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刊物与一个时代

张立群 · 发表于 2006-4-6 00:2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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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时代语境下的1957~1964年的《诗刊》<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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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诗刊》诞生的历史，从其首任主编臧克家开始，就曾多次的讲述。在这种描述中，作为适应读者需要、诗人请求和作协机关刊物之一的《诗刊》是在纸张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历经几次波折才最终获得批准的。[1]而且，为了能够增加定数，发起者们（如徐迟等）也是通过收集、联名写信的方式，邀到了毛泽东的《旧体诗词十八首》和著名的《关于诗的一封信》。《诗刊》创刊号于1957年1月25日出版，“因为有毛主席的诗词十八首，又将毛主席信件的手迹用道林纸同期刊出，轰动一时。《诗刊》创刊时，正在春节前夕，大街上排了长队，不是买年货而是买《诗刊》，这件盛事，成为文坛佳话。”[2]<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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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刊》自诞生之日起，就由于其地位、时代性、团结意识以及受众层面广泛等原因而成为当代诗歌史上的一件大事。尽管，其出现的时期已经使其无法与共和国的历史同龄，同时，其只有八年的“存在时间”也使其无法承载50至70年代文学的全部历史，但作为对一个特定时代的反映，《诗刊》无疑是可以以“一个刊物反映一个时代”的。同样地，作为文学史研究的一个“空白点”，《诗刊》的权威身份也无疑是值得我们对其予以关注。而这些，正是本文所要论述的逻辑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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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为一种“读者阅读”的刊物<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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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7年《诗刊》创刊号的“编后记”里曾有这样的一段话，可以让我们窥见《诗刊》最初的办刊目的：“我们完全了解，读者要求读到好诗，要求读到歌唱和反映生活的诗，精炼的诗。我们希望今后能够团结、鼓舞全国的诗人们来创作出优美的作品，以满足读者的渴望。”[3]这无疑反映了当时《诗刊》编者的追求目标。不过，在50、60年代的特定环境下，《诗刊》所指向的“读者”或曰其要满足的“读者”是有预设的范围的。
 由于新中国建立之后很长一段时期依然延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文艺方针政策，因而，文艺作品“给谁看”和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在很长的时期内是不言自明的。所以，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不但使《诗刊》常常要从“关于诗歌的民族化、群众化的角度”去思考诗歌的发展道路，同时，也使其要在及时迅捷地反映现实生活的初衷下，鼓动工农兵的阅读热情乃至创作热情。
