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代的情与爱

张立群 · 发表于 2009-2-21 09:44:27

——论李松涛的诗 如果借用并适当改变刘小枫早期名作《这一代人的怕与爱》，那么，“这一代的情与爱”则同样可以构成李松涛诗歌创作的生动写照。在《李松涛自选诗》“自序”中，诗人曾言：“我就是在十三岁升入初中之后，对文学产生了兴趣的，其浓厚的程度，足可称之为‘爱’了。”[1]看来，对于接近花甲之年的诗人而言，“爱”是由来已久的。“爱，是奇异的，既可以产生力量，也能产生智慧”；“爱是一种情感，用理智常常说不清楚”[2]。上述内容大致可以说明，关于诗歌写作的情、爱交织过程，在李松涛那里，已然成为一个历史化的过程。至于如何认识这一过程，则同样可以归属于一个“历史的范畴”。 一 李松涛，1950年3月生于辽宁省昌图县，长于抚顺。20世纪60年代开始诗歌创作，70年代中后期逐渐为诗坛瞩目。1976年，复刊号《诗刊》发表了诗人的组诗《深山创业》，其火热的精神为当时沉寂良久的山野带来了“第一缕炊烟”。应当说，从特定历史的角度来看，李松涛的成名作从一开始就展现了“这一代诗人”的精神焦虑：一方面，沉重的历史记忆使其常常背负源自现实的压力；另一方面，则是年轻的诗人如何在艰难的历史面前寻找自己的诗意寄居地。从某种意义上说，以上两点内容构成了李松涛成为“一代人”的基本前提——“他们在中国诗歌被淹没的年代开始歌唱。暴虐曾经解散了中国诗人的队伍。在长长的凋零期中，李松涛所属的这一代人在艰难地生长，他们的存在，使得中国的诗的传统不至于断流，他们在艰危中接下了前辈诗人的火种。他们是特定时期的一代诗的垦荒者。”[3]李松涛曾言：“我爱好文学创作大致经历了这么两个阶段。一是从盲目摇笔到初解诗为何物，二是从一味痴写到思索先行。第一阶段宣告开始入门了，步上了一条可谓‘大方向’正确的道路；第二阶段说明开始走向清醒了，尽可能使自己的劳动具有意义。”[4]确然，从文艺复苏初期崭露诗坛，到1978年入伍从军，李松涛的诗歌矗立于故乡辽北平原，并不断遥望古今中外众多杰出诗人的优秀诗作作为遥远的“地平线”。他的创作，从黑土地上的创业足迹，到“新时代的士兵之歌”，直至最终完成三部著名的系列长诗，李松涛诗路历程一直渗透着“追求”[5]二字。尽管，在“追求”的路上不时会遭遇所谓人生的坎坷，但是，如何矢志不渝地坚持“情与爱”，恐怕只有“这一代”诗人自己才能体味。显然地，成长时期的时代现实以及游历中丰富的经验，甚至还有具体发表、阅读时观念的局限，都构成了李松涛诗歌“追求”的独特风景线，而当“追求”汇合成一种生命的合力，最终凝聚成惊警、深邃的长篇巨制，不过只是一个有识诗人长期的必然归属。作为一位贯穿新时期的诗人，李松涛写过故乡的风情，但更为重要的则是他的军人题材作品。“诗人是战士，他的使命首先就是表现战士的职责、战士的豪情。”[6]在《我的名字叫：兵》中，李松涛曾这样解释自己的“名字”—— 边防线上，竖着我的身影，雪雨风霜知道我的行踪。我的钢枪，似一座山峰撑起青色的黎明，以及黎明后祖国的沸腾。我的军装，似一片浓绿，覆盖金色的黄昏，以及黄昏后面的甜梦。 诗人因“威武而豪迈地守卫着界碑”而感到无限自豪，他对第一人称抒情主人公“我”的反复使用造就了诗歌本身强烈的抒情意识。但“我”在这里既是一个诗人，同时又是一个战士，“我是祖国母亲信得过的儿子，/我的名字叫：兵！”这种激情洋溢的写作当然是属于诗人“这一代”的。     