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半的追寻”

张立群 · 发表于 2009-12-5 13:01:59

——论吴思敬90年代以来的诗歌批评
张立群
（辽宁大学，沈阳，110036）
[内容摘要]吴思敬是当代著名的诗歌理论批评家之一，其批评内容的丰富性和广阔性决定了研究其批评时存在多样的可能。这里，仅选择吴思敬90年代以来诗歌批评作为个案。在相继研讨其批评“视野的关怀”、“潮流的把握”、“历史的意识”以及“批评的艺术”共4方面内容的同时，如何呈现丰厚的历史感、主体精神及其理论的开放性，正是通过见微知著的方式解读其批评的重要目的和意义。
[关键词]吴思敬；90年代以来；诗歌批评。

在新时期以来诗歌的批评领域中，吴思敬无疑是一位重要的理论批评家。他以其深厚的解读功力和对诗歌本质的深刻理解，以及对特定时代脉搏的准确把握，使自己的新诗批评呈现出一种宽博、融合的景观。应当说，吴思敬对当代中国新诗的普及、提高与提高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所以，吴思敬及其理论批评理应在新诗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吴思敬是较早从“诗歌现代化”角度进行新诗艺术探索的批评家之一。早在80年代初，他就以参与朦胧诗的论争和共同主编《诗探索》而闻名诗坛。他在80年代中后期所著的《诗歌基本原理》、《诗歌鉴赏心理》，以及基本成稿于这一时期并最终出版于90年代的《心理诗学》都在诗歌理论界引起过重大反响。进入90年代之后，吴思敬依然笔耕不辍，以超越传统框架的意识力图从更广阔的文化空间探索诗歌的走向与未来发展。基于上述创作实绩，本文在论说吴思敬的诗歌理论批评时大致出于这样一种思路：鉴于其批评涉及面的广博和他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已逐步纳入到诗歌史的视野[1]，所以，这里只选择他在90年代的诗歌批评作为论述的重点。至于以“另一半的追寻”从总体上命名吴思敬90年代的诗歌批评则主要根据他的自我总结：“朦胧诗讨论的热潮消退以后，我的诗歌理论与批评工作大致循着两条途径，一条是就新诗理论的某些基本问题进行探讨，另一条是继续追踪诗歌发展潮流，对诗人诗作予以批评。”[2]

一、视野的关怀：重视诗歌整体走向

诗人欧阳江河在其著名的《’89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中曾言：“对我们这一代诗人的写作来说，1989年并非从头开始，但似乎比从头开始还要困难。一个主要的结果是，在我们已经写出和正在写的作品之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中断。诗歌写作的某个阶段已大致结束了。许多作品失效了。”[3]的确，新时期的诗坛在相继经历朦胧诗、后朦胧诗的热潮之后，当代诗歌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此过程中，天才诗人海子的辞世及系列诗歌文化事件更是宣布了一个时代的结束与另一个时代的开始。既然诗歌的发展已经开始“更新”乃至“断裂”，那么，关于诗歌的批评也势必要发生相应的位移。针对90年代诗歌相继呈现的“低潮期”、“模糊状态”，几乎所有的批评家都更加重视这一时期诗歌的整体走向。自然地，作为亲历时代诗歌发展过程的吴思敬也同样采取了这一视角。他写于90年代的许多文章，如《1980——1992：新潮诗论鸟瞰》、《启蒙•失语•回归——新时期诗歌理论发展的一道轨迹》、《中国女性诗歌：调整与转型》、《精神的逃亡与心灵的漂泊——90年代中国新诗的一种走向》、《九十年代中国新诗走向摭谈》、《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与当代诗歌主潮》等，无论在命名上还是在内容上都鲜明地体现了这种“潮流”与“走向”的审读方式。
