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幽闭天才”的写作精神

张立群 · 发表于 2009-4-11 09:15:09

——论朵渔的诗<?xml:namespace prefix = o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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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首名为《2006年春天的自画像》的诗中，朵渔曾写道：“我，一个幽闭的天才/从冬季燃尽的烟灰里/爬起来，捞出被悲哀浸泡的心”，这样的叙述使作品在开篇处就带有“切身的痛感”和独立的姿态。而事实上，当同代许多诗人尚处于确认自我形象的焦虑状态时，1973年出生的朵渔已开始“恢复汉语的尊严”的己任，进而以坚定的“个人本位意识”莅临喧嚣的诗歌现场。由此联想到“第十五届柔刚诗歌年奖”颁给朵渔的“授奖词”——“无论处于何种境地，朵渔都坚持自己的声音和判断，因此他总能自如地不受干扰地写作。”[1]本文标题中“幽闭天才”的称谓，或许还潜藏着“担当和愤怒”、“冷静与执著”。这些关乎精神世界的语词，使对朵渔的评价瞬间就超过了一般意义的写作。<o:p></o:p>
                      一、自我的认同<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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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朵渔是“70后一代”诗人群中较为出色的一位，而且，这种出色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一种较为清醒的“自我意识”和“历史的认同”为首要表征的。面对着网络时代诗歌的处境与现状，以及“世纪后”频繁出现的代际划分和“拥挤状态”，朵渔总保持着近乎“置身事外”的客观态度。“‘70后是‘被吓破了胆的一代’，他们集体呆在上一代诗人为他们制造的阴影中却不敢反抗，在‘影响的焦虑’下无限期地延长着自己的学徒期。”[2]“70后诗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的“无所适从”，以及迅速面对新一代诗人的“奋起直追”，在很大程度上与其主体欲望和历史之间存在的“断裂状态”有关。因而，“70后一代”诗人就必须通过建立真实和完整的自我，体认当前文化象征秩序中的位置，进而在不断逾越中展开自己的写作路径。<o:p></o:p>
但无论怎样，写作总是一件“路漫漫其修远兮”的事情，这一点，对于时至今日仍常常处于被湮没状态的“70后一代”诗人，或许尤显紧迫。为此，我们必须要注意到朵渔在《前程也许是》中的精神自况：“带着出生地的滞重，我躲在/背阴的房间里读书/像一个家神  保持矜持的安静/与孤独/写感官快乐的诗/在想象中完成高潮/没有什么值得去追求了/伦理学是一种烦躁”。作为一个“幽闭的天才”，诗中的朵渔似乎已经进入了一种超然物外的状态。然而，接下来的叙述却暴露了朵渔的“目的性”——<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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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死于两种可能性：让自己消失<o:p></o:p>
或让命运安排前程<o:p></o:p>
前一种意味着彻悟<o:p></o:p>
后一种说明<o:p></o:p>
我尚需努力<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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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70后一代”诗人常常带有的写作话语大于实践的现象相比，同样操持所谓话语主张的朵渔从未将“自我”演化为某种“空洞的能指”；相反地，朵渔那种近乎勇敢者的姿态，可以使其始终保持义无反顾的独立精神，并最终建构属于纯粹意义上的“自我形象”。<o:p></o:p>
