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线的道德挣扎

阅读模式 · 发表于 2006-6-30 22:43:57

底线的道德挣扎<o:p></o:p>

——长篇小说《前缘》论（初稿）<o:p></o:p>

·钱刚<o:p></o:p>

 <o:p></o:p>

一<o:p></o:p>

我不知道该如何完成小说《前缘》的界定，一直以来，我以为怀有强烈的土地意识的小说都可以归到乡土小说中，可是《情缘》使我产生了一种疑惑，虽然《前缘》也怀有土地意识，但它决不可能是乡土小说，因为《前缘》的土地幻想旨在于通过土地来表达对生活在土地之上的以冯玉珍这个人物为辐射点“农村人”整体的关注，是通过这些生活在底层的人物的琐碎的、鸡毛蒜皮的事件的剥离和解剖来完成悲剧书写，从而在理性的思考之余实现感情的倾叙。或者从本质意义上来说，这种非自主的言说是作者潜埋在人物后面对整个底层生活人物的良知的召唤。因此作者在彻底的暴露农村人的人性，关怀他们那同情心的同时，又对他们的委琐、自私、狭隘的人性失陷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使我们真正地体尝到一种心酸和悲凉。主人公冯玉珍对丈夫的强烈的占有欲的重压下，导致丈夫乱伦及至被底层社会愚昧意识迫害的时候，表达的内涵已不仅仅是对人性愚昧的批判了，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一个线使人感受到了无知人性对社会良知和道德的巨大压力。

从这种意义上讲，《前缘》是在一种悲悯、回忆的情绪中写出了农村人的面对现实的尴尬和生活在农村底层的“小人物”之间的“血淋淋”的温情和仇恨。通过对农村伤痕的反复敲击，以既悯又痛的双重心态映照出农村的无聊，将严峻的农村严肃荒诞下笼罩的可悲性，在于以一种悲情唤醒那种“无知”和麻木，而达成底层人物思想愚昧、脱离人性的批判。

作为表达一个普遍人性关怀的小说，作者需要以人物的心理状态的隐喻表达出面对社会的批判力以及对时代精神价值（以小人物的底线心理为认识的开始）的修正，就必然的需要一些鲜活的人物来完成社会批判“合力”，因此也就有了冯玉珍、冯玉屏、刘三爷、三奶奶、葛半仙、林秋月、刘长魁、刘朝晖等底线人物形象的展现，作为一种存在的基础，对“生活在底层的人群”的集中反映，因此一个人物，提供的场景舞台完整的呈现的只是一种基本生活的人性，她是以生存作为最基本的要求来进行自我摄取的，所以要进入《前缘》，就不得不剥开长期以来在善良、朴实这个词汇下的“农民阶级”的基本表征，凸现出《前缘》的不同表达，即表现出普遍人性的“自私”、“残忍”、“虚伪”的一面，演绎出一个趋于整体委琐的群体的隐喻意识。或者马晓燕将需要通过冯玉珍来消解人们对农村形象的平面感觉来丰富一个群体的形象价格。在人性的隐喻纵向中，冯玉珍就此寄予了三种强烈的非同感，书中的主人公冯玉珍是一个普通略还带着些美丽的少妇，她刚结婚就因丈夫被迫逃亡，而守了“活寡”。在守活寡的中间为了生存的需要，她被动失了贞，又因为怀着别人的小孩而改嫁袁忠孝，最后又因丈夫的死亡又回到前夫的身边，由于生活的剥蚀，她也由一个受害者成为了一个害人者，充满了极强的报复欲和占有欲，这种变化是依赖于主人公的“生存策略”而存在的状态，不是可以用理性来把握的。在现实的生活中，主人公始终是被动的，她的生存和自我需要迫使她不得不去和生活发生强硬的关系。除却了“生存理由”这个支撑点，作者所能灌入的力量是苍白的，如上所述，冯玉珍心理的隐喻是在一个群体环境下生存需要的最高选择，她的失贞代表了“土地性”的丧失，他衍化的占有欲、报复欲更是一种传统的消隐，所以全部的结局，必将怀有一种悲情色彩下的自我挣扎的呈现，这种失去迫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农民群体”的心理失衡倾向。<o:p></o:p>

