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终结”与“浮现”

张立群 · 发表于 2008-11-30 13:41:05

——关于“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一种解读 随着“新世纪文学”或曰“世纪初文学”逐渐成为当下文学研究的热点，一种新的命名渴望逐渐成为推动文学历史的动力。在这种明显带有主客观倾向的历史化进程中，对年代的敏感或许正是人们强加给时间以限定的基本初衷——即使忽视20世纪中国文学渐行渐远的脚步，批评与理解的热情也会让难以捉摸的历史总是存有充满诱惑的空间。然而，在詹姆逊那句堪称“绝对口号”的“永远历史化”[1]中，所谓历史本身是否已然让人感受到一种层次感？尽管，“新世纪文学”或曰“世纪初文学”应当是在着眼于超越20世纪文学本身而被提出的，但是，正如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总不能凭空而起，“新世纪文学”特别是“世纪初文学”提法本身的时空短暂，已然决定了这一命名方式只有在相应于它晚近的时间段时，才能显露其存在的价值，不但如此，“新世纪文学”自身所具有的艺术新质也只有通过一种“延续”、“发展”的视角，才能得到历史性的呈现。因此，以“终结与浮现”来言说这一历史化进程，就在于通过重新审视自“新时期文学”以来近三十年中国文学的历程，廓清一些历史性的问题。 一、“新时期文学”的“终结” 通过追溯“新时期文学”的方式看待“新世纪文学”，或许不失为一种研究的策略。自 20世纪70年代末期，“新时期文学”在“文革”结束后剧烈变动的文化语境中诞生以来，“新时期文学”就在成为一个崭新的文学史分期概念之余，处于一种不断延伸的状态并直至“新时期文学二十年”提法的出现[2]。然而，正如历史上每一次文学分期在起始阶段，总是带有边界模糊、命名相对滞后那样，“新时期文学”作为当代文学批评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语汇之一，在理解与使用特别是关于命名的理解上也同样存在着一种“过程性”：即一方面，从政治意义的角度上，“新时期文学”应当是“新时期”概念介入文学的结果，其命名的权威性确认主要体现在1978年中国文联的会议决议以及稍后第四次文代会的报告之中[3]；而另一方面，从文学研究的角度上，则是指文艺工作者通过命名的出现而进行的“追溯”，在这种追溯中，“新时期文学”的诞生不但具有了明确的历史时间，而且，也常常更为细致的体现在具体的文学体式与创作之上。[4]不过，无论从哪种角度看待“新时期文学”的诞生，上述命名都没有摆脱按照政治语境的变动进行文学史分期的逻辑，这使得“新时期文学”从其出现之日起，就具有一种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在“新时期文学”20余年的发展道路上，不断以新的命名方式对“新时期文学”进行细化，无疑是“新时期文学”本身具有层次感的外部体现。除一度引人注目的“后新时期文学”之外，诸如“80年代文学”、“90年代文学”最基本的年代方式划分这20年文学创作，也同样反映了“新时期文学”前后存有的差异性和阶段性[5]。“新时期文学”无疑是一个变化繁复、艺术纷呈的历史时期，而时间上的近距离、文艺上的复苏和迅速置身于“世界性场域”又使得这一“变化”与“纷呈”具体而生动。一般而言，“新时期文学”是在接续20世纪中国文学一度中断的“现代性”并迅速融合“后现代性”而完成其历史性的转换的，但由于这次转换来得过于急促并在实际发展中远远超过人们的预想，所以，“新时期文学”在出现不久就遭遇新命名的挑战便其势难免。如果仅从“后新时期文学”出现的角度看待“新时期文学”的“终结”，那么，“新时期文学”呈现的层次感及其“终结”的内在原因必然要面临某种简单化的理解，不但如此，所谓“新时期文学”“终结”本身也包含着事实意义上的“阶段性”[6]。“新时期文学”的“终结”当然是其完成阶段性收束或至少是其自身发生裂变的结果，而隐含于其中的实质内容则是历史意义和艺术价值的双重承担。对于80年代文学思潮的演进过程，几乎所有研究者都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1985年以后的中国当代文学曾发生重大的转变，除“寻根文学”、“先锋实验小说”、“新写实小说”的风云继起，形成一种超越中的多元局面之外，因“方法论”、“文学主体性”甚至包括稍后的“重写文学史”等引起的理论争鸣而造成的文学写作观念与批评方法的转变，都可以成为“新时期文学”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然而，以历史的眼光看来，造成“新时期文学”内部发生更迭、“新时期文学危机论”[7]的出现直至“后新时期文学”这一极具争议性概念的提出，却在于“新时期文学”自身意识形态性的变迁。