     为了摆脱时刻纠缠的“羞耻感”，朵渔曾自叙2004年底如何成为一个没有单位的人[3]。朵渔将赋闲在家“视作自己写作生涯的真正开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位诗人的“自我认同”。毕竟，从某种意义上说，写作和诗人都是孤独者的事业，更何况，“在巨大的耻辱面前，我更愿意/呆在家里，独自感受”（《2006年春天的自画像》）。如果由此进一步联想到诗人曾经创作的《宿命的熊》：“一头熊自动选择了一个地点/所有的决定来自它的一闪念”，“它失眠，贫穷/它的叫喊没人愿意保存/虽然合唱队取消了它的声音/它说它对此已漠不关心”，那么，所谓“幽闭的天才”似乎还具有某种“转向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历史化”倾向：尽管，这极有可能造就诗人个体与群体生活处于一种陌生的状态，但是，这种颇具冒险意识的行为却可以使诗人从另一方面体验生活，并一如诗人的“感同身受”：“我就是这样被无可名状的生命本能激励着，心怀恐惧上路，仿佛前方有伟大的事物就要出现”[4]。<o:p></o:p>
                         二、真实感和现实感<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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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出生年代的自然特点，朵渔所在的“70后”诗人仍可以从属于拥有“历史记忆”的一代。但与此同时，生存语境的急遽变化却使这一代诗人难以掩饰写作、“自我”与现实之间的“紧张感”：相比较而言，“70后”诗人在其成长阶段并未背负起前代诗人的沉重历史，但他们却深刻体味到了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强烈心灵冲击；然而，在文化暴涨的年代，“70后”诗人也从未像更为年轻的一代那样无所顾忌，早熟于文化转型的日子。因而，即使以激烈甚或叛逆的面貌出现，“70后一代”诗人也很难摆脱某种其与生俱来的精神气质。他们需要以不断思考的方式修正自己的写作，尽管，这样的作法会使其写作在具体呈现时常常充满“二律背反”的效果。<o:p></o:p>
在《读〈辋川集〉》一诗中，朵渔曾以“如此年轻/就想隐居起来，毕竟不是/好事情/赶紧戴上面孔  上街/听市声  读晚报/买二斤栗子回家”，展现了面向生活之后的另一侧面：虽然，在一段时间内，朵渔将“对羞耻感的某种回应”作为自己的“写作伦理”[5]，但在现实面前，诗人作为社会成员的身份却使其无法彻底地从容与坦然。显而易见地，上述状态的出现，具有一定程度上的逻辑矛盾，然而，这种趋势却生动反映了当前“个体/社会”复杂关系中的一种“真实感”和“现实感”，以及“70后一代”诗人整体的文化性格。<o:p></o:p>
究竟采取怎样的方式直面现实才能体现一种真实？在更多的情况下，朵渔的坚定仅仅与某种感伤的情绪有关——“秋天了，妈妈/忙于收获。电话里/问我是否找到了工作/我说没有，我还呆在家里/我不知道除此之外/还能做些什么/所有的工作，看上去都略带耻辱”（《妈妈，您别难过》）。同样书写自我的独立，朵渔的诗却难免一丝无奈。由此联想到进入90年代之后，“生存是人生第一要务”的论断，朵渔的诗歌现状无疑揭示了一种时代的真相，而裹挟其中真实的“阵痛感”，也不妨视为对当下进行的一次自我解构后的责问。<o:p></o:p>
从以上引证看待朵渔的写作，真实感和现实感的相互缠绕必然涉及到一代诗人肩负的道德意识。一般来说，当代诗歌更多聚焦于日常化视点之后，“个人化写作”更容易使诗人以底层的目光，抒写自己的所见所闻并直至从作品中流露出品评的倾向。在这一整体趋势下，诗人的才华也逐渐倾斜为现实的抗争、尊严的叩问以及洞见世相的能力。在晚近的写作中，朵渔的《乡村史》、《2006年春天的自画像》、《妈妈，您别难过》、《有一点薄薄的小雪……》等作品，都生动地体现了真实、现实赋予诗歌的审美空间。当然，如果由此判断朵渔的诗歌写实与“时代性”的关系，却必将陷入另一种“误读”。“关于‘诗歌与时代’的廉价论说仍然在继续，这种论调似乎具有先天的优势和道德优越感，如对底层、草根、打工阶层的关注，对所谓‘小文人诗歌’的道德训诫等等，但无论其如何变换花样，都只是呈现了当代汉语诗人贫乏、幼稚的一面，不能持守”[6]。作为一个“幽闭的天才”，朵渔只是以自我感知的方式完成了真实与现实的描述，而在描述中，朵渔更多追求的只是诗歌的警醒效应，以及由此呈现出来的悲悯、高蹈的写作精神。