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的生成与变动过程

张立群 · 发表于 2010-1-5 20:24:38

——论“张爱玲现象”的当代接受兼及《小团圆》
张立群

   有关张爱玲（1920—1995）文学的当代接受及其炙热程度，至少应当包括阅读和研究两方面。仅以大陆的景况而言，从80年代中期以来张爱玲创作的再生，到90年代走向巅峰，“张迷”的为数众多，与“张爱玲学”（简称“张学”）浮出历史的地表并博取“显学”地位[1]，都印证了张爱玲文学的传奇魅力。近年来，有关张爱玲的接受已越来越转向为“生平与历史”的考证，以及接受媒介的改编（比如：电影、电视剧等），这种趋势的出现以及研究者从以往的张氏小说逐步向散文、翻译、戏剧等层面的“开掘”，都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张爱玲文学接受的成熟及其包孕的空间。但在上述不断升温的“张爱玲热”中，人们也不难察觉诸多文学以外因素的介入进而发挥效力。鉴于业已成为经典之张爱玲文学在接受层面上存在的多义性倾向，本文使用“张爱玲现象”这一笼统的说法[2]，试图涵盖其接受上的复杂内容。在稍后的论述中，我们将通过历史分析、接受心理等方式，具体涉及“张爱玲现象”的生成、发展与变化过程，并进而在研讨张氏遗作《小团圆》的同时，审视这一现象的“新动向”。
一、“当代”的概观

   谈及张爱玲文学的当代接受及所谓经典的生成，不能不追溯其在20世纪40年代横空出世的历史。张爱玲文学作为一个“现象”，诞生于40年代沦陷区的上海。自1943年，年仅22周岁的张爱玲相继推出《沉香屑  第一炉香》、《沉香屑  第二炉香》、《茉莉香片》、《心经》、《倾城之恋》、《封锁》、《金锁记》等小说篇目之后，当时的上海文坛就到处充满着“传奇世界”。“张爱玲作品风靡流行的时候，还具有带领‘一代风骚’的气概，曾出现了好多位青年男女作家，倾心于张爱玲独特的风格和文采，专门模仿她的技巧笔法。形成过一个‘张爱玲派’。”[3]张爱玲是一位天才的小说家，同时又是一位独特的散文家，1944年小说集《传奇》和散文集《流言》的出版，既是张爱玲文学的出发点，也是其巅峰之作。然而，与张爱玲当年红遍上海滩的景象相比，张爱玲文学在当代的“接受”却是历尽沧桑。对于熟悉现当代文学历史的人们来说，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张爱玲文学如同其诞生场特殊的时间和空间一样，始终存在于正统的话语体制之外。应当说，张爱玲独特的生活经历、文学积累和成名于沦陷区的历史，都决定了其在不同历史阶段获得评价的差异性；而张爱玲年少成名的“渴望”[4]、独特的个性以及与胡兰成的恋爱关系，也极易使其陷入到“诟病”的逻辑之中，因而，张爱玲在一个阶段不见中国现代文学史，毫不足怪。但历史毕竟是公平的，张爱玲及其在文学上的是非得失，始终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时间问题”。
张爱玲1952年离开大陆，对此，很多人为她感到庆幸是理智而客观的。尽管，此前张爱玲曾使用笔名“梁京”在《亦报》连载深受欢迎的《十八春》（1950—1951年），试图改变自己，表达融入新中国的努力，但文学场的改变最终还是使其离开了祖国，飘流远方。张爱玲先到香港，继而到美国，此后再也未回过中国。暂居香港期间，张爱玲曾用英文写过《秧歌》和《赤地之恋》两部长篇，但从日后的言论中可以明显看出因“迁就”而完成的写作是无法令其满意的[5]。1957年定居美国之后，张爱玲长期为生计而奔波，除了将过去的作品进行改写和一度赴台湾进行电影剧本的写作之外，已很少有作品问世，这使其与全盛期相比，逊色不少。
对于“50年代以后的张爱玲及张爱玲文学的接受场”，邵迎建在《传奇文学与流言人生——张爱玲的文学》中，曾分为“一  寻求认同”、“二  继承——在台湾”、“三  再生——在大陆”[6]三个部分，结合张爱玲文学50年代之后的接受实际，上述划分基本反映了张氏文学接受的历史现状。当张爱玲文学在当代文学视野中一度消失的同时，另一个关于张爱玲的“热潮”却在台湾悄然兴起。1957年，夏志清应其兄夏济安邀稿，将英文版《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的“张爱玲”一章寄送，夏济安亲自将其翻译成中文并分两次看法，这两篇文章，“绝对肯定了张爱玲的成就，当时可能很受注意。后来我认识了好几位旅美小说家，他们都是读了我的文章后才去找张爱玲的作品来读的，而且他们自认在创作方面也受了她的影响。”[7]应当说，夏志清1961年《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出版及其中译本的陆续出版，以及花费42页的篇幅论张爱玲，而仅用26页论鲁迅的具体写法，对于重塑张爱玲文学史的地位产生了不容忽视的意义[8]。1973年，水晶发表了《张爱玲的小说艺术》，这是继夏志清之后，第一部研究张爱玲作品的专著。此书运用了西方文艺批评理论，分析了张爱玲的《传奇》，还特别加上了《蝉——夜访张爱玲》这一珍贵的访问资料，此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掀起了对张爱玲文学再评价的热潮[9]。当然，在这一阶段台湾，对张爱玲的接受，不仅只有赞美，也有如唐文标等持不同看法的人，但如就接受的层面而言，上述研究在推动“张爱玲热”时都无疑起到了殊途同归的作用。
