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本时代”的诗歌过滤与自然存档

张立群 · 发表于 2008-12-18 16:00:45

——以“年度选本”为主线张立群                            一、现象 中国新诗进入“选本时代”俨然已成为“一道风景”：每一年，总会有冠以各种称呼的诗歌选本呈现于读者的面前，其中又尤以“年度选本”最为引人瞩目，进而波及地域、群落、性别等各个方面。尽管，上述现象从历史的角度追溯，以年度为主的“诗歌选本”在上世纪50年代便已出现，并在进入80年代之后逐步形成“历史惯例”，但无论就数量、规模还是种类上说，曾经的“历史”都无法与世纪初几年的势头相比。因而，将其命名为“选本时代”并开始受到理论的关注，也确乎是一件恰如其分的事情。当下诗歌的发展无疑已进入信息化的时空状态，各种发表渠道和版面媒介的琳琅满目刺激着诗歌审美观和价值观的重新确立。如果借用前些年一度流行的“经典”话语，“选本方式”至少包含着去粗取精、重建某种观念标准的渴望：“选本”可以以更高级别的存档形式过滤我们时代的诗歌生产，即使这一问题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始终包含着更为复杂的内容，但“再次编辑”不但为读者阅读提供了视觉上的便利，而且，又以浓缩精品的形式产生相对的结晶，其时段化、标准化、集中化的特征，极有可能成为当下读者浏览一定时间内诗歌写作的重要方式之一。也许，一年对于一首优秀之作来说，已经足够了，但对于绝大多数诗人而言，却还需要经历漫长的等待。“选本”以注入崭新内容的方式刻绘着诗歌的历史足迹，在时间的自然结束和开启之间，我们能否不断领略诗意转换中流动的光景？面对着中国作家协会《诗刊社》主编的《中国年度诗歌》（漓江出版社）、《作家》杂志社宗仁发主编的《2007中国最佳诗歌》（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p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师范大学">师范大学</personname>教授张清华主编的《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7年诗歌》（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诗人杨克主编10年的《中国新诗年鉴》、首都<p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师范大学">师范大学</personname>教授王光明主编的《中国诗歌年选》（花城出版社），以及今年才与广大读者见面的由梁平、韩珩主编的《中国2007年度诗歌精选》（四川民族出版社），还有蒋蓝、凸凹主编的《2006－2007中国诗歌双年选》（中国戏剧出版社）等系列选本，近年来诗歌选本繁荣的景象足以让人叹为观止。诗歌选本的大面积急遽出现，从侧面反映出急待整理的资源几近达到汗牛充栋的状态。自民刊、网络勃兴之后，当代诗歌写作的传播已达到无法估量的地步，一首诗以不同的形式“发表”于各种“版面”上已不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这样，从各种“刊物”中进行一次集中地提取也就理所应当地成为诗歌的又一生存记录。                            二、“原则” “选本”应当为诗歌的历史建立一份档案，这可能是每一选本的初衷与基本原则。翻开《2007中国最佳诗歌》，其“总序”中曾将1998至2007这10年的时光作为“文学的历史足迹”。10年的时间对于一个在市场时代持之以恒的“选本”来说，自然是不平凡的。即使从一个读者的“语言感受”来看，所谓近年来从“新世纪诗歌的疑与惑”①，到“回眸2006的中国诗歌” ②，再到最近引用博尔赫斯《诗艺》中“要把岁月的侮辱改造成一曲音乐、一声细语和一个象征” ③作为“序言”的名字，似乎也传达着现代生活的基本事实与诗歌精神之间的“张力关系”——显然地，我们的生活和诗歌都无法使人持有那种乐观的浪漫主义精神，所幸地是，“十年之功”已经从时间的尺度上增加了“选本”的稳定性，而“选本”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视为对现实生活荒诞性的批判。