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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真相和欲望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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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5-19 19:16:4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 ><B >丁成<o:p></o:p></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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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ign=center><B >在真相和欲望之间<o:p></o:p></B></P>
<  align=center>——读《郑小琼长诗选》<o:p></o: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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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每个批评的意图都离我太远,再没有比批评的文字那样同一件艺术品隔膜的了。”当我在苏北小城手捧这部《郑小琼长诗选》书稿时,耳畔便自然响起了里尔克在上个世纪初的书信中向一个青年的抱怨。正如这位热情的奥地利人所坦言的那样,面对这一整部的长诗选,我有种莫名的恐慌感。无论如何,批评在我看来就是一种建立在误读基础上遵从批评者主观意志的指手划脚,永远也别指望批评能够像高档鞋店里的皮靴那样可以任意挑选,而且标准还是最合脚的一双。但即便如此,我还是“被迫”坐在四月的阴霾里翻看这些箭矢一般的诗句,不断地闻着楼下飘来的电线着火的焦味,似乎我所身处的环境正好和这部长诗选构成了某种更为隐秘的呼应关系。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被迫”不是来自本文的批评对象,而是来自我自身一种更为模糊,但却挥之不去难以描述的焦灼感,一种内心里不断有火焰腾起的慌乱感,似乎有一种时刻会被神秘力量撕裂的危险,我无法抵挡这种巨大的压迫感就像在面对“巴山道上的棺木中,一个时代死亡 / 剩下的噩梦,浮雕一样辉煌”式的诗句时无法不感到揪心一样。教条主义者和人文主义者也许会指责这样的诗句太空洞,但我的本意远远不是指这种脱离具体语境的句子——就像鱼虾只有在水里才会获得生命一样,诗句也只有在全诗完整的语境中才能凸显其意义(这也是诗歌批评一直难以妥善解决的问题)——而是一种来自与诗人的女性身份格格不入的冲突和矛盾。在耗费我一整天时间的集中阅读中,随着阅读地不断深入,一个“激烈、冲突、生猛、侠义”的诗人形象,慢慢从她的文字中剥离出来,并且像显影液中的相片一样逐渐清晰并坚定着。无论是其充满投枪意味的批判热情,还是洋溢着欲望书写的转喻手法,或者游移不定的女权意识,都令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激动。甚至《人行天桥》中自动映现出来的社会现实几乎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它是那样的强烈,以至于使我在这片21世纪初的苏北平原上却产生了一种置身于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巴黎的幻觉意识。因此在我动笔写这篇粗浅的文字之前,我就已经做好了进行一次进入更深的精神历险和漫游的准备。“真相”和“欲望”这两个毫无关联意义、毫无“联想”可能性的词,遵照我的主观意志被强行放到一起,目的就是想通过这样一种并置,构成一个多纬度的立体空间,以便于我们在进入郑诗时,能够时刻找到一种参照坐标,并且时刻不忘诗歌中最重要的两个现象:“现实真相”和“欲望书写”——无论郑小琼本人,或者第三者能否认同这样一种指认,对于我,对于一个独立的批评者,我在本篇文章中的权力丝毫不亚于宙斯对于宇宙、基督对于教众的权力。事实上,这篇批评性质的文章完全可以看着是脱离于郑小琼诗歌体系而获得了自身独立性和尊严的体系,至多只是和郑诗形成一种血脉连通的互文关系。