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贤亮小说的精神心理分析

张立群 · 发表于 2006-6-3 19:1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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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贤亮是新时期文学发展初期的重要作家之一，同时，也是整个当代文坛上引起争议最多的作家之一。的确，从《灵与肉》开始到当前的《青春期》，张贤亮所发表的每一部作品几乎都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回顾张贤亮在新时期所走过的20余年的创作历程，我们大致可以把他的创作划分为两类，即一类是表现中国80年代社会经济变革的作品，如《龙种》、《男人的风格》；一类是描写自身苦难经历的作品，这是引发争议的真正焦点，其中又以“爱情三部曲” ——即《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习惯死亡》的反响最为强烈。为什么这类作品会产生如此大的反响与争议呢？我们以为，尽管这些小说在外部表象上是由于描写性爱以及某些政治因素，然而，如果我们能从更深的层面去进行挖掘，就不难发现：这些作品在本质上是与以弗洛依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说有着密切的联系的。换言之，这类作品之所以引发争议，是与张贤亮在新时期较早地吸取并运用精神分析美学进行小说创作是密不可分的。因此，深入发掘张贤亮小说文本中的这类美学特质，是解决这些争议的关键，也自然而然地成为本文所要研讨的中心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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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压抑的性爱 沉沦与升华<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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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贤亮是新时期文学创作中较早描写性爱的作家之一。这种描写的直接结果就是引来了大量非议。当然，如果仅从这一点就断言他的小说是“黄色作品”则未免武断，作为“性爱文学”本身，它完全是可以通过描述健康的爱情与性欲来反映生活的。而现代性爱文学的不断涌现，就其文化理论根源上说，又是与对性爱问题提出过许多重要观点的弗洛依德主义有着直接的联系。弗洛依德曾经按性欲的驱力（即里比多）的活动将人格划分为三部分：本我，代表本能力量，遵循快乐原则；自我，代表理性力量，遵循现实原则；超我，代表道德力量，遵循社会理想。这一切在张贤亮那些颇受争议的小说中都是有所体现的。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章永璘在劳改中不断沉溺于对女性的幻想，他在性的饥饿与渴求中寻求着平衡与解脱，从而使它的性压抑得以释放；而在《习惯死亡》中，张贤亮则通过极为费解的意识流手法描写了一个在“文革”中被假枪毙之后的“我”，在万念俱灰的状态下只剩了性爱，他甚至发展到了为寻求刺激到异国去嫖妓。……两部作品的共同点就在于描绘出了在苦闷状态下，主人公自身性本能想要进入快乐满足状态里的渴求。<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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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张贤亮的小说文本的社会环境总是异常压抑的，这种压抑的社会条件不仅压抑了他小说主人公的本能欲望，还无形中为主人公们设置了社会行为准则，于是，在主人公本我与超我的较量中，超我总是处于胜者的地位。因此，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尽管章永璘在芦苇丛中看见了黄香久那充满诱惑的裸体，沉睡已久的性欲本能瞬间爆发，但他已然接受的道德信念与行为原则，却使他压抑住了这种欲望，他最终是以精神上的满足否定了肉体上的需求。与此同时，他也陷入了另一种深层的思索。“啊，魔障啊，魔障！是什么阻止了我扑上前去？既然那种精神上和肉体上的饥渴同时折磨着我和她，既然我们身上都烙着苦难的印记，为什么我们不能在苦难中偷得片刻的欢愉？”[1]之后，随着外部的压抑与内部的思索不断发展，超我获得的能量愈来愈大，而本我的能量也就随之越来越小，直至人性与欲望完全受到阄割。果然，八年之后，在章永璘与黄香久结合时，他在肉体上与精神上都变成了阳萎，他已完全丧失了宣泄与创造的心理动力。由此可见，张贤亮的小说创作是在不同程度上受了弗洛依德关于人格结构，人格动力等理论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不过，极具创造力的作家张贤亮并没有把自己的小说仅停留在对精神分析某种理论的直接诠释上，事实上，他却正是通过了这种表象描述表达了一种对社会文化的批判和对知识分子人格命运的解剖与反思。为此，张贤亮又精心地为自己这类小说中的主人公安排了两种主义命运——灵魂的不断沉沦和精神的不断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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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贤亮为自己小说中饱受压抑之苦的主人公，安排了沉沦或升华共两种前途命运，而无论沉沦还是升华，它们所暗含的思想却只有一个，这个思想也是完全可以通过融合弗洛依德的理论加以概括的：“一种超我本位的人格结构是一种没有活力和没有创造精神的结构，一种压抑性社会文明是一种没有生机的反人本精神的文明。