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性”的反思

张立群 · 发表于 2007-4-4 00:1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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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写文学史”再审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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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80年代末期，“重写文学史”在《上海文论》开设的系列笔谈中诞生以来，“重写文学史”便作为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不断为文学史研究者所提及、实践与深化。到目前为止，随着“重写文学史”内容的日趋丰富，成果日趋显著，可以肯定的是，“重写文学史”已经在脱离其所指含义的基础上，成为一种观念意义上的事物或曰“公共的象征”，的确，在从中国文学研究界逐步渗透、扩展到思想文化领域的过程中，“重写文学史”的称谓和目标意义已经相继“旁落”，代之而起的则是更为广阔的写作图景与文学史写作新机制的形成。然而，或许就在对“重写文学史”这一现象本身不断进行表面化的重复中，我们发现了一种疏离标准之后的一些问题，而本文所要进行的“再审读”恰恰是为此而进行的一种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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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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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写文学史”由于其“重写”的姿态，使其从一开始就显现出与此前文学史写作和文学史观念的“对立倾向”。然而，“重写文学史”的提出却并不是一次彻底颠覆之后的“炉灶另起”，这种隐蔽于表面上“排他”性质的意图早在其倡导者那里就已经清楚的显现出来了，比如，在1988年《上海文论》开辟“重写文学史”专栏的“主持人对话”中，陈思和和王晓明就曾明确的提出：重写不是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不是“把过去否定批判的作家作品重新加以肯定，把过去无条件肯定的东西加以否定”[1]；而在“探讨文学史研究多元化的可能性”、“通过激情的反思给行进中的当代文学发展以一种强有力的刺激”的“主要目的”指引下，“重写文学史”也在“重写”、“文学史”、“重写文学史”[2]的逻辑序列中，演变成一种“反思后的重建”。既然“重写文学史”“不是要在现有的现代文学史著作行列里再多出几种新的文学史，也不是在现有的文学史基础上再加几个作家的专论，而是要改变这门学科原有的性质，使之从从属于整个革命史传统教育状态下摆脱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审美的文学史学科”[3]，那么，“重写文学史”就势必要在一种现实指向性的预设中“冲击那些已成定论的文学史结论”，然而，这种现实指向性在不断今天化的过程中，究竟应当以何种方式审视其价值和意义呢？ 无论从“重写文学史”专栏对话的内容，还是作为一个常常被忽视的事实，“重写文学史”都涉及到了“当代性”这样一个包容广阔的话题——即“当代性”所涵盖的内容不但包括“研究者精神世界的无限丰富性，必然导致文学史研究的多元化态势。文学史的重写就像其他历史一样，是一种必然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无限性，不仅表现了‘史’的当代性，也使‘史’的面貌最终越来越接近历史的真实”[4]，而且，还包括与“历史主义”、“主体性”等一系列命题之间的关系，以及诸多研究者对其被过分倚重之后的“担心”甚或事实的兑现。因此，在对“当代性”进行探讨的同时，恰恰就囊括了对“重写文学史”的理论重述。 “当代性”作为一种时间的过程首先是与现实语境紧密相联的。由于文学史是一种后起的历史书写，并随着历史的延展而不断继续，与此同时，文学史家总是无法超越现实条件的限制去认识历史，所以，“当代性”具有一种时间感和现实意识就必然成为一种可能。当然，广义层面上的“当代性”在“重写文学史”中具有的独特性还在于这是在中国现实语境下的一次文学历史的重写。在长期接受“大文学史观”的影响以及国家意识形态的渗透后，中国文学史正在不断细化与“重写”的过程中衍生出更为丰富的内涵，并渐渐由此而呈现出鲜明的层次感，不但如此，在现代学术制约机制的刺激下，文学史无论从版本数量、形式编排上，还是从书写原则、命名方式上正日趋呈现出特有的繁荣趋势。 当然，“当代性”赋予“重写文学史”的意义还在于一种史家的主体意识。无论怎样细致的叙述，文学史都将无法全面地反映文学历史的实际在现在看来已经是一件众人皆知的事情了。