大陆当代文坛对张爱玲重新发出声音是其离开故乡30年之后的事情。1985年，曾经在沦陷区担任文艺杂志《万象》主编的柯灵，写了一封情意深长的信《遥寄张爱玲》。在文章中，柯灵回顾了当年的历史，肯定了张爱玲的文学创作，并将时间的检验留给了历史[10]。以此为契机，《传奇》和《流言》在上海重印，一批旧作史料也逐渐被挖掘出来。1989年，孟悦、戴锦华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出发，在其重要著作《浮出历史的地表》中，高度评价了张爱玲的文学，将其定位于现代女性文学的成熟点。进入90年代之后，张爱玲的各种传记，文集相继出版，都为张爱玲的当代接受产生重要意义。其中，1992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张爱玲散文全编》，安徽文艺出版社的《张爱玲文集》4卷，可以视为张爱玲去世前大陆关于其作品的“权威版本”。1995年中秋，张爱玲在远离中国的太平洋彼岸悄然辞世，消息迅速传遍两岸三地，在中国人中再次引起震动，并迅速将张爱玲文学热推到顶峰。到目前为止，粗略统计，大陆出版的“张爱玲（评）传”已不下10余种；关于张爱玲的研究资料、学术会议文集不下数十种，其中值得一提有陈子善编撰的《私语张爱玲》（浙江文艺出版社，1995），以及陈子善、罗岗主编的《阅读张爱玲书系》5卷本（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内中收录包括“1949年前张爱玲评说”；王德威：《落地的麦子不死——张爱玲与“张派”传人》、台湾学者水晶著《张爱玲小说艺术》、《张爱玲未完》；刘绍铭等编《再读张爱玲》等原来在香港等地出版的文献），而2008年由陈子善编的《重读张爱玲》作为张爱玲学术研讨会的第四部论文集（上海书店出版社），则体现了近年来张爱玲最新研究成果；关于张爱玲文集方面，冠名为“精品集”、“作品集”、“文集•补遗”、“典藏全集”、“全集”等名目的已不下10余种，此外，不断被改编，搬上银幕、荧屏的张氏作品也同样琳琅满目，至于将其作为学位论文（学士、硕士）更是难以估量……

二、接受的时代性与艺术本质

“回顾张爱玲文学的诞生、承传、沉寂、再生的整个过程，可以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这就是，每当张爱玲文学出场时，中国的历史都在一个结节点上，即国家或地区的认同发生重大危机的时候。认识到这个接受场的特点后，重读张爱玲的作品，大约人们会再次惊愕吧，张爱玲的作品本身所描写的正是陷于认同危机中的人们的故事。”[11]邵迎建的论断告诉我们：张爱玲文学的热潮始终包含着深远的历史内容，惟有认识这一重关系，张爱玲的文学才会与历史发生相互缠绕的过程中，凸显其时空衬托下的认同价值。
张爱玲成名于抗战相持阶段的沦陷区上海。在这一阶段，沦陷区相对的平静，斗争文学失去发表的阵地，伪政府的“宣传文学”以及“汉奸文学”无人理睬，通俗文学、消遣之作的泛滥，都使纯文学的创作几近空白。“上海那时是日本军事占领下的沦陷区。当年夏季，我受聘接受编商业性杂志《万象》，正在寻求作家的支持，偶尔翻阅《紫罗兰》杂志，奇迹似的发现了《沉香屑  第一炉香》。”[12]柯灵在回忆张爱玲的文章中讲述当时不得不在其他报刊上搜寻好作者的事实，便说明了当时作家队伍的匮乏。而张爱玲的出现，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以一个纯文学作家的身份对上海文坛进行了适度的填空。“是乱世为她提供了成功的机会，是才华使她在乱世中放出来光彩。如果不是当时上海文坛上优秀作家销声匿迹，如果不是当时的纯文学创作领域近乎空白，她的才华完全可能被淹没。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说，她的出现是一个漂亮的填空。当后人们逐渐把这个空儿看的越来越大的时候，张爱玲填空的分值便越来越高。” [13]刘川鄂在《张爱玲传》中的这段论述客观而真实地说明了张爱玲文学成功前提。