无论是人格或是文明的真正生命力，都必须依赖于感情、激情、欲望的解放。”[2]在《爱情三部曲》中，《习惯死亡》中主人公的命运是属于沉沦一类的，其实，所谓的“‘习惯死亡’实际上就是习惯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包括政治生活和爱情生活。这一点，是在章永璘一开始想自杀，后来发现自己没有能力，没有兴趣或没有勇气自己去死时，便早已真相大白了”。[3]然而，对于这样一个一直想死却没有勇气去死的人，等待他命运的只能是肉体与灵魂上的不断沉沦。他在一次又一次性爱中寻求满足，他宛若行尸走肉的命运与郁达夫笔下《沉沦》的主人公命运何其相似！但已丧失死的勇气的他却比《沉沦》的主人公的命运更加可悲。他总是预先乞求别人的宽恕，并主动以自轻自贱甚至是自戕来换取人的同情与怜悯，他的思想颓废与生命沉沦正是中国知识分子在特定时代苦难命运的真正写照。与此相对应的是，在另外两部曲《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张贤亮却为我们展现出了一种截然相反的灵魂世界。章永璘们在情爱中再造了生命，升华了灵魂。《绿化树》中马缨花在“我”急欲获得肉体满足时的一句提醒，让“我”羞愧得甚至想以死来忏悔，而随后不断地阅读《资本论》，又使“我”在灵魂上不断得以超越，于是“我”产生“要去追求光辉的那种愿望，要追求充实的生活以至去受更大的苦难的愿望。”[4]《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可以被当作是张贤亮《绿化树》的一个续篇，也是张贤亮所有作品中引起争议最多的一个，主人公章永璘在长期压抑下已成为了半个男人，是黄香久重新造就了他，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但在另一方面，两个人毕竟是在非常情况下结合，他们缺乏真正的爱情基础，单靠性的需要是很难维系婚姻的。章永璘之所以要离开黄香久，也许正因为她唤醒了他尘封已久的激情，所以他才有勇气向现实挑战，要去开创新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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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们不得不承认，张贤亮是一位具有独特创造力的作家，他创造性地利用精神分析理论中的心理机制与人格结构作为中介，在对社会深度批判与反思中的创作又包含了深度的心理批判，而这一切都使得他在新时期反映知识分子自我反思与批判的题材作品中显示出了独特的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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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恋母情结 回归子宫<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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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吻》是一个几乎在很长时间内无人注意的短篇，但这并未影响到它在张贤亮小说创作中的地位，因为通过它我们可以全面而具体地窥视到隐藏于张贤亮内心深处的潜意识——恋母情结。从表面上看，小说似乎只是描述了一个整天瞎想“英雄救美”的章家小少爷与一位残疾大女孩之间一段颇为浪漫朦胧的爱情故事。然而，如果我们能从心理分析的角度去看待它，就不难发现《初吻》并不像乍看时那么简单。小说中那个带有残疾、年长、美丽而又忧伤的女主人公形象，其真实身份应是小说一开篇就描述的男主人公母亲的替身。在瞎想中，“我”那常与丈夫不和，惯常含着眼泪的母亲逐渐被幻化成一个残疾而孤独的大女孩，而“她”都在等待着以“英雄”自居的男主人公——“我”的救赎。因而，《初吻》尽管在显意识文体上描述的是一场“初恋”，但其潜意识文本却指向了“恋母”，即在一定程度上，章家小少爷是作家张贤亮潜意识中本我人格的外化物，而残疾大女孩则是其欲望对象——母亲的隐喻。同时，从《初吻》中解析出来的恋母情结也是非常真实而典型的，因为它具有童年的原发性。当然，仅以《初吻》一篇小说就要说明张贤亮的小说兼有恋母情结则未免显得过于“单薄”。而事实上，在张贤亮的大部分小说文本中，恋母情结一直作为一个普遍的倾向存在的。曾经被作者深情地称为梦中的洛神的女性形象，如《灵与肉》中的李秀芝，《土牢情话》中的乔安萍，以至于马缨花、黄香久等，在一定程度上都有可以被释读为作家潜意识中母亲的置换物。所不同的是，在这些篇章中人物的身份与地位都发生了颠倒，男主人公都变成受难者，女主人公上升到了拯救者的地位。
那么，张贤亮的小说文本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恋母情结呢？而这类情节最后又是如何转化为文章中心子宫情节的呢？这有三方面原因：首先，从主观上说，张贤亮的主人公曾多次表达了劳改使他与母亲分离所产生的痛苦，不仅如此，阶级路线还要求“他”与母亲划清界线，从而激发了他对母亲的向往与依恋；其次，从客观上说，特定时代的压制以自身的无法反抗使他们无力面对现实，于是，他只能无奈地问生命本源——母亲的回归就成了他的“人穷思本”的一种特殊表现，所以“他”从小就不愿意长大，始终眷恋着母亲的乳房与子宫；再者，在前两个条件的共同影响下，主人公身上那种对个体母亲眷恋的无意识就逐渐演化成为对集体无意识的眷恋，因此单一的渴望返回母亲也就变成了依恋群体甚至是直接指向了承载万物的“大地母神”。事实上，子宫情结与恋母情结在一般精神分析学家的眼里是无重大分别的，它们的实质是精神分析学派中一个经典概念中的两个方面，两者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只不过恋母情结强调的是个体心理发生的产物，而“子宫情结”则更多地被认为是种族心理发生的集体无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说，回归子宫就是指回归群体状态或是回归大地，它是一种对大地的乱伦固恋，是人类潜意识中的一种根性。