吴思敬是少数支持90年代诗歌的长者之一，京城谦谦君子的风范和宽容的批评家胸怀都使他对身处90年代的诗人给予深切的理解与关怀。在把握90年代诗歌走向的过程中，吴思敬首先重视并深入分析了这一时期诗歌与诗人面临的外在压力之后的反应。针对90年代被批评界普遍喻为“文化转型期”，而“文化转型期”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市场经济和大众文化的浪潮滚滚而来，进而造成“人文知识分子的日益边缘化，对诗歌和诗人的美好称呼早就成了遥远的回忆或隔世的妙语”[4]，以及“诗坛冷落”甚至“诗歌死亡”的论调频出的现象，吴思敬经过深入分析后指出：在90年代特定的环境氛围下，传统意义上的“诗人神话遭到破产。诗人们承受了前所未有的思想危机乃至生存危机。”[5]于是，许多诗人便顺势采取的一种“撤退策略”。他们要么“下海”经商，要么改弦更张。虽然，他们仍时时挂怀着诗歌，但像韩东、海男等转向小说并成绩不凡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这一“转向策略”。然而，“更多的诗人并没有改行，但失望到极点以后的精神上的逃亡却在90年代的诗坛上出演了。”[6]因此，他们往往将公共压力下的边缘处境和现实的无奈与逃避转向诗歌文本上愤懑与自我安慰；不但如此，精神上的“位移”乃至“逃亡”还“意味着心灵离开旧有的居所，开始漂泊的历程。”[7]像历史上许多“行吟诗人”那样，90年代的许多诗人开始了居无定所式的流浪生活，“他们在漂泊中产生的诗篇，正是他们在动荡的环境中心灵震颤的记录、生命搏动的轨迹。”[8] 在这里，吴思敬显然是通过联系文化转型期特定的时代背景，将90年代诗人对外部压力的反应大致分为“撤退策略”、“文本上的转向”和“居无定所”等三种主要态势，而在此过程中，他对于类似像于坚《O档案》和80年代末、90年代初许多诗人漂泊乃至出国现象的分析，则显得尤为深刻与精彩。
与从生存处境切入写作相一致地，是吴思敬注重90年代以来诗歌创作的整体演进。比如，在《九十年代中国新诗走向摭谈》一文中，吴思敬是通过“寂寞中的坚执”、“个人化写作的涨潮”、“先锋情绪的淡化”、“对传统的重新审视”、“将半空悬浮的事物请回大地”[9]等几方面来分析90年代以来的诗歌整体创作的：“寂寞中的坚执”是指90年代的诗歌虽然承受了商业化浪潮的巨大外在压力，但像郑敏等老诗人仍然在继续默默的努力，而翟永明、西川等年轻诗人更是抱定“终身写作”的理想；“个人化写作的涨潮”首先是对1986年“两报”以来群体创作的反驳，其次是对商品社会的一种有效对抗；“先锋情绪的淡化”源自对新生代诗人先锋情结的反思；而“对传统的重新审视”和“将半空悬浮的事物请回大地”则分别指90年代诗歌创作中普遍出现的对传统的追问、像叶舟长诗《大敦煌》等在创作中对传统事物的表现，和诗人们在创作中普遍对现实的关注等等。值得指出的是，出于对同一时期诗学关键词的敏锐把握，吴思敬在分析90年代诗歌整体走向时显得条理井然、准确到位。上述分析和吴思敬对90年代诗人诸多个案分析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幅立体交织的时代诗歌网络。此外，联系吴思敬的其他文章，如对90年代女性诗歌“女性意识的超越”现象的分析[10]，我们不难看出：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以来诗歌创作的主要特征在于对实验的反思，在于如何与现实的进行对话，而这些在诗歌文本上的表征就是呈现出一种对生活的关怀或是反思之后的追问与剖析。
二、潮流的把握：透视热点现象

一般说来，90年代以来的诗坛是被认为无“热点”的。这种论断出现的原因就诗歌本身而言，一方面是90年代诗歌在外部的挤压下已逐渐退到边缘位置，另一方面则在于许多诗歌评论者和诗人总是主观地将80与90年代的诗歌“分离”开来，自觉承认了诗歌的困难处境。不过，许多诗人还是希望能够对90年代的一些诗歌创作和整体趋势进行命名。但显然，自90年代以来诗歌创作中普遍的“相对主义”，和提法上的聚讼纷纭又往往造成了一种妄图以笼统的诗学话语构建本时期诗歌创作体系的渴望。这一事实，就其结果来看，不但使诗坛涌现出一系列诸如“个人写作”、“叙事性”、“民间写作”、“知识分子写作”等的“代名词”，同时，也直接影响到了世纪之交的一场诗歌论争。应当说，对于90年代以来诗歌创作中出现的普遍倾向无疑是应当重视并予以合理命名的，但重视的关键或然应在于如何透视与解释现象，而不是对命名本身的热情。吴思敬在研究90年代诗歌的许多“热点”话题的时候，所操持的态度很明显是倾向于后者的。