对于80年代“新时期文学”的演进轨迹乃至整个“新时期文学20年”来说，一个显著的现象就是以政治标准进行分期和设计的“新时期文学”，与其实际发展形成了巨大的落差。正如1985年之后出现的种种“实验性文本”，总是通过专注自我、形式主义等方式，拆解启蒙式文学所构建的诸如理性、价值、意义、进步等“宏大叙事”内容，“新时期文学”在80年代中期之后的创作实绩，已远远超出其构建时代的“理论想象”，而在不断融合本土传统文化资源和不断接受、实践外来文化资源这一双向互动的过程中，个体自我意识的自由张扬并获得相应的释放空间，正是这一时期文学日趋走向丰富多彩、包容多元的重要内因。相对于“后新时期文学”，以“世纪初文学”终结“新时期文学”更切近一种历史纪年的整体性原则，毕竟一个世纪的结束与20个世纪的完整性是带有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机遇。然而，这种命名在更大的历史空间看来势必也会存在令人质疑之处：在“永远历史化”和迅速区分历史阶段的必然性策略之中，一切“暂时性命名”都因为其时效性而陷入到一种不言自明的逻辑之内。因此，妄图通过单纯追求“世纪初文学”究竟出现哪些新质而终结“新时期文学”，就在无法完全抵达“终结”本身应有的意义承担中，忽视了“新时期文学”再次终结的历史因果。 二、“后新时期文学”的再审视 在“新时期文学”20余年的发展道路中，“后新时期文学”无疑是一个妄图“终结”前者，并最终和前者一道走向“终结”的命名，对于这样一个直接脱胎于西方“后”之流行语汇的概念，其引人瞩目之处或许就在于它自出现之日起，就面临着一种聚讼纷纭的言说状态。[8]不过，正如有论者指出的那样：“‘后新时期文学’从1985年还是1987年‘后’起，这无关紧要。”[9]“后新时期文学”出现的关键之处或许正在于它究竟为世纪之交中国文学带来了什么，而后才是如何修复历史并最终要为历史所再次修复。无论在时间界限与内涵确定上存有怎样的争议，“后新时期文学”都由于它的“后”之前缀而使其与“新时期文学”最初设定的框架区别开来，并进而为新潮批评家展示自己的才华和文学“想象”找到了一个历史切入点。“后新时期文学”的倡导者无疑是在80年代中期琳琅满目的文学实验中敏锐的感受到一种试图重返文学自身和走出一段特定历史阴影的“个人性”，而在步入所谓“文化转型时代”种种“实验文学”的迅速衰退，一种从琐碎而平庸的日常生活中发掘凡人趣味的市民文学的代之而起，都使得“后新时期文学”的出现拥有了萌生的契机。    正如在列举大量发生于“文化转型时期”文学现象之后，并进一步将其归结到“它们是一次告别、一次洗礼、一次突发式的断裂、一个象征性的界标。它们不仅仅意味着80年代‘新时期’文化的终结，也意味着‘现代性’伟大寻求的幻灭”这样的历史高度，可以众声喧哗的“后新时期文学”曾被归结为是“社会市场化”、“审美泛俗化”、“文化价值多元化”[10]共谋的结果。确然，“后新时期文学”的出现及其理解当然不能仅仅停留在“后之主义”已逐渐为人熟识乃至模仿的表层意义上，至少，“后新时期文学”应当是文化渗入文学、文学退位于现实生存的客观实际反映：激进许久的文学写作精神及其功用意识在这里缓速下来；一度成为引领文学风尚的代表性作家或是隐匿，或是跻身于商业写作浪潮之中；往日神圣的文学在这一时期遭遇价值和意义的放逐，并不断在走向边缘和世俗的过程中迅速成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而与此相应的则是，“王朔现象”、“《废都》现象”等“热点”无论从写作、出版、评判的角度上看，都已超出了往日文学本身应有的界限。或许只有这样，“后新时期文学”的合理性才会凸现出来。80年代末期中国文学的转变速度无疑是令人惊讶的，作家似乎在一夜之间将对日常生活的批判和诘问转变为冷静的认同，在类似“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那种近乎屈从的态度中，生活以及写作的基本旨趣确乎成为了“一地鸡毛”；而为了弥补“文化转型时代”震颤一代人心灵的“真空”，通俗诗歌、通俗小说的一纸风行，以及为了掩饰文学滑向边缘而不断制造的“新”字号文学语汇，都在表明商业化运作策略下文学诸多质素的变化与消费性的增强。对于进入90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而言，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为：文学写作无论在构成方式还是传播媒介上都逐步成为市场和消费选择的结果，这使得写作虽然可以在艺术和现实并重中重返文学的自身，然而，回返之余却是文学地位的降低和意识形态功能的逐步弱化，何况，以“后新时期”命名这一阶段的文学也充分体现了一种“世界性的场域”及其“对话关系”，这种变化不但使90年代文学与80年代文学区别开来，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也使其与百年中国文学一直所处的激进状态区分开来。    