<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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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种广泛的真挚的爱”<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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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以特有的方式感怀现实相比，朵渔从未在直面世道人心的同时，放弃自己内心欲念。这个从此选择居家写作的诗人，看待世界的角度惟余真实。遍览朵渔的创作，他总是期待以“首先解决掉自己，放弃可放弃的一切”的理想完成一次次“自我”追寻。而作为一种后果，这一写作方式使朵渔在揭示时代真相的同时，表现出“一种广泛的真挚的爱”。<o:p></o:p>
《“不要被你低水平的对手扼住……”》是朵渔近年来少有的优秀作品，整首诗充满着“叙述中的自我”——<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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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与小人为敌，事实上，我喂养他们<o:p></o:p>
以绿叶、笑脸和洗净的心<o:p></o:p>
我从敌意里吸取力量，小小的敌意<o:p></o:p>
存在于小小的心脏，在一个无聊的时代<o:p></o:p>
像一段小夜曲，出入风议<o:p></o:p>
非但令我不快，事实上<o:p></o:p>
还带给我无穷的消遣……<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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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朵渔总是通过“自我”的眼光，揭露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具象。他以冷静的叙述臧否事实：在无聊的年代里，“小人”是传言者、是“敌人”，总之可以存在于“空气之中”，笼罩大地；因此，只有置身事外，才可以看清一切：“它没有脸，周身布满了幻听的耳朵”，同时，还带来一群“窃窃私语者”，在“笔杆摇落之间，如街头巷议一般……”诗人对上述现象的剖析可谓入木三分，但作品却从未因“过度铺陈和叙述”而感到拖沓。整首诗更像一次心灵的表达，而将充满破坏性的“小人”作为一种消遣，却更多源自某种彻悟的眼光与宽容的心态。<o:p></o:p>
在“不要被你低水平的对手扼住”的前提下，朵渔的“喂养敌人”，显然具有了 “一种广泛的真挚的爱”。“敌人”形象可以作为一种实体，同时，也可以像小说家格非笔下的长篇《敌人》那样，使恐惧无处不在。为此，我们必须惊讶朵渔本人也写过《我的敌人》式的作品。在那首诗中，朵渔将“敌人”置于童年的背景之上，对于那场赤手空拳的“个人搏击”，其深意就在于揭示一种记忆，可以让“我感到体内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胆怯”。由此可以猜测的是：时过境迁，已过而立之年的朵渔终于明白“敌人”确实是生存的伴生物，因此，对待他们的方法首先在于保持何种心态。<o:p></o:p>
由以上内容可知：“一种广泛的真挚的爱”不但为朵渔诗歌赋予了宽博之感，还最终提升了诗人的写作境界——尽管，所谓“广泛而真挚的爱”本身就具有强烈的反讽效果，但置身于“70后诗人”群落之中，仍使诗人的创作具有卓然的姿态。以短诗《我恨你》为例，“必须用爱，才能平息爱；/必须用恨，才能打倒恨”的诗句一直潜藏着抒情主体的理性思维：既然对人性的思考已经上升为某种哲理，那么，“我梦见自己是那遍及全国的雨/为你押送一场淋漓的崩溃/大地收藏起落叶，我来/收留你——”就构成了“劫后余生”的戏剧化场景，而阅读这样平淡无奇但却充满“陌生化”的诗句，我们只能感叹诗人所言的“真正感人的是对人性的最深切的关注，这也是诗歌情感的秘密通道。”