首先，吴思敬是将90年代诗歌创作普遍关注自身生活的现象归纳为“平民化倾向”。针对这种主要从“诗歌精神角度”来谈的创作倾向，吴思敬认为“九十年代诗歌所显示的平民化倾向，与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在九十年代发生的巨大变化及特殊的时代氛围密切相关。”同时，这也是“九十年代中国人的最大问题是生存问题”[11]的必然结果；至于其外在表征则在于“诗人往往喜欢从身边的平凡事物上取材，从而折射出我们这个时代的普通人的生存处境，以及面临生存危机的疑惧与焦虑。”它深刻地体现了“诗人在经历了八十年代的封闭的、高蹈云端式的实验后，对现实的一种回归，是诗人面对现实生存的一种新的探险”。[12]当然，“平民化倾向”的出现也为90年代诗歌美学追求上的嬗变和诗歌表现手段的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在逻辑上又决定了“叙事性话语”的出现。
对于“叙事性手法”，吴思敬是这样阐释的：“90年代严酷的现实迫使诗人正视基本国情，直面生存处境，并探寻从寻常琐屑的生存现实中发现诗意、将日常生活经验转化为诗歌材料的可能性。叙事性话语的加强就是其中之一。90年代诗人的叙事，与传统的叙事相关，但不是一回事。传统叙事的基本元素是故事、人物、环境，其主要特征是对已发生的事件进行客观的讲述，……而在现代生存场景挤压下，当代诗人的叙事不是以全面地讲述一个故事或完整地塑造一个人物为目的，而是透过现实生活中捕捉的某一瞬间，展示诗人对事物观察的角度以及某种体悟，从而对现实的生存状态予以揭示，这是一种诗性的叙事。”[13]本来，通过揭示外在的“诱因”并辅之以与“传统”比较来论述“叙事性话语”已然表述得很完整了，但论者并未只停留在这一层面。如果说以上的概括是对90年代诗歌“叙事性话语”的缘起性描述，那么，通过审美艺术角度去论述“叙事性话语”就更显得入木三分——“叙事性话语成分重新回到90年代青年诗人的笔下，不能仅仅看做是一种诗歌手段的流行，更重要的是显示了青年诗人们由过去对现实的漠视、回避，转入对现实存在状况的敞开与关怀。而这一点，又恰恰体现了由热烈、躁动的青春写作转向冷静、深沉的中年写作，由对隐喻、象征意象的迷恋转入让存在在诗中直接呈现自己的诗美追求上的变化。因而这种叙事性话语的出现，也就不能简单视为艺术手段的更替，而是青年诗人们在经历了封闭的、高蹈云端式的实验后，对现实的一种回归，是诗人面对现实生存的一种新的探险，比起青春期的自我宣泄来，这实际上是一种更见难度、更具功力的写作。”[14]的确，使用一种诗歌的“非惯常手法”去创作诗歌，不但会夹杂着鲜明的时代因素，同时，也会对90年代诗人提出更高的要求。这种洞彻问题实质的论述，体现了研究者把握诗歌潮流时具有的智慧和能力。
进入新世纪以来，吴思敬曾先后写下了《中国新诗：世纪初观察》、《一切尚在路上——新诗经典化刍议》、《面向底层：世纪初诗歌的一种走向》、《当下诗歌的代际划分与“中生代”命名》等具有时代性和开拓性的文章。针对尚未定型的“世纪初诗歌”及其热点问题，如“底层”、“经典”，吴思敬的发言具有明确的前瞻性。其中，《当下诗歌的代际划分与“中生代”命名》将“中生代”群落的范围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并进而从诗歌史发展的角度以及“海峡两岸”的视野指出“中生代”命名的意义[15]，这一着眼于新世纪眼光并体现开放性状态的“划分”与“命名”，本身已成为新世纪诗歌进入实体化研究阶段的一个标志性内容。

三、历史的意识：探寻与重读

