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生命的语言：关于当代诗歌的一种写作走向

张立群 · 发表于 2009-6-2 23:49:32

<span style="FONT-SIZE: 14pt; COLOR: black; FONT-FAMILY: 宋体; mso-bidi-font-size: 12.0pt; mso-ascii-font-family: 'Times New="New" Roman'; mso-hansi-font-family: 'Times New="New" Roman'; mso-bidi-font-family: 'Times New="New" Roman'; mso-font-kerning: 1.0pt; mso-ansi-language: EN-US; mso-fareast-language: ZH-CN; mso-bidi-language: AR-SA">——以任洪渊的诗歌及其理论为个案
 
  
在90年代以来的诗歌史写作热潮中，关于诗人、学者任洪渊①的定位和具体的书写无疑是一个较为特殊的现象：对于这样一位和昌耀同时代并经历大致相同的诗人而言，他在新时期以来诗歌道路上的追求，无疑是一个较为耐人寻味的诗歌史个案——诗歌史上迟迟无法以归类的方式予以定位，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特例独行式的阅读感受恰恰是引发读者、研究者瞩目的重要原因。而自90年代以来发生于诗坛的诸多诗歌现象甚或“诗歌事件”，也确实可以从某些方面印证了任洪渊的诗歌具有的意义和价值，因而，所谓的“回归生命的语言”也就在与“传统”这个复杂难解话题的潜在关联中，预示了任洪渊的诗歌创作可以指向当代诗歌一种写作走向的种种可能。
一<?xml:namespace prefix = o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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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 </o:p>
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诗歌集团化、口号化行为方式以及自五四以来文化激进主义主潮的逐渐势微，新诗与古典诗学的话题即“诗歌与传统”的话题又再一度涌现文坛：<?xml:namespace prefix = st1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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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郑敏">郑敏</st1

ersonName>先生长文《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所引起的论争，以及世纪之交“新诗有无传统”之话题的再起波澜，甚至还包括其他一些论争隐含的潜在问题②，都不约而同表达了反思历史以及文化保守主义在外部“冷风景”和内部可以按照“自主意识”进行发展的交加、融合之前提下，显现于诗歌艺术领域中的一种“回望”态势。在这种具有普泛意义的趋向面前，任洪渊的诗歌创作首先是以一种“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方式进行了回应，而由此涉及到的关于诗歌传统以及一系列话题正隐含了某些可供思考的契机。
