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神秘大门”的起合之间

张立群 · 发表于 2010-3-12 08:02:37

——论杨梓《西夏史诗》的艺术性

翻开宁夏诗人杨梓的力作《西夏史诗》，在每一卷的起首处，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扇神秘的大门已经关闭/那扇神秘的大门即将洞开”的诗句。究竟何为“神秘的大门”？诗人杨梓并未在具体的叙述中予以界说，不过，既然诗人将其以提纲挈领的方式反复吟咏，就足以说明它的重要地位。在结合具体的阅读之后，笔者以为：“神秘的大门”在不同指示代词的使用下，应当代表这一史诗文本自身承载的神秘历史和传奇故事；而当上述内容成为一件自足的艺术品之后，所谓“神秘的大门”还包含着作者和读者在写作与接受过程中的精神史和心灵史。至于连接“历史”和“现实”的桥梁，则是史诗本身具有的艺术性。

一、一部生动而丰富的历史

从“序诗  黄河之曲”开始，杨梓就以“这扇神秘的大门已经关闭/那扇神秘的大门即将洞开/我仿佛看见你/从黄河之源的天堂飞进梦乡”，体现了一个追忆者和朝圣者的姿态。作为中国作家协会2004年度重点作品扶植项目，《西夏史诗》由“序诗”、“正文八卷”、“尾声”共10个部分组成，全诗从立项到出版前后持续两年，完成时共计60万字，是诗人杨梓当之无愧的力作，同时，也充满了对一个民族远去背影的缅怀。由于作者在每一卷的题目下，都将本卷的第一节诗和卷末的最后一节诗合并在一切作为概括，所以，在作品的每一个起承转合之处，史诗都会因各自结构的完满自足而实现整部作品的立体感。
按照亚里士多德《诗学》的说法，“史诗是一种古老的诗歌形式，其产生年代早于一般的或现存的希腊抒情诗和悲剧”，“史诗是严肃文学的承上启下者，具有庄重、容量大、内容丰富等特点”。[1]鉴于古希腊英雄时代拥有“荷马史诗”这样辉煌的作品，所以，“史诗”讲述诸神传说和英雄故事的古老传统之外，还包含着吟唱者及其门徒、模仿者将过去故事从湮没中抢救出来，使之恢复生命，感动后人的特征。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史诗历史及其认识日趋丰厚，人们在历史研究和分析程序日益严密的启迪下，对“史诗”以及已经积累起来的打量材料进行了冷静的思考。除了进行关于“口头”和“笔头”史诗的对比研究之外，将史诗作为“有着一定长度的叙事诗”，“史诗自始至终都表现出其结构是有序的”，“史诗诗人为他自己的时代讲话，有时候代表一个民族，有时候则代表整个时代”等结论[2]，都充分体现了史诗及其研究本身具有的科学体系。由此观之，杨梓的《西夏史诗》主要应被理解为代表一个民族历史的文人作品，它的庄重、容量大、内容丰富等特点，表明作者期待穿越时间的迷雾，在俯拾文明碎片的过程中，整合“一部生动而丰富的历史”。
在史诗的“卷一白云出岫”中，杨梓曾作如此叩问——