<o:p></o: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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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ign=center><B >“在南方一条流浪的狗都得办上户口”<o:p></o:p></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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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当前我们的社会正处于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之中,尤其是九十年代以来,在热情高涨的商业文化的强力洗刷下,文化艺术的式微、人文精神的沦落、道德伦理的淡漠已经逐步趋同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在这样一种背景下,郑小琼诗歌中表现出来的某些公共知识分子精神特征,与当代西方的社会思潮不谋而合。虽然这种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精神”近年来在国内引起了有关方面异乎寻常的“警觉”,但几十年来我们确实拥有自己的公共知识分子精神却是不争的事实。无论是“告诉你吧,世界 / 我-不-相-信!”的北岛,还是引领80年代青年精神解放运动“只能顶着风向前”的崔健;无论是号称“不宽容社会的见证者”李敖,还是热衷公共事务的电影导演侯孝贤;无论是仗义执言的“资本批判者”郎咸平,还是“拒绝崇高、解构神圣”的王塑……他们以无可抵挡的时代锐音传达着当下的“公共性、批判性和社会良知”并构成了我们东方世界最具象征意味的知识分子精神。<o:p></o:p></P>
<P >在这样的问题上,我们还是不能不提到西方。我们发现在西方知识分子精神中,最引人瞩目的就算“公共精神”了,他们通过自身的言说对社会公众发言,这是一种知识分子对社会“责任感”的自然表现,然而在今日的中国,我们几乎难以寻觅这种精神的踪影。人们或许会认为,这是由当下的社会环境和政治背景造成的,但我们有没有在内心的深处滋生过一种愧疚呢?时代或者政治有没有从最深处去掩盖知识分子的心灵呢?问题已经变得很清楚,关键不在于我们的时代,而且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其必然的隐情,重要的是我们的内心有没有一种精神和感动,我们还能不能产生一些对公众发言的本能和渴望。<o:p></o:p></P>
<P >郑小琼作为年轻一代诗人中少有的底层打工者身份,由下至上发出的社会底层最具平民意识的呐喊,构成了当下诗歌至为独特的不绝哨音。其以两百多行长诗《人行天桥》为代表可以堪称与“以垃圾的名义”宣布“青年虚无者之死”的诗人阿斐、对主流权威话语提出“成熟论的非此及彼”的质疑并致力于“声音和喉舌的颠覆”工作的批评者啊松啊松、宣称带着“先锋者的先锋、无知者的无知、呐喊者的呐喊、悲观者的悲观”走上诗坛的批评者李原等人,共同祭起了当下中国最年轻一代的思想脊梁。或许熟知郑小琼的人们并不认同我的观点,甚至会嗤之以鼻对其诗歌的“冗长”、“繁杂”、“直白”提出异议、说三道四。但难道我们能对这样的诗句感到无动于衷么:“下岗的草原一片慵懒,三个农妇因为充满感动 / 被迫剥光的衣裤,剥光她粗大的体毛来拉动 / 经济,将你焖在高速发展的汤中,经济学家如此说 / 用牺牲一代少女来带动GDP,魏国的环境需要改善”(《魏国》),我们难道对这样的场景感到陌生么:“阿Q拍成《女人与面包》吧 / 伟大的导演们正在拍着陈圆圆潘金莲 / 五千年的帝国让几个妓女撑起来 / 流入血液里的窥阴癖怀孕出来的中国子孙们 / 说着下半身或者木子美”,我们难道面队这样的诗句不感到心头在颤抖么:“人行天桥上八脚蜘蛛编织的人情八卦图中 / 一个热血青年怀抱吉他在叫喊“大中华” / 他的一行热泪不能感动一个过路的行人 / 他的爱国热情象一片垃圾,让人扔进粪坑 /在这个年代时人们都忙碌着去夜来香美容院用680元除去时间刻下的皱纹 / 去阴暗的巷道吊挂的红灯下花50元减去性欲 / 在时代的乳房垫上塑胶 / 啊啊啊它如此的高挺,阳萎的男人们你们如何征服这虚假的乳房 / 用六根海狗鞭与20颗伟哥无法让你们犯有三期淋病的阳具勃起”。<o:p></o:p></P>
