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视野中的当代中国文学经典

张立群 · 发表于 2008-6-29 22:22:33

——从文本到权力 针对自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文学经典化问题，一个显著的现象就是：对文学作品和文化权力的关注成为这一问题研讨的核心。这种现象的出现以及相关研究的此起彼伏不是偶然的，即使人为的忽视概念的兴起和理论背景，经典话题也是后现代场景下重要的“文化产品”之一——这种融合文化因素和权利色彩的现象或许只有在大众文化迅速兴起的时代，才能凸现其前所未有的意义。当然，对于本文要谈及的当代中国文学经典问题，一个潜在的疑问或许就是：当代中国文学本身究竟存不存在文学经典？这种疑问或曰关注热点为何要在90年代文化场景下浮现出来？而由此可以引申的则是：当代中国文学经典的历史构造及其当代重建。这种颇具历史回顾的研讨不但必然要以文本的罗列和指认为重要前提，而且，相对于指认的内容，其内部的秩序构造也必然成为研究中无法忽视的逻辑线索。 一、从现象出发 世纪末的中国文坛曾经以一场“断裂行为”而引人瞩目。在1998年由青年作家朱文等制作的一份名为“断裂：一份问卷和五十份答卷”的调查中，作家朱文、韩东等近乎激烈的言辞和决然“断裂”既有文学秩序的姿态，使其在进行所谓“突围表演”的同时迅速与“文化霸权”、“否定权威”这样的话题联系在一起。正如“断裂者”本人自言的“我们在意的是问卷及回答这个行为的本身，而不是其结果。”对“断裂”的关注不能简单停留在炒作甚至“虚席以待”的心态上，朱文、韩东们以全然否定“当代文学”、“当代文学批评”以及当代文学研究的面目出现绝非空穴来风。正如他们在严厉质疑鲁迅的同时，又刻意否定当前文学名刊《读书》、《收获》、文学选刊《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以及否定公认的当代文学大奖一样，在“断裂”之前，他们已经为当代文坛接纳并不断依靠这种“现存文学秩序”和期刊媒介“发表创作”的事实，应当是其尴尬不已或至少是自相矛盾的症结之一，因此，无论从颠覆秩序还是从断裂历史的角度，“断裂一代”及其行为引发的思考都不容进行简单化的处理。和这场问卷行为相呼应的是，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文学经典化呼声主要是针对现当代文学而言的。也许，古典文学的经典已经在历史的沉积中成为定论，不必再作为一个问题提出；而现当代文学则同样由于历史的原因会成为不断遭遇指责的对象。但比较而言，当代文学经典无疑会更具自身的“危险性”，这种“危险”往往在回顾历史上诸如“政治抒情诗”的广泛传播、“新民歌运动”的蓬勃发展以及“文革”刚刚结束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以及“朦胧诗”之振聋发聩的景象时，便会得到空前的突出。如果按照列举现象之后再提升结论的逻辑，对于90年代中国文学来说，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还有同样被列入到经典研讨范畴中的“红色经典”问题。众多50至70年代的文学作品成为90年代出版商青睐的“文本”，特别是“红太阳歌曲”热销与传唱的局面，都至少在构造和接受层面上萌生了经典的可能，而裹挟其中的心态意识也同样可以作为一种重要的现实切入点。不过，无论是前者的“断裂”，还是后者的“繁荣”，“经典”问题在90年代的差强人意都折射出90年代的文化场景。尽管，在90年代的文化市场上，50至70年代的文学经典即所谓的“红色经典”产生了巨大的卖点，但必须认识到：这与90年代文学本身氛围的不景气、历史记忆的衰退造成经典以及市场导向有着重大的关系。不但如此，透过90年代对类似红色经典的怀旧情结，也不难发现：其欣赏者群落本身还存有年龄趋同的现象，受众者普遍的中年以及中年以上的年龄、心态正说明其隐蔽的成规：怀旧是一个时代消失之后的普遍社会情绪，它在商业社会往往成为打造新时尚的契机；但怀旧跟历史记忆不同，它需要的是有选择的再现昔日的情感和想象，而往往不具有强烈的现实感以及沉重的反思。相反地，“断裂”却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反思精神，但对于文化传统深厚和以往的历史经验，“断裂”只能发生、回旋于历史意识丧失的年代。“断裂”貌似极端二元对立的作法，事实上，正反衬当代文学发展到90年代之后，意识形态的弱化和个人化写作知识谱系的应运而生。在这样的年代里，后现代的气息和自我意识的加强，使个人具有了和历史、权威同样对话的权利。权利的加强使发言者的视野逐步扩大起来，它不但会超越所谓官方指认的文坛秩序，同样也会指向一切左右人们文学追求和欣赏趣味的权威系统，并进而以类似“反方角色”的身份，完成一次次极具解构色彩的文化游戏。由上述现象审视“文学经典”话题，纯文学在接受层面的日趋萎缩以及大众文化、网络传媒的逼仄，或许是以文学研究为代表的理论工作者难以排解的隐忧。当然，对于现当代文学或者已然成为共识的20世纪文学而言，如何在世纪末情结下进行反思中提升与维护，也同样是隐含于“经典化”问题中不可或缺的心态意识之一。