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演变与主体回归之后

张立群 · 发表于 2008-10-1 22:53:44

——从新时期诗歌创作中的“身体现象”谈起                         一 “身体写作”或“身体现象”是90年代以来批评界对“女性写作”的一种流行提法，其中又交叉涵盖诗歌、小说等多种文本写作上的种种理解及诸多歧义。即使不把这种描写身体的写作当作一道欲望化“风景”，进而引发商业的动机；仅从字面上理解，这种命名的表述也似乎深刻地暗示了这种写作有明显游离历史和社会集体生活的倾向。然而，文学史上的许多现象往往总要等到时间流逝后才能渐渐显露其本来的面貌。一般来说，将热点现象和理论追溯结合的多种文学史版本已经作出如下判断：“身体写作”是专指90年代一部分表现女性私人生活和自我欲望的创作，而且，以此闻名并最终崛起于90年代的女性作家如林白、陈染，以及后来的“70年代出生作家群”等作品已确然给长期以来一直波澜不兴的女性写作注入了新鲜的支流。但这一判定如果置于更为广阔的文学视野，那么，常常为论者忽视的诗歌文体无疑会将这一提法推置到80年代中期。当时，一些女性诗人如翟永明、唐亚平、伊蕾、海男等的创作不但会因专注躯体，封闭自我，大胆崭露欲望而被归入至“身体写作”之列，而且，从流变的角度上，上述现象还可以被视为一种开端。不但如此，这种通过回溯历史后的“定位”所能揭示的问题至少包括如下三点：一、新时期以来的诗歌创作依然重复着“诗歌一直走在20世纪其他文学创作前面”的命题；二、“身体写作”经过20余年的写作实践已经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转变；三、本文所要探讨的“新时期以来诗歌创作中的‘身体写作’现象”既有较为深远的“历史传统”，同时，也无愧于探讨这一现象的个案典范，只不过在以往关于90年代的同类现象研究中，我们在更多情况下，人为地忽视了从诗歌的角度去探讨这一客观存在的命题。“身体写作”的出现首先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作为一个常常濒于历史客观化的话题，身体在特定场景的复苏无疑是以一种鲜明的主体意识将欲望、满足、压抑和盘托出，而在此之外，则是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和容纳程度的加深。新时期诗歌创作中出现的“描写身体”现象不是偶然的，它有自己独特的历史境遇。在我们反复考察自80年代中期开始于诗歌中的“身体意象”、“黑色风暴”式的写作，到90年代中期女性诗歌“身体书写”中性别意识的淡化，再到世纪末性别身份的转变，如大量涌现于男性诗人笔下的“身体意象”，虽说其中一直隐藏着复杂的因素，但有一点无疑是应当肯定的：即诗歌创作中出现“身体意象”是意识形态松动的结果，同时，也是以往历史长期压制文学表现“个人”的必然反拨。从当代文学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强调身体的“纯度”和“集体状态”，演变到当下可以属于“个人”真正的身体，尽管“身体的可变性是某种身体史和惩罚史的前提”，但“如果身体稳如磐石，固定不变，那还存在着一种丰富而多变的身体史吗？”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身体的可变性预示了历史的可变性。”[1]
然而，随之而来的问题则是如何条分缕析的看待这一极具多义性、分层式的现象，进而将其提升为某种认知的标准。按照上述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直至持续到世纪之交“身体风暴”的再起波澜，人们不愿触及或更多以排斥的眼光看待诗歌乃至全部文学在内的“身体修辞”，除了因为我们在使用这一外来语词进行批评时，总不免存在“强加”、横向移植以及误读的行为，即借用理论、不加甄别地选择后殖民倾向以及策略上的后现代批评，更为重要的，则是进入90年代文化转型期之后“文化范畴”异常活跃、西方文化的迅速涌入并与本土传统进行强势碰撞，直至个人炒作、出版商业竞争等一系列问题瞬间全部摆在操作的平台上，这不但以立体的方式为批评对象营造了复杂的维度，而且，也使我们在具体解读时往往陷入顾此失彼的尴尬局面。 二 关于新时期以来诗歌的“身体现象”，一个潜在的话题即为80、90年代性别意识强化的泾渭分明和世纪之交的混乱无序，这一内在的流脉为我们审视这一历史现象提供了如下前提：首先，是所谓诗歌中的“身体写作”必须要以双性视角进行考察的问题。