作为对一段文学历史整体流程的描述，文学史需要建构经典的体系并进而呈现出一种经典化序列的排列已经成为文学史写作的“隐蔽的成规”——经典一经确立，权威性便随之而来，而对于阅读者而言，没有在文学史上出现的作家、作品在实际结果上往往可以等同于“不存在”；而与此同时，可以对应的是，文学史作家、作品的介绍与评价也必须通过一种“主观性的距离感”才能得以完成——文学史研讨对象总是通过事后的选择介入方式进入到文本之中，文学史家后来者的身份不但导致文学史是主客观交融之后的产物，而且，还造成文学史所具有历史真实性必定是经过主观过滤之后出现的“真实性”。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文学史家怎样力求客观，他描述出来的历史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个人色彩与史家的主体情怀。文学史其实从来也不会达到真正意义的客观乃至绝对的公允，文学史的深刻性总是通过文学史家独特的视角而完成的，“只要文学史家真正从自己的阅读体验出发，依照他的独特的视角去评判文学现象，他的著作就能够获得长久的生命力”。[5]在将文学史的“主观的真实性”细化为一种“距离感”之后，文学史“当代性”所覆盖的广阔意义自然会得到一种新的凸现：虽然，文学作品在产生的时刻起，就决定其具有了一定的历史性特点，但是，体现于文学史之中的历史性特点却是通过文学史文本自身的现实条件而予以产生的——任何一位史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无法超越其自身所处时代的文学观念、审美判断等诸多因素正是文学史“当代性”的重要前提；同时，这种常常因时而异、因人而异并具有“行走”特点的“当代性”，恰恰是文学史可以不断“重写”以及作品不断获取新的历史性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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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但以“当代性”的反思来重新审视“重写文学史”又必然会产生一个具体化之后的问题，这就是“历史性”。尽管，以今天的眼光看待历史的时候，就已经涉及到了历史的话题——当代史家的写史成果与经验也同样在不断生成中被融入历史的，史家的文学史观肯定要受到当时时代语境、审美情趣甚至意识形态的影响；后起的文学史家总是要力求在超越或至少是克服前代文学史写作中种种问题的基础上（包括方法、观念上的等等）进行写作，并进而透露出一种崭新的当代情怀，然而，“当代性”与历史之间的矛盾正在于注重当代主体意识、个人性之后，可以与客观性历史材料、历史真实之间发生悖反的倾向乃至冲突。而这一点，早在“重写文学史”专栏开辟的主持人对话中就已经体现出来了，比如，王晓明就曾说道：“说到历史，我立刻想到了‘历史主义’这个词。我看到有好几种对‘重写文学史’的评论意见，都认为‘重写文学史’是过多地强调了当代性，而缺少‘历史主义意识’。”[6]由于“重写文学史”的提出是有感于传统文学史的旧有模式特别是特定时代政治文化对文学史写作的挤压，所以，“重写文学史”以个人化、审美文学史的方式倡导文学史写作就无疑转化为反思后的书写策略。但如果以谱系式的方式考察“重写文学史”的提出及其发展历程后，则不难发现： 这场常常被指认为是从现代文学研究界出现的“重写文学史”运动，其实还与80年代中期以后的方法论、观念论、主体性风气的兴起有密切的关系，不但如此，如果将此运动放置于世界文化视野当中，那么，由姚斯《作为向文学理论挑战的文学史》一文所促进的文学观念的重大变化，以及80年代初期在世界范畴内出现的“重写文学史”思潮也势必会为本土的同类活动造成一种刺激[7]。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80年代末期的“重写文学史”应当是一次世界性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只不过，由于它针对的具体现状是中国文学历史的现实才具有了自身的独特性。 或许只有如此才能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中理解审视“重写文学史”的现象，对于文学史写作而言，重写、改写、另写无疑是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而任何一次后起的文学史写作也势必要在扬弃和批判的基础上体现当代意识的超越。对于任何一个史家来说，文学史写作由于文学的特性和历史的进程，势必总是要以一种审美特质以及反映文学艺术品格的方式去书写历史，但是，历史的无情或许正在于历史就是历史，历史的一维性和客观性已经决定了尊重历史必将高于史家的主体个性写作前提，而在这个意义上理解克罗齐那句伟大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深刻内涵时，我们则必须明确的是：只有我们处于历史的制高点的时候，并将史家驾驭历史的主体性和当代性紧密而适当的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克罗齐的格言才因为文学史写作抵达到了这个历史语境之中的最高认识水准而产生其应有的效果。而在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体现史家的选择眼光、超拔意识的过程中，“历史主义”在文学史的“当代性”视野那里，却从不应当缺失过。 “重写文学史”虽然从广义的范围内可以包括全部的文学史，但就其现实指向的角度来看，却是以现代、当代文学史为主要内容。不但如此，“重写文学史”在90年代的实绩也确实反映了这一事实。