对于1957年至1964年的《诗刊》而言，刊发反映时代生活和工农兵题材的诗歌是举不胜举的。其中，为了突出服务对象以及由此能够发掘出群众中的诗人，《诗刊》先后开辟了规模较大的“献给农村的诗”、“农村大跃进”、“工人诗歌一百首”、“民歌选六十首”、“战士诗歌一百首”等专栏，并刊发了“工人谈诗”、“战士谈诗”等专论以及邀请了茅盾、老舍、袁水拍等知名作家做相应的评论。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无疑是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当然，《诗刊》以如此的篇幅来刊登由工农兵撰写的、充分反映工农兵现实生活的作品专栏是与读者的需求乃至读者的阅读水平密不可分的。“诗歌和群众结合，首先要写工农兵的真实生活。诗的语言要通俗、明朗”，“必须要在诗里充满生活气息和真实情感，写工厂生活，必须有工人的情感，这样才能使群众觉得和他的感情融洽，才易于感受。另外，如果要想使诗歌下厂、下乡、到群众中去，必须使诗歌不要文诌诌的，词句通俗些较好”；[4] “……在新诗中也有许多好的，很受群众欢迎，这都是诗人向民歌学习的成果，目前诗人写枪杆诗的还不多，我要向诗歌作者们呼吁：给战士们写些枪杆诗吧！在边防线上，在远离祖国海岸的军舰和海岛上，战士们多么需要朝气勃勃的枪杆诗来鼓舞自己，更好的完成保卫祖国的任务。”[5]这种呼声以及其所代表的不同身份和立场在当时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与刊发工农兵作品为主要方针相适应的，是《诗刊》不断刊登当时领导者的作品以吸引读者，和如何探寻诗歌“大众化”之路的问题以及对于诗人进入群众、体验生活的强调。从《诗刊》创刊号刊登了毛泽东的《旧体诗词十八首》、《关于诗的一封信》对《诗刊》进行了“一个最强有力的支持，一个最大的鼓舞”之后，《诗刊》邀请当时的国家领导者如朱德、陈毅、董必武、郭沫若等的诗作并刊发于显著位置就成为了一种“传统”；而对于最高国家领导人毛泽东的作品刊登后予以阐释和解读则更是一种“特色”。当然，刊登领袖的作品以及宣扬其对诗歌的爱好，比如：1962年3期的《诗座谈记盛》等无疑是会在加大刊物影响的基础上，增加读者进而增加刊物的发行数量。从《诗刊》创刊时有毛主席诗词而带来的供不应求，进而造成初版的二万八千份加印到预期的五万份[6]，《诗刊》的“经营策略”无疑是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果然，到第2期《诗刊》的“编后记”时，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了这样的语句：“感谢广大的读者，这样热烈的订阅我们的刊物。因之，订阅数字还在创刊之前，就远远超过了我们的印数，使许多读者得不到自己的刊物。想情形是会改变的。我们要尽一切力量来向有关方面呼吁，以满足我们的读者的需求”，[7]而到了第10期刊登“本刊启示”时，我们则可以通过“本刊印数的控制限额早已放宽，凡欲订阅本刊的读者，可随时向当地邮电局、所办理订购手续，今后本刊不再替读者直接订购”[8]来猜想刊物发行数量的急剧攀升，而这已充分地说明了《诗刊》在当时的发行规模以及在当时所造成的影响了。
除上述力求增加刊物影响与刊物发行数量的方式外，对于如何探寻诗歌“群众化大众化”之路的问题也是《诗刊》办刊的一个重大任务。早在《诗刊》开展“新民歌运动”中“关于诗歌发展问题的讨论”之前，宋垒就曾在《第三种“化”》中针对当时诗歌创作中“大众化”和“化大众”之外的“愈‘化’愈洋腔洋调，愈‘化’离工农愈远”即“第三种化”时指出：“向工农大众方向‘化’。”[9]而具体到《诗刊》开展“关于诗歌发展问题的讨论”时，众多的参与者更是围绕“民歌体的形式问题”、“劳动人民喜闻乐见的诗歌样式”以及是否应当在此之外建立类似何其芳等倡导的“现代格律体”等问题展开了讨论。而且，有关这个问题，直到60年代依旧是《诗刊》以及当时诗人和读者关注的焦点，如刊发于1963年7期的由郭沫若撰写的《关于诗歌的民族化群众化问题》的文章就很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立场。当然，这种“群众化、大众化”的主张是建立在为读者服务和适应当时读者阅读水平和旨趣的基础上而得以展开的。
如果说《诗刊》始终关注的诗歌“大众化”是为了能够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并进而反映刊物的现实性特点，那么，由此而引发的诗人走进民间、体验生活则无疑是为了响应劳动群众特别是工农兵的呼招而进行的。对于诗人进入群众、体验生活的意义，当时发表于《诗刊》的一篇文章曾经这样阐述道：
“诗歌到群众中去，本是我们长久所想望的。<o:p></o:p>
新的历史条件使我们的想望逐渐成为现实。文盲逐年减少，劳动人民越来越增长的文化要求，自然使诗歌拥有越来越多的读者。<o:p></o:p>
随着下放干部的下乡、上山，诗歌也就有了更多的机会到达劳动人民手中。<o:p></o:p>