<P >当然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我这里所要阐述的与“参加20届青春诗会”的郑小琼、与出现在各种冠以“宏扬地方文化”名义的会场上的郑小琼,可能并不是完全统一、吻合甚至截然相反。或许《人行天桥》、《魏国》、《幸存者如是说》等作品中的彰显出来的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诗歌所真正需要的郑小琼。<o:p></o:p></P>
<P >从她的诗歌中,我知道了这是一个“只有九年语文教育”,然后就漂浮往南方,在一个叫东莞经济开发区的某家五金厂做基层女工的诗人。她以社会底层的视角,对这个时代所有的不公、所有的异化、所有的假像作了直接的指认和尖锐的揭露,在她笔下出现的是乡下女工的血泪,是底层人民的挣扎,是基层官僚的腐败,是罪恶、是黑暗、是一个严重物化和腐烂的社会镜像。正如学者朱学勤先生指出的那样“真正的知识分子都是悲剧命运的承担者……他们要提前预言一个时代的真理,就必须承受时代落差造成的悲剧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说,时代需要悲剧,知识分子更需要悲剧”,可能引用朱先生的这段话用在郑小琼的身上有点“过分”,但我在《南方没有暧昧》的访谈中,却读到了一些基层打工者的血泪和辛酸,“手指被机器夹断了自己默默地捡起来”、“被关在一座封闭的工厂里,一周只可以出大门三次”虽然郑小琼自己在肉体上并没有受到直接的血腥伤害,但是却可以想见终年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下的人能好到哪里去?还有精神上的束缚呢,难道不比肉体的折磨来得更残忍?因此,在我的印象中,郑小琼无疑是当下年轻一代诗人中最具时代标杆意义的诗人之一,无论是其生存背景还是诗歌中凸显出来的独异品质。<o:p></o:p></P>
<P >或许,对于当下尚处于快速成长阶段的30岁以下的年轻一代诗人,我们并不需要如此心急地确立这么一位代言人性质的诗人,时代和历史也并不需要。从一个诗人的角度看,我们更多的沦落来自于对这个时代的感官麻木,我可以明确地说,在当下的诗歌写作中所有的叙述策略、语言技术都已经丧失了其作为艺术的存在身份。空洞、高蹈、苍白、陈旧、乏味……如果我们不能够从时代的暗处、深处去体验这些令人心碎的疼痛,我们还有什么更好地理由为我们的诗人身份感到荣耀?这仅仅算着是我作为批评者身份对年轻一代诗人的一种警醒。<o:p></o:p></P>
<P >至于郑小琼在其诗歌写作过程中自动浮现出来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倾向:“介入政治”问题,或许郑小琼也并非是刻意为之,或者是一种出于修辞策略的考虑,但无论是哪一种原因导致了这样一种诗歌写作的现象,我认为都不能构成任何削减其诗歌价值的力量。虽然,作为艺术的一个门类,诗歌写作的概念和范畴相当宽乏,这在增加了诗歌的艺术表现力的同时也使一些诗人留下了可资藏身的把柄。我们甚至可以理直气壮地提出诸如“远离政治”、“诗歌是语言的艺术”、“诗歌应该走向内心”等等理由,以此来为自己的写作辩护。但我们却不能否认,在更广泛和更具体的生活细节中并不能摆脱一个时代的政治烙印。正如本节标题所引用的郑小琼的诗句所以启示的那样“在南方一条流浪的狗都得办上户口”。<o:p></o: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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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align=center><B >“在欲望的海洋里,枯草也变得坚挺”<o:p></o:p></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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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在本文的开头,我已经向人们初步暗示出了我所认为的“欲望书写”这一概念在郑诗中产生的意义,但到了具体即将展开阐述的时候,我仍然不能知道有多少人能够认同“欲望”书写这样一个粗疏的概念。我所要表达的意思很简单:起码在我的阅读中,郑诗中不断地浮现出来的表特中最多的是通过欲望的转喻来达到对时代真相的揭示和呈现,这可以说是郑小琼诗歌中的一个显著特征。如果我们仅仅把这样一种书写当着一种叙事策略的话,或可得到一些人的认同,但我们并不能阻止会产生另外一种来自内心对这个时代的失望和我们对具有独立性和自足性写作的命名的无能的可能性。难道作为一个诗人,我们就坦然获得了一种超然于时代之外的权利了么?即便在哲学和科学领域都具有超越时代的特质的背景下,我们在诗歌上仍然必须秉持着紧贴着时代的脉搏的客观立场。正如郑小琼在《人行天桥》、《魏国》、《完整的黑暗》、《内心的坡度》、《进化论》、《活着的记忆》、《幸存者如是说》等全部七首(组)诗歌中的无意识自然流露一样,“欲望”成为一个诗人打开叙述闸门的开关。就像柏拉图借助苏格拉底之口阐述自己的思想,尼采借助于酒神狄奥尼索斯的隐喻来反对那“唯一的必然之神”一样,“欲望书写”之于郑小琼的意义就是一种叙述的催化剂、一种言说的替身。这里所谓的“欲望书写”与学术界提出的概念在指涉上有一定的区别,在本文中特指通过对人的本能欲望——性以及与性相关的身体符号的借用,以此来“拉动”诗歌的叙述,或许这是诗人创作的一个技巧,也或许这是一种叙述的本能。<o:p></o:p></P>