对“兵”身份的自觉认同，将自己定位于“我属于人民英雄纪念碑”，充分体现了诗人高度的责任感，同时，也自然决定李松涛诗歌本身必然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组诗《翼载辽阔与高远》是最能体现诗人作为空军于高空俯视的诗篇。“呵！我俯视，祖国越来越小了，/小得刚好装进我的心窝；/哦！祖国抬眼：我也越来越小了，/小得如同一只白鸽。”（《银燕，正是一只白鸽》）既然诗人已经坐上心爱的银燕，驰骋于祖国蓝天之上，那么，“我飞，在云端”就成为此刻最为生动的写作。然而，诗人并未因此而忘记自己时刻肩负的使命。在领略俯仰生姿般的辽远景色中，诗人因“呵！你让天长，我让地久，/让我们合造一个光明的宇宙。机翼饱蘸紫外线在太空写下：警惕不锈，阳光不朽！”式的感怀，发出愿与阳光一道共筑“光明”的呼声。在李松涛的这类诗篇之中，诗人总是以“云天，我的哨位”为己任，他希望“展开多情的翅膀，飞——”，并在“腾空而起，托出晚霞朝晖”和“凯旋归来，拥抱千山万水”中留恋忘返，然而，对于遥远的天际同样也是一种理想，诗人的渴望却最终落脚于—— 由于银翼昼夜的擦拭，月之光，日之热，就都很真实。地面的欢畅因何而健美？我是一条会飞的诠释。啊！九霄因为有战士，长空才能无战事。 这一因果关系蔓延于李松涛的诗篇，并在长久的累积中成为“飞翔的情结”。    在李松涛的战士诗中，有一种表达生死观念的作品是值得关注的，而且，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一内容的出现及其沉重的生命思考，也大致可以视为后来创作的“前奏”。在《畅想》中，“也许，我没有未来，/我随时都准备结束呼吸——/作为兵，一出门就可能遇上战争，/死，是我最近的邻居。”作为战士，作为军人，死亡确然会成为一件随时的事情，但诗人在明确这样一个现实之后，却期待如果可以为此而换得祖国的安宁和人民的幸福，就构成了一首“最适宜的安魂曲”，这种极富使命感的写法，在某种程度上，已然印证了所谓克服生存焦虑的说法，即“既然我们的生命每一天都要被夺走一部分——既然我们每一天都处于死亡之中——我们停止生存的最后那一刻本身并未带来死亡，它仅仅完成了死亡的过程。与这最终时刻相联系的恐怖只是一种起于想象的东西。当把我们投射给死亡的恐怖面罩摘掉后，恐怖也就消失了。”[7]而当完成这样一个超越过程之后，诗人必将走向“无倦沧桑”的历史进程。 二      在李松涛具体的诗歌创作道路上，诗人曾以多样化的写作实践展现“这一代诗人的情与爱”。组诗《杂色的七行》本身就是体现诗人多样化实践的一次探索，不过，更为重要的则是，其中《自警》篇包含着——       酸甜苦辣咸——我的诗，五味俱全，若是化验，或许能提炼出：醋、糖、黄连、辣椒、盐。因为灵感没有偏食，营养丰富，我的诗才没有瘫痪。我须牢记：生活内容的繁杂，绝不可归于艺术的简单！ 的诗句。现实生活的纷繁复杂，决定了艺术本身无法以简单的方式置身事外。这一点，如果首先从主题、形式的角度加以审视，则包括了爱情诗、叙事诗、长诗以及《杂色的七行》、《yang——同音抒情诗》等层次的内容。早在1976年，著名诗人郭小川就在一封名为《给青年诗人李松涛的信》中提到：“你的诗的形式是比较完备的。韵押得讲究，语言流畅……”