而诗歌也势必遇到考验。<o:p></o:p>
我们不能随便怎么写就怎么写了，必须考虑到劳动人民的喜爱。<o:p></o:p>
要知道劳动人民的喜爱，诗人也必须生活在劳动人民之中，同他们共呼吸，共命运。<o:p></o:p>
这样才有可能写出他们喜闻乐见的作品来。”[10]<o:p></o:p>
而同样地，在此之前由《诗刊》副主编徐迟所写的《诗人们已经远行》一文中也确实生动的记录了诗人当时进入群众中间的热闹场景：“田间去了河北怀来县农村；李季去了柴达木油田；严辰去了黑龙江林区；闻捷去了甘肃走廊的牧场；蔡其矫去了长江上的工地；金近去了浙东山村。还有下去劳动锻炼的诗人……”[11] 诗人进入民间、体验生活的目的在当时是明显的，即它不但是诗歌“大众化群众化”的一种继续，同时，也是希望诗人在充分熟悉劳动群众生活的基础上，于返回时能够更好地为工农兵进行写作。这是在一定程度上符合艺术规律并极具时代特色的方式方法，而在此过程中，《诗刊》所起到的普及、宣传等中介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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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与时代的紧密结合和政治化倾向<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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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第1期《诗刊》曾刊载了时任作协领导刘白羽的文章《对诗的希望》，在这篇文章的结束语部分，作者曾这样写道：“我们希望在向未来进军的社会主义文学行列里，诗，能像一面红旗飘扬在最前面。”[12]这段对诗歌赋予强烈历史使命和时代使命的文字不但为当时的诗歌创作提出了希望，同时，它也无疑是适合于《诗刊》的办刊特点和时代特征的。
综观1957年至1964年的《诗刊》，其与时代结合之紧密程度是显而易见的。的确，尽管《诗刊》作为“历史的一瞬”仅存在了八个年头，但作为对一个时代的反映，它所亲历过的重大历史事件在它的身上都留下了深刻的印痕。或许正是出自于“诗歌总是要求浓厚的生活气息和强烈的时代感情的。在‘诗刊’上，这还没有表现得很鲜明。因之，许多读者表示，掩卷之后，犹有不足之感”[13]的一种自觉乃至反思，所以，《诗刊》就势必要追逐时代的步伐进而展示时代的气息。当然，《诗刊》的这种强烈的历史使命感还来自于其自身所处的位置，作为当时的机关刊物之一，《诗刊》无疑是有义务配合时代的主旋律并及时以诗的方式向读者进行宣传的。
例如，1957年“反右斗争”刚刚开始，《诗刊》就迅速地做出了相应地反映。在7月25日出版的第7期里，先是主编臧克家在处于头版头条的“代卷头语”中响亮的提出：“诗人们，在反右派斗争中，让我们踊跃地用火辣的诗句来发言吧。”[14]而后，就是所谓的“反右派斗争特辑”，其中，由袁水拍诗、华君武插图的《糖衣炮弹之战》不但图文并茂，而且，还与沙鸥的《大鲨鱼自己浮上水面》一样，从诗歌的标题适应了当时颇为流行的语汇（即“糖衣炮弹”和“大鲨鱼”）。而在第8期的出版的《诗刊》中，不但以近30页的篇幅继续着“反右斗争”的诗篇，而且，还以极为迅捷的速度刊登出了沙鸥的《“草木篇”批判》以配合前不久在《文艺报》、《文艺学习》、《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同类文章，在这一点上，其刊登批判《草木篇》文章的时间甚至早于9月1日出版的《星星诗刊》上的同类文章《右派分子把持“星星”诗刊的罪恶活动》。
同样地，在1958年的“大跃进民歌”运动中，《诗刊》不但先后开辟了“农村大跃进”、“民歌选六十首”、“太阳光芒万丈长”（歌颂党的新民歌四十首）等大型栏目，还围绕“关于诗歌发展问题”展开过激烈的讨论。同时，对于自“大跃进民歌运动”中产生的“两结合”——“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理论概念，《诗刊》也是花费了大量篇幅予以刊发评论文章。当时，在大谈“想象”、“浪漫主义”以及民歌魅力无穷的氛围下，江雁在《幻想的时代》里所言的：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充满了幻想的时代！<o:p></o:p>
在广阔的社会主义大革命风暴里，在六亿人民力争上游的劳动中、战斗中，生活啊，奔腾着，充满革命的浪漫气息，荡漾着青春的激情。工人用铁锹猛追英国。农民双手把大山劈开。他们高喊着：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