“冯玉珍想她开会的时候，还装着与自己不相干的样子，这个时候就又来了，心里更加地恼恨，就说“你前面不是还不知道我在哪儿干什么活，怎么这会儿又知道了你和我还有一档子事”，“看你说的，那不是人多，怕人家起疑吗？“看你，人模狗样的，成日里装腔作势的，还知道要脸，知道怕”，“你，你不也一样吗”，“冯玉珍一听，肺都要气炸了，只觉两只手微微的颤抖，嘴巴张了张，直说不出话来了”。如果说冯玉珍在玉米地里还是在拒绝的话，到了这儿已经变成了一种欲拒还迎的占有性快感了，她期望着以一种占有来实现自己的生存目的实现，以至到后来，她虽带着对刘朝晖的憎恶，但这种憎恶不是因为贞洁的夫去，而是源自于她的策略并未能使她的生活环境得到多大的改善，此时的冯玉珍已经完全冷漠了，所以小说也在不断地强调冯玉珍对袁忠孝的残忍，以及对刘长魁的重压都是在于强调冯玉珍的占有欲和复仇欲在对自我意识的作用，是对“生存”的追求。<o:p></o:p>

对于冯玉珍来说，存在的本体就是为了实现其自身的占有欲、复仇欲，这两种欲望的存在其实是否定了一个善良的、怀有着忠贞情感的人的“存在”性，发掘出的是一个压抑的变态性的形象表征，在这里强调这种变态性是在现实的时态中理解人物变态的基本根因，是什么让冯玉珍从一个忠贞不渝、善良的人变成了一个残酷的具有强烈复仇欲和占有欲的自私者，这将看到的是一个群体的精神状态。<o:p></o:p>

正是在这种思维状态下，作者才可以超脱历史对现实的强加，可以以沉重的心态忘记历史负担，发出沉重而真实的叹息，在这种叹息中，它在社会体系之外丧失的是对于历史的指认，而保留下的是人物空间参与下的生存状态，它依靠了生活的真诚去证实现实状态的冷漠和物定人群的理性的生活装饰性，这种理性心理的存在基础就是生存，在维持生活的同时，补偿“自我”的损耗，这种生存性的补偿也就变成了对他人的伤害。随着生存状态的变化调整，冯玉珍以及其他的人们都在以互重的方式给自己的行为做出解释和还构，这在最大的程度上体现了社会对人群的文化的拒绝性和接受性，是从心理状态走向异化的群体性的开始，缺乏了更高层次的道德要求。<o:p></o:p>

二<o:p></o:p>

《前缘》通过人物在表达什么呢，通过人物的片断阐释乡土疯癫意义的指向也许是作者考虑的另一个方向。乡土疯癫作为一种形式具备了对乡土前瞻的反向视角的挖掘。首先，从主人公冯玉珍的出场看，冯玉珍正陷入一阵混沌中，必须要强调的是这种混沌是无意识的疯癫，（一个人歇斯底里的开始，而并非忧伤），光的影子下慌慌张张拥挤着外逃的尘埃，“刺啦刺啦”的水响声下的呜咽，以至于同时出场的黄纸、砖等。一白一黑的线都意示着一种沉闷的现实的混乱，而这后面的一切的世俗性的开始又都是以袁忠孝死后的无意义开始的，为的是以沉重的戏谑完成庄严地仪式，以后夫死亡之后前夫的提亲完成主人公悲剧命运的承诺和全部乡土情结的全部重死。小说的这种以死亡背景为开始的疯颠突出了即将开始的回忆和新的生活必需都将以死亡的荒诞形式做为代价对应社会的混乱，充满了复杂的身份指认的现实性。<o:p></o:p>