如果仅仅是从新诗历史的发展角度出发，那么，关乎“新诗与传统”这一论争话题无疑是以古老的方式予以存在的。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新诗与传统”的论争话题会以不同的表述方式进行历史的呈现，而且，在特定的历史阶段还会表现的较为特别（如，50年代中后期的“新民歌运动”），但诸如20、30年代的胡适、梁实秋，40至50年代的何其芳、林庚等理论家都曾以不同的论述涉及到这一话题，而废名先生更是罕见的中国传统文学的本位方式在著名的《谈新诗》一书中对新诗进行了独特的论述；与此同时，关于诸多诗歌形式、格律等与古典诗学密切相关的文章也不时在新诗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但必须承认的是，由于特定历史条件的原因，特别是新诗现代化与古典诗学传统之间在不同层面的展开以及“传统”本身的多义性和自我个性，都使诸多关于这一命题的探索最终以“失势”的结果告终，但其潜在的影响以及可以不断汲取的资源却正汇合成一股历史的潜流，并最终在“后现代语境”这一晚期现代性阶段以反思的面目出现，而在历经语言学转向和后殖民主义普遍为学界关注的“历史变换”甚至“发现东方”、“寻找东方”之课题面前，重新在诗歌历史的脉络中进行这种话题讨论就成为一种可以纵深研讨的理论命题了。
但任洪渊可贵的“文人后现代”③式的言说方式更在于一种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的并重。比如，在《当代诗潮：对西方现代主义与东方古典诗学的双重超越》中，任洪渊曾说：“在当代中国诗人空前浩阔的视野里，横的环视必然与纵的反顾纵横交错。于是开始了中国古典诗歌美学的现代发现。就像重新找到了一个失去的世界一样，发现令人惊喜。”[1]而在具有明显回归历史、寻找东方文化本源的“东方智慧”的论述中，任洪渊又有“东方智慧是中国诗人的天赋。其中心是时间智慧：关于时间的非宗教的，甚至超审美的澄澈明净的生命体验。时间意识是生命的第一意识。生命的意义也就在时间的意义中”以及“汉语言的自由是中国诗人的又一天赋。但是汉语作为几千年历史和文化的沉积物，已经沉重得使中国当代诗人几乎难以再自由呼唤一个词”[2]的论断……在这种思维的延展下，所谓诗与诗学合集《女娲的语言》及其序言《找回女娲的语言》以及汉语文化诗学导论集《墨写的黄河》也就变成了一种关于对“东方智慧下生命感和语言观”的一次追寻和回归。而“汉语动词‘无时态’的秘密也许就是东方智慧‘生命时间’的秘密。……凭借保存在汉语中的东方智慧和先验的遗传，中国诗人很容易完成‘人’的复归。也许当中国当代诗人抛下历史和文化的重负，把汉语的自由变成自由的汉语的时候，新的人和新的文化世纪也就诞生了”[3]的隐喻、象征以及诗人的自我意识，恰恰正是“回归生命的语言”的前提和必然结果。
               
                           二<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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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任洪渊的诗歌作品，无疑会被他极具个性的语言书写所吸引。
在组诗《司马迁的第二创世纪》中，任洪渊首先是以“重写历史”的方式对历史进行了发现：《司马迁——阉割，他成了男性的创世者》虽然在开始处再次描述了司马迁遭受宫刑的历史，但在诗人的眼里，“他 被阉割”却“成真正的男子汉  并且/美丽了每一个女人”，而道理是简单的——
无性  日和月同时撞毁<o:p></o:p>
在他身上  天地重合的压迫<o:p></o:p>
第二次他从撕裂自己  分开了世界<o:p></o:p>
    一半是虞姬<o:p></o:p>
    一半是项羽<o:p></o:p>
这里，司马迁无疑已经转化为一个身受苦难并倍感压抑和焦虑的人，但异化为无性之后的躯体却使其在记录历史的同时，以外部残存但内部完整的灵魂进行一次新的书写——或许正是无性之后的性别模糊造成了生命同样回归到了生命的源出状态，所以，司马迁才能在“用汉字  隔断/人和黄土  隔断/汇合成血的水和火  分流”，并进而
拒绝  坟  泥土<o:p></o:p>
他走进历史第二次诞生<o:p></o:p>
      从未走完的过去<o:p></o:p>
没有终结的现在<o:p></o:p>
已经穷尽的明天<o:p></o:p>
于是，在历史似乎已经永远停泊在今天而事实却是可以不断重写书写与阐释的“今天化”状态下，《史记》也就成为了诗人笔下“永远今天的史记”。同样的，在《项羽——他的头，剑，心》中，在“落日的响亮”中，“他/砍掉自己的头”，却因此而“保全了心”，而“心  安放在任何空间都是自由的”，“可以长出百家的头/却只有一颗  心”。这无疑是对一次历史意识和历史意义的阐述——割掉的头颅虽然割断了观念，但历史个体和英雄人物的灵魂却可以通过不断重温历史而得以找回。