多么雄伟的气魄！多么豪壮的声势！这就是我们时代的精神！<o:p></o:p>
诗，应该是表现出时代最大强度的情绪，表现出生活的最强音。”[15]<o:p></o:p>
之论述无疑是非常符合当时的时代特点的。
此外，《诗刊》还以各种形式对当时的大事予以及时的“报导”。如董必武的《闻长江大桥成喜赋》（1957年8期）、“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1957年10期）、“全国文教群英会代表诗选”（1960年7期），以及对各种盛大的日子、“赛诗会”、“朗诵会”等等进行“反馈”。当然，对于党的重大方针、政策的宣传如对帝国主义的反抗、笔伐“瘟神”的诗讯、陆定一的《在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声援古巴革命斗争，特别是对领袖的歌颂作品等，《诗刊》更是处于一种责无旁贷的位置。
《诗刊》与时代的紧密结合产生的后果也是十分明显的：一方面，它虽然适时为以工农兵为绝对主体的劳动群众予以服务，同时，也及时而紧密地反映了时代特点，但在“幻想的时代”里，由于作品的思想感情和内容都可以被重新编码，进而抽象化、符号化，于是，这种具有虚假浪漫主义倾向的做法就会对正常的艺术探索造成伤害，而一旦到了重新调整文艺政策的时期，比如60年代初期，这种策略就很快地显示出其力不从心的态势，而且，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这种强加于诗歌艺术甚至还有拔苗助长倾向的追求也间接影响到了地《诗刊》复刊时的特征；另一方面，《诗刊》与时代的紧密结合也使刊物本身与政治的关系越来越紧密的裹挟到一起，而对于“政治”与“诗歌”这两种在“显性与内隐”、“明晰与朦胧”等气质类型方面存有巨大差异的事物而言，二者联姻的结果不但会使诗歌创作极易带有一种流于表层概念的倾向，而且，也无疑会使刊登诗歌作品的刊物即《诗刊》本身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的特征。
然而，关于《诗刊》的政治化倾向是不宜做简单化或概念化的理解的。事实上，如果从时代背景和广义的“政治”范围而言，那么，《诗刊》的服务对象、时代特征本身就已经决定了其必定会具有鲜明的政治化倾向。何况，在50至70年代政治社会化程度高、文学普遍政治化的年代里，《诗刊》具有浓厚的政治化倾向也无疑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以《诗刊》作为个案进而研讨其本身所具有的政治化倾向毕竟是以一个刊物作为出发点的，因而，所谓《诗刊》的政治化倾向也就具有了自己的独特性特点。
首先，从作品刊发的标准上说，当时身兼著名诗人、文艺界领导身份于一身的郭小川在1958年8月3日的一次诗刊编辑部座谈会上的发言——“‘诗刊’选诗的标准，当然应当遵循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原则，并做到两者的统一。有些东西，只要内容适合于现实形势（如反映中东人民的斗争）的，在政治上表现着新鲜的思想感情的（不是概念化的），标准可以适当降低一些。另外，在政治上没有错误，而在艺术上有可取之处，我认为也可以发一点”[16]不但基本地反映了《诗刊》刊发作品的标准，同时，也为在特定年代里《诗刊》的选稿方针指定了标准。虽然，上述讲话在某种程度上认可了“在艺术上的有可取之处”的作品，但这种认可是建立在政治思想的标准之上的。因而，此一时期《诗刊》刊登的作品要么是以简单、直白的方式反映时代、服务读者，要么就是干脆以诗歌来“图解”政治，而在更多的时间里，《诗刊》发表的作品是以一种模式化的方式出现的：即红旗、东方、春风、天安门等意象以及情感与想象的极度夸张和浪漫是其经常出现的“诗歌符号”。
其次，从作品的评判标准上说，新的衡量标准如“大跃进运动”时期提出的“诗是阶级斗争的反响”[17]不但赋予了这一时期诗歌强烈的阶级性和时代性，同时，也为《诗刊》展开历次批判奠定了基础。艾青无疑是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位重要诗人，然而，《诗刊》在对于这位诗人的前后态度是颇耐人寻味的。1957年《诗刊》创刊号曾刊载了艾青给巴勃罗·聂鲁达的诗《在智利的海岬上》，而后，第2期又相继刊载了艾青的论文《望舒的诗》，为此，沙鸥还在第4期的《艾青近年来的几首诗》中以“手法是稳重的，重点是放在政治方面的揭露上”对诗人予以赞扬。然而，自反右斗争中艾青被打倒之后，第9期《诗刊》先后出现了徐迟的《艾青能不能为社会主义歌唱》、田间的《艾青，回过头来吧！》