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的“想像”与“真实”

张立群 · 发表于 2006-3-20 20:4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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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的“想像”与“真实”<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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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象出发论“诗歌伦理”的问题<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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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立群<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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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晚近出现的所谓“诗歌伦理”现象及其可能拓展的研讨领域，无疑是一个复杂而有意义的话题[1]，而诸多论者对于“诗歌伦理”以及“伦理”在内涵理解上的差异性，不但从侧面确证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而且，也从某种态度的表露中传达出对当前诗歌创作及其理论提升上的种种指认方式。然而，对于“诗歌伦理”这一浮现于当下语境中的命名乃至“新批评标准”，笔者以为：它的学理化梳理甚或争鸣，并不仅应停留在一种聚讼纷纭的状态，而应当通过一种结合历史的辨析方式，缕析其中的层次和歧义，至于“诗歌伦理”在最终究竟会获取何种定位，又必将是多种因素纠葛之后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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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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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世纪初文学”的概念已逐渐成为一个共识性的话题，一系列新的命名话语和新的批评范式逐渐成为热点，置身其中的我们无疑可以从中感受到一种强烈的超越意识。然而，任何一次文学上的超越似乎总是无法离开文学自身的演变机制，以本文研讨的诗歌为例，浮现于世纪初文坛的“打工诗歌”、“底层生存写作”等，虽以不同的能指方式吸引了诸多驻足的目光，但究其所指，却最终都不约而同的和“我们时代的写作伦理”这样既古老而又庄严的话题发生了关联，于是，一种似曾相识的感受便在某种带有“历史循环论”色彩的表象下，走到了人们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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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伦理”当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但令人意外的是，“诗歌伦理”这一具有普泛意义的话题为何会出现在当下的语境之中？如果说世纪之交的诗歌论争曾以激烈对峙的方式，将“写作立场”、“人格精神”、“品性”等久违的话语引发出来，进而成为当下诗界“伦理性”话题遍布之前提的话，那么，我们在梳理90年代诗歌的历史脉络之后，必然会得出这是反思90年代诗歌艺术主流以及诗人权利身份的逻辑结果。而从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中看待问题，所谓新时期以来诗歌的演变——从80年代初期再度延续启蒙话语并由此而透露出的“集体式”理念价值及其历史遗留，到80年代中后期“语言论转向”之后诗歌逐渐敞开个体言说的空间，再到90年代文化转型、诗歌滑向边缘之后“个人化”的大道其行，新时期诗歌20余年的历史在总体上行进的轨迹正是一段从“集体”走向“个体”的进程。90年代盛行的“个人化写作”当然体现了一种进步，因为诗歌走向“个人”从诗艺的角度上往往预示着诗歌回到了自己的故乡。但必须指出的是，90年代诗歌是在“非诗的年代”里展开它的写作空间的，而诗人常常带有的历史化记忆，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对人们日常生活产生强烈冲击之后，或者不肯从善如流，或者以怀旧的情绪展现无奈，或者就是片面认为以变相的方式揭示自我，但在骨子里却始终无法摆脱所谓高雅气质的情怀，都是90年代诗歌讲究“技术”、“叙述”，并进而造成所谓“中产阶级”（至少是“有产阶级”）出现的重要原因。
