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届当代诗学论坛论文集--杨匡汉的文章

刀 · 发表于 2010-7-11 18:04:45

饮之太和

杨匡汉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六十年来，两岸四地的诗歌因“地域切割”和“历史割裂”而风貌各异，但彼此的优长短缺之异向互补，有助于全面认识同一文化圈内多元并存的完整与丰富。

今天，我们都站到了新的地平线上。超越一时一地的囿限，从和合的理念出发去深入思考诗歌问题，处理曾被离析的诗学，以创造性的思维和美学追求，传达当代中国人的生命情调并汇成交响，该是共同的功课。

限于时间与篇幅，这里不做论点的充分展开，只是围绕“和合”之道，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想法。

经验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在中国诗歌版图上，诸多异向的实践，有利于冲破一统模式的障碍。多种可能性的选择，有益于构成一个丰富的完整。两岸四地把彼此的缺憾转化、互补为共同的文化优长，以承认特殊、承认差异为前提，终以和合为指归。这将是各种诗学观念、美学资源，被系统吸收到思想文化的深层结构整体制约中的美妙过程。

我愿意指出，和合恰好应验了我们久远的期待。中国人崇尚和合，也对此有独特的哲思与表达。

中国传统哲学的辩证思维，不论儒家或道家，都强调整体思维。这种思维方式确认世界（天地）是个整体，人与物也是一个整体；整体包含许多部分，部分之间有机联系；故欲了解事物，必须“观其会通”（《易经》）。正由于“万物统体一太极”，整体与部分的严格区分被视作无有必要，部分不可游离整体的大家庭。宋明理学家认为，“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整体包括部分，部分体现整体，整体与部分的联结一如“月印万川”，构成自在圆足的生命。这是一种朴素的全息思想。故周敦颐说：“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太极图说》）张载提出：“太和所谓道，中涵浮沈、升降动静相感之性。”（《正蒙·太和篇》）王夫之解释“太和”说：“太和，和之至也……未有形器之先，本无不和，即有形器之后，其和不失，故曰太和。”“太极”、“太和”、“道”皆为本体的意思。司空图则把“素处以默，妙机其微；饮之太和，独鹤与飞”（《二十四诗品》），列为诗的一种高境界。

中国哲学和诗学的智慧在於，把世界看成一个统体，且提出的宇宙模式往往异常简约。此种简约有其深刻之处，即强调三个基本要素的紧密联系：整体、运动、平衡。讲整体是动态（“迁流不息”）平衡（“万物并育”）的整体，讲平衡是整体动态的平衡，一如《易传》所言：“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使合太和，乃利贞。” 此一整体动态平衡的思想迄今仍有生命力，适用于中国当代海峡两岸四地的诗歌观察。我们同样应当重视这一认知运行的机制，以扶正某些偏离“太和”的欹斜。

这里，有必要将论点稍加展开。

其一，中国当代诗歌是一个整体的客观存在。如今被人为的海峡隔裂的格局已出现变动。既然诗人们吃的都是米饭，用的都是筷子，过的都是端午、中秋和春节，写的又都是中文，即使有观念上的歧异和实践上的悖向，也可以用“同体异型”的整体性思路去处理复杂丰富的诗歌现象，寻找异彩纷呈的诗歌殊相和潜沈不露的意识共相。艺术上不该以地域大小论高低，也不应以“中心”与“边缘”的对立来评估本该属于中华民族的诗创造。大陆个别论者曾提出“以社会主义尺子去丈量台港资本主义文学”的主张，显然是河水犯井水和批判的跨元；而在彼岸，那种以个别诗社在一地的发展即等同于全中国范畴的观点，也是切断整体有机联系的人文之虞。

