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史的分期及其文化逻辑

张立群 · 发表于 2009-6-15 23:21:15

——从世纪初新诗史的书写现象谈起<?xml:namespace prefix = o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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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立群<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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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世纪初几部新诗史的诞生以及系列诗歌专著的出现[1]，新诗史写作问题的兴起已进入不言自明的状态。作为文学史的一个重要分支，新诗史及其系列专著的出现，无疑是“重写文学史”的继续。不过，随着诗歌史书写的进行，那些关乎“历史”的问题又要出现在史家和读者面前，而“历史分期”或许是首要面对的一件事情：“现代”、“当代”以及“20世纪”本身，这些常常为人所提及的时间概念必然汇合着“文学史”意识进入到新诗历史的写作之中，但诗歌毕竟不能代表文学的全部，这往往使诗歌史写作在具体处理分期问题时总会存有一丝疑惑，新诗史的分期与文学史分期一致是否会丧失诗歌本身的特性？所幸的是，无论是“世纪初文学（诗歌）”或曰“新世纪文学（诗歌）”的出现，都为百年新诗的历史带来了一种宏观视野；而不断倡导“文学性”或至少是“文学史回归文学自身”的言论，也确然为诗歌史分期问题带来新的视点：新诗史是否可以按照一种客观自然的状态治史，进而在还原新诗发展的内在流程中呈现历史意识？带着上述疑问进入新诗的历史，本文期待从诗歌史分期的基本逻辑出发，进而涉及“20世纪诗歌史及其历史分期”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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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新诗史写作的现状与分期的一般标准<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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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已有的诗歌史版本，无论是现代、当代甚至更为久远的“诗歌史”，从年代更迭的角度特别是那些具有特殊意义的时间划分历史总是一种潜在的规则，与此同时，诗歌史的分期也总夹杂于文学史分期的过程中成为一种“衬里”，因此，探讨诗歌史的分期，首先应当从文学史分期的惯常逻辑中提升某些近乎本质化的成分，而后才是分门别类的研讨属于诗歌的历史。对于已有的文学史分期原则，一般总不外乎如下几种：比如，游国恩在《对于编写中国文学史的几点意见》一文中，就强调“文学艺术的发展不能离开社会历史的发展”[2]；而郑振铎则在《中国文学史的分期问题》一文中认为，文学史的分期，一“是和一般历史的发展规例相同”；二是“和中国历史发展的规例的步调相一致”；三是“同时又有她的若干特殊性或特点”。[3]此外，就是诸如陆侃如、冯沅君在《关于编写中国文学史的一些问题》等文章中提出的“文学标准”和“历史标准”并重的逻辑[4]。综上所述，大致可见：无论采取怎样的角度，对于包括诗歌史在内的一切文学史首先将其视为“历史”，而后才是文学发展流程及其内在演变规律的总结，已成为“文学史写作”近乎本质化的认知方式。相比较而言，在具体操作上，认同郑振铎的分期原则应当是更接近整体把握历史的有效方式之一。当然，上述列举的分期方法，总是针对于“中国文学史”即今天所言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为对象的，而将文学史分期的目光投向新诗史之后，其本身必然还包含着独特的历史内容。
新诗最终以“史”的形式独立出现，并实践于大量的版本写作，事实上只是在1985年之后才逐渐浮现出来。从当时到20世纪结束之间出现的新诗史版本来看，现代新诗史、当代新诗史“分工明确”以及其具体分期逻辑总难以掩饰革命史的痕迹，是这一阶段新诗史分期的显著特征。比如，对于现代诗歌史而言，由张松如主编的1995年初版的《中国现代诗歌史论》（吉林教育出版社），就以“1919－1927”、“1927—1937”、“1937－1949”这样三个时间段进行划分；朱光灿的《中国现代诗歌史》（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2版）也基本按照这样的时间阶段将现代诗歌史划分为“开创时期”、“发展时期”、“成熟时期”三个阶段。相对于现代诗歌史来说，当代诗歌史一般总是坚持50至70年代，文革结束至“当前”的时间模式，比如，较早由洪子诚、刘登翰合著的《中国当代新诗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的大陆部分就坚持这样的原则。由以上列举的新诗史写作不难看出：以社会、历史、政治的角度进行诗歌史阶段的划分，即使在90年代仍具有相当强大的历史效力。这种情况大致说明：以历史标志性的时间或曰历史事件划分新诗史，不但是治史者潜在认同的历史观念，而且，也是对待20世纪中国新诗发展轨迹的有效分期方式之一。然而，时过境迁，世纪初治史的眼光不但决定了历史阶段的分界需要重新确定，而且，如何在动态中把握历史也决定了更为切近的“诗歌史”需要新的时间意识，这一点，在由程光炜撰写的《中国当代诗歌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将当代诗歌的发展划分为50至70年代，80年代诗歌，90年代诗歌这样三个阶段中得到证明，而洪子诚、刘登翰修订版的《中国当代新诗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更是以一种“20世纪大文学史观”和“内在演变”的方式模糊了以往撰史中惯有的时间界限。