这个沧桑的故事该从何讲述
你开始讲述的这一瞬间
最原始的词语就已洞开这个民族的源头
渐渐渗入万事万物的童年之中

毫无疑问，《西夏史诗》会因为西夏民族悠久的历史而产生多条讲述故事的方法。然而，讲述者今天化的视点却决定了这次讲述如何组合历史的可能。即使“你无法想象没有具体形象又有任何形象的光明之父/你无法看清他无穷的变化成为宇宙间无穷的事物/你永远不知道他来自何处又去哪里/你只记着他的故事/和无法阐释的名字”的诗句，一直充满着礼赞中的困惑，但杨梓还是在古老羌人迁徙的羊皮袋里找到了历史的踪迹：当一个亘古的民族经历了创世的阵痛，“最初的太阳腿女子和她的子孙们/成为源和流的神话”，古老羌人留下一路族人死去的足迹，来到辉映两轮皓月的孪生湖之间，在白鹤留在大地上的一只白色的世界之卵中，走出的她就成为“世界上的第一个人”[3]。“她叫董拉可她没有姓氏/她是白鹤的化身可她没有创天造地/她是董部酋长的公主可她失去了亲生阿妈/她是部落里最美丽的女孩可她并未发现/她将成为一个部落的始祖可她并不知道”，上述传奇经历构成了一个古老英雄部落拥有具体名字可考的“历史”，尽管，这段“历史”从一开始就具有比喻和想象中的浪漫色彩。
在神话传说中，火神艾旦丙曾喜欢一个凡间男子，但最终却被她的阿妹复仇女神妙无赤乎杀死；而她的儿子又被妙无赤乎折断双翅逐出天堂，并且制造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大雪崩，想把逃进董拉体内的儿子，扼杀于摇篮之中。这个对于董拉来说没有父亲的孩子，日后被董拉起名为“党项”——“一个美好幸福坚强勇敢的象征/一个把所有希望寄托于旭日的希望/她周身的信念之力/融进乳汁涌向天地之子”；党项的出现使西夏的历史产生了“神－人”同源的现象。在孪生湖畔，受到启谕的党项与群狼作战，直至遇到放牧狼群的神鱼女子玛雪。党项和玛雪的相识、相爱决定了西夏历史的延续，而为了躲避恶鬼的追踪，董拉却化成一尊石头，“石头化成一股青烟/升上苍穹”。
从第二卷“草绿星灿”开始，党项和玛雪的结合使西夏部族开始繁衍生息。之后，有党项部族“天飘地移”的苦难，吐蕃进犯的历史；有“城起高原”过程中，党项部族“蒸土夯筑”和抵抗后唐五万大军两月攻打的战歌；有大夏国帝王元昊创造第一个文字，在纸上创建一个王国，这种被称为“番字”的文字尽管是模仿汉字的结果，但却“注定了一个王国的神秘/和一个部族的命运”。元昊建立西夏国对于历史而言，仅仅是一个常识。他们曾与宋朝开边建立榷场。但是，西夏国的历史总是充满着悲壮和苦难，至蒙古部落迅速兴起之后，西夏王朝又遭遇灭国战祸，沦为边地。
至《西夏史诗》第八卷“红炉点雪”时，杨梓已经时间的标记刻在“清康熙三十九年”。当隐居贺兰山的甲木朵在巨大的沉默中“坐成无人知道的禅”，西夏从文字出现到此时已经经历了六七百年的历史。“党项啊  念起即临的神/现在请你飞出梦乡/结束这一漫长的旅程/从贺兰山深处的禅走进滚滚红尘/走进翻天覆地的高楼林立的五彩缤纷的夏都/请你豪饮一番故都的酒/再送你踏上回家的路/回到久别的天堂/回到火阿妈的身边”。“尾声  贺兰之乐”中的这段叙述，决定了历史的神秘大门已经通到现实。尽管，此刻已经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但这并不能抹去一段苦难的历史，它有英雄般的坚强，有黄河东逝的沧桑，有神人共建的玄妙，并最终在今天历史化的眼光中成为《西夏史诗》叙述中那段“生动而丰富的历史”。

