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歌地理学”及其可能的理论建构

张立群 · 发表于 2007-2-28 12:4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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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立群<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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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没有2006“中国诗歌学术论坛”的召开以及所谓“诗歌地理专号”[1]的推出，研讨“诗歌与地理”的关系乃至建构一种“诗歌地理学”，都会让人感到莫名其妙甚或不伦不类，不过，从另一个角度予以审视，“诗歌地理学”的提出也绝非什么空穴来风——诗歌史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频繁呼招新的研究视点，总会为一些命题的浮世带来契机，即使是通过叠加的方式或是重新面对那些业已成为不言自明的话题，学术的推动与发展都常常先验的为某些命题找到近乎“元评论”[2]式的初衷，而后才是进入寻找事实加以佐证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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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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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地理学”，作为文化地理学的一个分支（至少，在理论上是可以承袭的），无疑是“诗歌、地理、自然、文化”交融的结果。自十五《国风》从不同的方向吹拂了三千年，不断给人传送清新的气息，“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敕勒歌》）和“卷帘天自高，海水摇空绿。海水梦悠悠，君愁我亦愁。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洲。”（《西洲曲》）式的歌谣便以经典的方式成为代表南北地域的“佳篇杰作”，在这样的一种诗学文化传统的给养下，地理文化成为诗歌写作中一道浓重的文化意象，并不断透射出“地理制约文化”这一古老话题，已逐渐演化为一种“无意识”的行为。然而，这样的现状绝非说“诗歌与地理”的关系无从谈起或曰已然变得“毫无意义”，相反的，恰恰由于这种近乎“熟视无睹”的思维惯性使“诗歌地理学”无法从理论上得到全面的建构。而与此相对应的，则是自史达尔夫人伊始的文学社会学，以及稍后的实证主义大家丹纳的《艺术哲学》能够为我们一些可供参考的视角，在“我唯一的责任是罗列事实，说明这些事实如何产生”以及“我不提出什么公式，只让你们接触事实。这里和旁的地方一样，有许多确切的事实可以观察，就是按照派别陈列在美术馆中的‘艺术品’，如同标本室里的植物和博物馆里的动物一般”[3]的叙述中，所谓“种族、环境、时代”之三要素说正是为“诗歌与地理”乃至建构“诗歌地理学”带来了某些可能。然而，这种说法及其三要素究竟在何种范围内才能找到自己有效的阐释空间，并且，究竟怎样适度的阐释才不会沦为“机械决定论”以及“忽视个体独特性”的口实，则必须是阐释者遵循从史实和材料出发之原则的逻辑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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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地理学研究中不断呈现的“文化倾向”，已然在赋予地理学和文化研究新思维方式的前提下，导致了“文化地理学”的诞生[4]。在这一理论逻辑的演绎下，“诗歌地理学”或许容易给人一种“文化地理学”之衍生物的意识错觉，然而，“诗歌地理学”带着成为一个独立理论体系的渴望，却绝非完全借助了“文化地理学”。即使从广义的范围上看待，这里所言的“诗歌地理学”也由于诗歌创作与地理景观的结合而往往容易成为一种“地域诗学”，尽管，这种研究同样通过思考人类生存的多样性与丰富性，而地理景观也从“不是一种个体特征——信仰、实践和技术。地理景观就像文化一样，是这些因素的集中体现：地理制约文化的形成，文化通过文体反映地理信息。” [5]但诗歌外延的相对狭窄以及必然要陷入到“文化”之广阔视野的事实，都决定了“诗歌地理学”所反映的内容只能是“地理制约文化的形成，文化通过文体形式反映地理信息”。这样，“诗歌地理学”就转化为对诗歌文本中“地理文化意象”的阐释以及生存环境如何对诗人创作产生影响的研究。
 