<P >有必要提醒人们注意的是,与中国诗坛近年出现的大面积趣味低级的“性”写手明显不同的是,在郑小琼这里身体符号或者性本身是被作为一种书写的工具或者方法来使用,不是最终目的,更主要的是郑诗的思想含量足够可以支撑住这种欲望书写,而不至于让人们产生有关因“性”而起的误读。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同样的一条路,路边有自行车、摩托车或者轿车,郑小琼使用这些工具是为了去往更远的地方,而对于其它的爬上这些车的人却不尽然,有些人仅仅上为了得到车,然后爬上车,因为在这群人的概念中并没有“远方”的概念。这条路就是语言或者叙述,这些自行车或许就是郑诗“他们象引进好莱坞电影和计算机一样引进美国的文化史 / 来把它当作指南针一样指导我们的诗歌创作 / 乌烟瘴气的中国诗坛上傲然勃起一根西方的阳具 / 我的朋友周发星不懂得如何接轨 / 只好躲在最荒凉的大山中《独立》。”(《人行天桥》)中的“阳具”,这些摩托车或许就是郑诗“女性公务员的首要条件是乳房必须对称 / 这关系到政府形象”(《人行天桥》)中的“乳房”,这些轿车也许就是郑诗“市长们在策划着美女节美女经济 / 乡长们计划着如何将女人腹部三角区变成他们财政的饭碗”(《人行天桥》)中的“三角区”。到这里,郑诗中的“远方”已经一目了然,无非就是其对文化殖民的讽刺、对政治堕落的批判、对物欲横流的鞭笞。当然还有更多的思想意识,比如在其它诗歌中还有涉及到对女权的嘲讽、对社会现象的不公、对自由意识的呼唤等等,但最主要的还是前三点,这大概也是郑小琼特殊的生存背景造就的写作特质。<o:p></o:p></P>
<P >通过本节标题引用的《人行天桥》中“在欲望的海洋里,枯草也变得坚挺”一句人们或许已经看出来了,这一节的内容除了在详细论述郑诗“欲望书写”的基础上,还将对其诗歌中大量涉及的对物质欲望进行阐述。也许人们在日渐富足的物质生活中,已经无力对“物质化”提出什么异议了,甚至对于占据社会主流力量的“中产阶级”阶层为了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更不会提出立场鲜明的反对,然而令人失望的是人们正在“物欲”的沼泽地上越陷越深,有着与刀锋上行走的同等危险。有人也会认为这有点危言耸听了。我在2005年发表于《活塞》第三卷的长文《后典型导言》中已经做了具体的分析:“这场物质的洪水几乎使人性中最最善良的东西濒临溃败、奄奄一息。人们愈发变本加厉开始变得贪婪、冷漠、无情、琐碎、无聊……慢慢地,人们丧失了理想、激情、丧失了抱负、丧失了纯粹,他们把原本人性中还褒有的最动人的一面,永久地压抑在物质的阴影之下。物质力量战胜了精神力量之后,我们正看到中国社会进入了一片热火朝天奔向物质深处的悲壮而气势恢弘的场面。”——现在,我想人们已经看出物欲的危害性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了,正如郑小琼的诗歌所揭示的一样,物质的欲望像“海洋”一样浩瀚无际,在这样的环境下连失去生命的“枯草”也会变得坚挺,足以充分地说明了物化力量的强大威力——在这样一种“海”一样的力量干涉下,“人性”几乎像刀俎上的鱼肉一样,变得岌岌可危,随时都有着被颠覆的危险。<o:p></o:p></P>
<P >我一直认为在诗歌中对“欲望”的表现是高难度的,然而郑小琼在诗歌中表现物欲力量对“人性”的残害性方面,却频频有着出人意料的精彩表现。她几乎遍用了诗歌中的各种技法,而且在互相的合用、呼应、关联等手法的帮助下,使“欲望书写”几乎达到了一种令人振奋的界限,在动辄数百行连绵不绝的长诗中尚且能达到这种境界,不得不惊叹于郑小琼作为一个女性诗人所具备的罕见的丰沛底力,可以说这在当下中国的女诗人中(包括朦胧诗以来的舒婷、翟永明、王小妮)是一种绝对的优势。当然在整部诗稿七首(组)诗歌中,这种同一音频的“高音区”之外,我有点遗憾,并没有能够听到其它的音域,《汉书&#8226;&#8226;韩安国传》中说道:“且臣闻之,冲风之衰,不能起毛羽;强弩之末,力不能入鲁缟”意谓其势已衰。