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文化的焦虑和历史感的表意

钱刚 · 发表于 2006-7-29 16:3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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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焦虑和历史感的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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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蒲公的《天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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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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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葬》是一部很特别的长篇小说，特别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天葬》的粗糙的文字和其文本中所负载的社会责任意识和历史沉重感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差异，构成了特殊性落差之间形成的叙说张力。二是《天葬》文本中交错和交织着各种复杂的矛盾：文明与文化之间的、崇高化与真实存在之间的、母体文化与当下文明之间的、水与荒漠之间的、生态与人类之间的，作者在书写中自我的肯定与否定之间的矛盾的多元互动，都使《天葬》充满了特别，拥有了迈向经典文学的可能。可以说《天葬》以明显的原启蒙的思想烙印和图像式回忆，写出了“真实的、充满了血色和苦难的人类的最终命运”和“文化的重构可能”，是在以文化重建和道德重塑的呼唤和探寻中完成着对当下社会的重力批判。甚至作者在《天葬》中企图借用凄美的爱情的虚幻和固守这个外壳来书写人类生存中“残酷的现实”的表达，揭示人类和自然生存平衡状态中互相牵连纠结在一起的真相。仅仅凭此，就可以忽略《天葬》的天生不足（不成熟的语言的缺憾）而感受到一种巨大的震憾力，不得不感叹《天葬》以独具的精神禀赋表现的问题显得多么深刻和执着，判定《天葬》是否超越了时代而引领着后向文化的前瞻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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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寻求和寓言的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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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天葬》的阅读中，我不止一次的想到了《狼图腾》，由于两部小说同样是通过对民族性文化的寻求来完成汉民族文化传统的再造和更新，两者之间有了许多相通性。但是与《狼图腾》用狼来表达一种寓言，所不同的是《天葬》是以一个弱文化人（曲明）来完成对“根”的寻求，是在对民族文化甚至说是整个文化的摇摆不定中书写着对主流语话（文化）的寻求和改造，是在尝试通过不同文化之间的吸纳互融来完成对文明的重新书写或者阐释。虽然《天葬》在寻求过程中不断的死亡和荒漠化预示着文化寻求和改造的最终失败。但是，在书写中死亡既表现着对于寻求的毁灭，又通过对于自然的回归象征了一点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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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矛盾和冲突做为救世的理念和文化寻求是互相弥合的。