在《习惯死亡》中，主人公在许多次做爱时都想到了母亲，他忽而“觉得我又回到了母腹之中”，忽而“多么想从你的身上回到我母亲的身上去”。[5]这些都表现主人公要回到母亲子宫里去，也就是想回到群体的怀抱里去，这正是主人公害怕孤独的心理根源。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尽管这种恋母情结（或子宫情结）能使主人公在回归中得到片刻的宁静。但是，这种倾向却使他始终不能“从根本上健全起来，而只能使他更进一步放弃自己，融化自己、取消自己在子宫外的独立存在。”他自己身上的恋母倾向使他永远无法建立起成年人独立的爱情，永远把他推向婴儿和胚胎的境地，同时，按照弗洛姆的观点，返回母腹回归大地本质上也就是拥抱死亡，是个体对生命的放弃与消解。这个观点与弗洛依德晚年的死亡本能理论是一脉相承的，回归自然，回归大地与非人化的万物融为一体，其本质就是拒绝生命、畏惧存在、迷恋虚无的死亡本能外化，也许正因为这样，《初吻》中那个作为作者潜意识中母亲形象的残疾大女孩最终在小说末尾被幻化成了一座在山岗上的白色坟茔，从而使张贤亮将恋母情结，大地崇拜与死亡本能高度浓缩于这个短篇中。<o:p></o:p>
总之，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张贤亮小说总是在不同程度上，凸现在主人公（也是作家本人）的潜意识心理——恋母情结与子宫情结，两者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前者似乎更侧重于大地崇拜互相隐喻，而两者或多或少地都表达了主人公在回归途中，向其生命出发地退行，甚至是向死亡的一种回归。<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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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死亡本能 施虐与受虐<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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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本能是弗洛依德后期的重要理论之一，曾对西方社会产生过重大影响。弗洛依德曾将本能分为生命本能与死亡本能，即“食色本能（生命本能）常欲将生命的物质集会而成较大的整体，而死亡本能则反对这个趋势，主要将生命的物质重返于无机的状态。这两本能势力的写作与反抗产生了生命的现象到死为止。”[6] “简言之，生的本能是建设性，它导致新生命的诞生，死的本能则是破坏性的，它是恨的动因，表现为向外扩展的攻击的侵略倾向，而当这种倾向在外界受挫时，它又折回自我就成为自杀的诱因，如果这两种本能相辅相成，便能出演令人目眩的动荡人生。”[7]《四封信》是张贤亮复出文坛后的第一篇小说，而这位昔日高唱“大风歌”二年后的诗人，在受难二十余载后，一经重获写作的权利，竟然是以这样的句语打破多年的痛苦的沉默：“他死了。”这是《四封信》的开场白，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成作张贤亮整个小说创作的题记。从此，浓重的死亡阴影就象拂不去的阴霾，不断地在张贤亮的小说文本中飘来荡去。
死亡问题在张贤亮小说的创作中可以说是贯彻始终的，在这些作品中，作者笔下的主人公大都经历过死亡的劫难，或是曾苦苦挣扎于死的边缘，如《初吻》中的残疾大女孩曾不止一次对章家小少爷说到自己要去死，《邢老汉和狗的故事》中的邢老汉是最终带着对人世的恐惧与绝望，匆忙地结束了自己原本就已迟暮的生命。《土牢情话》中的石在，曾在飘雨中的一座行将坍塌的土牢里，经受了一场触及灵魂的死亡洗礼。至于《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的章永璘，则更是在忏悔中或是沦为“废人”时每有死意。当然，最能说明张贤亮小说死亡意识的应是《习惯死亡》，这位似乎患有精神分裂的主人公居然经常想到死，死亡已成了他的习惯。他想过上吊，陪过“杀场”，有过长期摸死人的经过，又刨过死人的骷髅……。在他身上，死亡已成了生存的本能，它象皮肤一样附在他的身上，并最终让他走上了自杀之路，总之，死亡在这部长篇中已达到极致。
那么，张贤亮为何总是一再让自己笔下的主人公与死亡纠缠还清呢？这主要是与他所曾经经历过苦难岁月有关。在那长达20年的炼狱似的生活中，张贤亮耳闻目睹了无数生命的死亡，而且连他自身也几度体验过死而复生的恐怖经历，因而，死亡的记忆便滞留在他的灵魂深处，并在他那些类似“自叙传”的小说中，不断浮现与闪光，既然，张贤亮小说中死亡已成为主人公身上一些本能，那么，这种小说文本就完全可以用弗洛依德的死亡本能理论来解释分析，从弗洛依德的死亡理论中，我们大致可以得到这样的理论：人以他自己的方式去死。这句话有两层意思，既死亡本能在好的方面，可以被理解是一种反面鞭策，它能促进人们热爱生活，为生命注入新的张力；而在其不利的方面，则是它使人类的行为完全身不由己，或是受制于外部的影响，或是为内部的黑暗本能所驱使，成为某种个人无法加以控制的心理状态，并最终形成人类社会的一大悲剧，由此来看《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章永璘最终走向新生命当属前者，而像《习惯死亡》、《我的菩提树》等绝大多数作品则更多地属于后者。