当然，张爱玲文学的成功与其自身的艺术成就同样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鉴于对于张爱玲文学艺术尤其是小说艺术的分析已经达到汗牛充栋的程度，这里，仅从接受的角度谈及其艺术与时代、读者之间的共生关系。第一，张爱玲是以一个智者的眼光，写出一个又一个苍凉、没落又常常带有荒诞意味的故事。她的笔下有漫不经心的讽刺、嘲弄，又渗透着令人刻骨铭心的寒意。应当说，张爱玲较为独特的生活经历决定她很早就将世间一切看得透彻了。其透彻的眼光与特有的才华，使其小说遍布读来令人吃惊的语句。而事实上，张爱玲毫不留情的讽刺也决定了她是鲁迅之后这方面最为杰出的作家。今天的读者，之所以喜欢张爱玲也与喜欢她的行事和行文有关。正如张爱玲在《〈传奇〉再版序》中写过“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 [14]；在《自己的文章》中写过“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 [15]所谓“惘惘的威胁”主要来自作家现时生存的那个无可救药的社会，而“苍凉”却在于震撼人心的悲剧感和荒谬感，两者都体现了“现代”的精神。第二，张爱玲笔下的人物和生活场景虽然格局较窄，属于日常化的叙述，但其用笔之处却集中在人性的开掘、女性的命运、婚恋的“封锁”、欲念的变形之上，诸如《金锁记》中曹七巧式的触目惊心、直逼内心的形象，已经抓住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个体灵魂深处的“鬼影”。这种经常体现为否定价值判断的写作，在个体充满虚无的时代必将产生回响与共鸣。第三，张爱玲的文学具有贯通古今中西的特质。仅就小说而言，中国古代小说《红楼梦》、《金瓶梅》和英国作家毛姆对张爱玲的影响早已在张爱玲成名时得到认证。不但如此，张爱玲还是一位具有自觉意识到作家，是为数不多的“为创作而创作”的现代作家，惟其如此，她才能不带偏见地尝试各种问题，才能避免受到外部社会的干扰，孜孜以求的经营自己的艺术世界，并最终形成了雅俗共赏、卓尔不群的张爱玲风格。“她具有非凡的转化中外文学传统能力，她是把中国古代文人小说精华与现代西洋小说技巧结合得最好的现代作家之一；她具有对人性的精深的洞察与描写能力。她笔下人物的人性深度和美学意蕴远远高于一般现代作家的作品。” [16]这一评判自然呈现了张爱玲可以经受住时间和读者考验，走向经典的趋向。第四，透过支撑张爱玲文学世界又常常被人“忽视”的散文，比如《流言》，我们可以读出独特的“人性味”。作为一位很少涉猎时代重大主题，而用全部体验去感知世俗化生存境遇的女性作家，张爱玲运用的是一种可以逸出意识形态的边缘性话语，这一窃窃“私语”的行文方式对于特定年代或者特定读者群落来说，无疑会产生非凡的吸引力。
张爱玲的文学，之所以在60年代的台湾产生影响，除了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个重要的原因即为“历史的认同”。在远离中国大陆本土，远离中国人的情感这一共同境遇的前提下，台湾认同了张爱玲。一方面，是此时的台岛文学在种种限制下陷入“沙漠状态”，一方面是远离大陆本土之后自身的困惑极易与张爱玲的文学产生契合。在经历几次关于张爱玲文学的讨论之后，台湾文坛陆续出现了题材、文体、语言等方面的“仿张体”现象。这一现象，结合当时众多作家（比如：施叔青、白先勇、李昂、三毛等）的创作、言论来看，不难发现其中包含着自发式的亲切感。
对于张爱玲文学在90年代之后的大陆发展为“张爱玲现象”，必须要明确的是意识形态的弱化和启蒙神话的远遁，此时，无论就研究界的知识分子，还是文学界的写作者而言，位置的边缘和价值的滑落，都是其切身理解张爱玲的重要原因。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之后，物化的生活很容易使人产生存在的焦虑，而这时，始终远离权力，意识形态话语的张爱玲及张爱玲文学，无异于带来了一个自我更新、自我发现的“梦境”。由此回想柯灵“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17]的说法，不由得会产生这样的思考：“张爱玲现象”体现了现代中国文学（主题）与历史（主题）之间的复杂纠葛与沉浮关系。在“难以容身”而又“无处不在”的对峙下，张爱玲作品中超越二元对立的特性，构成了其创作在接受过程中历史与文学的“反比逻辑”，因此，其自身“位置”的重建超越其单一的创作层面，进而纳入到某种历史语境下的主体接受。

三、影像叙事的“他者接受”