作为一个批评者,在此有必要对郑小琼以及诗人们反弹两声琵琶,来几句逆耳之言,因为在所有的所谓批评家们那里几乎不能听到一些“坦荡”之言,不知是批评家的眼力太拙还是诗人们的作品无懈可击。或许郑小琼在诗歌写作中这种居高不下的“高音”得益于其旺盛的精力和绵绵不绝的激情,这对于在语言叙述上显得暮色沉沉的中国诗坛来说,应该是一种令人振奋的能力,但长久以来如果这种一以贯之的激情在其的写作意识中已经形成了一种惯性的话,虽然在短期内或许这仍然不是最重要的紧迫问题,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很难保证在今后的写作中不会对“文本”构成伤害。说到底这是一种在写作中对于“节奏”的控制能力。退一万步讲,作为一个读者(或者哪怕作者自己)并不能够时时跟得上诗歌的始终如一的昂扬激情,很多时候并不意味着有激情的诗歌就是好诗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节奏”。如果对“激情”能够具有一种娴熟的驾御力,达到收放自如的境界,或许诗歌的艺术价值会更高——这仅仅算着我的期待。<o:p></o: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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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align=center><B >“她渴望经血在蝙蝠身体里长出阳具”<o:p></o:p></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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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通过对其诗歌的集中分析,我们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郑小琼的女权意识来自“同乡姐妹”进城后的悲惨境遇。我们知道,作为一个具有尖锐批判意识,而且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诗人本身就是在“金字塔”式的社会等级权力的重压下生存,其在内心深处可以说已经对权力阶层产生了一种固执的对立感。可以毫不犹豫地指出,在《进化论》组诗中,郑小琼再次毫无保留地暴露出了一个女权主义者的立场。如果说在具有代表性价值的长诗《人行天桥》中“我以半个女权主义者倡议在本年度举行一次美男节 / 把男人们的阳具放在展览馆T型台像测量着女人们的乳房一样测量着它们”仅仅是一种带有“假想性、报复性”意味的诅咒式快意的话,到了《进化论》组诗第一首《蝙蝠》中“她渴望经血在蝙蝠身体里长出阳具”则已赫然凸出一种强烈的女权意识,在这里“阳具”只是一种男性象征物,它几乎可以是男性世界里的任何东西,但最重要的是男权的象征物。虽然诗人自己也最终明白了“最后成为货架商品的部分。我的经血之间无法 / 勃起权欲的阳具”但并不妨碍诗歌中指证出一种隐藏在诗人内心深处某种对性别意识和权力意识的向往。当然,通过一组诗就得出这种结论未免有点太过武断的嫌疑。<o:p></o:p></P>
<P >我的本意并非是指望着揪出郑的女权意识,就能够获取什么意义。通过对诗人女权意识的追寻,我们只不过是要找到诗人立场的根源所在,在这本诗集中一再出现的“乡下姐妹”是一个线索,“市场经济没有同情心,弱肉强食,我乡下的姐妹只能 / 成为他们床上的大餐,他们丧失人性的著作成为市场经济的 / 罗盘,刻进了国家的尸骨,刻进了一个乡下贫困者的肋骨”在《旧日的蜘蛛》一诗中,我们可以看到处于明显的两极对抗位置的“她”和“他”,“乡下姐妹”无疑是一个充满象征意味的意象,在灯红酒绿歌舞升平的现代城市里,是一个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处于必然的弱势地位,而“他们”则代表着对立面上“市场经济”中迅速控制社会财富的强势群体,剔除无限宽泛的象征意义的外延部分,我们可以清楚地甄别出诗人女权意识的根源所在。虽然在叙述的手法上诗人自然地援用了上文提及的“欲望书写”,但我们在这样的书写中探询到的诗人思想的源头比欲望书写本身显得更重要:对底层人民血泪声援。由这种侠义的社会责任的担当到女权意识的觉醒是一个过程,在这两者之间我们自然地看到塞满了一个时代的女性在本题意识中对男权世界进行的坚决反抗和充满令心心碎的控诉。<o:p></o:p></P>