但是，单以死亡本身来诠释，全部死亡本能理论又是远远不够的。在弗洛依德看来，死亡本能还应包含施虐与受虐及自恋等等方面。这主要是因为死亡本能主要是以破坏攻击作为内容的核心，当攻击目标是异己对象时就形成了施虐，当攻击目标返回自身时就形成了自虐，而自虐者把攻击主体（自我）转移到另一主体上时就形成了受虐。施虐、自虐、受虐同属于死亡的心理类型，又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于张贤亮小说文本之中。《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的章永璘先后以各种理由对自己的灵魂拯救者的两位女性——马缨花、黄香久相继抛弃，他为了保全自己或为解放自己把社会对他的施虐转嫁到她们身上。当然，在这种时候，他们也不禁萌生了强烈的愧疚与忏悔，于是，攻击目标从外在转回自身，他们又转而自虐和受虐。也许正因为如此，章永璘在《绿化树》中才会把挨队长骂当作是一种生活享受，又把《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受曹书记的人格污辱当成一种自我教育。此外，又如《土牢情话》中石在出卖乔安萍，《早安，朋友》中徐银花自杀前的自慰，《习惯死亡》中对女性骷髅由兴奋到求爱都无疑表现了这种病态美，而这种病态美都根源于死亡本能。
总之，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张贤亮的小说创作是与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有着密切联系的，而这种联系的结果既为本文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是张贤亮“另类小说”引起争议的动因。但张贤亮毕竟是位中国作家，他写作的主旨是要展示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在苦难时代的心灵历程。因此，运用精神分析理论对其小说进行全面彻底的分析，既可以开拓研究张贤亮小说的新角度从而回应争议，又可为精神分析批评在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中的运用和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而这些，或许正是本文的目的与意义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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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o:p></o:p>
[1][4][5]张贤亮。 张贤亮选集·第三卷[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440页、304页、419页。<o:p></o:p>
[2]尹鸿。徘徊的幽灵 [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129页。<o:p></o:p>
[3]邓晓芒。灵魂之旅[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 6页 。<o:p></o:p>
[6][奥地利]弗洛依德。精神分析引论新编[M] .北京：商务印书馆 ， 1996。84页。<o:p></o:p>
[7]陆扬。精神分析文论[M]。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55页。 <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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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蒙 · 发表于 2006-6-3 23:53:06

学习了.厉害!

张修林 · 发表于 2006-6-14 20:27:41

很有分量的小说评论!

匿名 *发表于 2006-11-18 10:32:06* · 发表于 2006-11-18 10:3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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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张贤亮全新的解读,的确不同凡响

匿名 *发表于 2007-4-23 18:30:06* · 发表于 2007-4-23 18:3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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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张贤亮的作品评论很到位,看来作者对其作品真正了解.通过精神分析,比较接近文学和生命的本质.在那个文学复兴的年代,张的作品确实给中国文坛社会带来新风.我现在仍然认为,中国文学最繁荣的时代不是五四运动,不是解放前的大陆,不是港台,不是鸳鸯蝴蝶派,也不是解放后的"土改派",更不是"文革派".甚至不是今天的所谓"先锋派""现代主义派"----恕我直言,现在大陆文学基本无派,根本就没有风格流派的理论基础和稳定突出的代表作,没有代表人物,没有真正经地起时间考验的领袖.80年代是文学的鼎盛期,出现一批具有时代特征,也有历史延续功能的纯文学作品.张贤亮就是那个时代的产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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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提出生命本能和死亡本能,是非常深刻的见解,对我们的启蒙很大.自杀,性欲,苦寒,流亡,是张的"日常话题",这与他经历有关.张的作品没能问鼎诺奖,可能是他的作品缺乏一点世界性的人文主义理念,就是这么"一点",使他失去最广阔的"天空",这表现了他的"中国特色"或"农工文人"的局限性,这是非常令人惋惜的. 南京作家飞岛 025--52015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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