两篇批判文章，而曾经在前不久还对艾青的诗歌进行过表扬的沙鸥也迅速写出了《艾青近作批判》（1957年10月号），这种前后的强烈对比无疑是让人感到触目惊心的。而且，由此引申出的类似沙鸥以及当时《诗刊》的编者心态问题（如徐迟、田间以及沙鸥本人等）也是颇为值得深思的一件事情。当然，在1957年至1964年的《诗刊》上，以政治评判标准被批判的人并不仅有艾青，穆旦、公刘、流沙河、张明权、蔡其矫、邵燕祥等甚至是沙鸥本人都曾先后被点名批评，而且，在批评中的阶级立场的划分、上纲上线、断章取义式的重新解读历史与作品等方式也是屡见不鲜的。而这种评判方式的结果不但是使一大批卓有才华的诗人过早地丧失了自己的艺术青春，同时，也使得当代诗歌艺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水平较低、徘徊不前。
最后，《诗刊》的政治化倾向还决定了它对外来诗歌的选择与排拒。由于在建国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两种制度的划分和意识形态的从属，以及当时严峻的国际形势，当代诗歌对于具有世界潮流性质的诗歌特别是“西方”的诗歌艺术是采取警惕、回避和排拒的态度的。因而，翻译并刊载外来的作品就要经过十分严格的政治选择，而这一点一旦要着眼于二十世纪现代外国诗歌的时候，就尤显谨慎。当时，在《诗刊》上可以看见的外国诗人身影的有苏联的马雅可夫斯基、智利的聂鲁达、土耳其的希克梅特、意大利的阿尔贝蒂以及同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越南、蒙古、古巴和属于第三世界的亚非拉国家如非洲安哥拉、埃及，亚洲的印度、巴基斯坦等国的诗人作品，而对于给二十世纪世界文学带来重大影响的现代主义诗歌而言，则基本上处于“封闭式”的处理方法。当然，这样做的结果也是一目了然的，即这不但使当时的许多评论者在并不充分理解这种艺术手法的前提下，只能以贴阶级标签和政治标签来对那些稍有现代意味的作品（如穆旦的《葬歌》等）予以简单、粗暴的指责，而且，作为一种“惩罚”，当新时期我们的诗歌重新进入世界文坛的时候，“二十世纪以至更早时间以来的世界历时性的诗歌潮流，以共时性的状态在中国诗坛上出现，使八十年代的中国诗坛，几乎成为一个世界诗歌的‘博物馆’”，于是，“在这种各为中心的纷乱状态，缺乏消化的生涩模仿”，也就成为了“对前一时期由封闭所造成的单调贫乏做出的报复。”[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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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诗刊》艺术性的问题的探讨<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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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当代诗歌由于被拘囿于一个特定的时代和其鲜明的政治倾向，常常会使人感到其艺术性不高，因而，诗歌工具论以及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成为“传声筒”是以往批评界经常出现的论断。《诗刊》作为50至70年代时期的“产物”，无疑也是具有这方面的特色的。而且，有关这一点，我们也完全可以通过以上的论述来加以证明。不过，作为一种文学刊物而言，由于追求艺术的使命已经是其与生俱来的“宿命”之一，因而，即使对于《诗刊》这样与政治、时代具有密切关系的刊物，其艺术性也是值得人们关注的。与此同时，对这种艺术性的关注不但能够使我们从另一方面更为深刻地认识《诗刊》以至于那个特定的时代，而且，也无疑会让我们在发现“异端”的过程中发现文学史的复杂性、可变性以及以往研究中常常忽视的地方。