张爱玲与电影的结缘无疑为其文学的传播和接受产生重要影响。张爱玲不仅是优秀的小说家，散文家，同时还是优秀的剧作家。她的电影剧本和话剧剧本在当时影响很大，并直接与其文学创作结合起来，相得益彰。早在1944年，张爱玲就曾将其小说《倾城之恋》改变成四幕八场话剧，连演十八场，场场爆满，这可以视为是张爱玲的另一个“传奇”。张爱玲1947年初完成电影剧本《不了情》，在此之前，看电影一直是张爱玲多年的爱好，她出道也是从写影评开始的。《不了情》1947年4月被导演桑弘搬上荧幕，公演后获得很高评价。同期，张爱玲又将剧本《不了情》改编为小说《多少恨》发表，这可以视为电影和文字创作在张爱玲笔下的一次融合。1947年12月，张爱玲电影剧本《太太万岁》在上海公演，观众十分踊跃，但与观众和传媒对《太太万岁》不绝于耳的赞美声相比，评论界却对此展开了一场不小的争论。评论界评判标准的差异性特别是剧作家洪深态度的前后变化，对这部电影以及张爱玲的电影事业影响很大[18]。虽说，张爱玲未就《太太万岁》的非议发表意见，但当时文华影业公司准备把《金锁记》搬上银幕计划的流产，却大致可以证明两者之间的微妙关系。
所谓张爱玲小说的影视改编史主要按照电影和电视剧两条线索进行，当然也存在着一个时间和历史的问题。尽管，张爱玲60年代的赴台进行电影剧本创作，具有因生计而重操旧业的客观因素，但《情场如战场》、《人财两得》、《桃花运》、《南北一家亲》、《南北喜相逢》等电影，与张爱玲自己的文学改编基本没有关联。因此，影像叙事接受视野中的张爱玲文学实际上是80年代之后的事情了。1983年，香港导演许鞍华改编、拍摄了张爱玲小说《倾城之恋》（主演：周润发、缪骞人），在忠实于原作的基础上突出影片的浪漫爱情，虽然，这部电影就结果而言是没有深入挖掘原作的精神，但其价值却在于开创了八九十年代张爱玲小说影视改编的先河。1988年，台湾导演但汉章拍摄了改编自《金锁记》的《怨女》（夏文汐饰演银娣）；1994年，关锦鹏导演了《红玫瑰与白玫瑰》（主演赵文瑄、陈冲、叶玉卿）；1997年，导演许鞍华再次改编、拍摄了张爱玲的《半生缘》（改编自《十八春》，主演黎明、吴倩莲、梅艳芳，并有葛优、王志文等大陆演员加盟）。这是许鞍华的得意之作，得到了广泛地认可。影片无论在环境景物还是情节气氛、主人公人物细节刻画上，都在汲取上次改编张爱玲小说的教训，拍出来怀旧和人生的苍凉，其结果是吴倩莲和梅艳芳饰演的曼桢和曼璐获得一系列电影奖项（吴倩莲，香港电影评论学会1998年第四届最佳女演员；梅艳芳，香港电影金像奖1998年第十七届最佳女配角，香港金紫荆奖1998年第三届最佳女配角）。1998年，
导演侯孝贤拍摄、改编了张爱玲的《海上花列传》（主演：梁朝伟、刘嘉玲、李嘉欣）；2007年，李安导演改编了张爱玲的“争议之作”《色•戒》（主演：梁朝伟、汤唯）。这是一部涉及“性与政治”、“革命与身体”的故事，这两方面，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的角度，都是最容易触动人们神经，引发人们思考的内容。该片在第64届威尼斯电影节颁奖礼上，获得最佳影片“金狮”奖。
与张爱玲小说的电影改编相比，其电视剧改编拍摄大有姗姗来迟之势。2003年，胡雪扬导演的30集电视连续剧《半生缘》（主演：林心如、蒋勤勤、谭耀文、李立群）上映，反映热烈；2004年，导演穆德远导演了20集电视连续剧《金锁记》（主演：邵峰、刘欣、奚美娟、程前），增加了许多商业化、通俗性的成分；2009年，导演梦继拍摄了34集电视剧《倾城之恋》（主演：陈数、黄觉、王学兵），再次热播……
纵观张爱玲文学的影视改编，其创作宗旨都难免于张爱玲的“盛名所累”而试图还原张氏小说的苍凉味道。从许鞍华《倾城之恋》、关锦鹏《红玫瑰与白玫瑰》的“不满意”程度来看，“张迷”对于张氏文学电影版的期待始终潜藏着一个“张爱玲的高度”。这样的接受心理一方面使其电影改编成为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另一方面，又会存有强烈的接受期待的过程为影视带来机遇和挑战。如何拍出张爱玲小说原作那种寒彻透骨的故事和人格心理，始终是张氏改编电影的重要课题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影视改编毕竟是“二度叙事”，而且，其具体改编也受到时代文化语境的影响，张爱玲的作品之所以会受到银幕和荧屏的宠爱，其实反映了张氏文学的经典程度和品牌效应。但消费时代的影像化叙事的“症结”在于能否盈利，投资商和广告商的加盟等外部因素在一定程度会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这样，所谓导演的解读能力、鉴赏眼光以及领悟能力，无疑会成为再度叙事的关键。许鞍华《半生缘》和李安《色•戒》取得的不俗成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张爱玲文学与其影像化叙事之间的辩证关系，由这种张力扭结产生的观众热潮说明张爱玲的文学仍具有经久不衰的魅力，当然，这对张爱玲文学的接受及其经典化程度的提升，也起到“另一面相”的意义。