作者通过曲明所表现的一种荒原感是痛灼的，做为双重身份的救赎和寻求失败（死亡）和荒原的表达更多的是揭示了一种寻求失败的本质，死亡是直接的，只有人的世谷欲望死亡了，我们才可能在世界的内部和文化寻求中达到价值意义和“根”的底部，不断的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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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虽然极力宣扬着对真诚的毫不造作的、充满人与自然和谐力的藏民族文化的热爱，但是曲明或者说是作者骨头里渗透的是现代文明异化下传统的汉民族文化的复杂内涵，因此设计了曲明的儿子——红衣小阿卡，红衣小阿卡的存在是作者犹豫的产物，他一再强调红衣小阿卡自己为汉族牧人的儿子，但这种强调更多的复指了一种象征性，红衣小阿卡是一个身份缺失的人，没有名字和被认可的身份，由于寻找天堂鸟的女人和曲明的相继死亡，他的身份已不可能被确证，身份的迷失（没有名字）表达出对文化融合的无法命名，和做为藏族修行者存在的红衣小阿卡是一个困惑。他的非藏性（是汉族牧人的儿子）身份已不可更改，但是对应于他的寻父，却充满了无用的热情，这种非藏性身份和红衣袈裟（硬藏性文化）之间形成的悖论，对于双重身份的肯定和否定，虽然显得不伦不类。这正说明了作者所需要做为寄生的融合文化本身就是缺乏身份感的，他的寻找也显得虚无渺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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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毛措也在形成同样的象征意义。首先加毛措做为一个汉族人的藏族女儿本身就代表了一种喻义体，曲明反复强调加毛措在“城市”里还有一个家，并且与自己扎根星宿湖不同，要让加毛措走出去，最后让富有汉文化传统和现代文明于一身的曲云带走了加毛措，就存在着一种微妙的象征性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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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始至终，《天葬》都对母体文化的寻求予以开掘，揉进了藏民族文化优秀因子的汉文化传统做为母体文化来追寻，以精神上对汉民族文化的捍卫来建构一种情感，想通过藏文明对于汉文化的部分楔入，来完成汉民族文化向现代文明转变的历史进程。如作者所言，对现代文化中一些深层问题的反思引起关注，从而捍卫文化身份，担负起文化使命。
因此，无论是借助了“草花、卓玛、寻找天堂鸟的女人、高原大姐、阿奶”等具有极其强烈母体文化隐性指涉力的人物，还是以黄河为追索对象，沿黄河而上到黄河源，以原始力的“黄河文化”（母亲河）为诉诸对象，作者通过曲明这个带有明显“殉道者”形象的最终命运的安排在寻找着“个人身份的归属，从城市文明——乡村文明——黄河源文化（藏民族宗教文化）——加毛措走向城市（出国）——红衣小阿卡朝远方一片朦朦胧胧缥缥渺渺的天地间蹒跚走出，显然这种母体文化的和“根”的认同是困惑的，饱含了作者对于在现实环境和文明社会中对文化母体寻求的矛盾心理和深切悲凉虚幻。
二、存的危机预言
生存的危机和自然界平衡状态的失衡是《天葬》可值把握的潜在表达主题中的重要的一个层面，虽然我们可以从《天葬》中读出许多的主题来，因为除了文化这个主流外，生存感和自然界平衡状态失衡造成的危机感和恐慌明显地凸现在书里并且留下许多的不确定性空白以供人们找到“什么”。看看作者所写：“星宿湖荒原连同整个黄河水源头，便成为了一个巨大的掘金场、狩猎场。这里年复一年的发生着战争。战争的一方是人，另一方是灵。战争的胜者当然是人，而蹂躏和被宰割的，自然是后者。于是，星宿湖牧区的山山坳坳，沟沟岔岔，湖泊、河床扎满了开发者的营帐，每年都有成片成片的草场被掀去植被，揭开草皮，成堆成堆的黄金被掠走。每年，都有数古万计的岩羊、黄羊、野驴、野牛、藏羚、沙狐、天鹅、雪豹、麝香、灰熊、雪鸡被猎杀，成车成车的运往雪域之外的各大酒店、餐馆和黑市。就连生息于大小河沟和湖泊中的鱼类也不论大小，一个不剩地捕捞殆尽。听，是枪声，又是枪声。每一颗带血的子弹就在枪声响起的瞬间，完成了从飞行到杀虏的全部过程。只是这枪声时而一、二下，时而很密集。这枪声从荒原的四面八方传来。这枪声不知疲倦地响了很多年，直到现在才变得有些稀疏了。不，不是稀疏了，只是该猎杀的已经猎杀了，活下来的生灵便背井离乡，逃向了别的荒原。那里的枪声仍在不断地响起，只是听起来有些沉闷了，遥远了。”