[8]时至今日，李松涛的创作生动地验证了前辈诗人的早期预言。他以丰富的阅读汲养和写作实践，构筑起“杂色”斑驳的诗歌创作。无论是写故土，还是军人生涯，直至更为广阔、苍茫的历史，李松涛从来不是一个“单调乏味”的诗人。不但如此，与形式等层面的多样性相应地，还包括诗人自觉对诗歌音乐性的追求。正如臧克家在《谈李松涛的诗》一文中曾提到的“松涛的诗，主要的特点，是构思新颖，读来有味，讲求形式，注意造句炼字，表现能力相当强”[9]，诗歌读来有“味道”，往往与诗歌内在的结构特别是节奏感有关。从郭小川看到组诗《第一缕炊烟》而涉及“押韵”，到叙事诗集《没有完成的爱》中形式的整饬，以及《杂色的七行》、《yang——同音抒情诗》等作品，基本以不定行押韵的形式实现诗歌韵律的和谐。追求音乐性是诗人实践诗歌形式多样性和诸多诗歌抒发强烈感情的一种重要形式。当然，作为诗学传统的一次重要留存，辅之以音乐性的形式又是诗人自然承袭“历史”的另一重表现。按照李松涛自我划分诗歌创作阶段性的说法，诗人的“追求”之路一直没有脱离“这一代人”的写作气质。相对于旗帜林立、纷繁芜杂的诗坛阵营，李松涛依然是一个行进于“传统大诗”道路上的诗人。其严谨的艺术追求和稳定清晰、脉络可见的诗路历程，或许和其后来从事的职业有较为密切的联系。在那些往往外化为传统面相的作品中，李松涛表达的思想感情和艺术风格常常是非常鲜活的，这一内在的演进轨迹，不但较为清晰地记录了诗人始终把握时代脉搏的艺术历程，同时，也为诗人最终突破自己，完成更大规模的长篇巨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无倦沧桑》、《拒绝末日》、《黄之河》等大型“史诗”规模作品在90年代的出现，正是这种历史化进程的自然延续。当然，在李松涛诗歌创作的艺术呈现中，最为引人瞩目的还是其独特的抒情性。“李松涛的诗富于想象，一般不实写，这是他的诗的特点。”[10]翻开厚厚的《李松涛自选诗》，第一首诗《野读》（时间为1964年夏），就是一首充满想象的非写实性作品。这一在后来评论中被命名为“喻象抒情”的写法，即“是指一种既区别于写实主义直观印象的‘形象抒情’，又区别于象征主义造成主、客观契合无间的意象的‘意象抒情’，它是一种以具象喻抽象，饱含人生哲理的具有寄托性的浪漫主义抒情方式。”
[11]一直在接续前辈诗人，比如郭小川等的创作前提下，实践着属于新时期诗人李松涛的抒情特色。而在具体的呈现时，李松涛总是以哲理和思辨的意蕴，推延这一潜滋暗长的抒情方式。自然而然地，上述表现也造就了李松涛诗歌丰富的想象性和理想化的精神气质。由于沉重的历史和独特的成长经历已经渗入李松涛这一代诗人的灵魂，是以，其抒情也无法以简单化、概念化的一笔带过而等闲视之。作为身兼军人和诗人之“双重身份”的一个写作者，其浓烈的“情与爱”必然要在历史化的进程中成为“深邃的抒情”——即使从诗歌最基本的语言元素看待其创作，“对于当代军人气质的把握，对于军人心灵丰富内涵的开掘，这种把握和开掘，借助于直抒胸臆的形式和抒情主人公的塑造，显得真实而深刻”
[12]，和“李松涛语言的主导风格是雄健而潇洒，而感情是深挚而凝重，色调是明快而绚丽，这样就给人的心灵以强烈的震撼力和浸透力”[13]的说法，也足以以“雄浑有力”的概括，证明诗人创作中那种凝重而持续的抒情性。长期以来，李松涛一直坚守战士品格与诗人风格并重的“本位意识”，他真诚劲健的忧患意识和不失才情卓然的艺术风骨，乃至作品传播过程中产生的重大影响，都生动地说明：打动读者和为读者铭记的始终是那些源自诗人心灵深处的结晶。                            三      20世纪80、90年代之交的中国新诗，一直有“中断”的说法。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种“中断”至少包含着前后两个历史阶段的诗歌场面、轰动效应、艺术流向共三个方面的“泾渭分明”。不过，正如表面上的“中断”感受从来无法掩饰内在的潜流，对“中断”的敏锐感受也常常以不同的形式呈现在诗歌写作和诗人的身上，并在具体的感受、经历中比所谓时间的界限来得复杂。作为一个不易于流行年代产生轰动效应的诗人，李松涛此时以及此后进行的三部长诗创作正体现了一种纵横历史、回应现实的必然趋向。“标志着李松涛诗歌真正突破的是创作于1988年的长篇抒情诗《无倦沧桑》”