在关于张爱玲文学的影像化叙事中，1990年上映，由严浩导演、三毛编剧的《滚滚红尘》（主演：林青霞、秦汉、张曼玉）是需要提及的一部。这部以张爱玲的爱情故事为原型的电影剧本公映后历久不衰。片中女主角韶华（林青霞扮演，即是张爱玲的化身），开篇被囚禁的场景，与张爱玲年少时被父亲囚禁并最终逃离家庭的故事何其相似！而作为电影本身的爱情悲剧，又与张爱玲和胡兰成的爱情原型呈现为相似结构。这个故事因为张爱玲、三毛乃至林青霞三个女性的传奇和情感故事而显现出宿命般的重叠。只是就张爱玲现象的接受来说，它已进入近似生平索隐的层次。

四、“评传”、“研究”与“考证”

随着张爱玲文学热在当代的兴起，张爱玲的评传、研究资料汇编以及研究专著的出版，同样也呈现出琳琅满目的态势。鉴于张爱玲文学的热度，在当代重新被接受后，《张爱玲传》、《张爱玲评传》的迅速出版无疑为详细了解这位传奇女作家的一生提供了资料佐证。但“作家传记”毕竟要建立在对作家的了解程度和材料的挖掘程度上。因而，对于那些已成刻板传奇形式和怀有强烈情感因素以及过度想像的写作必须予以甄别判断。事实上，张爱玲生前一直有心为自己写传。这当然是一个和张爱玲一样复杂的问题。张爱玲在文学、生活以及作品传达出来的立场，本身就构成了自由作家写作与身份的多义性。长达十八万字的《小团圆》是最近才出版的事情，在此之前，许多人只能在张氏沉默的生前和安静的辞世后为她编写传记传奇。这种现状很容易在偏重张爱玲传奇一生的过程中将写作成为一部传记小说。而对于张爱玲生平资料的另一类，比如夏志清认为的较为重要的，“（一）胡兰成《今生今世》中的《民国女子》一章；（二）张子静提供资料由季季整理写出的《我的姊姊张爱玲》；（三）林式同长文《有缘得识张爱玲》；（四）司马新《张爱玲与赖雅》。”[19]虽信实程度较高，但却只是抓住张爱玲某一阶段的生活特质，这样的资料挖掘和汇编从客观的角度上说已趋于成熟。
由上述内容可见，再写一次或多写一次生平传记其结果极有可能成为画蛇添足。但在另一方面，这样的现状似乎并未减少“张迷”对张爱玲生平的热度。正如多种关于张爱玲的传记中都指出的那样：张爱玲由于自幼家庭生活的原因，性格内向、不善交际。定居美国的张爱玲在爱人赖雅谢世之后，更是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张爱玲晚景是落寞的，这时的她已经很少接触陌生人，而对于故土，她更是怀着恍如隔世的感觉，再也没有归来。张爱玲生平本就如其小说集“传奇”一样，而晚年的生活则更增加了这种传奇色彩。因胡兰成《今生今世》引发的“访胡”而“看张”事例，80年代因窥探张爱玲而产生的“垃圾事件”[20]，在很大程度上都体现了对张爱玲逸事的好奇心理。以上事实就接受视野中的问题是可以反映“张爱玲现象”的丰富性的，但若就品读张爱玲文学却势必会因猎奇心理、乃至商业文化因素而大打折扣。张爱玲的接受无论就现代还是当代而言，都应当以尊重作家作品为主体，而后才是参考那些有价值的传记、材料。张爱玲散文中关于自己生平和创作的文章，比如：《烬余录》、《童言无忌》、《私语》、《自己的文章》、《惘然记》序等，傅雷的《论张爱玲的小说》、柯灵的《遥寄张爱玲》、张子静的《我的姐姐张爱玲》以及夏志清、水晶、司马新的文章，之所以有相当的可信度，就在于这是出自于本人或者了解、接触过作家本人的资料，只有这样，张爱玲复杂的“传奇”才能获得客观、真实的解读。
那么，对于可以提升“张爱玲现象”品味的研究领域，又将如何真实还原张爱玲，或至少是文学意义上的张爱玲呢？结合现代文学开启至90年代以来达到繁盛状态的张爱玲文学研究来说，“着重文学技巧的探讨”、“从社会意识批评作品思想内涵”、“从女性本位的立场来评论张爱玲小说的价值”、“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研究张爱玲”[21]，已经成为以往研究张爱玲文学的几个重要方向。显然，对张爱玲离开大陆前的小说研究已达到相当成熟的程度，然而，这并不是说张爱玲研究已经达到饱和状态。相反地，在人们津津乐道张爱玲小说及其现实原型以及作家本人的生平事迹时，张爱玲的散文，张爱玲的戏剧、电影创作，张爱玲文学与影视之间的改编，张爱玲文学研究（《红楼梦魇》、《海上花列传》），张爱玲研究之研究、张爱玲的平行比较研究（比如：鲁迅、海派文学和当代女性作家等）仍有相当的探索空间。在《漫谈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颓废”》一文中，李欧梵的“而真正从一个现代的立场、但又从古典诗词戏曲中找到灵感并进而反抗五四以来的历史洪流的作家，我认为是张爱玲”[22]之说法，同样可以作为张爱玲文学独特现代性的一个重要佐证，这本身就是一个关乎文学史的命题，而对其详加探讨，自然会涉及“张爱玲与中国文学”本身这一宏大的命题。
总之，在“张爱玲现象”当代接受的过程中，评传、研究和考证作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一直影响着张爱玲现象的整体接受和走向。这是一个需要沉积的过程，同时又是一个不断拓展的问题。面对着张爱玲已成文化商品生产、消费、再生产的一种时尚，一个符号，张爱玲现象的接受也应当向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敞开，而在不断去伪存真的过程中，如何使张爱玲及其文学得到整体全面的认识，正是“张爱玲现象”及其当代接受的重要途径。