<P >《昏鸦》中诗人亲手制造了一条充满隐喻气息的人性“峡谷”:“在霓虹与口红的交汇处 / 目睹兽性的城市、电动玩具,跟平庸的军队 / 一同掉入那条深不可测的女性腹部的峡谷”对工业飞速发达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城市文明,诗人冷眼点中了事物的命脉。我们或许还记得上个世纪波德莱尔对巴黎的诅咒和书写,在今日的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可避免地重现了,一个世纪之前的现代文明的宏大悲剧在郑诗的笔下像一个弹性十足的蹦蹦球——或许是一种对文明的颓废预言或者诅咒吧。在另一首《微观:草履虫》的短诗中,诗人“缺少舌头的草履虫在街头经济的转弯处 / 在驱逐、罚款、收容、没收的词语中挣扎 / 她们只能用高潮来注解两性与经济的总和”吐露了这个世界人所共知的辉煌文明阴影下的秘密,折射出其对现行社会形态的极端不满。从社会身份来说,诗人是一个处于弱势地位的五金厂工人;从文学意义上来说,诗人是一位极具潜力和意义的杰出诗人,从性别徽征来说,诗人又是一位“侠骨悲情”并且对社会保持时刻在场冷视的女人,就是这样的三重合一的身份,塑造了诗人独具特色的“底层社会伦理”的守望者角色。一方面在对“道路在另一端摇晃,泥土越来越远,剩下虚脱的中产阶级”现象进行不断地撞击,另一方面又自然滋生出对男权世界进行战斗檄文式地“语言射击”。对此。无论是作为读者身份,还是作为批评者身份的“他者”,对此除了保持痛心地沉默,我们还能说些什么?<o:p></o:p></P>
<P >饶有趣味的是,在郑小琼目前为止所有的长诗中,我们虽然时刻感受到其对“欲望书写”的偏爱,但作为具有明确能指和所指意义的女性专有名词“经血”一词的使用,诗人似乎显得颇为珍惜。但在《蝙蝠》和《昏鸦》中忽然不加节制地大面积出现了,粗略地统计了一下明确以“经血”一词直接出现的地方就有八处之多:“她的经血涂抹一只饥饿的蝙蝠 / 她的经血喷涌的姿势象一只穿越太阳的蝙蝠”、“……我的经血之间无法 / 勃起权欲的阳具……”、“她渴望经血在蝙蝠身体长出阳具,她需要自我繁殖 / 受精、生育。然后把这种变异唤作女权主义 / 她的经血在南方的下水道里流淌。更多的蝙蝠在撕咬 / 男人们。在霓虹里飞翔,更多的黑暗在灯里升起”、“……在深红的岩石与经血的反光中 / 一只女性的蝙蝠无法逃避它的宿命”(《蝙蝠》);“经血的痂在绸制的长袍隐藏 // 更深的伤附触在黑色的羽毛上,成为时代分娩的痛”、“……田园消逝 / 剩下经血的霓虹、可口可乐、权威的钢铁。……”(《昏鸦》)。我想作为一个具有极强的女性尊严意识和自强意识的诗人,绝不会如此草率地以透支这类具有非常醒目地带有无限“外延”意义的词汇,合理的解释只能有一种:诗人试图通过“经血”来表达一点什么。<o:p></o:p></P>
<P >无论在东方、西方还是古代的文学典籍中,蝙蝠都是一只经常出现的“玄鸟”,就像一只背负黑夜而来的精灵,和“黑暗”几乎就像一对孪生的词,而且几乎每一次的出现总要给人们带来点什么,要么是隐喻、要么是象征或者寓言,它从历代文人那里一直飞到郑小琼的诗歌中,长久以来的经验滋养让它获得了一种超然物外的神性。可以说蝙蝠与经血的相遇,使得诗人内心深处游移不定的女权意识再次获得了一种呼之欲出的勇气,尤其在“她渴望经血在蝙蝠身体长出阳具,她需要自我繁殖 / 受精、生育。然后把这种变异唤作女权主义”一句中诗人使用了“主体转换”的手法,通过“经血涂抹”过的而且是充满欲望地“饥饿”的蝙蝠来替代诗人,去承载诗人心中涌动不息的“女权”意识,为什么是饥饿的蝙蝠,显而易见是一种积蓄了很久的渴望,长久以来被压抑的欲望在经血粉刷过的意识空间里,被抚育大的蝙蝠带着诗人热切的期望,飞进每一个跳动着因激动而显出强大热量的诗句中。然而此时需要强调的是,诗人作为一个言说者它并没有忘记自己在诗歌中超拔于诗外的角色,如果我们把蝙蝠和经血在诗歌中肆意纷飞的场景当着一种理想主义的狂欢的话,我们就能更深地体会到这一点。诗人在后来的诗句中又话锋一转,吐出了事物的真相——在当下的时代背景下,在物欲横流的工业都市中“一只女性的蝙蝠无法逃避它的宿命”。我要对诗人击节赞赏的是其对现实的清醒指认的勇气,而不是一味地沉浸在理想主义和虚无主义的狂热之中,在《昏乌》中诗人在以可口可乐象征下的消费时代里,在权威钢铁象征下的人性荒漠里,诗人坦然承认“更深的伤附触在黑色的羽毛上,成为时代分娩的痛”,而象征女权意识的“经血”到最后仅仅是“绸制的长袍”上一道令人痛心的血痂而已。<o:p></o: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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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align=center><B >“沿着古老的纤道,什么样的人在回答这个世界?”