由此可见，历史在任洪渊那里又不仅仅只是一种“重写”与追忆，任洪渊的历史书写更在于他在语言描述的过程中对历史的发现和拯救。在《我只想走进一个汉字——给生命和死亡反复书写》中，任洪渊曾写道：
鲲<o:p></o:p>
鹏<o:p></o:p>
之后  已经没有我的天空和飞翔<o:p></o:p>
抱起昆仑的落日<o:p></o:p>
便不会有我的第二个日出<o:p></o:p>
在孔子的泰山下<o:p></o:p>
我很难再成为山<o:p></o:p>
在李白的黄河苏轼的长江旁<o:p></o:p>
我很难再成为水<o:p></o:p>
晋代的那丛菊花  一开<o:p></o:p>
我的花朵<o:p></o:p>
都将凋谢<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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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圣<o:p></o:p>
非  道<o:p></o:p>
非  佛<o:p></o:p>
我只想走进一个汉字  给生命和死亡<o:p></o:p>
反复<o:p></o:p>
    读<o:p></o:p>
    写<o:p></o:p>
这无疑是历史化合式描写之后的重新发现：在关乎庄子、孔子的传说，李白、苏轼、陶潜等分别以不同方式进入文本之后，“我”也不自觉的进入了这一历史式的汇合创作中，但“我”的独特之处在于并没有循规蹈矩的窠臼于儒、道、释三界之中，“我”只需要在走进可以代表传统文化缩影的一个汉字中，反复阅读和书写生命和死亡，而在这个读写过程中，“汉字”本身承载的空间无疑是带有一种宇宙意识空间的——诸如《汉字，2000》式的文本其实是汉字当代性的一次集中书写，而其反映的母语观念或曰更为广阔的语言观念就在于“人活在自己的语言中，语言的边界就是生存的边界。生命——语言——诗三位一体。” [4]<o:p></o:p>
但任洪渊的语言观念在具体的实践中还常常表现为一种“文人后现代”式的解构与还原。诗与诗学合集《女娲的语言》无疑是充分表达任洪渊解构与还原写作策略的一次集中书写，同时，也是诗人妄图以诗的形式回归语言、回归生命、追寻本质的一次解构和还原。在合集的序言《找回女娲的语言——一个诗人的哲学导言》中，任洪渊曾言：
让语言随生命还原：还原在第一次命名第一次形容第一次推动中。<o:p></o:p>
给名词第一次命名。……给动词第一动力。……还原形容词的第一形容。<o:p></o:p>
但这种还原的目的是通过解构的方式予以完成的。在《没有一个汉字——抛进行星椭圆的轨道》一诗中，诗人曾写过这样的句子：
我从不把一个汉字<o:p></o:p>
抛进  行星椭圆的轨道<o:p></o:p>
        寻找人的失落<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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俑<o:p></o:p>
蛹<o:p></o:p>
在遥远的梦中  蝶化<o:p></o:p>
一个古汉字<o:p></o:p>
咬穿了天空也咬穿了坟墓<o:p></o:p>
飞出  轻轻扑落地球<o:p></o:p>
扇着文字<o:p></o:p>
    旋转<o:p></o:p>
在另一种时间<o:p></o:p>
在另一种空间<o:p></o:p>
我的每一个汉字  互相吸引着<o:p></o:p>
            拒绝牛顿定律<o:p></o:p>
这里，诗人无疑是通过“俑”和“蛹”的同音、形近的特点，将代表死亡和新生的两种象征以真正的二元对立方式排列在一起。但无论对于“俑”和“蛹”以及在实指上的“生与死”，都可以以新生和重生的方式达到“在遥远的梦中  蝶化”的事实，于是，“一个古汉字/咬穿了天空也咬穿了坟墓”也就在隐喻和象征的过程中，达到了解构乃至还原的目的——“语言（尤其是汉语）运动的轨迹才呈现生命的疆界。” [5 ]而在此过程中，我们也势必为汉字、汉语言本身蕴涵的巨大潜能而惊叹，因而，“我的每一个汉字  互相吸引着/拒绝牛顿定律”之语句，既是诗人感受到的汉语可以拥有的自由特性，同时，也是汉语本身就具有“天赋的词语自由”之特性；是以，“为了叫出自己的汉语世界” [6]不但是一次立于新千年历史语境下对母语的一次深情呼唤，而且，也无疑是诗人期待释放母语蕴涵一切潜能的一次诗意历程。这是试图超越现代汉语文言与白话对立的一次解构，而其还原也同样在近似“俑”和“蛹”之隐喻的过程中，期待在语言创造与变革中寻找现代文化的再生空间。