五、《小团圆》：一个作家神话的终结？

作为一种前史，《小团圆》对于张爱玲的读者和研究者而言，可说是一桩“悬案”：从大量关于张爱玲的传记书写中提及此文，到猜测其可能被沉埋甚或遗失，《小团圆》由于涉及到张爱玲的自传而为张氏一生留下了许多谜团。不过，从此前掌握的材料大致可以了解，《小团圆》写作于70年代中期，全书长达十八万字，当时初稿已经杀青。只是鉴于作品是根据同胡兰成这段恩怨故事加以改编的，牵涉太广，颇为敏感，以致张爱玲对初稿顾虑重重，觉得“需要改写，相当麻烦”。直至张爱玲去世，“《小团圆》仍未改好，永远无法改好了，初稿手稿也下落不明，至今仍是个谜。” [23]对《小团圆》的期待，决定了作品出版时存在的“期待视野”，因而，在2009年4月，《小团圆》终于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隆重出场时，封面上介绍的“全球3000万张迷翘首企盼”、“张爱玲最神秘的小说遗稿、浓缩毕生心血的巅峰杰作”就绝非空穴来风。然而，就目前的反映情况来看，围绕《小团圆》产生的争议或许远远超过了作品本身。即使仅从《小团圆》是否“合法出版”以及“生平索隐”的角度，《小团圆》也过多注入了文学之外的内容，何况，围绕作品艺术性而产生的不同观点更加大了阅读与期待之间的“距离感”，这使得使用“《小团圆》现象”比简单的作品命名更具客观性和现实性。
《小团圆》的出版无疑解决了“张迷们”多年来的“宿愿”，但关于作品本身艺术性的探讨尚未深入之前，围绕《小团圆》而产生的争议性话题已然蜂拥而至。在讲究热点追踪的逻辑演绎下，《文汇读书周报》、《中华读书报》、《文学报》、《文汇报》、《光明日报》、《深圳晚报》等报纸以自身的快捷方式，迅速报导了关于该书的“评价”，而更多关于张氏遗作的出版计划，比如《雷峰塔》、书信、《重访边城》等，也大有跟踪而至的趋势。想来，出版商出于自身的考虑不愿意失去“重现张爱玲”这一大好机会。但与新一轮“张爱玲热潮”蓬勃兴起的局面相比，《小团圆》获得的“正面评价”却明显呈现了堪忧的态势。除了被指认为违背张爱玲意愿，是“合法盗版”，“拒买、拒看、拒评”甚至“严重侵权行为”之外[24]，作品的艺术性也受到很大的质疑。“读者当然相信这就是张爱玲与胡兰成的故事。问题是我们看不到作品有任何道德评价，也绝不像出版社广告所说的是写出了‘爱情的万转千回’，整个给人印象就是理不清的怨怼。这部作品保持有张爱玲那种细腻刻写的风格，挖掘人性中某些隐秘的东西，但这是她晚年心性不太健全的境遇中写的，过于黏着具体人事，缺少道德的观照，多少带有泄私愤的味道，整体艺术水准下降了，当然，对于了解这位作家的生平创作会有些价值。现在出版社和传媒结合，似乎又在造势，推动新一轮‘张爱玲热’，这背后恐怕主要是商业驱动，对读者不见得负责任。” [25]上述现象无疑对“张爱玲现象”的接受增添了新的看点与内容。
毫无疑问，熟悉张爱玲生平的人，都能轻易看出《小团圆》强烈的自传色彩。不过，既然题材“定位”于长篇小说，那么，其文学的特质就势必与一般意义上的生平传记有所区别。面对着《小团圆》出版后产生的种种议论，所谓作品的“前世今生”同样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因此，如何解读它，不但能够让读者更为清楚地认识定居美国之后的张爱玲，也必然会对总体意义上的“张爱玲现象”产生影响。首先，《小团圆》中女主人公盛九莉的经历可以视为是张爱玲的化身——盛九莉逃出家庭；与母亲蕊秋之间；盛九莉将稿件投给汤孤鹜（可以视为周瘦鹃的化身）及其经过；稿件发表后受到汪伪政府汉奸邵之雍的评价；邵之雍与盛九莉一起写婚书：“邵之雍盛九莉签定终身，结为夫妇。岁月静好，现世安稳。”盛九莉长途跋涉去看望邵之雍；邵之雍的婚姻纠葛及离婚；盛九莉在纽约与汝狄结婚后用药线打胎……这些故事情节与张爱玲的一生以及与胡兰成、再婚赖雅的事实基本吻合，因而，将其定位于自传体长篇小说没有问题。
其次，《小团圆》在张爱玲晚年完成，几经“辗转”却未出版，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可能产生争议的考虑。刘川鄂的《张爱玲传》记录了90年代初期张爱玲给皇冠出版社编辑写信的内容，涉及《小团圆》的情况。这一记录在大陆版《小团圆》出版的“前言”中得到证实，但时间却是1975年左右的事情。“我在《小团圆》里讲到自己也很不客气，这种地方总是自己来揭发的好。当然也并是否定自己。”（1975年7月18日）“赶写《小团圆》的动机之一是朱西宁来信说他根据胡兰成的话动手写我的传记，我回了封短信说我近年来尽量de-personalize读者对我的印象，希望他不要写。当然不会生效，但是这篇小说的内容有一半以上也都不相干。”