 二<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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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地，对于中国诗歌而言，从《诗三百》本身的编订过程以及“《诗》可以观”的阐述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一种“诗歌地理学”的原型，而后，为诗歌史带来瑰丽奇异的楚之“骚体诗”也堪称较早反映这种倾向的范本……不过，即便是诗歌史上从不匮乏这样的例证，我们也必然要注意到这样两个重要的环节：一、如何从今天化的角度介入“诗歌地理学”；二、究竟包容怎样的文化阐释才会建构起“诗歌地理学”。
尽管，从新诗介入“诗歌与地理”的关系会更显勉强，因为在“永远历史化”的口号中，新诗的这种倾向常常会让人感到分量不足，但是，解释新诗的这一倾向又恰恰符合了“永远历史化”进程的本身。由于新诗的出现是以解构格律体、符合现代汉语规范为先决条件的，所以，那些介于二者之间的“民歌体”便显得有些身份尴尬，不过，这种体裁如“信天游”等的写作形式，倒为诗歌写作的地域形式找到了某些依据，因为在这种本身已经“地域文化化”了的形式背后，历史与文化的长期浸润似乎从未缺失过。
在《历史文化与时代心理》一文中，笔者曾经以“历史”、“文化”、“时代”、“心理”[6]这样四个重要环节作为理论资源，来说明“诗歌与地理”之间的关系。然而，在深入思考之后，我认为：所谓“诗歌与地理”的理论资源，实际上主要应涵盖于“传统文化”与“时代现实”这两个方面，而这两个主要方面又恰恰是阐释“诗歌地理学”的关键所在。
所谓“传统文化”应当是指包涵历史、民族、地域等在内的文化层面。正如在西方诗歌创作中，出现“圣诞节”以及种种宗教文化、事物，会和中国诗歌写作中出现“春节”、“七夕”等习以为常的字样一样，历史、民族与地域等文化因素对任何一种写作都产生作用无疑是不言而喻的。如果说“文化地理学不仅关注不同民族形式上的差异即物质文化的差异，同时也关注思想观念上的不同，而正是思想观念把一个民族凝聚在一起……由此可见，文化地理学研究人类生活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研究人们如何阐释和利用地理空间，即研究与地理环境有关的人文活动，研究这些空间和地点是怎样保留了产生于斯的文化”[7]在成立的过程中，已然体现了文化与精神、人的实践与地域之间的相互关系，那么，对于“诗歌地理学”而言，其必然要被聚焦于某一地域之历史、民族身份以及地域自然景观这些层面之上。以当代少数民族两部最著名的长篇叙事诗：彝族的《阿诗玛》和蒙古族的《嘎达梅林》为例，其文本内容以及行文叙述，处处体现着上述内容在诗歌写作中的作用。当然，少数民族诗歌作品由于其先验的民族、地域特性，而常常容易在一种独特的个案中使“诗歌地理学”视野变得相对狭窄。事实上，历史、民族、地域之要素往往在“诗歌与地理”的关系中处于并行不悖的状态，比如，诸如“雪”之意象、“乡土诗”、“行吟诗”以及某一地域的独特景观在诗中呈现就很容易“涨破”历史与民族的要素。因此，在纷纭变幻的当下诗歌写作中，阐释诗歌“诗歌地理”之“传统文化”层面就势必会转化为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对于任何一个诗人而言，无论接受怎样的教育或是写作上的限制，总会在反映他熟悉的地域生活以及故乡记忆时显得得心应手；第二，对于那种深深植根于地域文化、历史风情并偏于一隅的诗人而言，或许只有进行独特的地域式创作，才会使其的位置和风格凸现出来，这一点不但契合那些堪称真正的少数民族诗人群落，而且，对于那些可以纳入到地域性命名的诗歌写作（如：西部诗歌）来说，也是成立的；第三，对于“诗歌与地理”的诗歌创作，必须要注意诗歌的历史与现实交融之后的文化心理以及由此而呈现的文本特征，而这一点，又将“诗歌地理学”引入到“时代现实”的话题之中。
与“传统文化”因素相比，“时代现实”同样是一个可以影响诗歌写作观念的因素，只不过，这种因素包含的地理景观对于不同地区的人有着不同的文化意义。勿庸置疑的是，与极具边缘以及“乡土诗”式的地域性理解方式不同的是，对城市的书写特别是那些城市生活意象的描写应当是“诗歌地理学”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充分展示现代化进程的一个侧面，城市化在20世纪的迅速发展必然使文学创作涉及这一物质社会的发展过程，并为城市地理赋予了文化意义；而适应这种发展趋势，诸多崭新的命名，比如：“城市诗”以及“城市意象诗”等等，则正是城市地理与诗歌结合的结果。