自觉地探寻诗歌的出路，是每一个诗评家的理想与职责，也是诗歌能够进步的重要前提之一。但在众多读者甚至是诗人相继远离诗歌、诗歌普遍陷入“冷风景”境地的年代里，这种执著的行为就显得更加难能可贵。从这种意义上说，作为当代著名诗评家与学者的吴思敬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后进研究者做出了应有的表率。自90年代以来，为了能够更好的探求新诗的出路，他一方面大力扶植新人，为诗人撰写评论、摇旗呐喊；一方面则是身体力行，多次参与类似“字思维”、“新诗有无传统”的讨论，并通过多篇著述，如《歌词与现代诗审美差异》、《朗诵诗与非朗诵诗》、《科学诗：真与美的宁馨儿》、《90年代大学生诗歌：拯救与超越》等文章，对诗歌的未来发展寻找出路，这一现象本身已使其研究具有强烈的诗歌史意识。
在笔者眼中看来，所谓诗歌史意识其实也就是广义上的文学史意识，它不但是一种学科建设的前提，而且还是一种“贯通式”的研究，它的目的是通过对诗歌历史的梳理与重新挖掘乃至补充，对当前诗歌（研究与创作）进行浓重的投影，从而为诗歌的未来发展提供种种可资利用的启示。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文学研究中“史”意识的把握与凸显并不能仅仅依靠掌握乃至翻新某种或几种理论进行支撑，它需要广阔而丰富的历史视野及经验、材料的全面占有和恰当的梳理。吴思敬多年从事诗歌研究工作及其客观上拥有的身份、地位，已决定其从“历史”看待诗歌的“权利”。纵观吴思敬在90年代以来批评中的诗歌史意识，大体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其一，表现在对诗歌潮流的历史认同上。一般以为，90年代诗歌写作属于诗歌写作的“回归期”。在历经“朦胧诗”的启蒙和“后朦胧诗”以集体出击的方式对诗歌话语尽情游戏之后，90年代的诗歌写作在自我沉潜和反思前者的基础上，自然进入了一种回归的状态。许多诗人在反思80年代先锋情结之后，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回归现实，拒绝悬浮的主张，这里既包括“非非”主将周伦佑的“红色写作”、也有诗人刘翔的“新理想主义”构想……吴思敬很早就在《1980——1992：新潮诗论鸟瞰》以及稍后的《启蒙•失语•回归——新时期诗歌理论发展的一道轨迹》中，提出90年代以来诗歌进入“回归”状态的主张。尽管，这两篇文章是从“90年代诗歌批评”的角度涉及上述问题，但诗歌批评无疑是建立在同一时期的诗歌创作之上的——“90年代的诗坛，由青春期的躁动与张扬，进入了成年期的冷静与沉思；由集群式的不同流派的合唱，转向了超越代际的个人写作；由向西方现代诗派的咿呀学语，转向了向中国传统文化汲取养分。与此相应，在诗歌理论领域也出现了不同于80年代的新的景观……”[16]而在“盘峰诗会”之后，针对争论后相对的沉默以及许多人士的失望情绪，吴思敬又以乐观的表述“语出惊人”：“盘峰诗会的争吵打破了诗坛的平静，两种写作方式的冲撞为先锋诗歌未来的发展带来了契机。一方面，这种冲撞冲决了诗人固有的审美观念和思维定势，为诗的创造开辟了新的途径；另一方面这种冲撞也会带给读者审美习惯的变革。先锋诗歌这活跃的精灵，将会在两种美学观念冲撞而打开的辽阔空间里自由翱翔。”[17]这里，吴思敬在批评90年代新诗潮流时，前后所呈现的“认同”与“反认同”决不是偶然的，这既是他长期观察新时期以来诗歌整体流程的心得，同时，也是他从历史宏观角度展望诗歌未来的必然结果。
其二，是重新回顾与挖掘整理诗歌的历史。吴思敬在世纪之交先后写下了《叶硬经霜绿，花肥映雪红——〈他们〉述评》、《回望〈女神〉》、《李金发与中国象征主义诗学》以及长达数万字的论文《中国新诗理论：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诗学形态》[18]。《叶硬经霜绿，花肥映雪红——〈他们〉述评》主要是通过作者在理论上的“高度与深度”，认可了“他们”的流派性质；《回望〈女神〉》是属于对文学作品在追溯中的“重评”；《李金发与中国象征主义诗学》是文学史上的“重写”；而《中国新诗理论：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诗学形态》则是有关新诗史的一次整体性鸟瞰，这些文章都集中体现了写作者一贯的历史及其不断处于发展状态的思想。限于篇幅，这里只是以《李金发与中国象征主义诗学》为例进行简要的说明。