<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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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冷静而坚定的文本实践<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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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2006年“小文人诗歌”的批判，朵渔曾指出：“‘我们都是时代的快乐的俘虏’，在这个巨大的掌心里，作为汉语精神的创造者和传承者，当代诗人保持一种常识感是必要的”；“诗歌首先是一种精神活动，是语言的创造，‘创造就是生活两次’……”[7]朵渔的认识使其在整个论争中冷静而不失尖锐。当然，如果就透过言论看本质的角度而言，朵渔的言论同样也代表了他对诗歌是“一种语言创造”的看法。<o:p></o:p>
     如果一个“幽闭的天才”更多的时候应当领受寂寞，那么，在诸如《寂寞的人大叫三声》的作品中，“寂寞人的晚餐并不快活/他对着刀叉说话，对着食物说话/他听到的回音/对他是一种蔑视”的开头本身，就与其结尾“寂寞人的四肢美丽修长/他的嗓子已冰冻三尺/寂寞的人大叫了三声/就叫醒了<?xml:namespace prefix = st1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

ffice:smarttags" /><st1:chmetcnv w:st="on" tcsc="1" numbertype="3" negative="False" hasspace="False" sourcevalue="3" unitname="米">三米</st1:chmetcnv>外的恐怖”，就构成了一种明显的对应关系：以“距离”之间的互文甚至回环往复，生动地昭示“寂寞”的可怕；作者以客体的形象化，自然地揭示了寂寞带来的生存状态以及“无言/呼喊”中难以摆脱的困顿。《寂寞的人大叫三声》作为朵渔写作中一个个案，较为全面地体现了朵渔平中见奇、晓畅凝练的语言特色。至2007年《诗歌与人》编选“柔刚诗歌年奖”专辑时，综观朵渔的被选作品，如何以简单而又准确的意象发现诗，已成为读者认识诗人的一个重要标志。<o:p></o:p>
无论怎样辨析90年代以来当代中国新诗的语言走向，“叙事性”的成分增强和口语化的繁荣，已成为跨世纪中国诗坛的整体趋势。朵渔的上述诗歌同样体现了这一趋势，但却从未因此而影响其作品的思想高度和情感的深度。当然，最终将朵渔定位于“冷静而坚定的文本实践者”，还与其一贯具有的鲜明反叛意识有关——长期以来，朵渔总是坚持自己的声音和判断，执着于人性的关注与探索，即使在类似《2006年春天的自画像》、《妈妈，您别难过》、《凶手的酒》等篇幅较长、叙事性较强的作品中，朵渔的写作理想也会因秉承汉语诗歌的尊严和创造精神而得到最大限度的体现，这自然使诗人的写作风格在客观、冷静的叙述中不断以过滤的方式呈现边界的清晰，并最终以一种定型化的方式为人们所认可。<o:p></o:p>
至此，朵渔的诗歌终于在重塑一个诗人的良知中完成一个近乎历史化的过程，同时，这一过程也会因其特有的忧患意识而提供警醒的力量。当朵渔在《用一把锋利的钥匙……》中写下“用一把锋利的钥匙/砸开那墙壁/光涌入，一个心碎的天才/坐在黑暗里，独自修补/那半个月亮”，诗人的冷静叙述会因为“一个天才”而得到“无言的表达”——朵渔的写作一直以独特的自我走向广阔的诗意空间，接近和阅读朵渔或许并不是件困难的事情，只不过，在感受的过程中，我们将持续获得某种新的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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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o:p></o:p>
[1]《第十五届柔刚诗歌年奖·朵渔》之“授奖词”，黄礼孩主编：《诗歌与人》，2007年1期（即“柔刚诗歌奖专号（1992－2006）”），112页。<o:p></o:p>
[2]朵渔：《需要在黑暗中呆多久》，符马活编：《诗江湖·2001网络诗歌年选》，青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248页。<o:p></o:p>
[3][4][5]朵渔：《柔刚诗歌年奖》之“受奖词”，出处同[1]，113页。<o:p></o:p>
[6][7]朵渔：《论诗歌作为一种自我修正之道，或：对常识的坚守总是很难的》，杨克主编：《2006中国新诗年鉴》，花城出版社，2007年版。<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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