然而，随之而来的则是“后新时期文学”与生俱来的有限性：由于“后新时期文学”无论在命名还是走向上，都存在着“权利意识”和“意识形态”的匮乏，所以，与传统文学观念相异的是，“有许多因素影响和制约着‘后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使它先天不足，后天也难以调理”[11]。即使忽视“后新时期”与“后现代性”叠加之后，现代性框架与知识分子本身拯救意识和启蒙意识的遭遇前所未有的质疑与滑落，以及“后”之命名无法以不断重复的事实，一个与文学自身呈现相呼应的是，这一时期文学在整体反思与世纪末情绪下，也逐渐步入了沉淀、选择和调整的过程，只不过，对于“后新时期文学”来说，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是规范的匮乏和迟迟没有建构起自己的文学范式，因而，这一时期的文学也就在表面的纷繁变幻中成为一段“无根之旅”——在“后新时期文学”的发展脉络中，精英意识与启蒙意识仍然具有自己的空间，不过，这时二者存在的空间与呈现的方式却往往是以保守面貌出现的。而作为整体写作的另一侧面，在历史意识相对“减轻”和所谓“无根一代”横空出世之后，文学也只能在写作难以协调现实的前提下，一度走向欲望化的书写。 三、“世纪初文学”与“当代文学”的浮现 “新时期文学”的“终结”与重新审视“后新时期文学”，不由得会给人带来这样的思考：“新世纪文学”或曰“世纪初文学”的提法是否也存有自身的有限性与暂时性？而由此追究下去，关于“世纪初文学”以及所谓的“终结”与“浮现”，势必又要再次回到文学史分期这样古老并难以拓清的话题之上。遍览与此相关的研究，将“新时期文学”、“后新时期文学”以及“新世纪文学”置于“当代文学史”[12]的思路或许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然而，这里所言的“当代文学”是有其独特历史意义的——传统意义上的“当代文学”划分，在“20世纪中国文学”成为一种“共识”时就已经遭遇挑战，而像一度出现的按照文学内部艺术整体演变而进行的“新界说”及其相关著作的出现，也证实了强调文学史分期与历史分期一致势必要取消文学自身的独立性与特殊性[13]。不过，即便如此，“当代文学”由于其独特的阶段性、流动性以及能指和所指之间的不确定性，也决定了“当代的维度”只有立于历史的制高点上，才能摆脱时间的限制。假若让我进行现当代文学史分期的话，我会在“永远历史化”和“文学史分期应当采取综合性而避免单一标准往往带来的较大限制”的标准重新确定文学史的分期。对于“当代文学”这一不断处于动态的流程，其“行走”的特点以及真实性的期待效果，都缘自一种被“本质化”了的文学历史以及由此可以产生的权威性的价值判断。作为至今仍在文学史写作中产生强大作用的“新中国成立标志当代文学生成”划分标准，一个无可避免的事实就是：除了社会、历史的变动会为文学的变迁带来巨大作用力之外，在这一意识形态下，如何将其文艺政策贯穿下去并形成历史性的实践才是文学可以进行“经典化沉积”的重要依据。尽管，在这种情况下，“原本是历史性的理解方式显然不可避免地滑向了对这种理解方式的意识形态化，而这构成了一种不完备的历史观念的功能”[14]，但是，这种充分考虑社会、历史、文化等系统联系的综合性思考方式，却能够在将“文学本身”视为一个多元开放的“本体系统”中，使文学史切实的回到文学的本身。“新时期文学”之所以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就遭遇质疑乃至“第一次终结”，关键就在于其发展的实绩迅速涨破了设定的范围。而作为一个时间上继起的阶段，“后新时期文学”虽可以对当代文学写作上的变化进行命名，但或许在命名的同时，“后新时期文学”本身带有的焦虑感、急迫感，都使这一命名最终在无法承担时代之重后，形成一种特定历史的“反讽”效果。在市场化已经成为一种写作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之后，作家在现实面前表现的从容与不适都可以成为纯粹精英意识的一曲挽歌，因此，在不断期待反思历史营造新世纪文学生长点的氛围下，将欲望化写作、个人化写作导向一种现实的甚至带有悲悯情怀的创作，正是“当代文学”在符合社会现实与历史传统后应当拥有的发展趋势。由以上论述看待“世纪初文学”，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自90年代以来的“个人化写作”在日趋狭窄的空间中耗尽了“自我”之后，被迫再次向时代和现实敞开。