小说以刘长魁的两次“死亡”来完成社会变异的荒谬性，刘长魁在受派去浇水时由于睡觉导致水田漫淹，在村民赖以依生的基础被可能性剥夺时他因怀有巨大的心理恐慌感和负罪感，走上了逃亡之路。因为他的病，也同时由于王三宝对物质主体的认知将他抛弃在了旅店里，在逃亡途中又遭遇到了死亡事件。这种抛弃后被人“收留”、“学艺”的历程在农民的麻木状态下，在戈壁的异化中直接探寻了对精神指向的召唤，但是就刘长魁的形象而言，他的这种探寻是以负罪外逃为基础的，因此在麻木的乡土背景下更根本无法成为主动的言说者，这种懦弱也必然导致他与冯玉珍的最终悲剧结果，最后不得不在乱伦的精神枷锁中选择自我死亡，这种死亡的暧昧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农民群体疯癫意识的张力。这种疯癫以人物生命价值的藐小化和弃置完成了现代农民在非历史背景下的情感麻木的书写和批揭。<o:p></o:p>

“最后，刘长魁被人们一根草绳拉出了门，并且被推着走，一群人跟在后面旁观，”在这种人性的麻木、加上冯玉珍强烈的占有欲和压迫加速了刘长魁的死亡，死亡宣告了刘长魁的人性道德的迷惘、丧失和刘三爷所要赋加给他的道德责任感和拯救使命已经完全被瓦解。个体构成的生存意义的思考已无法从理性的抽象中产生更具有推动力的人性复苏的拯救意义。刘长魁选择和“白痴”的养女袁绫乱伦，是以对抗的结束和自我觉醒意识的放弃，他的存在状态，更强烈的指示了在广袤的大地上生存着的农民们也必然地将以庸俗、低向的生存性原始思维完成麻木的实在意义，也因为此，在《前缘》中，农民日渐在丧失自我精神主体，成为思维社会寄生虫的闭抑状态才会在漫不经心中生动了起来。在这个意义上，刘长魁爱情和生命的失败，和自己的养女乱伦使农村的乱伦是对于疯癫意义的强化，言说出对深层传统道德秩序的分裂。<o:p></o:p>

刘长魁以自己的一病不起，拒绝看病吃药而等待，实际上是拒绝了对理性的再确认，用死来拒绝完成道德意义的救赎，或者说他的死更加直接地回应了命运悲剧的不可逆性。<o:p></o:p>

我们不难从这些人物的阐释中看到一种疯癫，这种疯癫是基于底层的人群对理性的反驳，它强调了对精神状态的否弃和始终将生活/物质化的存在作为目的性的追求，以人物状态的疯癫忽视了土地的根性，丧失了基本的传统价值的确立，以理性的方式压抑了人的生存幻想。而对其乡土的社会基础结构的失守表情忽略，在很大的程度上形成了疯癫的“焦虑”的表现情结之一，实际上这种存在是以柔弱的女性的疯癫意识/冯玉珍的歇斯底里，林秋月对于花衬衣的耿耿于怀和种种想法以及葛半仙面对冯玉珍变幻无常的态度和立场都生发出了一种远离理性价值判断的疯癫/本真的原始状态，从而让读者在沉重中感觉农村现实的残酷回忆。<o:p></o:p>

三<o:p></o:p>

无论是作者借助于人物群体崇高的消失来消解社会价值性，还是以社会疯癫意义的指向来表明对世俗无聊状态的抗衡，做为一个长篇，它的表达坐标必然会进入到文化道德的层面来寻找一种精神指向，但是由于农村文化的缺乏和关注的遗失，“农村低层群体”已无法有效构建起新的文化道德体或者固守住传统的文化道德意识，在文化道德层面上实现自我价值的体现，更多的是充满了一种无知的盲从和“失去思考”。<o:p></o:p>