“就在加毛措上完小学，升入中学的那年深秋，黄河源头海子湖畔最后两只美丽的天鹅也被猎杀了。”“母羊引领着自己的孩子和这只藏羚羊去了另一片遥远的荒原，或者给人震憾的已不仅是自然的被揉躏，而更强烈的是在生态平衡遭破坏之间，人类生存和人性危机带来的恐慌“他们已经在这片荒原上挖了很多年月了，猎杀了很多年，但谁都不嫌够，大大小小的掘金场仍在没完没了的发生规模不等的械斗和血案。”“有一位牧人曾亲眼目睹过三个偷金者在去往家乡的路上，竟将自己病饿交加、奄奄一息的同伴裤子扒下，一同合力从他的肛门里抠出一疙瘩血淋淋的用塑料包着的黄金，各自分了，然后看一眼将死的双目圆睁的同伴，扬长而支。”就以自然的被侵害衍射到了人性的沦丧，是我们看到了在文化缺乏下、道德标准匮乏下人类所制造的最大的残醒。对于人类来说，人类在对自然进行了剥夺后，将自己推向了道德的最底性，让兽性代替了人性，用现实的底色描写出来人类在文化缺失下生存的危机和生存状态。指涉了现代文明对人类情感和道德的扭曲，在这里对欲望的不满足在现代文明的刺激下压抑了人与自然的和谐性，人的天性，由于这种平衡心的失调，将导致巨大的灾难，因此种书写成为《天藏》表达的焦点之一。
这让我又想起了《狼图腾》，毕力格老人对于“天”（在这里代表了自然）的敬畏，毕力格老人尊重生态平衡，并且固守着对“天”的敬畏，可是在现代文明需求下人们的过度征代中，自然退却了，狼消失了，草原也在不断的退化。反过头来，再看看《天葬》的写作背景地——三江源，由于生态遭到破坏，这个孕育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地方，这个提供黄河％，长江％，澜沧江％水量的地方已满目全非，年后西部这个水源之地将有二十五万平方公里土地一亿人陷入缺水的境地。 
这些都可以当作一个现实的预言，虽然这仅仅是小说，但小说往往在预示着世界的方向，人类疏远了自然，伤害了自然，往往会被自然报复，在我们不断地对自然无节制的掠夺中，生态危机正在向我们走近，结果往往会让我们后悔不及，违背自然，必定会被自然所抛弃。“这一切都让一位来此考察的人类学者深感困惑和不解。他不禁自问，人们为什么要几经能事地来建筑这座城池，然后又不得不弃之而去。难道人类自以为无所不能的智慧最终伤害到自己了吗？那么，我们可否坐下来，坐下来想一想，认真地深刻地想一想，问题会出在哪儿？我们可否也尝试着重新架构和营造一种智慧，这种智慧既能帮人类建起房子，又能让自己永远住下来？如果这样还不行，那么就只好请上帝再回来。因为我们还没有长大，我们孤独无助也无奈，我们仍需要上帝的哺育和引领……”。作者借人类学者的口表达出了人与自然之间该如何相处的困惑。对于作者来说，这种困惑已经从“我”行进到了“我们”，已足以意味深长的让我们面对现实，面对自然，我们渴望文明的发展，这毕竟在形成一种进步，但这种进步不能以掠夺自然，以某种欲望的满足来完成对自然的征服。《庄子·秋水》中说：“无以人灭天”，作者在不断地用血淋淋的笔在告诉人们：人类在进步过程中对待自然和生态，应尊重它的本性，合乎情理、平衡的利用它，享用它带给我们的满足，以使其和人类的进步和谐相处，使人类在这种和谐和平衡中达到精神上的净化，反过来促进人类文化道德谱系的形成和审美观念的成熟，从而养育出更加灿烂的文明。
三、虚像化的爱情与文化反思
 和许多长篇一样，《天葬》同样以爱情做为主线来完成叙述和意义的呈现切入文化的内部。在《天葬》中作者通过曲明与三个女人（“草花”、“卓玛”、“寻找天堂鸟的女人”）的爱情来完成文化反思的自我表达。当然作为男主人公的曲明是处于“弱势被动状态下”的，这既是作品表达的需要，也是读者认识的需要的表达。以“曲明”这个寻求者的表征爱情来实现对人类命运、文化传统道德、生存危机意义，生态平衡崩溃、价值观念固守等丰富的言说内涵。
 做为虚像化他指意义爱情符号的“草花”是中华民族传统女性的象征，在遭遇曲明时，草花是大胆的，她可以毫不顾忌的坦露自己的爱情，这是一种传统的真诚，但是这力量还不足以完全消解曲明内心的焦虑，这最初的遭遇阐明曲明在面对着文化对他的怀抱时，他无力履行义务，无法实现对文化承担起责任，他也只能寻找而已，给自己和人类一个没有目的漫长的艰难的前进的历程。