二、地域的视野及其文化意象

   在《艺术哲学》一书中，法国史学家兼批评家丹纳曾认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性质面貌都取决于种族，环境，时代三大因素[4]。丹纳的说法与其坚持竭力挖掘精神文化的构成因素有关，至于其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没有接触到社会的基础特别是人类生活的经济生活层面。但无论怎样，批评家在理论批评展开时还或多或少的会触及这些基本的元素，而这一点，对于极具历史记忆倾向和精神文化色彩的远古时代来说，或许更是如此。
毫无疑问，杨梓的《西夏史诗》从题目上就已然决定了它具有独特的地域性和民族风情。不但如此，由于“神－人”同源造就历史，所以，一部《西夏史诗》在本质上与汉民族起源时充满神话传说并没有过多的区别。自然，这样的历史沿革，也决定了《西夏史诗》包含着许多颇具原型意味的文化意象。
从天帝普寞、太阳女神忽旦爰，到火神艾旦丙与凡间男子相爱，从董拉作为“世界的上的第一人”诞生于辉映两轮皓月的孪生湖之间，直至养育党项。西夏最早的历史同样源自一位母亲，一个女性。正如有人在研究文化历史得出的“由于混沌作为孕育宇宙万物的母体具有阴性特征，所以它在神话思维中总是人格化为女性。在父权文明确立之前，混沌化身为女性创世主，用‘生’的方式创化万有与人类”[5]的结论一样，人类的文明前史总是普遍标志为母性和将母系氏族作为一种起源。这种情况的出现绝非偶然，一个氏族和一个文明的诞生首先在于连绵不断的繁衍和生命的延续，这必然造成源出时代的阴性特征，直至落地生根之后，劳动和生产需要更为孔武有力的劳动力和统治者的出现。
当党项和玛雪繁衍出第一代儿女之后，定居于水草丰美的河曲正是一种走向繁荣的写照。“黄河曲啊  党项羌族的发祥之地”，这是一块值得永远回忆的土地，但是，正如“生存与战争”一直是自然选择的重要途径。“从高原到高原再到高原的风/追寻家园的苦难苍凉和悲壮”，“西风卷孤叶”的迁徙，既是生存的需要，也是不折不扣的历史。“有部族的分离便有部族的融合/有巨大的耻辱便有巨大的抗争/有精神的坚守便有精神的家园”，在几经辗转之后，“回到析支”、“城起高原”、“建国大夏”[6]的过程，正以广阔的地域视野完成着一个又一个的边塞传奇。传奇中，黄河之源、青藏高原以及贺兰山巅等，都堪称一个古老部族的生存距离与空间。
既然，《西夏史诗》以如此广阔的视野完成了一次“叙事”，那么，与丰厚历史和生命意识相连的必将是那些具有符号化和象征性意味的文化意象，而在遍览作品之后，我们可以大致察觉：水意象及其所指物，或许是诗人最为钟情的事物。从“序诗  黄河之曲”开始，《西夏史诗》一路伴水而来，生命的“孪生湖”，“河曲生产与命名”，“析支就是黄河曲”的重复，到处闪现着水的光芒。一般而言，“水意象”总是与时间的流动和生命的漩涡密不可分，同时，“水意象”的出现也包含着欲望之流——

水是追逐草场的牛羊
成群结队地从门前流过
水是背负西风和羌笛的苍鹰
不舍昼夜地在头顶盘旋
水是一种勇往直前的力量
于党项各部的血管涌动如初       ——《卷三  天飘地移•葬雪》

不过，如果从更为广阔的时空状态和象征物的角度上讲，“水意象”却包容着雨、雪、植物、叶片等一切指示物。这反之造成了其在与生命相连的过程中具有广阔无边的内容。由于《西夏史诗》倾注的是一个草原部落的沧桑巨变，所以，“水意象”的反复吟咏和使用并不让人感到意外。除此之外，月（光）意象等也是作品出现频率较高的事物，上述意象的出现，如果可以结合深层心理学的分析，则是从潜意识的角度表现出诗歌和诗人本身追寻史诗文明过程中的回归意识直至“恋母”式的“情结”。