葛半仙是当下“农村底层群体”的典型代表，她愚昧、无知、尖酸又喜欢占便宜，她可以为着一只鸡指桑骂槐，可以去传闲话像个喇叭似的传出乡村的不合谐，同样也固为刘长魁为她免费做了木匠活而改变了对冯玉珍的态度，作者这种细节出发，以尖酸幽默的语言形象地刻划出了一个底层社会的可怜虫，她把生活的价值，生存的意义全都放在自利的天平上，这种人物的确立是作者试图以这个典型来完成农民精神状态的反思，而提出在道德、传统文化日渐灭亡的底线中“农民何向、农民何为”的诘问。<o:p></o:p>

文学是人学，由于对葛半仙这个人物的独特发掘，不仅体现了作者对生活的深入和社会认识的深刻，更加可能的是他给读者提供了一个无知、愚昧、琐碎小人物的生存价值观念，大大地加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有很深的思想价值。<o:p></o:p>

当林秋月因刘朝晖给冯玉珍买花衬衣而耍泼撒疯，以一种低俗的行为完成自卫的时候，她所呈现的那种猥琐直接形成了无聊，当她丢弃了花衬衣后想要把他找回来，让女儿长大了穿或者是送给亲戚做人情，这种失却了起码道德标准行为的想法以及在对待刘长魁和袁绫的乱伦事情时的幸灾乐祸，尖酸刻薄呈现，抽取了人性自私、滑稽、偏狭的行为，触及到了道德底线的远景的丧失，借力于文化乡村的失败，以一种黑色幽默式的反讽完成了对文化道德的追问。林秋月的悲哀同样预示着道德根基的颓丧，一个女性缺乏了对于道德感的缺乏，是对“农村底层群体”善意的批判和极度忧虑，从这里作者揭示了面对文化，“底层群体”已经在丧失面对文化道德的能力，失去了自省的可向性，而最终也不可能完成痛然良知道德的复叙的无助和绝望。<o:p></o:p>

冯玉屏做为作者予以重墨涂写的人物之一，其形象的丰满度已超过了主人公冯玉珍，她甚至主导了主人公的一切，相较于葛半仙、林秋月，冯玉屏以其善良、泼辣鲜明了一种身份想象，无可争议地成为书中“底层群体”在当下语境中走向主体意义的形象，但是她的进城，从文化意义上讲，她因孩子的进城而进入城市，无论她是否得到了城里人的承认，但她的身份已经完全脱离了对于农村思考，在乡村的亲情奔波中脱离了乡村文化背景，成为一个漫漫的背影。<o:p></o:p>

做为文化传统道德象征的刘三爷，一直在无形中维持着道德乡村的秩序，所以他以饲养员的身份出现是文化道德复生的身份确认，因此在这种道德力量下刘长魁可以顺利地出逃，冯玉珍可以得到被村民抢去的东西，可以在失贞后嫁人，所以当刘三爷在刘朝禄的死亡暗示的召唤中讲着红艳的杏花，幻想着爱情，并在吐出一颗牙齿（象征了文化生命、道德标尺的终结）后预示刘长魁的归来的时候，实际上是在完成最后的文化道德救亡的仪式，但是掉落的牙齿否定了这一切，因此刘三爷的死是对乡土传统文化道德的沉重打击。“死”直接叙述了文化道德陷落的痛苦经历，如果说死是一种主题幻灭的预征的话，刘三爷的死直接带给了文化幻灭的痛苦心灵，从历史的虚妄终结中体现了乡土价值的最终失陷。这里已没有了任何空间情感，失去了继续希望者的可能，这种选择是当下文化对农村拒斥的根本结果。<o:p></o:p>

主人公带泪的惨淡的感慨：“人为什么不能自己活一把，长魁又走了，我真的恨死他了，当初只说是无意，让我们再续前缘，我的一颗心才又活了，可如今却成了这样，这到底是什么缘哪，是前世今生的情缘还是孽缘？不管是什么都已经不再重要了，该付出的不该付出的，我都付出了，该失去的不该失去了我都失去了，可我什么都没得到……”完成了文化意义符号的最终死亡，文化意义的死亡也同样指示了“底层群体”方向感和未来的丧失，可以说这种文化自觉的失去直接地批评了文化教育的失败，面向“底层群体”文化教育功效的浮躁。<o:p></o:p>