或许只有明确这一文学发展趋势之后，才能理解：探讨“诗歌与地理”的关系为何必须要从狭窄的视域中解脱出来，而所谓的“诗歌地理学”也必将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文化成分不断介入诗歌而走向一种泛化倾向。作为一个可供参考的话题，90年代诗歌由于“个体化”、“生存倾向”等，不断走向独立的空间结构和生活结构，都使得“诗歌地理学”不再是简单的一面单独的镜子或是简单的折光外部的世界，“诗歌地理学”应当是正视现实之后诗歌与地理的融合，它应当从霓虹灯、公共场所、居室家具的摆设等以及存在于这一空间中的躯体欲望至少是打工者的感受中，呈现城市这一独特地域对诗歌的影响，而当下流行的“城市诗”写作及其提法本身，都预示了一种“普泛”意义上的“诗歌地理”现象正迅速生成。只是，在充分辨析这种现象之后，究竟是诗歌本身走向文化，还是在文化气息已然在扑满生活世界的各个空间之后，“诗歌与地理”的关系也得到了无限度的延伸，而渗透于其间的时代现实气息，或许比任何一种写作都更显浓烈和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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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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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以上所述主要是从理论背景的角度探讨“诗歌地理学”，那么，对诗歌写作中地理文化意象的阐释，则更多是从创作艺术方面体现了诗歌隐含的地理信息。首先，从文体形式以及语言使用的角度上说，自上古诗发展至四言诗、骚体诗的过程，说明了那些越是年代久远的诗作，就越能反映诗歌的自然地域属性。之后，五言诗、七言诗以及词的兴起虽然由于绵延时间的长久以及形式（格式）的固定，而变成一种文化普泛意义的历史性见证，但其或者出于民间而最终发展为文人诗的过程，或者是由于音乐传入造成曲子词渐兴的事实，都说明了“地域因素”在诗歌形式发展中具有的重大作用。现代诗歌由于以自由形式、白话语言入诗，是以，从形式和语言上找寻地理因素似乎显得有些薄弱与牵强，不过，即便如此，在现代诗歌的民歌体中，我们还是能够看到诗歌创作所包容的地理气息。自五四时期刘半农从1918年起，开始与沈尹默等一起倡导征集歌谣，并最终以江阴民歌“四句头山歌”集成《瓦釜集》由北新书局出版，刘半农就获得了“中国文学上用方言俚调作诗歌的第一人，同时也是第一个成功的”[8]的称号。而后，所谓再现采诗景象的“民歌”以及吸纳当地民歌进行写作，甚至是诗人的行吟之旅，都说明了地理因素在新诗形式以及语言使用上存有可能阐释的空间。
当然，对于现代诗歌以及现代诗人而言，传统诗学中地理文化意蕴的功能意义已经逐渐让位于诗人自我的感受与发现。这使得地理文化题材以及意象虽然在现代诗歌写作中仍然常常可以占有一席之地，但寄予其中的思想和感情却未必与题材具有同一性，而对于这一问题的深入研讨势必又使诗歌的创作艺术转化为对诗人主体行为和意象的隐喻、象征的思考。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的“文化寻根”浪潮，使当代诗歌写作中的主体意识以及对诗歌意象功能的释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以常常可以用来进行相互映衬并跨越两个代际的杨炼的《大雁塔》和韩东的《有关大雁塔》为例，前者大雁塔被赋予了浓重的历史感与人文色彩——“我被固定在这里\山峰似的一动不动\墓碑似的一动不动\记录下民族的痛苦和生命”，显然地，杨炼期待自己笔下的大雁塔是民族命运的象征，是苦难历史的见证者；然而，这种崇高而悲壮的情怀在韩东笔下却成为：“有关大雁塔\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有很多人从远方赶来\为了爬上去\做一次英雄……有关大雁塔\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我们爬上去\看看四周的风景\然后再下来”，这种毫无意义的情感稀释以及平淡无奇的口语，使杨炼将诗作价值依赖于“大雁塔”这一地理文化意象的写作进行了彻底的颠覆与解构，而这种既形象又堪称形成强烈对比的书写方式，恰恰显现了诗人将文化意象注入主体情怀与生命活力从而彰显个性自我的过程，尽管，在这一过程中，对个性自我的显现会有程度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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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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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文化常常带有政治性与竞争性，文化对于不同地区的人有着不同的意义，所以，对于“诗歌地理学”研讨，还必将在涉及到文学社会学和文化心理学的同时，与文化政治、地缘政治以及全球化视野之类的话题产生关联。在文化带有明显结构性和差异性的前提下，“一个城市或一个国家是怎样容纳我们称之为亚文化的多元文化的？”式的问句无疑是值得人们深思的。因此，所谓的“诗歌地理学”及其建构，不但存在批评的地域性因素，也同样存有文化的权力层次问题。 
对于地点或者直接称之为“日常地理学”的真实性关注，使人们在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中总会不可避免的形成一种地方感，在这种关于诸如居住地、工作场所、游乐场所等表达个体基本态度的情感之中，走向主体生活世界的“地理学”当然也可以视为是一种“地方文化”，只是这种观念意义上的“地方文化”在被自觉、不自觉赋予语言文化意义的过程中，往往具有相对的不确定性。以萌生于“世纪初诗歌”中的“底层写作”来说，这种可以贯穿城乡并充分展现城乡之间文化差异的写作本身无疑带有一种文化迁移性；不但如此，“底层写作”的主人公常常是“打工一族”的身份，也使其往往在面对同一种“地方文化景观”的过程中，产生与城市居住者并不一样的切身感受。