纵观新时期以来诗歌创作的实际，从早期翟永明式的“黑夜意识”到90年代性别在“现实中敞开”，再到世纪末作者性别的易位直至凸现原欲本能，新时期诗歌创作中的“身体写作”大致经历的轨迹已经充分地展示了“身体写作”并非是女性诗歌的专利，而在另一面，那种完全丧失历史记忆的“描述身体”也同样无法长期维系在一种状态里。“身体现象”虽然可以同时用来批评中西方的女性写作，并在权利启蒙和身份赋予中具有重大的意义，但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实质差异无疑成为理论实践和现实指向的逻辑起点，这一问题归根结底是西方文化传统历来重视“个人主体”与中国文化传统历来重视“集体倾向”之间的历史性差异。对于中国女性诗歌来说，它虽然“没有西方女性诗歌的那种咄咄逼人的气势和锐利的锋芒”，从而“容易导致对虚假的封建文化传统的麻木和认同”，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女性不会为生存、选举等权利担忧乃至斗争的现实生活境遇，也常常使“中国女性诗人又多了一份坦然的心态，她们可以从容地面对世界、走进诗歌，而不像许多西方女诗人那样时时不忘女权，以至丢掉了作为女性的更宽阔的主体意识。”[2]从非性别对抗的前提出发，当代中国女性诗歌从来就没有像西方女性写作那样彻底地拒绝男性到场进而怀着对抗的目的孤独的“飞翔”，而这一点，不但是新时期诗歌写作中“身体现象”历史演进轨迹的内在依据，同时，也是当代中国女性诗人不从性别差异上审视“女性诗歌”批评出现的前提条件，上述内容是新时期诗歌写作的“身体现象”最终要纳入到“双性视角”进行区别对待的重要前提。其次，是90年代诗歌中“身体写作”的现状、出路与未来。进入90年代以后，以“个人化”的方式言说历史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遏制的潮流，这不但是“身体现象”成为“显学”的前提条件，也生动地反映了诸如《废都》、《上海宝贝》等可以真正代表描写身体与欲望书写之作品出现的历史场景。然而，这样一种日趋“合法化”的“叙事文本”在特定的生存环境里，势必也要面临自我泛滥后的“危机”。颇具进步意义的“身体写作”是否沾染了商业炒作的气息，或者就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写作行为策略？在个体狂欢与欲望反叛逻辑的驱使下，“身体写作”无疑是一种最新同时也是最为真实的叙述方式，但它是否考虑到读者的阅读习惯？“描述身体”明显是一种带有颠覆、拆解历史的写作，但身体解放后新的“生长点”究竟身在何方？主体意识觉醒之后的出路何在、是否很快就随历史的风尘而去？这些问题鞭辟入里地构成了诗歌“身体现象”的发展轨迹和前途命运。事实上，世纪末诗歌中的“身体写作”也确实出现了令人担心的问题：既然所谓的“下半身写作”是世纪之交先锋诗坛论争后“应运而生”的一种写作方式，那么，其充满欲望的口号就不能不让人们联想到对80年代第三代诗歌“到语言为止”的仿拟策略，以及从身体策略出发会对以“知识和智性”为外部表征的90年代以来中国新诗产生怎样无情的解构。与此同时，出于对以往“忽视身体”、“直奔文化”进而产生“非真实感受文学”的“矫枉过正”，“下半身”式的写作和剑走偏锋的理论姿态，也逐渐从蔑视身体发展到身体崇拜，这种彻底忘却“超我”甚至“自我”而只专注“本我”的诗歌“革命”过程也显得过于简短而迅速了：“年轻的写作者们还来不及作更深入的思考、反省，就急忙把身体神化、肉体化，从而忽视了身体本身的丰富性以及它内在的残缺、不足和局限。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3]而其结果就是造成了诗歌创作中“肉体乌托邦”现象的出现，从而使整个诗歌界直至批评界都为此无所适从。                                 三 围绕新时期诗歌创作中的“身体写作”现象无疑是转型期适时而生的文化现象，它与消费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却无法成为消费社会这一视点可以逆向解答的话题。就目前发展的态势而言，所谓新时期以来诗歌创作中的“身体现象”，已由于其不断历史化而上升到命题阶段，它虽然在多重因素影响下从不乏批评的误区，但其首要解决的就是伦理道德底线的问题。或许，无论何种“身体书写”，都必然与道德伦理发生抵牾，但此处的道德伦理从不是简单出自伦理学的基本概念。“身体写作”由于紧密联结灵魂的能指与文字的所指，只能在接受者的眼中和诗人写作瞬间的心灵真实上，提出写作的道德伦理问题。这一前提必须在进行诗歌批评时悬置诗人的个人生活以及那些极具感观效果的口号与主张。