“卓玛”无疑是纯化爱情主义者的象征，她可以一无反顾地爱上曲明，并用自己的身体完成对曲明的拯救，她可以率真地对深爱着她的才让说：“才让阿哥，一切都晚了，一切都无法换回了，一切都没有必要了，我是说，我可以做不了你的妻子，但我可以做你永远的情人，你可以随时让我跟你睡觉，你可以随时享受我的身体给你带来的快乐，直到永远”。卓玛对曲明的爱是真诚的，正如她代表的文化一样的真诚，但是这种真诚已多少被世俗所遮蔽拒绝，所以才让只有以出走来完成自己的情节，这表现了曲明所要追寻的母体文化必须要经过他的道德价值系统的过滤。我们可以假设，假如才让留下来，并且让卓玛来履行她承诺的“情人”的角色，这在一定意义上预示着文化的融合，能真正完成对文化的诠释，但曲明显然不可能让“夫权”（曲明内心潜伏的文化传统）被别人分担，因此对于卓玛的爱情是作品在拐弯抹角地表达了这种文化反思寻求的不彻底性。
至于“寻找天堂鸟的女人”，是曲明在幻觉中完成交媾后产生的义务性质的爱情。尽管曲明在这种文化反思的寻求中在交媾（隐含的是揉杂）后必须要承担起爱的责任，并且一同寻找天堂鸟（文化的指引），但是这是没有结果的，也是缺乏合理因素的，因此“寻找天堂鸟的女人”选择了离开。这因为这种揉杂的力量是十分微弱的，是产生不了作用意义的，这也是最终将会为全部的文化寻求埋下解体的伏笔，但作者又不甘于自我放弃，又设计出来一个只有四分之一藏族血统的红衣小阿卡来担负起融合的重任。
作为一个在表面上不断地被爱情所虚拟的文本《天葬》来说，爱情已经纯粹的成为了一种符号，是通过草花、卓玛、充满汉族血统的卓玛之间完成对文化的反思，草花、卓玛、寻找天堂鸟的女人是用不同的三个女性来代表了对文化的理想化承载。“草花”代表的是一种区别于“现代文明”的汉族传统文化（汉族传统文化植根于乡村性），卓玛代表的是民族宗教主体文化，更进一步说，作者是将卓玛做为母体源文化的象征符号，承载了文化的“理想化意义”，而带有汉族血统的卓玛是半城市化文明与母体源文化的混合体。作者以寻找天堂鸟的女人作为爱情符号的结束，是在虚构的一种乌托邦的方式完成对理想化的唱歌，“一齐寻找天堂鸟”，是在立体中完成着对于“真我”（文化实指意义）的寻找，到最后寻找天堂鸟的女人的失踪后死亡透露出作者对于被现代文明异化的文化的失望。做为第一个符号“草花”所代表的“乡村文化”并未得到救赎，文化传统的力量，所以靠近水的“草花”要离水入山，形成对文化的背离。“草花”的离开预言着乡村文明在中国的退隐。而“卓玛”做为作者理想中的“文化道德传统的寄身”，虽然具有合理性，但在现代文明下其“脆弱性”预示着作者无法从其身上完成对文化的救赎，“寻找天堂鸟的女人”是在作者对乡村文化和母体源文化的选择失败后幻想与文明妥协的文化心理下的文化探求的理重新选择，也是作者内心最需要重托的选择。在这种不断的用爱情符号代指的叙写中，作者试图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完成对于文化反思的重新审视和选择，但也仅此而已，矛盾主体下作者可以用才情表达出这种反思切入的真诚性，但是由于整个世界文化的基点的缺失，作者的这种反思无论采用了哪种书写方式，它也成为和它的表达载体一样，只是虚像和悲壮化追念，也同样注定了作者要引领人们在心灵的艰难追问中煎熬下去。
四、走出去与留下来的两难困惑
《天葬》中充满了走出去与留下来的主题应和，在这种主题应和中将人类和理想文化的最终归置在“留下来”这个有意凸现的语言显现，曲明因为杀人而要走出来寻找解脱。在黄河边又受到做为一个母体文化后期象征的黄河老人身边留下来，又随着黄河老人的死亡（文化的死亡）而离开。其中穿插了草花姑娘的爱情（乡村文化的情感联结），一直到进入黄河源在冻伤之后被卓玛（最真实的母性文化）以牺牲自己的方式来完成解救到曲明的离开（走向城市寻母），加毛措的诞生，曲明的回来，卓玛的死亡，寻找天堂鸟的女人被迫进入的（走进来）、离开、生下红衣小阿卡后死亡，一直到才让的死亡、曲明的死亡、星宿湖的死亡（荒漠化），作者在不断地用死亡这个很特别的意象构建着自己理想的灵魂存放的历史之内的人类的生存焦虑，并且护持着自己的理想。但是“死亡”这个符号所代表的话语却是被动的、互悖的，因为它同时兼具了走出去和留下来两种叙事结构，走出去和留下来所呈现的是作者矛盾的第三者，即在两难间的“他说”，作者之所以矛盾，是因为在走出去和留下来之间蕴藏着的是在现代文明下无所适从的对于矛盾的不可协调性和无理想化结果，带给作者以分裂感，作者竭力寻找一种回归于自然，人物两合的自然的、纯真的爱的世界，并且以不断的死亡来强化这种实体性意义。在《天葬》中除了交待不详的母亲的死亡外，其余的死亡无不是回归自然的死亡（文化的死亡/再生）是在用死亡这个互悖的主题虚无以同和追寻整个人类的命运，文化生存的自然生态中困境的被拯救的可能，是用走出去和留下来不断地寻找着作者的“理想王国”。