纵观1957年至1964年的《诗刊》的发展脉络，有两个艺术上的高峰期是较为引人注目的：即一是1957年上半年，一是60年代初期（甚至更早）至62年末。自新中国建立到1956年“双百方针”的提出，当代诗歌基本一直是按照“颂歌”模式向前发展的。“颂歌”模式在五十年代的大量涌现，不但是当时时代的必然，同时也是当时社会情绪的直接产物。比如，从1953年开始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就曾经吸引大量诗人的关注目光。然而，现实生活的丰富多彩和诗歌艺术本身存在的多样化特点都使得“颂歌”无法始终成为诗歌的“弄潮儿”，“颂歌”在“诗歌表现的情感领域走向单一”和使“诗的个性化程度的削弱和模糊”以及其“把握世界的艺术方法比较单一”[19]都使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阅读旨趣的适应逐渐显露出其自身的缺陷。因而，在1956年2月4日由中国作家协会创作委员会诗歌组举行的座谈会上，邵燕祥就在“我们”要“有丰富的生活积累”的前提下，提出“我们”更要有“强烈的干预生活的政治热情”；而与会的郭小川则更加直接地指出：“为什么我们的诗不能充分地表现时代精神？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避开了或无视了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我们的诗如果不能反映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只一味地叫喊伟大、伟大，也只能是表面的轻浮的‘歌颂’。”[20]对诗歌艺术的重新认识势必是要以新的探索为必然结果的，而“双百方针”的提出也确实给这种新的探索一种相应的外在推动力，这些都使得当时的诗歌界在理论探索和实际创作上呈现出一种新的气象。而《诗刊》恰恰是在这个间隙中诞生，因此，初始阶段的《诗刊》就必然要顺应时代，反映这种变化，更何况《诗刊》本身也是这种新气象的重要结果。于是，创刊号《诗刊》从一开始呈现的面貌就是艾青、冯至等老诗人和甘永柏、严阵、孙静轩等青年诗人共聚一堂的局面；同时，对外来诗歌的介绍（当然这是有选择的）、诗学论文、诗集评介等版式格局也基本予以固定。此外，1957年上半年6期《诗刊》在诗歌作品方面还发表过郭小川的《致大海》、公刘的《迟开的蔷薇》（第2期），郭小川的《深深的山谷》（4期），穆旦的《葬歌》（5期）；在诗歌理论上还刊载过艾青的《望舒的诗》、陈梦家的《谈谈徐志摩的诗》（2期）等力求在当时条件允许下、积极而全面地评价这两位现代诗人的诗学论文，以及邀请老诗人王统照、陈梦家、谢冰心和诗歌理论家朱光潜等对诗歌艺术进行笔谈（6期），而这些，一旦与后来他们其中绝大多数人的截然不同的命运相比，可见，这一时期的《诗刊》是风格多样、艺术多元而又相对自由的。
然而，随着1957年“反右斗争”的开始，整个诗歌界很快就陷入了所谓的“战歌”模式之中，充沛的战斗激情和表现批判性主题的作品以及新的衡量标准不但使一些老诗人停笔乃至被打倒，而且，又使整个诗歌界在一种近乎不知不觉的状态下回归到了“颂歌”时代的困境中来。而随之而来的1958年“大跃进民歌运动”则再次以国家想象与民族想象的视野使诗歌在传统与幻想的浪漫中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然而，即使在“大跃进民歌运动”中，《诗刊》仍然是以“谈诗”或“讨论”等方式对“新民歌”和“浪漫主义”等予以了大篇幅的探讨。只不过，再次从较为符合诗歌艺术标准的层面进行探讨则是60年代初期的事情了。
60年代初期文艺政策的调整使诗歌艺术获得了新的生机，而连续几年的“大跃进”和“反右倾”以及自然灾害和其他原因造成的“三年困难时期”也使得诗歌的狂热情绪有所冷却。于是像闻捷的《任锐三访布鲁巴》（选自《复仇的火焰》第二部）这样艺术水平颇高的作品再次从《诗刊》上刊载出来，而像在全国第三次文代会期间召开的一次诗歌座谈会上的许多与会代表的发言如“要做到政治方向的一致性和艺术风格多样性的统一。我希望我们有很多很好的各式各样的诗人。”[21]以及“诗歌要百花齐放”[22]的发言题目等都充分说明了这种渴望。当然，如果单纯是从艺术标准的角度进行衡量的话，那么，这种多样化的探索早在59年中期或者是更早的时间就已经开始了。1959年第6期《诗刊》不但刊出了严阵的《江南曲》这样风格细腻、诗情画意的作品，而且，还由此连续刊登出了北大中文系学生谢冕、洪子诚、孙绍振、刘登翰、孙玉石、殷晋培等研究中国新诗史的系列诗学论文，从而为当时的诗歌研究以及真实地拓清诗歌史轮廓做出了较为突出的贡献。此外，60年代初期的《诗刊》还多次召开由《诗刊》主持的诗歌研讨会，并对儿童诗的创作和朗诵诗等的艺术探讨进行过多次的介绍。同样地，在60年代初期相对宽松的文学创作环境下，曾经屡次遭受批判的青年诗人雁翼、蔡其矫以及老诗人俞平伯、王亚平等的作品都得以在《诗刊》上进行发表。这种较为良好的态势基本上一直持续到1962年下半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的提出，即八届十中全会的召开才发生转变。