其二，诗歌是精神创造之必然，诗群则是力量聚集之偶然。优秀的诗人功在民族，功在整体的文化事业，而非仅仅功在一地一群。因此，任何群落如果竞相突出各自的光辉而掩饰自身的缺点或负面，势必不利于澄清诗史，也不利于把人们引向和合的视界。大陆诗群有沉郁浑厚的近传统，却更有必要把目光投向黄土地之外，进一步让惠风浸润高原与沙漠，在文化母体内渗透新质或异质，以造成博达的景观。台湾诸多诗群，致力于漂流诗学的吐纳、现代诗的苦旅、语言美学的践行，累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但似乎还缺少 “火浴”，缺少深邃的思想力度，也是摆在不少诗人面前庄重的命题。港澳诗人亦纷呈骚情雅思，但如何“发出自己的天问”，尚须有更多文化中的特立独行者。两岸四地诗歌的和合，更需要一种创造性的行为。它是主体全身心地投射到民族整个生活中去，又以心灵的煎熬和升腾求其与客体的同一。人们因诗而达到东方型认识高端的“涅槃”顿悟境界。

其三，和合摒弃任何时空切割和肢解物件的做法，努力寻求对于物件的历史的、现实的和美学的完整把握。此点在诗史的研究中尤为重要。在这里，认知和合，是诗歌发展中理论内化与积淀的结果。“史”的认知结构乃是诗歌实践动态格局的对应物。目前两岸四地诗史撰述者似有一种约定俗成的规范，即以外部因素为判断标准，以少数诗人的立户入册为躯干，诗歌自身的运动和艺术消长的规律往往被压缩在过分简化的社会变革的框架之中。与此相联系的是，还以“十年为期”的机械切割和“代”的概念去观察诗史的演进，去说明所谓“竹节”式的生长。实际上，一位优秀的诗人都同时生存于“过去”、“现在”、“未来”这三种时间序列中，难以截然划归某“期”、某“代”——尤其是创作时空跨度较大的诗人。分期断层并不能充分说明诗歌的时代性与艺术风貌，也无法解释同“代”之间多元并存以及隔 “代”之间相互影响的复杂关系。为创作冠以“阶段”与“代”之名，只能赋予时间意义，然而创作总是超越作品诞生的时间的，其价值在于它是否卓越，是否达到人心人性的深度。道理很简单：“代”“代”之后，人生还是人生；“后”“后”之后，诗歌还是诗歌，而“深度才是一切”。或许，两岸四地当代诗歌的治史为时过早，倘若进入和合的视界和深度的考量，作为动态因素的诗人精神史、流派、诗歌运动，艺术秩序的嬗变以及外缘的意识背景的转换，加之两岸四地优长的互补，等等，都可以多元、交织、彼此重叠的形态，通过层次性结构统合来完成整体框架，使其置身于历史和当代的纵深之中。

其四，和合表现为一种认识主体进入物件内部所获得的认知统一性。一首杰出的诗是真善美的曼妙组合。对于物件的认知当有一般与特殊、共性与个性的辩证把握。诗是富有主体性、独创性的精神活动。因此，在寻求两岸四地当代诗歌的整体把握时，对于诗歌特殊性的研究应是题中之义。在当代，台港澳地区经历外来文化的大冲击和中原文化的再开发，中国和西方、传统和革新、古典和现代如何结合与融汇，沉重地拷打着诗人的灵魂，无论成败和混杂，皆构成了特殊的财富。需要防止的是量与质的吊诡性错位。诗的品质要求它与人文精神一起生长。瞬间的狂喜乃是对天地人寰的沈思与感受，并以特殊映示一般，编织着对人生的共感和对民族及其未来的梦想。

其五，整体思维中的“太和”或“平衡”，指的是相异的东西各安其所，并生共长，在动态中协调统一。作为诗歌系统，相异的东西是被结构性吸收的；而无法被人生框架识别和纳入的，自然无法进入认知之网，那就是一切非诗的或媚俗的、均质的经验材料。对于诗歌总体化运行过程的描述以及诗人创造行为的评判，都将显示一种严肃和严格的选择性。中国新诗发展至今日，需要寻求高情思与高技巧的平衡，需要有并峙高峰或并列深谷式的诗人，需要有作为一种完整的精神价值的作品。尤其是人们目睹了太多的浮躁、轻狂乃至恶俗的游戏，因而格外看重深入人生过程中高蹈知性的述说，愿意倾听历史与现实的大海旋渦般的交响，让诗人之视点落实在博大而深邃的文化背景上。

我们以高悬一时代、一民族的诗歌文化之正大气象为神往。或许，这一“饮之太和”的诗学工程，需要由海峡两岸四地的诗人、学者和批评家联手完成。

2010年6月修订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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