当然，对于诸多作家在世纪初文坛写作中的变化，或许在很早就已经开始了。出现于90年代中期的“现实主义冲击波”以及反腐作品一度盛行并不断与影视结缘，都是世纪初文学呼唤理想人性，关注社会现实的前奏。而由此可以引申的则是，大面积浮现于世纪初文学中的“打工诗歌”、“底层写作”、“人民性”等现象，正是世纪初文学区别以往的阶段并可以或曰使其成为独立概念的重要前提。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在这种带有群体意识和理想情怀的写作中，其自身隐含的问题却在于一种新意识形态性的确立。如果说反乌托邦迎合了后现代主义，而乌托邦本身也是一种模糊的理想，那么，释放自己的想像力和制造或许本不存在的乌托邦文学却完全在于对现实原则本身的正视。对于世纪初文学来说，除了反思90年代文学创作的走势并不乏社会的引导之外，开拓写作题材与写作新形式的内在演变机制无疑是个人写作重返道德伦理，自觉走向群体意识的重要原因——为了填补欲望化写作以及市场对当下文学的过度制约，营造一种融合多元文化的乌托邦想象，并通过权利的普泛性表达底层生存，正是以适度的写实主义重新修正主观、自我式写作的有效途径之一。当然，这种写作也同样具有变质的可能，在出版与引发读者阅读的客观现实面前，任何一种写作都容易在不断重复中迅速走向枯竭；同样的，作为写作者本身，所谓源于底层的写作者也可以迅速蜕变为新的中产阶级，从而造成一种心态意识的改变。“世纪初文学”的意识形态性及其有限的规约，不但使“后新时期文学”必然面对自身的终结，而且，也使得当代文学重新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方式开启了新的历史阶段。不过，世纪初文学及其文学新质毕竟是以多重方式完成一种历史的转换的，这种转换的机制往往使世纪初文学在一种更为丰富的创作空间中，蕴涵着一种开放性的意识。世纪初文学特别是“新世纪文学”无疑会在历史化的逻辑中，被赋予时间的标准，然而，这种历史化的进程却必将是以当代文学无限延伸和不断呈现崭新阶段为特征的，这样，所谓文学的历史又必将在不断“终结”和“浮现”中走向未来。 注释：[1]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前言”，王逢振、陈永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2]对于“新时期文学”概念的使用一直处于一种模糊的状态，作为一个不断为批评文章所引用的概念，即使“80年代文学”、“90年代文学”、“后新时期文学”等更为细小的概念出现，也并未影响以“新时期文学”囊括上述概念并频繁使用的现象。在2001年版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由王铁仙等编著的《新时期文学二十年》一书中，“新时期文学”是在尽力破除时间概念而作为一个整体出现的，而且，这种提法也使“新时期文学”向下延伸并使“新时期文学二十年”成为一种实践上的可能。[3]这一过程大致为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著名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最早从政治意义上提出“新时期”概念之后，《文学评论》、《文艺报》等文学核心刊物纷纷将这一概念置于文学批评的视野之中；而后，在1978年6月5日《中国文联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的决议》中，文学艺术“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服务”以及“新时期文艺”等字样的出现，已经为“新时期文学”浮出历史的地表进行了铺垫。当然，作为一种带有权威性的确证，一般以为，周扬在1979年11月1日第四次文代会上的报告《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文艺》才是使“新时期”成为一个崭新文学史分期概念的重要标志。[4]比如，在出版于80年代之后的许多文学史版本中，对发生于1976年4月5日天安门诗歌运动先导作用的确认，就使得“新时期文学”的界限变得明晰起来。这些专著可以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编写的《新时期文学六年——“1976·10~1982·9”》，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何西来：《新时期文学思潮论》，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等等。