尽管，1957年至1964年的《诗刊》曾经从探讨诗歌艺术的角度出发，进而为当代诗歌艺术做出过自己的贡献，但是，由于在特定时代语境的要求下，其诗歌艺术的探讨以及办刊的初衷势必要在紧密结合时代和与政治的纠缠中大打“折扣”，而且，这种外在的束缚也常常会使其在发表作品的过程中，呈现出一种前后的矛盾。不过，作为一个特定语境下诞生的重要诗歌刊物，无论其文学史价值，还是作为一段历史的反思，《诗刊》都是值得我们去进行研究的，更何况，对《诗刊》的研究本身就是一次新的探索与挖掘。因此，选择时代语境这一特定的视角对其进行研讨不但对50至70年代诗歌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而且，还会在寻找范例的过程中对反思整个新诗的历史做出重要的贡献。而这些，恰恰是本文的目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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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o:p></o:p>
[1] [6]臧克家：《〈诗刊〉诞生二三事》，臧克家：《青柯小朵集》，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267页。<o:p></o:p>
[2]臧克家：《我与〈诗刊〉》，《臧克家回忆录》，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版。223页。<o:p></o:p>
[3] “编后记”，《诗刊》创刊号。100页。<o:p></o:p>
[4]《工人谈诗》，《诗刊》，1958年4月号。52页。<o:p></o:p>
[5]《战士谈诗》，《诗刊》，1958年7月号。48页。<o:p></o:p>
[7] “编后记”，《诗刊》，1957年2月号。100页。<o:p></o:p>
[8]“本刊启示”，《诗刊》，1957年10月号，121页。<o:p></o:p>
[9] 宋垒：《第三种“化”》，《诗刊》，1958年4月号，89页。<o:p></o:p>
[10]王洁：《重视劳动人民的喜爱》，《诗刊》，1958年2月号，87页。<o:p></o:p>
[11]徐迟：《诗人们已经远行》，《诗刊》，1958年1月号，41~42页。<o:p></o:p>
[12]刘白羽：《对诗的希望》，《诗刊》，1958年1月号，9页。<o:p></o:p>
[13]“编后记”，《诗刊》，1957年6月号，99页。<o:p></o:p>
[14]臧克家：《让我们用火辣的诗句来发言吧》，《诗刊》，1957年7月号，6页。<o:p></o:p>
[15]江雁：《幻想的时代》，《诗刊》，1958年6月号，80~81页。<o:p></o:p>
[16]郭小川：《怎样使诗歌更快更好的发展》，《诗刊》，1958年8月号，70页。<o:p></o:p>
[17]思蒙：《诗歌——时代的号角》，《诗刊》，1958年4月号，92页。<o:p></o:p>
[18]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13页。<o:p></o:p>
[19]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27~29页。<o:p></o:p>
[20]《沸腾的生活和诗——中国作家协会创作委员会诗歌组对诗歌问题的讨论》，《文艺报》第3号，1956年2月25日。26~27页。<o:p></o:p>
[21]萧三：《诗歌杂谈》，《诗刊》，1960年9月号，57页。<o:p></o:p>[22]力扬：《诗歌要百花齐放》，《诗刊》，1960年9月号，59~61页。

张立群 · 发表于 2006-4-6 00:26:53

这是今天刚刚收到的论文，《文艺理论与批评》2期，原文与连敏博士合写，后种种原因发表的时候署名只我一个！

曾蒙 · 发表于 2006-4-6 11:03:21

<

>可以看到《诗刊》的成长历程，有借鉴作用。好东东。

张立群 · 发表于 2006-4-7 01:12:44

啥时候提交上去？^_^

杨薇 · 发表于 2006-5-1 01:17:16

给过诗刊一些稿子，可惜石沉大海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5-11 9:49:15编辑过]

匿名 *发表于 2006-11-21 17:07:24* · 发表于 2006-11-21 17:07:24

<

>同志们，哪个网站可以找到郭小川的《致大海》的原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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