至此，在论述任洪渊诗歌语言特质以及语言观念的过程中，我们无疑可以较为清晰的看出：所谓任洪渊的另类之语言观和语言使用，都是站立于当下“文人后现代”立场上对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语言的一次追寻，而由此投射出来的诗人语言、文化的自救观念也无疑是十分清楚的。但需要指出的是：任洪渊的语言指向关键还在于一种解构与还原之后的文化重建之理想，这当然是中国式的同时也是“文人后现代”区别于西方“后现代”的显著特征之一；同时，在论述中，我们也同样可以发现，无论是哪种语言书写，任洪渊总是将其指向了与文化和传统具有等同地位的“生命”主题，而这一点，正是我们导向下一研讨空间以及其本身可以代表当代诗歌一种走向的重要前提。
<o:p> </o:p>
三<o:p></o:p>
<o:p> </o:p>
在一次关于任洪渊诗歌语言对话的过程中，任洪渊的汉语文化诗学曾被对话者静矣以三个命题的方式进行了如下的归纳：“作为个体的人——是‘生命/文化’的语言转换；作为历史的人——是‘复写/改写’的语言传统；作为世界的人——是在语言相遇的‘聆听/回答’中重新发现自己语言的生命力。我总算在今天的新儒家—新国学与现代—后现代的两种话语之外，听到了第三种话语。”[7]确然，任洪渊的诗歌在本质上无疑是一种浸润着“生命——语言——诗三位一体”的创作。而其要求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在内的语言的还原以及本质化的解构，在实际上也确实可以视为是对生命问题的思索或曰对生命还原的一种要求。
新诗进入20世纪最后二十年，特别是80年代中后期的后新时期阶段以来，语言与生命的不断契合特别是现实生存指向不断在诗歌创作中得以表现，已经成为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的特征。但值得注意的是，兴起于这一时期特别是90年代诗歌中的“存在主义美学倾向”并不仅仅因为现实已经成为“人之生存”的第一要务，它还源于在反思语境下对包括个体生命文化和整体乃至民族生命文化的一种思考。而在这种态势的自然“驱使”下，以语言表达生命观和个体的立场无疑是诗歌写作中最为有力的一种表达。但对于任洪渊这样一位对东西方文化理论都有独特理解的诗人、学者而言，他在语言写作中表达生命意识也无疑是具有个性自我色彩的。
建筑于“头与身的永远的战争”、“永远以短暂抗拒永恒，以有限抗拒无穷”、“我们的生命只是复写一次历史而不是改写一次历史”的“人之三重悲剧”，即“生命/文化”、“时间/空间”、“今天/历史” [8]三层面基础之上的“生命悲剧意识”，以及对比中西文化前提下的“零。空。无。这仿佛是从现代西方精神中自我孕育出了古代的东方智慧”[9]理念之上的诗人任洪渊，无疑是以自我境界的提升和自我的理解方式感受到了一种永恒存在的主题。因此，在组诗《东方智慧》、《女娲11象》中，任洪渊正以诗的语言融合时空意识的方式表达自己对生命意识的一种理解。以《东方智慧》中《她，永远的十八岁》和《女娲11象》中的《象1人首蛇身》、《象7补天，永远抛出的人》为例，前者主要在于一首表面的爱情诗下，掩盖着诗人对美好生命和生命永恒的渴望：
二百一十六轮  满月<o:p></o:p>
同时升起<o:p></o:p>
地平线弯曲  火山  海的潮汐<o:p></o:p>
神秘的引力场  十八年<o:p></o:p>
历史都会有一次青春的冲动<o:p></o:p>
红楼梦里的梦<o:p></o:p>
还要迷乱一次<o:p></o:p>
桃花扇上的桃花<o:p></o:p>
还要缤纷一次<o:p></o:p>
如果单从字面上或者加上深层心理学的角度进行分析，“二百一十六轮满月”当然是和女性“十八年”的生理周期相关，而且，“满月”的意象也可以在心里分析学派那里找到与女性相关的话题，但“满月”在任洪渊的笔下是一个流动的征候，因而，当“二百一十六轮  满月/同时升起”的时候，其景象无疑是美丽而壮观的，于是，从生命的角度出发到近似爱情故事的书写，再由场面描述到一种渴求与希望，诗人无疑是以诗的形式发现了生命并进而以自己的方式为生命进行了一次特殊的命名。