以社会、政治的标准进行诗歌史的划分，是否具有自身的合理性？这种疑问对于20世纪诗歌史来说，无疑是客观而有效的。除了各阶段诗歌由于历史的风云际汇，在写作主潮、主题、主要表现手法等方面形态各异之外，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就是：1949年新中国的诞生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界限”——此后，单一性质的创作要求及其表现主题、方法，都是此前历史所无法“比拟”的，正因为如此，尽管历史已经进入到新世纪阶段，而当代的时间也远远超过了现代意义上的30年，但人们似乎并不以“当代史”的过长而产生别样的感受，这一切都在表明：与英文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不同的是，在本土特定的话语场特别是主流话语体系当中，“中国当代文学”及其分体文学史并不是一个被自然赋予的、指代“当前”、“当下”正在发生、进行的文学，即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当代”并不仅仅从属于一个时间范畴，而是一个具有特定历史、性质特征、社会内涵的概念，它与传统文学史划分的“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一起，构成了中国文学史不同性质的发展阶段；不但如此，作为一次概念的生成与知识谱系的展开，意识形态话语与特定历史时期的文艺政策又为其最终出现预设了“规训”的前提和范围。
由现代、当代诗歌史的分期及其惯常性思维，可以察觉出一种融合于主客观的意识观念。包括诗歌史在内的文学史经常实践着“社会历史”的标准，既是将“文学史”作为历史之后客观标准的使然，同时，也是社会历史之大事记标准潜移默化营造的集体心理，而如何破除这种观念，或许只有接受时间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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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当代性”的认识与史家主体性的介入<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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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纪初诗歌史的勃兴，使新诗史的写作有了“当代性”的某种认识：正如詹姆逊所言的“克罗齐的伟大格言‘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历史都是‘我们的’当代史”[5]，只有置身于历史最高点之上，克罗齐的格言才会产生历史的效力。而这些，一旦转向面貌独特的新诗史及其分期，则不但需要一种“当代”的清理，而且，更需要某种原则的确立。
     按照历史学家的观点，任何一种历史分期在实质上都隐含着鲜明的主体意识以及认知的有限性，“因为每个历史学家都企图把历史看做是一个整体，所以他就必然常常形成关于历史骨骼的特点的某种观点，这是某种有用的假设”，然而，“历史实际上没有骨骼，我们对任何一个历史事件一经完全了解，就会发现其中每个要素都是同样重要的，但由于我们本身的无知，必然会产生那种认为历史是有骨骼的错觉”[6]，英国史学家科林武德的上述论述充分展现了史家认知力的局限性以及书写历史的必要途径。不过，对于历史分期这一历史研究中二律背反的课题，它所包含的简化与抽象正代表了一种有用性。正如韦勒克所言，“显然，我们不能对纯粹的时期名称寄予太多的期望，因为一个词是不可能有十几个含义的。但是，那种取消‘时期’概念的怀疑论的结论也同样是错误的，因为时期概念当然是历史知识的主要工具之一。” [7]毫无疑问，新诗史分期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毕竟“取消分期也就取消了历史研究本身，取消了把握时间的可能性”[8]，对于颇具“天然近距离”的中国新诗历史来说，材料和线索的纷繁、自身变动的特殊以及时间意义上的缺乏沉积，都使分期成为整体把握历史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某种意义上说，新诗的核心问题是语言、形式和意象等元素呈现出来的具象，这使得新诗及其历史在具体处理上必须要体现自身的艺术原则。如果借用韦勒克“文学分期应该纯粹按照文学的标准来制定”的说法，“如果这样划分的结果和政治、社会、艺术以及理智的历史学家们的划分结果正好一致的话，是不会有人反对的。但是，我们的出发点必须是作为文学的文学发展史。”