气质的时代，标准从来都是一个与时代气质趋同的东西。标准的模糊性决定它与生具来的兼容精神，这进而构成标准在面向我们时代诗歌伦理道德底限时的相对多义和断层。相对于一般言论、随意粘贴式的“无难度的亚文学写作”8，以及新兴博克打字板上的兴趣写作，必须强调的是“写作层面”和“文学”本身的区别。毫无疑问，由自由权利和自我兴趣支配的写作，基本上会因与文学无关而无须标准的规范，标准只有指向那些属于诗歌写作的作品才能获得自身的有效性和合理性。对于当前正式期刊发表以及严格意义上的结集出版，虽在遭至网络写作强有力的挑战下，形成了彼此融合的状态（其中，期刊发表不断从直接的网络发表中选取作品或许更能生动体现这种状态），但期刊意义上的发表仍构成了一种标准的尺度。而事实上，当前很多著名的诗歌网站在刊登诗歌作品和专栏意义上的更新时，都呈现了近乎无意识状态下的限制，这说明我们时代的诗歌写作标准一直有其客观、自律的空间，不但如此，这种自律的潜规则也蕴含着我们时代的诗歌伦理。由于当下诗歌的生产和网络的空间一直比主观想象更为广阔，所以，诗歌在部分写作沉沦、部分写作提升的过程中，正不断建构着属于自我的“特有美学”——只有伦理意识形成了自身的自律性原则，诗歌标准就会进入到不置可否的状态。不过，在向这一领域行进的途中，一如美好的想象始终具有不可或缺的乌托邦气质，进行“地平线”式的呼唤是必要的。结合已经展开的“标准讨论”，无论是<p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陈仲义">陈仲义</personname>先生的“四动”标准9，还是<p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李万庆">李万庆</personname>先生的“三种抒情基型”10，都强调针对尺度“失范”的事实，进而构筑起“写作”层次的标准，那么，在写作之外，如何思考“命名”的构成，则是作为一种文体意义的新诗，其标准与形式美学相关的问题。曾几何时，诗歌一直作为各式写作的桂冠，风光无限；也正因为如此，新诗才会在面向古典诗歌形式整饬、有律可循时遭遇质疑。通过以上历史的追溯以及嵌入“永远历史化”的视角之后，不难看出：新诗本身其实应当是广义诗歌的一个分支并在历史的发展中具有流动性，这使其只有置身于自己的存在时空时才有可能正确地进行理论评估。从大量浮现于90年代以后的诗歌文本可以证明：“最集中地反映现实生活”、“具有强烈的感情和丰富的想象”、“语言精练准确”、“有强烈的音乐性”等教科书式的规定，已无法完全涵盖新诗的全部。但无论怎样，以一种本质化的眼光来看，语言、形式和“内心的经验”仍然是诗歌不可或缺的识别标准，尽管，由此推演出“现代诗是分行的自由体”的结论，会一面充满理论的陷阱，一面又具有无边的诱惑。为何形式灵活多变的屈原骚体诗和后来的宋词同样会被认为是中国古典诗歌的源头和流变的结果？除了“历史距离”和“地域性”的原因之外，关键还在于其诗歌的结构以及可以吟唱的节奏、韵律。当代新诗应有的音乐性已经由于现代汉语的变化很难完全从所谓压韵的角度进行调整，至少，在更多的时候，这种音乐性的追求已经为现代流行歌词所取代。然而，这一事实，倒从侧面证明了诗歌本身可以从“内在的完整结构”方面考虑诗歌本身的形式问题。新诗必须在语言美感和富有时代气息的基础上，从属于“诗”的层面上去建构自己的形式外延。而在这个基础之上，如何思考通过词语的内在调节以及阅读时语气的停顿等方面自觉体现自己的文体意识。对于90年代以来出现在不同媒介的诗歌而言，诗歌写作必须要与以分行排列的散文、叙事区别开来。在某种意义上，当下诗歌在形式标准上的最大问题是徒有其表，但却在具体表达内心的经验时无法节制，进而造成将充满丰富意蕴的“个人化写作”作为可以展示生活的流水帐。而事实上，新诗在本质上依旧是形式与语言相互和谐的问题，完全脱离语言精雕细琢的诗很可能会在散文化或者日记体中，悄然改变了自己的独特性。新诗必须在铺陈的过程中结构完整，在每一首新诗完成之后，必须可以让读者在反复阅读后可以找到其“内在的完整结构”，而所谓内在的结构至少应当是在从属于是诗的基本条件下达到内容与形式的完满统一。 综上所述，在文化泛化和后现代语境下的形式实践中，新诗的“标准”只能以知识谱系的方式完成自己的“认识型”——新诗需要不断在比较和延伸中完成自身及其历史问题，而对于浩瀚的历史长河来说，新诗不过是晚近的一个瞬间。每当提及此，不由得让人想起诗人郭沫若写于50年代的一段话：“新诗的历史只有三十多年，而旧诗的历史却有三千多年。把三十多年的成绩和三千多年的成绩相比，应该说是最大的不公平。如果客观一点，实事求是地来看问题，那就不大容易断定：‘五四’以来的新诗毫无成就。新诗中也有一些好诗”[11]。应当说，90年代以后的中国新诗在其写作上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种现状使诗歌标准不当是一个文学命题，同样也是一个文化研究的范畴！本文只是通过历史及其逻辑展开的方式，在渴望规范同时规范又具有复杂多义性的前提下，指出关于标准的几个基本方面！而更多围绕标准的话题及其提升，必将是一个恒久性的历史问题！  参考文献：[1]胡适：《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星期评论》，<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10" month="10" year="1919">1919年10月10日</chsdate>纪念号。[2]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新青年》，1917年5月3卷3号。[3]宗白华：《新诗略谈》，《少年中国》，1920年2月1卷8期。[4]王独清：《再谭诗——寄给木天、伯奇》，《创造月刊》，1926年3月1卷第1期。[5]何其芳：《关于写诗和读诗——一九五三年十<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1" month="1" year="2008">一月一日</chsdate>在北京图书馆主办的讲演会上的讲演》，《何其芳全集》“第四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6]谢冕：《新世纪的太阳——二十世纪中国诗潮》，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245页。[7][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时间的种子》，王逢振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1页。[8]张清华：《诗歌写作：标准、权利、难度》，《诗潮》，2008年1期。[9]陈仲义：《感动  撼动  挑动  惊动》，《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1期。[10]李万庆：《重建诗歌标准——谈诗歌创作的三种抒情基型》，《诗潮》，2008年1期。[11]吴奔星：《沫若诗话》，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366页。

钱刚 · 发表于 2008-4-7 22:42:03

江南月明 · 发表于 2008-10-9 14:59:56

己读，很有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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