（1975年10月16日）“《小团圆》是写过去的事，虽然是我一直要写的，胡兰成现在在台湾，让他更得了意。实在不犯着，所以矛盾得厉害，一面补写，别的事上还是心神不属。”（1975年11月6日）“《小团圆》情节复杂，很有戏剧性，full of shocks，是个爱情故事，不是打笔墨官司的白皮书，里面对胡兰成的憎笑也没像后来那样。”（1976年1月25日）“我写《小团圆》并不是为了发泄出气，我一直认为最好的材料是你最深知道材料，但是为了国家主义的制裁，一直无法写。”（1976年4月4日）这些出于张爱玲信件中的内容，大致可以让读者窥视到张爱玲写作此长篇的矛盾心态。胡兰成于上世纪50年代初从内地逃到香港后又逃奔日本。他在日本写了回忆录《山河岁月》和《今生今世》，后在台湾出版。在《今生今世》里，他以两万多字的篇幅写了他和张爱玲的恋情。台湾作家朱西宁想根据胡兰成的话写一部张爱玲传。朱西宁给张爱玲写了信。胡兰成把《今生今世》寄给了张爱玲。其意图不乏存在澄清历史、与胡兰成版本对峙的倾向，但写作往往并不能贯彻作家的意图，《小团圆》今天的样子证明了“意图”与“文本”之间的距离，而且，张爱玲也对其出版存有顾忌，这自然也是其没有彻底修改并在给宋淇（即林以亮）的遗嘱中要求“销毁”的重要原因。[26]
最后，《小团圆》系张爱玲晚期之作，充分体现了张爱玲晚期的创作风格。“对于张爱玲的晚年，在生命与文学之间的选择是更为艰难复杂的”；“由于种种生理心理的原因，使她的写作出现了障碍甚或危机” [27]。只要看看张爱玲的《同学少年都不贱》、《浮花浪蕊》、《色•戒》等晚年之作便可以看到：张爱玲晚期的创作与“过去”的心路历程有着重大的关系，其语言风格也变化很多。“第一、二章太乱，有点像点名簿……如果在报纸上连载，可能吸引不住读者‘追’下去读。”[28]宋淇在1976年4月28日回信大致说明了“读者初读”《小团圆》的问题。相比较而言，《小团圆》就其艺术性来说，比全盛期的张爱玲相差很远，而且，这一“败笔”如果结合主人公的“生活索隐”，那么，也必将使张爱玲的评价横生许多“枝节”。从这个意义上说，《小团圆》犹如一面镜子，它照出了一个闭门谢客，以回忆慰藉生命与写作的张爱玲，同时，也照出了许多“私密”背后，在生命和艺术都走向衰老的张爱玲。
从“接受”的万千瞩目角度，《小团圆》可以视为张爱玲创作生涯的一次谢幕，同时，也是张爱玲对其传奇生平的自我注释。曲近人散，主要演员集体卸妆，从幕后走到台前。谜底揭出，悬念尽释。然而，是否如此，《小团圆》就意味着“张爱玲热”的降温甚或终结？这种艺术上可以被称之为降低的“趋势”，或许在接受上并不如此。正如接受本身具有复杂的多义性和层次感一样，构成“张爱玲热潮”的因素不仅仅包括文学，还包括其他诸方面的“合力”。在张爱玲的接受史中，必须客观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张爱玲的杰作在沦陷区时代已全部出场，这使得今天我们谈及张爱玲的当代接受一直具有经典重构和“被动书写”的倾向。但无论怎样，鉴于张爱玲及其文学如此耐人寻味，并不断引发持续的关注热点，“张爱玲现象”已然构成阅读消费意义上的“经典”。虽然，在全球华语想象的年代，“张爱玲现象”的意义已今非昔比，但在20世纪中国作家中，张爱玲惟有鲁迅所不逮的景况仍使其虽逝犹荣。张爱玲曾言：“蛮荒世界里得势的女人，其实并不是一般幻想中的野玫瑰……将来的荒原下，断瓦颓垣里，只有蹦蹦戏花旦这样的女人，她能够夷然地活下去，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里，到处是她的家。” [29]这番话，约略印证了今天的“张爱玲现象”，而其“自我放逐”的传奇，又将长久的漂泊下去……

注释：
[1]比如，在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12月出版的《重读张爱玲》一书的“序言”中，编者陈子善就曾联系美国学者高全之2003年3月在台北出版的《张爱玲学：批评、考证、钩沉》一书，以及张爱玲在80年代以后的研究现状时，指出“张学”已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一门“显学”。
[2]这里提及的“张爱玲现象”，主要从接受视野的角度，与王德威在《落地的麦子不死——张爱玲与“张派”传人》中所言的《张爱玲现象——现代性、女性主义、世纪末视野的传奇》之狭义说法不同，见王德威：《落地的麦子不死——张爱玲与“张派”传人》，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
[3]魏绍昌：《在上海的最后几年》，关露编选：《金锁沉香张爱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139页。