由上述内容可以推断：一个选本的分量很大一部分应当依靠于选家的眼光和审美立场。相对于诗歌的原始创作，选择与取舍本身就包含着再度创作——“选本”肯定会象创作一样遭至读者的品评甚至引发争议，这种情况，无论从发生于世纪之交的诗坛论争，还是当下网络的评价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以现有的几本流行“选本”为例，中国作家协会《诗刊社》编选的《中国年度诗歌》所具有的“正统意识”；杨克主编《中国新诗年鉴》一贯主张的“艺术上我们秉承  真正的永恒的民间立场”；<p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张清华">张清华</personname>教授在主编《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年度诗歌卷”过程中“一直主张该选本的原则是‘记录诗歌的历史痕迹，而不是最大限度地搜录最美的诗篇’”，而“所谓‘大系’与‘年度最佳’的区别，应该是在这里”④等等，其实都涉及到“原则”、“立场”的问题。面对着诗歌不可避免的多极化时代，“选本”在不同程度上各自有所偏重既是客观现实的反映，同时，也在“时光的参照”和“精神集合”中反映其自身应有的艺术倾向。一面是希望自我认识中好诗的出现，一面又担心随意的增长、次序的混乱增加诗坛的紊乱，这极有可能成为“选本时代”客观存在的阅读心态。但无论怎样，主张个人选择、贯彻始终应当是“选本”实践过程中遵循的重要原则之一。在具体选择中，“选本”从来不应是面面俱到的集合体，它只需将编选者个人的审美倾向较为完整的表现出来，就足以形成“艺术的风景”——正如客观、公正、公平始终是一些观念意义上的词语，“选本”不在乎个人的偏爱甚至“遗珠之憾”，但却必须直观反映一个遴选者对于某个阶段流程的自我判断。就目前的“选本”来看，“选本时代”至少在网络时代的甄别与记录、发掘有潜质的新人，以及艺术品位这几方面为自身提供了“潜规则”，而在此基础上，“选本”所能抵达的“普遍程度”又是检验其存在价值的重要尺度。 三、“权利” “选本”应当如何反映编选者和写作之间的权利关系，从而完成一次次“自然”的过滤与结晶？为此，我坚信：那些存在编选过程中的人情世故从不是“选本”丧失立场的根本原因。按照民刊、网络诗歌的出现可以造就“写作权利与秩序重建”的说法，“选本”进入“战国时代”也重构着当代诗歌的秩序。面对着各式形式的写作，“选本”的“权利分配”或然就在于横向扫描一本本“期刊”中，完成适度的“分边过程”。鉴于“权利”总要通过实践体现其内在原则，“选本时代”的“年度集成”主要体现在具体选择时的空间覆盖上。自民刊、网络诗歌对传统诗歌发表产生冲击以来，以往时代的写作特别发表的“意义”正不断遭受解构与颠覆：民刊在装帧、印刷等方面均可以同正式期刊并驾齐驱的特点，以及网络粘贴的客观存在，都以为数众多、异乎寻常的方式超越种种客观因素造成的发表困难，进而获取巨大的写作愉悦和心理满足。然而，时过境迁之后，“民刊”和“网络”不可掩饰的回归趋势甚曰“招安心理”，都为其向纵深方向发展营造了“主观限制”——近年来，民刊的相对萎缩和网络诗歌的良性沉积，都说明诗歌写作特别是发表层面的应有排列；而从狭义的空间走出之后，我们又不难发现那些在不同时间区域出版的个人诗集与合集，也同样要归纳到“年度”的范畴之内。在区别一般意义“选本”的基础上，张清华的《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7年诗歌》曾以如下的方式处理诗歌的“历史痕迹”：除了选择民刊比如《桶》、《第三极》、《卡丘主义创刊号》之外，此“选本”还涉及了比如由太白文艺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潘洗尘诗歌》以及诗人李辉的自印诗集《在黑夜的缝隙》等，此外，垂青于个人博克也是此“选本”的一个重要趋向。