三、叙述中的激情和礼赞

杨梓《西夏史诗》带给读者的震撼力首先来自于它的悲剧色彩。在联系古希腊悲剧的基础上，亚里士多德曾认为 “史诗的种类也应和悲剧的相同”，“悲剧应包容使人惊异的内容，但史诗更能容纳不合情理之事——此类事情极能引发惊异感——因为它所描述的行动中的人物是观众看不见的”[7]。史诗会因为它所描写的事件和人物而提高我们对人的成就价值以及人格尊严和高尚的信念，但在这一前提下，结合悲剧则会增强震撼人心的力量，进而获取雄浑、崇高的审美愉悦。或许，从党项以“感孕”的方式降临人间那一刻起，西夏的史诗就带有了与生俱来的苍凉底蕴和悲剧意识。这个屡遭坎坷的民族，它的苦难与它主观上的坚强和客观上的弱小有关。因而，越是深入历史和西夏的灵魂，越会让人感受热血的洒播和苦难的纵横。当然，作为一种主体意识的呈现，悲剧所能带来的激情同样是诗人杨梓的一种自我体认，显然地，他期待以这种方式完成一次心灵的净化和灵魂的旅行，而这种具有先验意识的观念又使其在具体写作过程中，情感的表达无比真实和豪迈。
对于诗人杨梓不断出现在作品中的追寻和叩问，在历史的呈现后，无疑与后来者的身份及其目的性有关。既然先人已随历史远逝，所谓历史的主体其实已经和杨梓的心灵结为一体。为此，我们必须注意诗人不断在作品中闪现的第二人称“你”及其携带的祈使语气——

你无法想象没有具体形象又有任何形象的光明之父
你无法看清他无穷的变化成为宇宙间无穷的事物
你永远不知道他来自何处又去哪里
你只记得他的故事
和无法阐释的名字                ——《卷一  白云出岫•永远的昭示》

连续的排比句式不但带来了激越的节奏感，同时，也因为“非我”的方式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质问。这里，“你”显然代表了一种虚指，即这个非实体化的人称可以代表远古的精灵，同时，也可以代表这个民族的本身。这个非集合化但却表达了群体意识的人称代词使我们自然而然地接近了历史，并在置身其中的过程中，体验到神奇的力量给予读者的自然洗礼。
如果可以援引历史诗人屈原的写作，那么，在《西夏史诗》中，诸如《杀鬼招魂》、《招魂》的题目及其题下创作，无疑具有某种历史性的经验原型。“招魂”与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有关，但更为重要的，它体现的是一种“魂兮归来”呼唤和礼赞行为，因此，这种写作的出现，本身就使史诗具有了“英雄的悲剧性”。无论从何种角度上看，《西夏史诗》都会因党项的“神－人”品质而充满神奇的力量。在这个贯穿全诗的主人公身上，不但有西夏人的传统，同样，也有西夏从传说到历史的过程。是以，每当他在诗中不时闪现的那一刻，史诗的情感抒发就会得到提升。“党项啊  你从枯木岩石和冰块里/挖出火焰并且高高举起祭祀神灵/你把默鲁山积雪山和灵山/背到一座座城池破土而出的黄土高原/你把青藏高原纯白的气/灌输于每一个子民尚气复仇的骨髓/把昨夜的月光留到现在”（《卷四  城起高原•不息的大气》）；“党项啊  我仿佛看见你/从黄河之源的天堂到青藏高原的子宫/从白高河岸的毛屋到陇山峡谷的来路/从黄土高原的城堡到大夏国都的皇宫/从塞上江南的佛塔到松潘草原的归途/从绿林深处的古冢到贺兰之巅的地狱/你不停地飞进梦乡/却从未飞出任何一个梦乡”（《尾声贺兰之乐》）……这些随处可见的诗句，决定了诗歌一次又一次的情感高潮。