那么，新诗史的分期划分或许并没有那么困难，因为“一个时期就是一个由文学的规范、标准和惯例的体系所支配的时间的横断面，这些规范、标准和惯例的被采用、传播、变化、综合以及消失是能够加以探索的。” [9]然而，新诗的历史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按照“革命”的历史进行的，但新诗自身的艺术发展却与革命史之间存在着诸多“缝隙”；另一方面，新诗史家虽对新诗历史的这种发展特征了然于胸（至少在材料清理和诗人分类时是如此的），但以往叙史经验的“惯性”却使这一模式不断得以重复。新诗史中的“新诗”常常在“历史”面前遭遇“降格”处理，表明在中国这一具有深远历史传统的国度里，其深层内容包含的是一种政治文化逻辑，即这一常常可以被简约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10]的标准及其集体心理特征[11]，正不断以观念的机制影响着治史者以及文学史的最终构成，而如何超越上述模式，关键在于它所承载的历史以及不断改变的历史认识。
因此，“当代性”的最高认识，必将决定新诗史传统的分期逻辑面对着一种解构的状态，一如“当代中国文学”的当代含义在时间的延展下，必然处于分解一样。然而，在不断梦想告别往日历史书写之“他律模式”的过程中，如何走向“自律模式”却绝非是一件简单明了的事情。“即使我们有了一套简洁地把人类文化史，包括政治、哲学及其他艺术等的历史再加细分的分期，文学史也仍然不应该满足于接受从具有不同目的的许多材料里得来的某一种系统。” [12]所谓新诗史之分期逻辑当然应当按照新诗自身发展的艺术规律来进行划分，而关乎其具体内容的探讨也在于如何在今天化的视野下能动的把握历史，这样，从最终的目的上说，新诗史的分期期待的是一种反思后的历史重构，而在另一方面上，它也是史家的宿命和“历史”的独特魅力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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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历史”的回顾与构想<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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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涉及“20世纪新诗史”的分期和具体的阶段性之前，我们有必要重新回顾那些已有的“理论基础”和“写作素材”。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篇名为《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文章中，作者就曾开宗明义的提到“我们在各自的研究课题中不约而同地，逐步形成了这么一个概念，叫做‘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初步的讨论使我们意识到，这并不单是为了把目前存在的‘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这样的研究格局加以打通，也不只是研究领域的扩大，而是要把二十世纪文学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来把握。”至于这种提法的方法论意识就在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首先意味着文学史从社会政治史的简单比附中独立出来，意味着把文学自身发生的阶段完整性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不仅如此，分期《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还在坚持“从‘内部’来把握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有机整体性，不容忽视的一项工作就是阐明艺术形式（文体）在整个文学进程中的辩证发展”的前提下，提出了“诗的道路最为坎坷不平”[13]的命题。作为“艺术思维进行创新时最敏锐的尖兵”和“高阶语言”，诗歌先天地具有某种“脱离群众”的“先锋性”[14]，是考虑新诗内在艺术演变的重要逻辑起点。无独有偶的是，在世纪初的新诗史写作中，也有相应的书写方式与其呼应。以洪子诚、刘登翰修订版的《中国当代新诗史》为例，从“40年代后期的诗界”写起，强调“新诗道路的转折”就明显带有“20世纪诗歌”的历史意识；而由“业余作者”沈用大完成的《中国新诗史（1918－1949）》，则在“中国新诗80多年经历了一下四个时期：一、内部生成时期（1918年1月——1927年12月）；二、外力影响时期（1928年1月——1949年9月）；三、内外分离时期（1949年10月——1978年12月）；四、外力消解时期（1979年1月——）”的“观察”[15]下，将现已完成的“诗歌史”使用了“二分法”的构架方式。这些不约而同的从“理论”到“实践”的过程，印证着新诗史的分期需要从更为宏大的视野进行审视。