当然，正如“普泛”、“个人”总是处于一种相对意义上的位置一样，除90年代诗歌本身并不匮乏当下流行的“伦理”式诗篇之外——比如，旅居深圳的诗人谢湘南就是通过《呼吸》等“打工者”诗篇为诗坛所熟识的，90年代诗歌在“个人”日益走向封闭、曲高和寡之后的内耗中，产生了“自我”的危机。因而，当有的诗人终于在近乎“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喊出“我歌颂重和大”（刘虹：《呐喊》）的时候，我们就听到了一种让人耳目一新的声音；于是，“打工诗歌”、“底层写作”等带有鲜明伦理内涵色彩的名字不胫而走，乃至“诗歌伦理”最终出现便显得是那样的符合诗歌与现实的情理，何况，对于“伦理”话题成为当下的热点，我们也必须坦言的是，除了这是一个可以与传统文化心理对接的现象外，其间也包含着近年来意识形态以及社会舆论对诗歌社会功能的呼招与导向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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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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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明显带有诗歌“想像”的话题在实际处理或许并不那么简单。即使忽视“诗歌伦理”常常可以类似于“诗歌与伦理”、“诗歌与政治”这些易于同义反复的话题，“诗歌伦理”也常常会因为自身寄予的歧义性而容易发生自我缠绕并进而遮蔽许多事实上存在的缝隙。一般而言，在传统文化的历史积淀下，伦理的意识形态化常常使我们无法容忍“非伦理”、“非道德”的现象出现。但即便如此，伦理作为社会道德的“原型”和“定态”也常常在实际上无法得到普遍化，是以，伦理作为一种理性及其在现实中的相对主义倾向、不确定性，都使得我们以一种“理性秩序”的角度介入之后，反而会得出道德伦理本身的“非理性特征”。以诗歌为例，伦理在理论和实践中存有的差异性——一面是个人活动的准则，一面是现实的实际生活，常常是我们质疑“文如其人”、“道德文章”的重要原因，而有关这一点，或许在进入现代文明社会之后就变得越发清晰。当然，以往往带有自然属性的“人性”方式审视伦理道德或许本身就不是一个可行的办法，不过，以诗歌本身的悲悯天人来判定其作者的“伦理”却必将遭受更多人的质询。何况，在诗歌的文本内外，诗人依靠这种写作成名前后的心态变化，从某种程度上讲，已经预示了一种外在伦理道德的不可依靠性。
因此，我只能主张从诗歌自身的功能和影响上探讨“诗歌伦理”，尽管，这种最终需要通过关注伦理的探讨依然容易陷入能指和所指分离的境地。“诗歌伦理”作为一种通过诗歌艺术自身而透射出来的伦理意识，当然不是仅仅通过宣言的方式重复所谓伦理的命题，或就是以语言的方式宣布自己是一个伦理者、底层者；诗歌需要通过自我发现达到道德伦理层面并进而在捍卫伦理的过程中，完成诗人与诗歌本身的心灵净化。然而，“诗歌伦理”又同样是一个巨大的能指，它的普泛意义、“人民性”倾向甚至潜藏的虚假情怀，都使得“诗歌伦理”在寄予“想像”的同时，无法绕开一种理性化的诗歌真实，尽管，真实在这里至少会包含两种内涵。
首先，诗歌“真实”就写作者而言，是一种紧密结合现实之后的真实，而告别虚假的真实不但是教科书式的规范，还在于其本身就是衡量写作者自身的伦理尺度。“打工诗歌”、“底层写作”以及可以称之为“诗歌之人民性”的写作之所以会打动读者，引起共鸣，自然与其建构在一种诗歌真实之上密切相关。不过，即使如此，这种往往可以与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写实主义”发生关联的诗歌真实，依然会由于某种单纯罗列、生硬表达情感的文本呈现而形成一种“概念化的真实”，因此，诗歌“真实”必然又要通过另一标准来得以补充，此即为写作完成之后的阅读“真实”。
建立在真实再现底层人物命运上的阅读“真实”，是经过读者检验之后而达到的一种诗歌“真实”，它的丰富性以及可以引起反思的力度，都使其并不与崇高、悲情以及诗歌艺术性等话题相互抵牾。但阅读“真实”作为一种外在感受，却是来自于诗歌本身的真实性以及道德伦理意识，这是融合生命感、理性意识之后的一种现实关怀，它叩问、质询着诗歌乃至文学写作本身道德的匮乏以及孤芳自赏，它特别是其最终的实现过程与实现方式又反过来构成一种“诗歌想像”。
既然在诗歌“想像”与诗歌“真实”中，“诗歌伦理”可以得到一种释放，那么，“诗歌伦理”又为何成为一个复杂的问题呢？我想：这与诗人在处理文本与现实的能力以及伦理与诗艺之间的可能存有的张力有关。面对近年来从伦理批评角度对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创作发出的种种要求，我们当然会在一种沉重感的背后体验到一种欣慰。然而，当面对众多解决现实、文字失重的诗歌文本之后，我们必须产生一种忧虑和困惑。是“生命不能承受之重？”还是中国诗人处理现实总不免重复眼高手低的诟病，而当“诗歌伦理”俨然上升为一种公共化的标准，底层写作已然拓展写作的题材与空间之后，某种现实身份的介入或许并没有造成一种“寓乐于教”的表达方式，而那些常常因主题先行而成为浅薄说教、虚情假意的写作甚至都抵不上诗歌的彻底“载道”以及文字功能性的符号排列。这样，“诗歌伦理”同样需要“理性”与“艺术”并重的课题又成为“诗歌伦理”命题的一个重要关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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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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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们终于可以在明确一些问题之后返身回顾“诗歌伦理”这一现象。