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等都是公认的“重写文学史”的范本，不过，综观90年代“重写文学史”的实践过程，我们仍然常常会听到一种近乎矫枉过正式的感叹，比如：当代文学史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成就不高，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在更多的情况下被整合到意识形态之中，以及在具体操作的过程中完全按照自我意愿的方式进行审美范式的书写，等等。然而，就在这样的矫枉过正中，我们更多的是看到了“当代性”与“重写文学史”之间产生了一种人为的缝隙。20世纪中国文学史由于其自身直接参与了现代革命，虽然造成了文学史在与政治权力结合后产生了知识型构的不完善和局限性，但这并不是说中国文学在价值观和艺术形式上完全等同于革命的历史，20世纪中国文学有自己独特的审美世界和语言方式，同样也从不缺乏复杂的人性和生命体验；与此同时，正是因为20世纪中国文学所具有的革命化和政治化的色彩以及它在文学史与社会体制、知识与权力、文学史的科学性与审美性之间建立了有效的运作机制，才促使现当代文学经典的形成，而没有社会政治的允许和社会大众的认同，所谓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知识序列很难想象成为社会的公共知识。因此，由这样的视角去看待“重写文学史”的发展过程，我们同样也可以得出一种“信史程度不足”的文学史，正以反方向走向了“重写文学史”曾经要颠覆的一端。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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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性的视野中，“重写文学史”其实并不存在理论上的问题，“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已经从客观实际的角度说明了文学史撰写工作将是一个永远被进行的过程。因此，所谓“重写文学史”的关键问题是如何“重写”以及由“重写”能带来多少成果。文学研究尤其重视个人体验以及研究者精神世界的无限丰富性，是导致文学史写作出现多元态势的重要前提，而主体性不断融入当代意识又使得文学史的面貌越来越接近一种历史的“真实”。然而，文学史只能在反思中尊重历史特别文学史写作需要越来越精、越来越薄的事实都使得文学史写作成为一种提纲挈领式的工程。在这种前提下，“重写文学史”今天化之后所面临的问题自然又存在了书写与内容之间的一种张力。 面对90年代以后的文学史重写活动，我们必须承认的是，那些常常被冠名为“20世纪中国文学”或者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书写存在一些内容上的不足。首先，从空间的范围而言，现代当代文学史虽已经在部分程度上注意到了广义范围的“两岸三地”（大陆、台湾、港澳），然而，在具体的操作上，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对于少数民族文学的书写往往并不重视，这种明显带有仅仅书写“汉民族文学历史”的写作策略和文本内容不但是与中国20世纪文学的实际、民族文化传统以及民族之间的文化身份不相衬，而且，也是少数民族文学常常需要单独撰写并与现当代文学史并行不悖的重要原因。 其次，就语言角度上审视“重写文学史”，现代当文学史最大的问题就是几乎完全忽视了文言的写作，而这一点往往又造成了以下两点缺失：其一，是对晚清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关系总是处于一种近乎模糊的状态；其二，是对于现当代文学中的文言形式写作进行了漠视。文言文创作（除毛泽东诗词可以作为一个特例外）为什么不能被写进现代以来的文学史?或者说能否将文言文写作收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其中的关键是在于五四时代形成的“观念”在今天的延续。五四时期的进步知识分子在深感传统文化思想落后和自觉接受西方现代文化的冲击后，曾一度从语言、文字的角度予以发难，并顺而造就白话文的产生。白话文诞生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在国民的启蒙以及改造国民的灵魂方面曾作出重大的贡献，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五四”的激进的进化论思想和偏向西方也导致了一种激进状态下的二元对立并对今天的中国文化造成了重大影响。今天在重写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时候，忽视文言文写作，甚至认为文言文写作毫无价值和意义，从根源上看，正是由于“五四”时期矫枉过正，“全面否定传统”造成的结果，而作为一种事实，现代白话文在发展过程中屡次从传统中吸纳营养，文言一直在民间具有深厚的文化传统，正从另一方面证明了文学史重写过程中的残缺现象。 第三，是“重写文学史”还从数量上反映了一些问题。从“当代性”的角度出发，文学史当然是一个不断需要重写的过程，然而，“重写文学史”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重复书写，“重写文学史”的最终目的是要写出有个性色彩和审美特质的文学史，而不是面目雷同，数量堆积。