既然“20世纪新诗史”已成为某种“客观的需要”，而现代、当代意义上的诗歌史也不再是孤立的实体，那么，这一历史的动态过程就在于某种辩证的把握。以世纪后的眼光看来，20世纪诗歌史应当在适当“忽视”传统的“现代”、“当代”的提法之后，完成一个世纪的收束。一般来说，对于晚近的文学史乃至历史而言，一个世纪的结束总会为晚近的历史时间认识带来天然的界限，而90年代以来出现的多部“20世纪文学史”以及将“现代文学史”的下限延伸至90年代末期的提法，也在现实上证明了这一点。当然，无论是20世纪诗歌史或者文学史，都应当在历史的辨识下成为一个开放的状态，正如新诗史作为一个独特的个案其前端并不与20世纪本身的时间开端一致那样，20世纪诗歌史的书写也同样会延伸到世纪初的诗歌现象。与此同时，对于20世纪诗歌的历史来说，政治的频繁更迭、数次战争影响的“文学记忆”以及彼此之间相互对峙的阶段，都使诗歌本身发展的逻辑常常处于模糊不清和“艺术环节”缺失的状态：一个较为显著的事实即为：1949年之后的诗歌和文学整体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已经按照意识形态和社会进步的逻辑排斥了现代主义写作，而这趋势明显与同期欧美等发达国家所代表的“世界文学”之间形成了强烈的抵牾；与此同时，这种态势也与所谓“现代文学30年”意义上的同类写作方式形成了“断裂”，因此，在重新接续现代、当代这一历史整体之后，新诗史的划分仍应当坚持“诗歌”与“历史”并置的中国现实。
结合上述理论与客观现实，20世纪诗歌史的分期在总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重要阶段和具体意义上的四个部分。从胡适“尝试”诞生的新诗到20年代末期即1928年前后，可以为新诗的诞生与自然发展期。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是新诗在“文学革命”中诞生和怎样表现时代现实生活，进而在艺术的演变过程中，比如：胡适的写实、郭沫若的浪漫走向多元开放的空间，而对于初期白话诗的“散乱无纪”进行新月格律、现代象征的“双重拯救”，和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历史转变，可以视为是这一阶段从艺术到主题的重要发展线索；第二阶段的新诗史从大体上应当坚持20年代后期至70年代末期，其基本主题是“国家的想象”和“诗与建国”，而其艺术特质则在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居于主流。当然，为了能够将新诗史的脉络书写得更为细致，将这一期诗歌史以1949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段也可以作为一种分法；第三阶段应当从70年代末期一直持续世纪之交，主要是新诗艺术的多元发展期。
将20世纪诗歌史按照“三分法”或者“四分法”的方式，进行历史分期的逻辑是“历史”和“艺术”并重的结果。事实上，诗歌史的分期和历史的分期都隐含着文化的潜在逻辑——或者是艺术，或者是政治的，而从深层的文化内涵来说，则是政治文化的逻辑。“三分法”或者“四分法”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上述文化逻辑，但就其细部而言，仍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的深入。比如，对于“文革”结束后的新诗究竟应当在何时采取分界，这实际上体现了所谓“新时期”诗歌究竟从何时开启自己脚步的问题。一般来说，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史分期总会形成从1976年进入“新时期”的观念。不过，鉴于“文革”之后的新诗创作，虽然从整体上逐渐摆脱了以往的写作态势，但是，这种态势同样经历了一个历史性的过程，而这一点，可以从当时《诗刊》复刊之初的诗歌作品以及文论中得到证明，是以，将从“文革”时代“地下诗歌”中孕育而生的“朦胧诗”作为一种阶段性的标志，就基本客观的认同了那段历史存有的“真空状态”。不但如此，按照政治文化逻辑，发端于新时期的“朦胧诗”，也确然可以视为20世纪中国诗歌由“半整合模式”向“整合模式”过渡性的标志，而后，诗歌便在接续真正现代化意义的基础上逐步展开其新的历史进程。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后现代语境下，诗歌写作本身已经逐步置身于“个体化社会”的状态之中，而由此催生的诸如“个人化写作”之新的诗歌观念，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中国的诗歌写作在与“政治”的多元对话中，正逐步形成一种平行的态势——虽然，这种态势同样包容着复杂的历史内容，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对比历史的前提下，这种态势的出现已基本确立了当代诗歌写作本身已然进入一种完满自足的发展阶段。这样，历经多年艰难跋涉的中国新诗终于在世纪末阶段进入了一种意义相对完整的“整和模式”——“同一政治体系下社会成员普遍具有强烈参与意识、参与能力，他们在共同享有主流文化的同时有权保留各自的非主流文化，即在分散基础上自觉集中的共识型政治文化”，“官方意识形态无需被奉为圭臬，而是靠巨大的正向能量释放赢得社会尊崇，进而演变为全社会的自觉意识”[16]。此后，诗歌在艺术自主的基础上，在整体上获得了较为广阔发展的空间。