[14]。这一说法无疑为李松涛的诗歌创作获得了新的历史坐标。尽管，在开头的“小引”中，诗人表明只是要“以诗人和军人的双重身份，/探望并会晤熟悉的人物”的方式，进行所谓“水浒一日游”[15]的渴望，但是，无论从诗歌自身的结构方式，还是出现年代的艺术主潮角度上，《无倦沧桑》都会因并不随波逐流甚或并不属于“这一时代”的特征，而成为进入90年代瞬间中国当代新诗最为重要的收获之一。相对于以往诗人创作的历史，《无倦沧桑》除了在篇幅上完成了一次超越之外，突破以往的题材进入更为深邃的精神领域，也同样构成了诗作本身极为突出的艺术特征。 勿庸置疑地，“拟古”、“怀古”题材创作的历史已经由来已久。但如何在注重时间感的同时完成一次空间化的时空交流却是属于诗人李松涛的。虽然，在外部形式上，诗人通过“早：苦难与皇权”、“午：忠与义”、“晚：恶·嫉与性”、“夜：生死与诗”，这四个发生于一天之内时间阶段的自然延展，完成了一次重会英雄的历程，但是，在每一个具体的过程结束后，诗人都插入了当下自己的生存状态：它们既有真实的生活场景，又有当下的现实想象，而且，在字体、字型等方面明显有别于“历史”的书写，也确然构成了形式的独树一帜。《无倦沧桑》之“无倦”和“沧桑”，分别代表了主体意识的深度介入，以及历史自身时空的无限广阔。在这样的路向下，《无倦沧桑》的历史从“梁山水浒”的一点，不断向其前端和今天延伸，这一纵横古今的写法本身就印证了“武艺有高下，/情绪无古今”的命题。一般来说，以强烈的主体意识进入历史，在很大程度上首先是为了修复历史的“个人记忆”。“水浒英雄”一直是李松涛少年时天真而幼稚的记忆，只不过，当终于可以拿起笔，完成这样一次诗意想象的时候，诗人已经经历太多。“也许是松涛的自我鉴定，也许是他对人生的感悟，也许什么都不是，仅仅是巧妙的反讽。诗的多义性埋藏在句子的明确性之中，不同的读者，自有不同的结论。”
[16]但这次沧桑之辩确实以“春秋笔意  血性文章”实现了古今的化合。而“诗人是座活火山——/随时可以喷发光芒和热量”和“我要用一辈子的工夫/津津有味地阅览这个世界/我坚信五千年积累的腐殖质/足以长出一茬照眼的好花”式的诗句，或然正构成“无倦”与“沧桑”的释义。与《无倦沧桑》相比，“首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拒绝末日》，由于题材更切近现实而更为生动地反映了“这一代诗人的情与爱”和诗人在关注自身生命盛衰的同时下意识关注环境的写作取向。《拒绝末日》由序章和九章共十个部分组成。从序章“SOS——紧急呼救”到第九章“迅速贴近望远镜”之最后一首“大自然与我”[17]，李松涛所要表达的除了包括“关爱自然的深刻思考和真情呼唤”之外，不断在诗行中传达出来的“警策之声”，还包括诗人“呼唤人类良知的心声”，这种走向生命并隐含居安思危的题旨，应当属于生活观念和时代变化交汇的结果。作品以诗人的良知和敏锐的洞察力，正视当代中国现实特别是现实的生存环境。在不断叩问人与自然的有机关系和内在规律的基础上，诗人以真诚的忧国忧民精神表达了对人类命运的深层次思考。鉴于进入90年代之后，诗歌普遍的“边缘化”倾向，往往在造成诗人队伍分化的过程中，体现诗人自身的虔诚和投入精神，所以，《拒绝末日》的出现，除了包含诗歌关注人类本质、生存环境的主题内容外，还由于反思现实与写作、憧憬世纪而闪烁着耀眼的理想光辉。