[4]关于张爱玲年少成名的“渴望”，反映在张爱玲《〈传奇〉再版序》中，即为“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见《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关于张爱玲盼望早日成名，以实现自己的各种生活愿望，在有关张爱玲的各种传记、评论文章中多有记录。这无疑是一个与生活经历、个性使然等因素相关的复杂问题。张爱玲出生贵族、少年坎坷以及天才意识、生性孤立等，都决定了她在成名伊始，不接受前辈的劝说不分背景与否在各种刊物频繁发稿的行为。这一点，在柯灵写于80年代的《遥寄张爱玲》一文中记录的较为清晰。尽管，以今天的眼光，我们可以接受“张爱玲是实际的，功利的，但她的实际和功利来自她意识深处的危机感和困惑感”的判断（见于青：《张爱玲传》，花城出版社，2008年版，80页），但在抗战胜利尤其是新的文艺评价体制形成之后，其人和文学获得怎样的评价是可想而知的。
[5]张爱玲：《忆胡适之》，《张爱玲散文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302—303页。
[6][11]邵迎建：《传奇文学与流言人生——张爱玲的文学》，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208—227、5页。
[7]夏志清：《〈张爱玲的小说艺术〉序》，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4页。
[8]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有1961年的英文版，和1979、1991年在香港和台湾的中译繁体版，目前在大陆可以看到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的中译简体字增删本。
[9]水晶：《张爱玲的小说艺术》，收入水晶著：《替张爱玲补妆》，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
[10]柯灵：《遥寄张爱玲》，《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12][17]同上，421、427页。
[13]刘川鄂：《张爱玲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92页。
[14][29]张爱玲：《〈传奇〉再版序》，《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135、136—137页。
[15]张爱玲：《自己的文章》，《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173页。
[16]刘川鄂：《张爱玲传》“引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5页。
[18]关于这场争议可参见陈子善的《私语张爱玲》，其中洪深的文章为《恕我不领受这番盛情——一个丈夫对于〈太太万岁〉的回答》，原文刊载于1948年1月7日上海《大公报•戏剧与电影》64期，后收入《张爱玲的风气——1949年前张爱玲评说》，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
[19][21]周芬伶：《艳异——张爱玲与中国文学》，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年版，32、7—14页。
[20]以上均可参见刘川鄂《张爱玲传》的相关部分。
[22]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版，166页。
[23] 陈子善：《从〈小团圆〉到〈同学少年都不贱〉》，《说不尽的张爱玲》，上海三联出版社，2004年版，178—179页。
[24]《张爱玲遗作出版引发争议——国内学者再指〈小团圆〉出版“严重侵权”》，《中华读书报》，2009年4月22日。
[25]温儒敏：《对“张爱玲热”持续“高烧”不妨泼点冷水》，《文汇读书周报》，2009年4月24日。
[26]关于“销毁”和信件内容引用，均见《小团圆》“前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2—5页。
[27]陈建华：《张爱玲“晚期风格”初探》，陈子善：《重读张爱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163页。
[28]《小团圆》“前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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