至此，新诗史分期的文化逻辑问题以及关于20世纪新诗史的阶段性问题大致已呈现出其面貌了。新诗史分期作为一个问题被提及乃至反思，一直与历史的沉积和时间的延伸密不可分，而从另一侧面看待上述问题，历史的自然长度也是不断确证文本历史的重要尺度——在今天化的视野下，坚持新诗的艺术性和政治文化视野的客观现实，正是新诗历史分期的重要依据，而新诗的历史也只有在“行走”的过程中呈现问题和不断“重述”的状态。不过，随之而来的问题或许就是，尽管以政治文化的社会形态方式划分会明晰新诗的现代化进程，并与诗歌史的历史分期形成相应的契合，但必须承认的是：新诗虽然在世界文化视野中遭遇了现代性，但作为艺术层面意义上的新诗现代性却始终没有完全实现过，或许正因为如此，新诗屡遭坎坷的历史，才有如此多的反思话题与反思空间，而更为切近和符合“历史”的写作，也必将在延伸到过程始终指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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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o:p></o:p>
[1]关于世纪初新诗史的写作，较为著名的包括程光炜撰写的《中国当代诗歌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陆耀东：《中国新诗史（1916－1949）》（第一卷），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沈用大：《中国新诗史（1918——1949）》，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以及王光明：《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等系列新诗史专题写作。<o:p></o:p>
[2]游国恩：《对于编写中国文学史的几点意见》，王锺陵：《文学史方法论》，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206页。<o:p></o:p>
[3][4]钟优民：《文学史方法论》，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162、163页。<o:p></o:p>
[5][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论阐释：文学作为一种社会象征行为》，《快感：文化与政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20页。<o:p></o:p>
[6][英]罗宾·科林武德：《历史哲学的性质和目的》，[英]汤因比等：《历史的话语》，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182页。<o:p></o:p>
[7][9][12][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修订版），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322、318页。<o:p></o:p>
[8]陶东风：《文学史哲学》，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277页。<o:p></o:p>
[10]加尔里埃尔·A·阿尔蒙德等著：《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29页。<o:p></o:p>
[11]关于政治文化的特征及其心理特点的表现，可参见高毅：《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中的论述，“（1）它专门指向一个民族的群体政治心态，或该民族在政治方面的群体主观取向；（2）它强调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的社会运动对群体政治心态型式的影响；（3）它重视群体政治心态对于群体政治行为的制约作用。”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7页。<o:p></o:p>
[13][14]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文学”》，《文学评论》，1985年5期。<o:p></o:p>
[15]沈用大：《中国新诗史（1918——1949）》“自序”，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o:p></o:p>
[16]孙正甲：《政治文化——心态·观念·价值及其演进》，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60页<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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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千雨 · 发表于 2009-6-18 08:44:51

学习！这文章也引发了我对文学史的思考，尽管我没有太多的学识提出一箩筐这样那样的编写标准，但是我敢肯定的是文学史的编写（当然包括诗歌史的编写）应当遵循历史的真实而不是历史事实。历史的真实和历史事实是有区别的，对历史的总结必须以历史真实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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