但是，中国文学史写作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文学史写作由于长期接受苏联大文学史观的影响，以官方组织和规模庞大的方式书写文学史曾一度成为风气。进入“重写文学史”阶段之后，虽然集体写史的面貌有所改观，但在现代大学教育体制的刺激下，文学史写作在一定时期内没有得到规范，并逐渐蜕变为以高校为单位进行文学史编写正是文学史良莠不齐、数量众多的重要原因，而由此可以引申的问题，正是“重写文学史”与“文学史当代性”研讨中需要不断进行反思的重要话题之一。 总之，文学史的“当代性”无疑是在历史与现实、传统与革新之间挣扎之后体现出来的文本情态。然而，即便如此，具体到文学史写作当中，“当代性”的贯彻仍然需要仔细的辨认与识别：比如，与所谓强调史家主体情怀的“主体性”相比，二者的差异在于史家的主体情怀或许是任何一部文学史都会呈现或必须呈现的特征，然而，主体情怀肯定无法等同于“当代性”——讲究“当代性”就必须要求史家立足于实际，立足于当代读者的接受——因为“当代性”决不仅仅是方法的更新，而是其价值评判尺度是否最终合乎当代社会的发展。当然，在这种理论推演下，我们也必定会发现强调“当代性”所必然遭遇到的矛盾问题：一方面，由距离感而产生的文学史只有在历史成为一种“陌生化”的事物之后，才以异己式的神秘区域成为文学史写作的一种可能；一方面，比如“重写文学史”，则更侧重以后来的意识重构文学的历史或至少是历史的评价，从而以历史可以完全进入当代视野的共时性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消除了时间概念。而接踵而来则必将又是“历史究竟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的话题重复。不过，即便如此，在“当代性”的视野下重新反思“重写文学史”，或许会为这一近乎经典性的命题带来某种活力，而在此过程中，我们也似乎可以再度体味到在学界流传已久的那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深刻内涵。但建构“当代性”的意图或者说“重写文学史”的本身，最终的目的却是为了一种历史书写标准与经验的提升，正如美国当代著名学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所言的 “克罗齐的伟大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并不意味着一切历史都是我们的当代史”那样[8]，或许只有我们处于历史制高点，并将史家驾驭历史的主体性和当代性紧密而适当的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克罗齐这句历史性的名言才会因为文学史写作抵达到了这个历史语境之中的最高认识水准而产生其应有的效果。而在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体现史家的选择眼光、超拔意识的过程中，“历史主义”在文学史的“当代性”视野那里，却从没有匮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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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6]陈思和、王晓明：《关于“重写文学史”专栏的对话》，《上海文论》1989年6期。 [3]陈思和：《关于“重写文学史”》，《文学评论家》，1989年2期。 [5]王晓明：《刺丛里的求索》，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3月第1版，238页。 [7]关于“重写文学史”发生的理论背景，一直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一般来说，从本土的学界着眼，“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常常被视为是这一行为的重要源头，然而，“重写文学史”在80年代初期已经成为一种全球化的风潮却是一个重要的事实，关于这一背景的介绍可参见钱中文：《文学史的类型、构架与问题》，收入王锺陵主编：《文学史方法论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8][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论阐释：文学是社会的象征性行为》，《政治无意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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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刚 · 发表于 2007-4-5 22:24:16

兄长的文章耐读，受益非浅

张立群 · 发表于 2007-4-5 23:19:28

你也要多发几个！人都要跑光了，那样，我们这样的斑竹也该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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