如果说海子的写作已经将诗歌的界限提升到了天空，而世纪之交的“身体写作”是将海子的形而上转化成了身体崇拜的形而下，从而造就了当代诗歌创作的两个边界，那么，这种相对于海子的“后起先锋”究竟要发展到何时、何种地步才能为止呢？在完全抛弃灵魂的身体意象扑面而来、所谓肉体乌托邦的负面价值已经变得越来越清楚的今天，“身体写作”必须要与灵魂牵手似乎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一件事。这不但是文学创作中“身体写作”正常发展的未来方向，同时，也是其适应传统文化、读者阅读习惯以及“中国话语场”的必经之路。正如崔卫平于《在诗歌中灵魂用什么语言说话》一文中所论述的：“诗歌扎根于灵魂之中，也是扎根于这种普通人的身份之中，扎根于这个肉体、由这个肉体所提供的观察世界的具体位置上。即便这个灵魂偶尔也会从它所属的肉体中飞出，穿越不同的时空，但归根结底，它和它的肉体不能被随便地置换，它紧紧粘附于它的肉体。哪怕是不易察觉，在每一个灵魂的故事背后，总有一个肉体的故事。灵魂企图无视肉体，同时也就削弱了它自身。”
[4]的确，身体作为一个中性词，它的复杂性与重要性一直是以共时与历时的方式并存的。其实，身体从不可怕，身体书写也不应成为当代诗人忽视的一域。描绘身体的最终价值取向在于灵魂是否已经解除了污垢的“魔咒”。在以往文化专制的年代里，其实被专制的不但有文学，还有人们的身体，因此，那时候的作家、诗人往往是一群没有身体的人——主动地将自己的身体和躯体意识的细节隐匿起来，从而使自己的创作演化成今天通常意义上所说的“传声筒”与“留声机”。这种戕害不但有悖于历史，同时，更有悖于文学内在的本质属性。但这不是说身体自其复苏之日起就丧失了界限和标准，包括诗歌在内的写作如果到最后把“身体”简化为性与欲望的代名词直至本能的宣泄渠道，正有悖于伦理意义上的“沉重的肉身”。所以，“蔑视身体固然是对身体的遗忘，但把身体简化成肉体，同样是对身体的践踏”，肉体乌托邦所表达的“其实是写作者在想像力上的贫乏——它牢牢地被身体中的欲望细节所控制，最终把广阔的文学身体学缩减成了文学欲望学和肉体乌托邦。肉体乌托邦实际上就是新一轮的身体专制——如同政治和革命是一种权力，能够阉割和取消身体，肉体中的性和欲望也同样可能是一种权力，能够扭曲和简化身体。” [5]对于诗歌写作而言，身体只有经历从纯物质与纯生理到伦理道德与哲学意义上的诗学转换，即紧紧拉住灵魂的衣角，它才最终成为真正文学意义上的“身体意象”。    正如布莱恩·肖特曾论述的那样：“身体在社会理论中的缺席这一缺陷并非无足轻重。缺席的身体对于那些思考人的表现、动机和人体形象的社会学观点的构想提出了也暗示了一些关键问题。如果我们将社会学思想视作为对行为的科学研究，那么我们就要求存在着某种有关身体的社会理论。” [6]既然包括诗歌创作在内的“身体写作”现象已经是随处可见，既然建设此在的“身体理论”已经不可避免，那么，对“身体”这一“凡事都有的‘能指’”给予关注就势在必行。事实上，90年代诗歌特别是女性诗歌创作的某些意识转变，比如关注日常化生活和目光投向社会，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定意义上的范本，至于经历“性别演变与主体回归之后”的诗歌写作将如何更好地面对这一课题，不仅是一个时间命题，还是一个理论认识上的问题，而在此之前我们可以肯定的则是：“身体”若要想在未来的诗歌写作中得到长足的发展，就必须立足于一个较高的层面上进行诗学意义上的转换。因为只有这样，融入灵魂的“身体”才会在诗歌文字的海洋中进行自由地徜徉。参考文献：[1]汪民安：《身体的文化政治学》“导言”，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2]李蓉：《现代性视角的中西女性诗歌女性主体意识比较》，《诗探索》，1999年4辑。[3][5]谢有顺：《文学身体学》，汪民安：《身体的文化政治学》，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192~213页。[4]崔卫平：《在诗歌中灵魂用什么语言说话》，《诗探索》，1995年3辑。[6]布莱恩·特纳：《身体问题：社会理论的新近发展》，汪民安、陈永国：《后身体文化、权力和生命政治学》，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3~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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