四、多样化的表现形式

   由于诗人作为历史观察者和叙述者的身份，决定了杨梓的写作本身具有了某种“新历史叙事”倾向，但是，这种倾向不是指如何虚构历史，而是指如何以叙事的形式构建历史的本身。正如海登•怀特在其著作中曾不时表达“如果情节结构指历史话语的表面现象、解释范式指意义生产系统的话，那么，我们就在历史与文学（和神话）之间、甚或在历史话语与文学批评之间看到了共性。历史，无论是描写一个环境，分析一个历史进程，还是讲一个故事，它都是一种话语形式，都具有叙事性”[8]的观点，这一点，在与杨梓史诗本身的长度和叙述性结合时，产生了相互契合的对应性。显而易见地，《西夏史诗》会由于自身的历史跨度而成为一个叙事文本，并进而按照线性的逻辑顺序完成自己的轨迹。但作为一部巨著的局部，作者却更多期待一个立体化、空间化同时也是今天化的文本构成。
作为几乎贯穿文章始终的意象，党项、盲女巫、白骁马等曾使作者生动异常并富于多样化的结构层次。“盲女巫把永远年轻丰满美丽的裸体埋进雪里/让雪充实她每一处灿烂的虚空/让雪成为她具有神性符号的生命/让雪升起她而接近天堂和纯粹的语言/盲女巫被她制造的雪掩埋着/一群被围猎的藏羚从她身上滚过/一只马蹄在她身上轻轻一点/她看见你骑着白骁马伫立于积雪山顶”（《卷三天飘地移•狩猎冬天》），类似这样的段落在《西夏史诗》中是比比皆是的。“盲女巫”的神奇与雪之意象构成了一道风景：但是，这道风景在“一只马蹄”的接触时发生了变化，然后，“她”、“你”人称的交替使用，使这样的叙事在跳跃的过程中，产生了近似于互文感的色调。这样的叙事可能按照线性叙事思维接受时产生一定的障碍，但对于整部作品而言，它的节奏感、戏剧性动作场景却使作品并未因冗长而陷入单调、呆板的境地。
为了表现形式的灵活多样，杨梓曾在《西夏史诗》中穿插诗剧的形式，并辅以字型、字号的变化。在“卷一  白云出岫”之“天地一色”中，党项和玛雪的交替吟唱和相互对唱，充满了对神灵的赞美和彼此的倾诉；“卷二  草绿星灿”之“神啊  请你君临”更是以“领唱”和“合唱”的形式，进行了一次歌剧式的和弦……诗剧形式的出现，使《西夏史诗》在结构和叙事中保持着灵活的姿态，同时，更能以突出、醒目的方式呈现关于歌者的内心独白。除此之外，杨梓还以编年体书写和每一节诗自身结构的多层次性，丰富《西夏史诗》的表现形式。“卷二  草绿星灿”之“月光之月光”包含四个小节；“石头里的爱情”“主歌”、“副歌”交替使用；“卷四  城起高原”之“显道元年”以“十二个月”的逻辑顺序，进行时间上的编排，都可以视为一种努力之后的明证。
   当杨梓在“尾声  贺兰之乐”的最后，写出“神啊  请你慢些走/记住这里有一座草木翠绿的大山/山间有一片燃烧的花/记住这里有一条清澈见底的长河/河里有一轮舞蹈的月”，诗人关于“西夏史诗”的历史记忆已经凝结成一个独特的“文本”——为此，在联系作品封面扉页上书写的：

一轴展现神秘西夏的斑驳画卷
一曲缅怀党项部族的低沉悲歌
一部追寻精神家园的苍凉诗篇

之诗句，我们会发现：在一次次“神秘大门”的起合之间，一个首尾照应的篇章已经呈现了它厚重的传奇历史。而在品读的过程中，一种与作者同样崇敬、昂扬、激越的情感，也必将油然而生！

参考文献：
[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246页。
[2]周式中、孙宏等。世界诗学百科全书[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585－586页。
[3]杨梓。西夏史诗[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21页。
[4][法]丹纳。艺术哲学“序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3页。
[5]叶舒宪。高唐神女与维纳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54页。
[6]杨梓。西夏史诗[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233－331页。
[7][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168－169页。
[8]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译者前言”[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10页。

王晓琴 · 发表于 2010-9-4 21:27:33

欣赏赏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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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秘大门”的起合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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