我将此现象中钱文亮的文章《伦理与诗歌伦理》、张清华的文章《“底层生存写作”与我们时代的诗歌伦理》排成一个序列：对于钱文亮的文章，从结论的角度上看，大致包含以下几点内容：一、对于社会现实情境或曰主流文化面前出现的“底层写作”，在实际上存在简单化理解；二、以二元论的方式对诗歌技术进行“伦理化贬抑”，从结果上看，是在对诗歌艺术简单化理解的同时，对现代汉语诗歌造成的伤害；三、在此前提下，社会伦理或者说诗歌与伦理应当内化为诗歌伦理，进而为此来申明诗歌艺术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张清华的《“底层生存写作”与我们时代的诗歌伦理》是以诗歌的“现实”与“真实”，强调现实的关怀并质询写作中道德意识的匮乏和态度的虚假。二者从表面上看似乎有些对立，但就本质上却在于共同提出一个“诗歌伦理道德”的话题。讲究“诗歌伦理”，当然不能拒绝诗歌的“想像”与“真实”，同样地，“诗歌伦理”也决不能以牺牲诗歌的艺术性为代价，但这些又似乎仅仅存留于理性的命名层面，其内化的过程自然需要一种实践的方式予以证明。
也许，在我们还未彻底深入“诗歌伦理”的时候，那些可以指认为“伦理写作”的诗人就已经发生了心态和身份上的变化。这让人不由得会想起鲍曼在《后现代论理学》中的一段论述，其实，“诗歌伦理”之所以会成为一个被提出的话题，并不在于这一人所共知的问题有什么新鲜感，而是在于一种意识形态化和“千禧年”过后文学趋向的变化，以及所谓“诗歌伦理”的对立面即“非伦理”现象过剩的原因，而“对于这种伦理困境，仅有一种可以想象的解决途径：我们承认人的自然本性将要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伦理规范提供一个牢固的、充分的基础，但是并非此时存在的‘人的本性’，正如它们可以被察觉和被记忆的那样，能够作为这样的一种基础。这是因为，我们现在能够看到和报道的并不能表明‘真实的人的本性’。人的本性在目前只是潜在的，是一种尚未产生的可能性，它等待一位助产士来释放它，不经过长期的劳作和剧烈的产痛是不会产生的。人的自然特性是其自身的潜在性，是尚未实现的潜在性——最重要的是，没有理性和理性倡导者的帮助，靠它自身是不能实现的。要使这种潜在的可能性转变成日常生活的现实，首先要做两件事。第一，应当揭露出隐藏在人类身上的道德潜力，必须教会人们发现他们能够遇到但是没有帮助就不能发现的（道德）标准。第二，必须认真规划一种真正赞成和奖赏道德行为的环境以帮助人们遵从这些标准。”[2]<o:p></o:p>
鲍曼的话当然是就一般意义的伦理而进行阐述的，但作为一种理论上的契合，鲍曼的伦理论述及其实现途径却说明了“伦理”的制约因素。所谓建构于“个体”人性基础上的当代“诗歌伦理”当然是自我和他者在相互理解、和谐之后的一种状态，在传统的伦理观已经趋于瓦解、失效之后，当代文学伦理必须认同在“反历史的写作伦理”中可以实现的事实。而作为一种外在的限制，我们已经通过种种刊物的办刊方针感受到一种新的制约机制的生成：众多刊物强调文学“干预现实”正是世纪初几年中国文学的一种走向。历史的经验和理论的经验已经证明，文学适当的公共化、意识形态化是正确的。然而，但在中国现实语境展开“诗歌伦理”以及将其运用在具体的写作之中，似乎还需要平衡生命意识、道德意识与诗歌艺术之间存在的张力，这是一次带有历史化记忆的经验及其反思。而在这一问题没有适当得以解决之前，或许我只能说：用自己的“正义”定义“自己的正义”，或者说用以往写作中的“不义”来证明自己的“正义”，都必将演变为一种近乎可笑的逻辑。
最后，我只是想以“诗歌伦理”同样符合“乌托邦情结”的结论来结束这次诗歌“想像”与永远无法挥别的诗歌“真实”。“诗歌伦理”无疑是一个同样需要接受时代检验的话题，但作为一种基本底线，或者说可以为公共接受的事实，我只想借用“诗歌：应当重新找回对社会责任的担当” [3]这一命题来回答“诗歌伦理”所必须抵达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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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o:p></o:p>
[1]关于本文提到的“诗歌伦理”及其涉及的文章，可包括钱文亮：《伦理与诗歌伦理》，《新诗评论》，2005年第2辑；《文艺争鸣》2005年3期，由主编张未民撰写的编读札记《关于“在生存中写作”》以及编发的一组文章，王小妮：《张联的傍晚》、张清华：《“底层生存写作”与我们时代的诗歌伦理》、柳冬妩：《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关于“打工诗歌”的白皮书》、蒋述卓：《现实关怀、底层意识与新人文精神——关于“打工文学现象”》；柳冬妩：《在生存中写作：“打工诗歌”的精神际遇》，《文艺争鸣》，2005年6期；刘建军：《当代语境下伦理批评内涵的重新阐释》，《文艺争鸣》，2005年6期。<o:p></o:p>
[2]齐格蒙特·鲍曼：《后现代论理学》，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30页，2003年版。<o:p></o:p>
[3]梁平：《诗歌：重新找回对社会责任的担当》，《星星诗刊》，2006年1期。

曾蒙 · 发表于 2006-3-20 23:26:02

欢迎张兄:读过你的一些文章,非常地道.

曾蒙 · 发表于 2006-3-21 08:29:26

此文已调到网站,请勿加精,以便非会员阅读.

王波 · 发表于 2006-4-3 23:49:20

诗歌是语言的技艺，玩的就是语言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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