长诗由于尊重艺术的渐变规律而进行有意识的探索，因而，其深度、广度和厚度等内容要素就必然以一种立体化的结构呈现于读者的眼前。如果以一个世纪结束为界碑，那么，从《无倦沧桑》、《拒绝末日》看待李松涛的诗歌创作，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对生命、存在、哲理的思考已经越发成熟，这在另一方面，也决定其“一代诗人的情与爱”的表达进入了沉郁、稳定的境地。世纪初，李松涛在前两部长诗创作的基础上，于知天命之年推出了更为全景化的长诗《黄之河》。这部取材于黄河岸边12处景色、民间12个节日和中国历史上的12个人物的作品，将历史回顾、哲理思考、现实感悟以融合无间的单元形式排列在一起，形成关于自然、传统、历史的超级乐章。在这里，奔腾磅礴的黄河和五千年华夏历史的悲壮慷慨，一般意义上的诗歌形式和散文（诗）形式的有机统一，都生动地再现了一位有责任感、现实感渴望以全景式描写和不落俗套的实践，再现强烈主体意识的“历史性”过程。“我是以文为业的军人，当有更辽阔的视野和更宽广的情怀。拿枪捍卫民族尊严和拿笔保护自然环境，我想都该看成是爱国主义”
[18]。这一自我剖白毫无疑问是李松涛三部长诗内部的重要轨迹，同时也是其多年创作一贯坚持的立场与风格。它当然是属于一代诗人李松涛的，自然地，也是属于这一代诗人的情与爱的！注释：[1][2][4][5]李松涛：《依然是萌芽的向往》，《李松涛自选诗》“自序”，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3]谢冕：《诗的脚印与翅膀——论李松涛的创作》，《李松涛自选诗》，422页。[6][10]朱先树：《写诗的战士与写战士的诗——谈李松涛的部分诗作》，《李松涛自选诗》，430、435页。[7][美]P.蒂利希：《存在的勇气》，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13－14页。[8]郭小川：《给青年诗人李松涛的信》，《李松涛自选诗》，406页。[9]臧克家：《谈李松涛的诗》，《李松涛自选诗》，415页。[11][14]李万庆：《李松涛论》，《李松涛自选诗》，509、511页。[12]高洪波：《新时代的士兵之歌》，《李松涛自选诗》，438页。[13]张同吾：《有待开拓的审美疆域》，《李松涛自选诗》，460页。[15]李松涛：《无倦沧桑》，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89年版，1页。[16]高洪波：《春秋笔意  血性文章——序<无倦沧桑>》,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89年版。[17]这里所言的《拒绝末日》，主要参考了《李松涛自选诗》；《拒绝末日》前后修订多次，2006年，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曾出版《忧患交响曲》，内收《无倦沧桑》、《拒绝末日》、《黄之河》，其版本内容与《李松涛自选诗》有许多不同之处，特注之。[18]李松涛：《忧患交响曲》“后记”，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2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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