不过，即便如此，在具体的“权利”分担和赋予时，选者还是以“不由自主地把目光投向那些看起来干净和唯美的篇章；同时又深恐各种缘由会把这样一个选本彻底变成一个平庸之物，一首首单个的文本是好的，但编成一本书，就变成了一个平庸的年选。对于将来的诗歌史叙述来说，似乎并没有增加什么有意思的新材料”⑤的叙述，表达了某种无可奈何的“遗憾”。由此可见，“选本”权利的实现还终将受制于“话语讲述年代”的历史限度，至于“选本”作为一种独特的“历史叙述”一直在“过滤”与“存档”中，潜藏着人为的痕迹则无疑是其“权利”的另一内容。 四、消费 当一年之际，几种崭新的“年度选本”一起呈现于读者面前，阅读消费过程也随即开始。“选本”作为一种高级别的浓缩“生产”，同样也具有自身的品牌效应和趣味上的高低差异。就目前的态势来看，各大出版社斥资编选的诗歌年选往往只是整套出版计划中的一种，这一极具商品化意识的作法，当然要最终经历市场的检验过程。而此时，“选本”的编选者（及其影响）、内容的排列和形式的设计均已“作足”，余者已属于“接受”对“时间”的选择性渗透。新诗进入“选本时代”的确已印证人们阅读时间和精力，即消费空间的萎缩，当然，这一论断或许本身就与“选本”互为因果。然而，诗歌消费承受度的下降，却并不表明诗歌鉴赏水平与标准的下滑，除去那些不时闪现于网络上的人为炒作和攻讦，“选本”的审美期待其实与拨动视线的新鲜感关系密切。一般来说，在快速阅读时代，诗歌读者及品评者基本都拥有“写手身份”，这使得一本“选本”的受众程度需要相应的客观、公正特别是代表广大诗人的利益。从这一逻辑上说，“选本”对于年度正式期刊、民刊、网络的分配，以及发掘、打捞那些仍处于暗哑境地的诗人而言，既关乎机遇，也存在挑战。那些失于平庸、片面的“选本”就消费的视角来看，最终导致的只能是生命力的丧失。因此，“选本”在充分表达各个出版社之间争奇斗艳的同时，还涉及“选本”自身内容和形式上的多样化。在以上列举的几种“年度选本”中，或者出于一种传统的延续，或者出于一种整体布局的安排（比如：篇幅和一整套选本之间的“互见”），还有“年度”有代表性的诗学文章、观点摘编、大事记等值得“存档”的内容尚属忽略之处。为此，必须指出的是，由杨克主编坚持10年之久的《中国新诗年鉴》和最近看到的由蒋蓝、凸凹主编的《2006－2007中国诗歌双年选》，都在整体上突破了这一结构限制，而“选本”的史料价值将由此萌生，“存档”的意义也会相应地增加。当一本本苦心孤诣凝结成的“选本”摆在面前的时候，我们或许会说：诗歌的兴旺就可能在明天发生。可以拓展的是：由正式出版的“年度选本”到各种地域、年代、性别的“亚选本”，诗歌选本的核心部分是为新诗的发展以至繁荣注入新的内容、形式与活力。但那些民刊和常常飘荡在网上的“网络选本”又何尝不是出于同样的目的？“选本”应当在平衡诗歌、思维和历史的同时过滤、组合成一本新的“历史档案”，它是艺术的、消费的，更是诗歌现存场域中一次清洁行为。而严肃认真的编写和领受，不断完善“编写”和“阅读”之间的工艺程序，本身就表达了“选本时代”诗歌的自由与独立。 注释：①②③分别为宗仁发主编《2005中国最佳诗歌》、《2006中国最佳诗歌》、《2007中国最佳诗歌》的“序言”，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又曾以单篇文章的形式发表于《诗选刊》2006年5期；《诗选刊》2007年4期；《文艺争鸣》2008年2期。④⑤张清华：《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7年诗歌》“序言”，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8年1月版。

钱刚 · 发表于 2008-12-20 20:17:19

选本时代的选本民主性？

肖英杰 · 发表于 2009-1-4 09:33:28

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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