<o:p></o:p></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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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在本文的最后,我愿意用“政治棉袜和时代的伤口”这一略具“晦涩”嫌疑的修辞来界定《郑小琼长诗选》中阐述不多的《魏国》、《活着的记忆》、《幸存者如是说》等几部带有明显政治批判烙印的长诗。或许某种“批评”的精神像西绪弗斯手边的巨石一样,正在不断地给我施加一种“向下”的强力——我必须明确指出:正如与对其《完整的黑暗》一诗相同的一点担心,我们通过假设一种对立的伦理纲常和政治道德,并对其进行肆意地鞭笞,从而获得的不仅仅是一种符合底层大众的“认识共鸣”这么简单,如果说诗歌的审美层面仅限于此的话倒也无可厚非。然而问题的本质恰恰是一个远非这样的二元认知所能函盖得了矛盾体。在这里我们不能不认识到一种写作的危险性。相对于这个世界的血泪真相,我们一方面负担起控诉和揭露的“公共知识分子精神”是应该的,自告奋勇地承担起向社会柬言监督也几乎是必须的,但与此同时我们作为写作者,同样更不能放弃对诗歌尊严的全面性的尊重和认知。往往这种“二元论”的非此及彼式的讴歌或者批判,在让我们获得了一种貌似正义的快感之后,我们就会立即陷入诗歌审美的虚无泥潭之中。那么我们势必要对作为诗歌的价值和意义进行更深的追问。批判仅仅是我们通过诗歌来抵达事物“真知”(真理)之境的一种修辞策略,更重要的我们不能停留在这样一种事物的表层,在通向艺术未知而浩淼的长路上,我们能够通过写作达到的领域是无限的,而一个诗人的价值、一诗歌的意义则是和我们的写作所抵及的层面是完全对应的。这就要求我们在注意承担的同时,更要注意到诗歌在更为广泛的纬度上进行透析,从而能够获得一种打破“二元论”怪圈的力量。<o:p></o:p></P>
<P >然而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在郑小琼的另一部分作品中继续保留了作为一个诗人的纯粹和尊严,并没有一味地沉湎于二元对立的狂热批判之中,虽然在她的笔下或许一生都无法抹去那种乡村和城市、底层和强权互相矛盾冲突的痕迹,就像诗人在《完整的黑暗》中发出的对世界的失望和叹息一样难以止息:“……此刻的黑暗连太阳都惧怕 / 沿街飘起股市投机分子 / 跟一个从乡下来的女孩出卖肉体的尖叫 / 蛇在复活之中,世界的嗓门一天一天 / 暗哑下去……”即便如此,我们在这里也并不能简单地将郑小琼的诗歌归结为某一群体性的书写范畴,从更深的层面上看,她的写作获得的是一种揉杂了时代、控诉、人性、欲望、伦理等各种当代修辞的综合可能性,这与打工诗人没有任何关系。相反,我觉得在这样的书写经验中其“打工”身份倒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注脚。或许正如诗人在这首诗的稍后发出的令人感动的叹息一样:<o:p></o:p></P>
<P >“……更悠远的宁静,是水 / 它穿越我们的眺望的峡谷 / 却不能抵达我们眺望的村庄……”<o:p></o: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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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2006-5-12<o:p></o: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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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o:p><FONT face="Times New Roman"> <a href="mailto:dingcheng1205@163.com" target="_blank" >dingcheng1205@163.com</A></FONT></o:p></P>
发表于 2006-5-19 20:51:13 | 显示全部楼层
文章有思想.加精.
发表于 2006-5-20 23:13:32 | 显示全部楼层
郑小琼的长诗拜读过.此文的解读可以体会到女诗人诗歌的脉搏.值得学习.
发表于 2006-5-22 23:41:03 | 显示全部楼层
喜欢诗意的人越来越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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