四<o:p></o:p>

《前缘》始终在以冯玉珍的命运的荒诞性探索着人性在特殊环境中的变异、扭曲，从而揭示人在社会环境中的自我改变，虽然这种主题的深化作为一种接受意义的文化缺失的透现显示出作者对于“农村社会”、“农民状态”走向的清醒判断，这种“精神断粮”的同时，也表达了人们的“忘记”心态，使读者给在城市开放，农村自闭的巨大社会裂痕有了更为强烈的认知，但是做为一个长篇小说来说，《前缘》无论在结构上，还是表达上还存在着巨大的不足，一方面作者力图直接入事件来完成对意义位置的确立，另一方面作者又试图强调心理流动的痕迹，做为这种原发性的叙述，作者常常会因两种问题缠绕的矛盾，无法全面地铺展开情节去表达更加丰富的悲剧感，另外又制约于事件的进展而缺乏心理意识延续的冲突张力，好多情节尚未完全铺展开来，就已开始草草收笔，无法延宕情节间的舒张性，使人很容易造成一种阅读阻滞，形成阅读的压力感，无法体会作者的叙述立场和心态，从而无法理解书中人物及至整个“农民群体”的精神向指，不能真正充分地表达农民的封闭性，所以这种表达结构上的缺陷将使作者陷入一种被动，无力架构更宽泛意义上对普遍农民命运的准确理解，因而也不可能展现出如同《白鹿原》、《古船》那样对普世情感中命运的挣扎真正地浮现。<o:p></o:p>

另外，作为一种启示认知性的表达，作者还无法对社会悲剧的根源进行认知和阐述，进而完全的进入“底层经验体验”之中，没有充分地应用矛盾来推进人物悲剧的开始，仅仅是用单线条的人物命运来完成启蒙反思，无法从社会价值上来深邃社会背景下农民的尴尬状态，无法对这种尴尬的悲剧性进行更加深入的解析，形成新的视角力量。或者这是因为作者远离乡土，无法真切的感受到那种土地依赖悲剧的重压，正是由于作者对农村的无意识疏离，使作者只能通过臆想来隐现回忆中的乡村，从而突出了一种俯视的姿态，以曾经的文化属性来表达当今的农民理解，不仅限定了作者的写作视域，而且也无法使农村社会的结局和时代冲突相暗含，不能把这种涂层的悲剧性抛到矛盾的前台来，展现更为复杂的底层状态的情感意识，理性地让更多的读者认识到现代农村蕴藏的这种阵痛将是中国发展的伤斑，从而无法真正地进入农民前景的把握和向导。<o:p></o:p>

虽然《前缘》中还存在着许多的不足，但作者毕竟通过自己的笔真正地触摸到了一种深切的乡土悲情，一种在传统中挣扎的苟活在底层的乡村人物群像的迷茫、无助、无聊的影子。虽然在这种挣扎中我们可以感觉到对人的压抑，但是由于作者本身的触及即离的心理还构心理，使得小说在社会表达方面显得力不从心，从而降低了《前缘》的悲剧意识，让个人承担起所有灾难的自我意识。同时，我也相信，这种个人承担的自我意识将随着作者更加深入的视角，走向成熟的集体历史的开始。<o:p></o:p>

[em09]

曾蒙 · 发表于 2006-7-1 02:28:05

钱刚兄,上次你已经注册成功了,所以你再用钱刚注册肯定不行了.你如果记得密码,请登陆,如果记不得了,告诉我,我先删除你已经注册的信息,再注册,就可以了.

钱刚 · 发表于 2006-7-1 10:46:40

感谢曾蒙兄。，我己找出了密码

曾蒙 · 发表于 2006-7-3 16:55:17

加精了．

张修林 · 发表于 2006-7-3 17:42:58

<

>钱刚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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