传统文学史对李金发的评价一直不是很高，至少在一般人的眼里，他只是一个诗坛“怪客”。然而，作为中国最早的现代派诗人，李金发对中国现代诗的影响是不容低估的。吴思敬的研究告诉我们：李金发早在20年代就提出了日后被普遍使用的“个人化写作”，而且，从李金发将象征主义引入中国之后，现代派的诗歌因子就一直在随后80余年的历史中时隐时现，并在新时期伊始拔地崛起……这些都无疑表明了李金发的超前意识。正因为如此，吴思敬对于这位曾经被历史遗忘的诗人进行“挖掘清理”，就更显一种强烈的诗歌史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说，上述“历史重读”无疑会对当前许多盲目实践和自以为是的诗人进行一次写作与观念上的启迪与教育，并重新检视诗歌的历史，因而，其意义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四、批评的艺术：“融合”与“共赏”

从1996年出版的《心理诗学》可知，多年来吴思敬一直以“心理学的方法追踪诗的精灵”。尽管，按照吴思敬的说法，“‘心理诗学’或‘心理诗歌学’其侧重点”，“不在于从诗歌创作与鉴赏的角度去探寻心理学原理，而在于用心理学的方法考察与追踪诗歌的生成过程，落脚点在新的诗学体系的建设上，本质上则属于文艺学的范畴。”[19]但无论就此前的《诗歌鉴赏心理》一书（作者的本意是在《心理诗学》中包括诗歌鉴赏心理的内容，但鉴于此前已出版该书，故省略），还是“诗学”本身就可以作为一种批评，《心理诗学》都可以作为一次“跨学科”的研究。何况在书中具体涉及“诗人的创作心态”、“诗人的个性特质”时，吴思敬已经为我们揭示了“个案批评”的本质内容，因而，《心理诗学》首先可以作为吴思敬90年代以来诗学批评“融合”倾向的一次集中实践。
当然，谈及“融合”，我们更应当注意吴思敬《心理诗学》以及其90年代诗歌理论批评所蕴含的丰富的信息。翻阅《心理诗学》，仅从其引文、注释中就可以看到：曹丕的《典论论文》、钟嵘的《诗品》、黑格尔的《美学》、弗洛伊德的《梦的释义》、梁宗岱的《诗与真》、韦勒克的《文学理论》、爱伦•坡的《写作的哲学》以及大量的古今中外诗人诗作、名人传记，均作为研究者的论据、材料，遍布书中。这一丰富的信息含量对于一次“跨学科”的研究来说，无疑是增加了阅读和写作的难度。然而，从“另一半的追寻”角度上说，它又成为理论家视野“融合”的生动写照。就笔者跟从吴思敬学习、接触的经历来看，吴先生笔耕不辍、与时俱进的坚实基础，就在于其广泛涉猎古今中外文化艺术、掌握丰富知识的文化背景。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40年代出生的学术前辈，其活跃的思维和融会贯通的文化视野，就超越了今天以学位、专业身份评判一个理论者的标准和限制。
循此“融合”的逻辑，不难发现吴思敬在具体批评时潜在的深厚背景，以及对青年一代诗人的呵护、同情和包容。以吴思敬为西部诗人牛庆国诗集《热爱的方式》所作的序言为例，将其定位于“西部的，乡土的，现代的”，就俨然以某种立体的层次和序列，勾勒一个诗人的写作图景。“牛庆国的故乡在甘肃会宁，这地方曾被左宗棠称之为‘苦甲天下’”；“诗人立足于西北大地，深深地挚爱着农村，他的诗植根于乡土，深受西北地方戏曲秦腔与西北民歌‘花儿’的影响”；“新世纪的中国诗坛，需要有一种大气的、源于生命本身的东西显露出来，以给各种类型的虚情假意、矫揉造作的诗歌一个有力的冲击”[20]……，这些论述既有“融合”，又有“关怀”和“期待”，而诗人“热爱的方式”也就这样获得了品位的升华。
如果说“融合”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吴思敬诗歌批评艺术的内在构成方式，那么，“雅俗共赏”则是其批评艺术的外在表现方式。遍览吴思敬90年代以来的诗歌批评，深入浅出、形象生动已成为其重要的风格特征。“雅俗共赏”在很大程度上了减少了阅读的障碍，并易于为更多读者所接受，自然是一个理论家广为人知的重要前提。至于由此而引申的文字与性格的相得益彰，同样也成为探讨吴思敬批评风格的重要视点之一（关于这方面的例证，在前文举例时已多处援引，此处不再重复）。