[5]比如洪子诚在其《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就使用了这种划分方法，见该书“下编 80年代以来的文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6]所谓“新时期文学”的事实性“终结”，以今天的眼光看来，至少应当包括两次：即其一是1986年左右学界对“新时期文学”走向的再确认并进而引发“后新时期文学”命名的出现，其二是当下批评界在“新世纪文学”或曰“世纪初文学”命名的渴望中，对“新时期文学20年”这一整体概念予以终结。[7]见丁帆、朱丽丽：《新时期文学》，收入洪子诚、孟繁华主编：《当代文学关键词》，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156页。[8]比如，在最先提出“后新时期文学”一词的谢冕先生笔下，“后新时期文学”应当是从80年代后半期，新时期文学内部产生新质并开始裂变而开始的，见《新时期文学的转型——关于“后新时期文学”》，《文学自由谈》，1992年4期；而在谢冕与张颐武合著的《大转型——后新时期文化研究》一书中，“后新时期”则被概括为“是对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文化新变化的概括，它既是一个分期的概念，又是对文化中出现的众多新现象的归纳和描述。”见该书9页，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此外，陈晓明在《表意的焦虑》一书中，将“后新时期”大致定位于1987年之后，见该书1页注释，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9] [11]宋遂良：《漂流的文学》，收入《大转型——后新时期文化研究》，430～431页。[10]谢冕、张颐武：《大转型——后新时期文化研究》，9～18页。[12]此类研究，笔者主要是参考了赵毅衡在区分“新时期文学”、“后新时期文学”时所用的“二种当代文学”的说法，见《二种当代文学》，收入谢冕、张颐武：《大转型——后新时期文化研究》，439～440页；以及程光炜的文章《新世纪文学与当代文学史》，《文艺争鸣》，2005年6期。[13]所谓“新界说”主要是将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界限确定在“文革”结束，这种划分的依据，即“中国现代文学六十年”的主要依据是文学的意识形态性、思维模式的二元对立，而其深层依据则是历史进化论与历史唯物论，见朱德发：《主体思维与文学史观》，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395～400页；而可以为此进行例证的著作则可以参见许志英、邹恬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主潮》（上下），其时间界限为“中国现代文学60年”即1917～1976年之划分标准，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14]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北京：三联出版社，1997年版，54页。

钱刚 · 发表于 2008-11-30 19:58:40

学习

龙克 · 发表于 2008-12-14 10:20:23

xuexi

左克 · 发表于 2008-12-15 16:39:52

学习一下

左克 · 发表于 2008-12-15 16:49:52

看这样的文章主要的不适就是胃部痉挛，气息顶胸。作者似乎在词语的迷宫中自我陶醉，其实是自我迷失。这一大堆看似隆重言说的麻花词语，其实正如皇帝的新衣，什么也没说。这是中国当下的文化悲哀！黄皮黑瞳的人们在精神层面上一方面无法洗刷干净东方的思维惯性，另一方面，又用聒噪和饶舌的汉语言试图还原西方思维方式和建立语言反射系统。这注定是徒劳的。在全球化语境下，坚持民族言说将获得真正的尊严。作者的文化失语症已经罹患良久，只能依靠西方人的著作泡制的点滴维持思考与呼吸。这也正是中国当下文化界的症候。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12-15 16:56:31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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