理想毕竟是有别于现实的，作者徘徊在犹豫不定的左右不定中，虽然使作品有了多元化的/复杂的诉诸力量，但是由于这种矛盾，使作者在对其赞美的母体藏族文化也正是“道德”（主体）及其所寻找和融合传统道德的现代文明之间取舍时往往又显现出了某种程度上对后者的接受，使作品沉陷在一种焦虑感中。“走出去”和“留下来”之间的艰难决择形成了自然焦虑（黄河源的荒漠化、自然界的被破坏）、生存焦虑（天葬中隐含的以黄河老人、卓玛、曲明代表的文化死亡）和无力抗争焦虑（时尚的加毛措乘飞机走出和衣着红衣袈裟的小阿卡的寻求，所建构的矛盾的理想），指涉了理想主体性的虚化，作者企图通过曲明、加毛措、红衣小阿卡来寻找真正文化的出路和方向，但是死亡的曲明，出走并且成为孤儿以及本身丧失了身份指认的小阿卡已经无法形成文化责任性和历史感的重建，理想文化还是不得在拒绝异化中走向被异化的最终路途，并且保持孤独的背影。
“少年阿卡稚嫩的脚丫踏遍了星宿湖畔所有的山川与旷野，他的口中轻声呼唤着‘阿爸，阿爸’，他的脑海里不断构画想像着阿爸的影子。但满目是如梦如幻的景象，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根本就没有存在过。数天之后的下午，少年阿卡抬起小手，擦一下满眼无望的泪水，满怀遗憾地缓缓转过身，朝远方一片朦朦胧胧，缥缥缈缈的天地间蹒跚走去，他的脑海里依稀闪现好像是一位活佛讲经时说过的两句话：“梦时明明有世界，醒后空空无大千。”这以红衣小阿卡的追寻和坚持之间的迷惘来完成了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间的文化纠葛的意义表征阐释，是怀着一种隐含的巨大的民族文化（传统文化）割裂与荒漠化的无所适从，与其说在坚守，不如说是以加毛措的走出去和红衣小阿卡的留下来，折射了作者的无法决择和两难的困境，这种象征是对于整个文明思考后在经受苦难中理想/现实之间巨大的矛盾性伤痕，是在走去寻找与留下来思考间对文化责任感/历史感的复调和概念上的困惑。
天葬这个仪式预示着人与自然之间的互馈，《天葬》想要表达的也是旨在于恢复这种平衡的互动状态，这也是一种对母体源文化的追寻。但是在现代文明下，这种历史感使命完成的力量寄托于对某种民族文化的依赖和一个“文明集体”的抗争只是一种理想化美学认识和虚拟的书写乌托邦，一个被藏化了的曲明和有着四分之一藏族血统的红衣小阿卡可以用来向这日渐沦丧的自然（文化道德）抗争的力量是有限的。正因为此，这种明显的带有某种悲情意识的，有着许多可阐释性书写的文本下隐匿的作者的使命感和历史责任感，虽然能能够被阅读者有所体察，但却无法与现代文明滚滚向前的车轮和世俗的欲望相抗衡。作者和《天葬》这部小说讲述的自觉，也只能以文化的语言状态完成文明母体焦虑的表达的历史感的寻求，却无法完成真正意义上的道德保卫。
细节是很有力量的，当我们在面对着加毛措登上飞机回头凝望的时候，当我们在轻手抚摸过红衣小阿卡迷惘的眼神凝固在已经成为一座荒原的星宿湖草原时，个体人类在母体文化中的自我分裂已经不仅仅是美学的语言坚持，而是通过一种后经验的感伤在完成对一个历史、文明史价值的重估，是在艰难中寻找着人类回家的路途，寻找着历史文明的根。

曾蒙 · 发表于 2006-7-29 23:45:28

漂亮的好文.宗教题材的作品,我一直害怕阅读.

钱刚 · 发表于 2006-8-1 20:31:45

谢曾兄鼓励

张修林 · 发表于 2006-11-12 14:1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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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亮的好文

张修林 · 发表于 2006-11-28 21:0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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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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