吴思敬曾言：“在当今这物欲横流的世界中，写诗是寂寞的事业，搞诗歌评论更是加倍寂寞的事业。但是我不会为自己的选择而后悔。不管诗歌和诗歌评论滑向边缘的何处，我都甘愿当一名‘边缘人’，坚守我的追求而矢志不渝。”[21]这段话大致可以作为吴思敬90年代以来诗歌批评的生动写照。目前，他的“追寻”已经引起人们的注视并被写入诗歌的历史，而其本人依然在批评的版图上刻画自己坚实的足迹，这使我们充分相信：在未来，其意义和价值必将会呈现出更为悦目的光彩。

注释：
[1]见吴思敬《诗学沉思录》附录中的“主要学术反响”，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以及程光炜《中国当代诗歌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281页。
[2]吴思敬：《诗学沉思录》“自序”，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3~4页。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吴思敬的前一种批评主要指《诗歌基本原理》、《诗歌鉴赏心理》等诗歌创作的本质性原理，这项工作主要集中在80年代，而后一种批评则集中体现在其90年代的诗歌批评文章上。本文主要所探讨的对象是后一种批评。
[3]欧阳江河：《站在虚构这边》，北京：生活•读者•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49页。
[4][5][6][7][8]吴思敬：《精神的逃亡与心灵的漂泊——90年代中国新诗的一种走向》，吴思敬：《走向哲学的诗》，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年版，110—114页。
[9][14]吴思敬：《九十年代中国新诗走向摭谈》，吴思敬：《走向哲学的诗》，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年版，99—109页。
[15]吴思敬：《当下诗歌的代际划分与“中生代”命名》，《文学评论》，2007年4期。
[10]吴思敬：《中国女性诗歌：调整与转型》，吴思敬：《诗学沉思录》，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286—292页。
[11][12][13]吴思敬：《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与当代诗歌主潮》，吴思敬：《走向哲学的诗》，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年版，115—128页。
[16]吴思敬：《启蒙•失语•回归——新时期诗歌理论发展的一道轨迹》，吴思敬：《诗学沉思录》，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199—206页。
[17]吴思敬：《世纪之交的先锋诗坛：裂变与分化》，吴思敬：《诗学沉思录》，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293—300页。
[18]以上文章出自吴思敬：《走向哲学的诗》，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年版。
[19]吴思敬：《心理诗学》“代跋”之“作者附言”，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361页。
[20]吴思敬：《西部的，乡土的，现代的》，牛庆国：《热爱的方式》“序言”，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年版，2-8页。
[21]吴思敬：《诗学沉思录》“自序”，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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