 最后，在全球化的文化视野中，所谓单一文化地理学的研究是否同样受到某种“侵袭”，并逐渐变得面目模糊起来。在类似萨义德“东方学”的“想象地理学”所涉及的范畴之中，想象的地域和历史文化使“东方”和“西方”在距离与差异之间成为一种权利和身份的问题。而在此过程中，“我们”与“他者”之间任何一种写作的话语问题、身份观念，都是“诗歌地理学”在更为广阔的文化视域中，比如“本土性”、“中华性”等等，得以获取阐释的重要内容。只是和文化政治、地缘政治一样，全球化的文化视野与“想象的地理学”，都不再是通过强调边界实体而成为一种研究视点的。
总之，作为一个新的阐释命题，“诗歌地理学”及其可能的理论建构，应当是诗歌研究不断拓展以及“文化研究”介入诗歌研究的结果。它的结构性以及多样性往往使其内容复杂并需要不断的深入，本文作为一次初步的探讨只是总括了它可能存有的几个重要方面，至于其可以不断拓展的空间正是其意义指向未来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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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o:p></o:p>
[1]“2006中国诗歌学术论坛”是由中国诗歌学会主办的，于2006年9月开始相继在长春、兰州、成都举办关于东北、西北、西南三场大型学术研讨会，其共同的理论主题是“诗与人”，其中的内容由于召开地点的地域性以及对人的社会性、文化性、审美理性、心理结构等方面的关注，而必然涉及到了“诗歌地理学”这一命题；而所谓“诗歌地理专号”主要是指《诗歌月刊》“下半刊”2006年8期推出的，其中“诗歌地理五人谈”包括笔者的文章《历史文化与时代心理》。<o:p></o:p>
[2]关于“元评论”，詹姆逊在《元评论》一文中指出：“关于解释的任何真正有意义的讨论的出发点，决不是解释的性质，而是最初对解释的需要。换句话说，最初需要解释的，不是我们如何正确地解释一部作品，而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这样做。一切关于解释的思考，必须深入阐释环境的陌生性和非自然性；用另一种方式说，每一个单独的解释必须包括对它自身存在的某种解释，必须表明它自己的证据并证明自己合乎道理：每一个评论必须同时也是一种评论之评论。”这种论述是较为恰当的反映了评论以及任何一种理论建构的文化心理的。见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快感：文化与政治》，王逢振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3～4页。<o:p></o:p>
[3] [法]丹纳：《艺术哲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11页。<o:p></o:p>
[4]本文所言的“文化地理学”，主要参考了[英]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江苏：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o:p></o:p>
[5]见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19页。<o:p></o:p>
[6]见《诗歌月刊》“下半刊”，2006年8期。<o:p></o:p>
[7]见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3～4页。<o:p></o:p>
[8]渠门：《读<瓦釜集>以后捧半农先生》，《北新》周刊第六期，1926年10月16日。<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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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蒙 · 发表于 2007-2-28 17:52:18

张兄真是勤奋啊,值得我等学习啊.

张立群 · 发表于 2007-2-28 19:29:05

《星星诗刊》2007年1期下半月刊

石千雨 · 发表于 2007-3-2 17:53:26

老师您好,我在去年已经拜读过您这文章了,而且写了一份读后感,存在学校电脑里了.对于您在文章中的一些观点我有一些自己的幼稚的看法.过两天贴上来请您批评.我是04级基地班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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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诗歌地理学”及其可能的理论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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