而在后者的“象”之描写中，我们所看到的却是另一种生命的景象：
一半是兽<o:p></o:p>
一半是人<o:p></o:p>
我终于从野兽的躯体上<o:p></o:p>
探出了人的头                  ——《象1人首蛇身》
<o:p> </o:p>
抛出我<o:p></o:p>
给我一次死亡<o:p></o:p>
走进生命<o:p></o:p>
给我最后的黑夜<o:p></o:p>
灿烂每一个早晨<o:p></o:p>
<o:p> </o:p>
补天，永远抛出的<o:p></o:p>
异乡的家园，直到<o:p></o:p>
埋回全部的头颅和身躯，坟<o:p></o:p>
天葬<o:p></o:p>
葬天<o:p></o:p>
我细胞一样生长的墓群<o:p></o:p>
埋不下死亡                    ——《象7补天，永远抛出的人》
“人兽区分”和“补天意识”在任洪渊笔下当然都是“回到女娲语言”之后的表现，但在“东方文化”的视野下，这种表现却以它的“区分”后的“身体/心灵”同时的站立以及“修补”漏洞而具有了一种肉体思维下的启发与启示——的确，在确证“自我”身份和“补天”的幻象不断存留于意识世界之后，文化精神已经日趋陈旧，即女娲之后一切都陈旧了，因而，重返女娲的语言就在于重返文化、重返生命，而在东西方文化的对比中，这种重返所凝聚的文化意识和生命意识更在于一种文化的自我发现和生命本身的一次超越，而“词语的器官”就在这种“象”的描述之中渐渐得到了一种“人与自然化合”的体现。
当然，在谈及“词语的器官”之命题的时候，我们又有必要提到诗文本《石头的字——红移成绯色的天空》与诗学理论文本《主语的诞生：词语红移的曹雪芹运动》。《石头的字——红移成绯色的天空》是通过再现曹雪芹《红楼梦》的书写而强调了词语“补天”的过程——
红移<o:p></o:p>
<o:p> </o:p>
红楼<o:p></o:p>
青春了的字<o:p></o:p>
绯色地升起<o:p></o:p>
    温润的雪<o:p></o:p>
    芍药花瓣静静堆起的撩乱<o:p></o:p>
    泪花在黑眼睛里开到最灿烂<o:p></o:p>
词语的曹雪芹运动<o:p></o:p>
<o:p> </o:p>
红楼梦醒<o:p></o:p>
石头记<o:p></o:p>
吃尽了胭脂  还是一方方黑色的字<o:p></o:p>
回到石头  补满天<o:p></o:p>
空<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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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破了<o:p></o:p>
银河外的星  那些石头的文字<o:p></o:p>
越飞越远  飞成<o:p></o:p>
绯色的空间<o:p></o:p>
红移<o:p></o:p>
这无疑是一个从“外部红移的介入——进入——内部红移碰撞”的本质化过程，同时，也无疑是语言的相遇和词语的对应的过程；而在《主语的诞生：词语红移的曹雪芹运动》中，任洪渊则写道：“是《红楼梦》一个‘淫’字的涌流——血的一次红绝的艳艳的澎湃和炫耀，显现了色与情，使儒使道使佛远远逃遁，空出了纯净的生命场。”[10]这样，从“红移”、“红楼”中显露出来的生命意识便逐渐清晰了，同样的，词语本身具有的生命意识也得到了一种现实的依据——“从‘个体的一切器官’到‘生命表现的器官’，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即人的器官的词语化或者词语器官化的整个生命史。正因为器官词语，才有人的音乐的耳朵，形式美的眼睛，外化的自我意识，才有眼里、耳里、意识里‘人化的自然’”。[11]<o:p></o:p>
当任洪渊用笔写下：“我说过：在我的身上有19世纪的头和20世纪的心。我的长诗《女娲11象》和组诗《东方智慧》是我对现实世界无限的追求、冒险、征服，与对自我灵魂的审视、拷问、搏斗同时展开的心灵的历程。也许有一天，我能同时走出两个世纪：用头站立——在历史上。用心站立——在今天。” [12]我们确实可以明显感受到他“回归生命的语言”所具有的历史释放空间以及阅读的阐释空间——在90年代诗歌越来越成为诗人个体自我的事情之后，文化理想和重返传统无疑会以多样化的态势呈现在读者的面前，但无论是哪种探索和研究，对于诗人和诗歌自身而言，寻找一种真正的传统和现代、东方与西方的文化交流无疑是诗歌在后现代语境下的一种必然的出路。毕竟，在写作日益艰难和文化多元对话的今天，诗歌生存的合理化诉求和文化的合理化寻求和补充，都将成为诗人逐渐瞩目的话题。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任洪渊式的“词语”和“生命”及其始终从历史的视点叩问文化与生存的命题的作法，都使其可以成为丰富诗歌话语和母语写作的一条重要途径。当然，关于任洪渊的阐释空间还远远不止这些，这里只是就诗歌史的走向和当代意义进行了一次简单的论述，而更为丰富与深厚的阅读则应当在下一次解读中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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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o:p></o:p>
①任洪渊，1937年生于四川，北京<st1

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师范大学">师范大学</st1

ersonName>教授，当代著名诗人、学者。<o:p></o:p>
②关于“新诗有无传统”的论争，主要是指由《新诗究竟有没有传统？——对话者：郑敏、吴思敬》，《粤海风》2001年第1期，而引起的论争。此外，在90年代，关于这类话题还可以包括周涛的《新诗十三问》以及“盘峰诗会”等引发的争鸣文章。<o:p></o:p>
③关于“文人后现代”的提法，可见伍方斐：《生命与文化的诗性转换——任洪渊的诗与文人后现代主义》，出自任洪渊：《墨写的黄河——汉语文化诗学导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o:p></o:p>
<o:p> </o:p>
参考文献：<o:p></o:p>
[1]任洪渊。当代诗潮：对西方现代主义与东方古典诗学的双重超越[A]，任洪渊。墨写的黄河——汉语文化诗学导论[C]。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224-225页。<o:p></o:p>
[2][3]任洪渊。洛夫的诗与现代创世纪的悲剧[A]，任洪渊。墨写的黄河——汉语文化诗学导论[C]。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178-179、185页。<o:p></o:p>
[4][12]任洪渊。我生命中的三个文学世纪[A]，任洪渊。女娲的语言[Z]。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年版，171页。<o:p></o:p>
[5][8]任洪渊。找回女娲的语言——一个诗人的哲学导言[A]，任洪渊。《女娲的语言》之“序言”[Z]。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年版。<o:p></o:p>
[6]任洪渊。为了叫出自己的汉语世界（J），山花，2002（3）。<o:p></o:p>
[7]任洪渊。眺望21世纪的第一个汉语词[A]，任洪渊。墨写的黄河——汉语文化诗学导论[C]。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7-8页。<o:p></o:p>
[9]任洪渊。语言相遇：汉语智慧的三度自由空间[A]，任洪渊。墨写的黄河——汉语文化诗学导论[C]。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60页。<o:p></o:p>
[10][11]任洪渊。主语的诞生：词语红移的曹雪芹运动[A]，任洪渊。墨写的黄河——汉语文化诗学导论[C]。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160、142页。<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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