不过，后现代视野下的经典问题毕竟已是“昨日黄花”，在明显带有被动出击的情势下，经典既是学科建设的途径，也是以自身为话题的理论增长点，而后现代本身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化理论背景，对于经典问题注入的活力也从未匮乏过。二、文本的指认 荷兰学者佛克马在考察“西方和现代中国经典构成（canon formation）的历史发展”时曾指出：“中国的情况提供了一个机会来表述一个看来是非常重要的结论。只有当一个政治或宗教机构决定对文学的社会作用较少表示担忧时，它才会在经典的构成方面允许某种自由。但如果这种自由被给予了的话，那么结果有可能是文学（和作家）将会失去它们在政治和社会上的某些重要意义。”[1]佛克马的言论对于考察“后现代视野中的中国当代文学经典”问题提供了某些可供参考的思路，而其直接的语气也同样达到了近乎入木三分的程度。当代中国文学经典，作为一个历史性话题，大致可以从如下方面去理解：一，当代中国文学经典是专门指向1949年之后当代文学史意义上的经典；二，当代中国文学经典是指站立在90年代特定的文化立场上考察中国文学经典，这种考察方式的着眼点在“当代”之上，并使经典的范围得以扩大和向前延伸，因而，这种考察更侧重研究者的立场和切入问题的角度。现代中国由于内忧外患和遭遇现代性的冲击，在很大程度上抛弃了可以理解为“在宗教、伦理、审美和社会生活的众多方面都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它们是提供指导的思想宝库”[2]的传统文化经典。对于现代中国以后的文学经典，其面临的主要课题是倒向西方之后自我重建。当然，由于历史学意义上的现代中国文学已经远去了半个世纪之久，所以，以鲁迅等为代表的经典作家、作品已经成为了历史的定评。不过，这种情况对于当代文学经典来说就往往变得不确定起来，至于其内在的因素不但包括当代文学自身的时间，还包括当代文学本身在一段时间内的艺术性以及造成这种艺术性的内在原因。仅仅以极具特殊性和常常出于变动性的当代文学经典为例。“某个时期确立哪一种文学‘经典’，实际上是提出思想秩序和艺术秩序确立的范本，从‘范例’的角度来参与左右一个时期的文学走向。”[3]<p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洪子诚">洪子诚</personname>先生在考察当代文学经典时的这段论述大致包含“文学史意义上的经典文本的诞生与其特定时代的文化体制有密切的关系”和“确立一定时期内的经典（标准）会对这一时期整体文化的走向产生重大的影响”这两方面含义。当代文学由于特定的文学生产环境和制约机制，常常使其诸多“经典”文本在不同时代的评述过程中，产生重大的差异。如果从一个历史的角度进行梳理，那么，当代文学所具有的知识理论体系，虽然与新中国的建立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但是，作为一种潜在的机制，30年代左翼文学对于苏俄的理论借鉴，延安时期的文艺政策都无疑对当代文学经典的萌生起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制约作用。新中国的建立势必会使以往的文艺思想、文艺政策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背景下展开，因而，新中国初期的文艺政策或曰制约当代文学初始阶段的文学生产机制虽然会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对以往文艺政策的继承，但事实上，其中还是隐含着一个文化背景和写作传统的双重转化问题，而所谓当代文学的经典正是在这样一种客观条件下萌生的。首先，从时代特点的角度上说。建国之后很长一段时期内，由于全国人民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由衷地产生一种解放感和自豪感，同时，也发自内心的感谢党和人民领袖，所以，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里，生动反映时代情绪的“颂歌文学”就成了时代文化的主潮，系列的“新华颂”、“英雄颂”等正是表达这种颂歌的主题之一。然而，在经历对电影《武训传》、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胡风集团的批判之后，所谓的“战歌文学”又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流行开来。而在此过程中，尽管有一些老作家已经体味到表达方式上的匮乏，不过，为了能够不辱“使命”并避开一种历史的“盲点”，所以，反映战争时代这样无可挑剔的题材又成为了一时的主流，并进而产生了大量的“红色经典”；而后，便是每一次文艺政策的调整都涌现出相应的“时代经典”成为了一种操作模式。因此，综观当代文学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发展历程，尽管前后出现的文本会存有这样或那样的差异，但是，在文艺政策的不断“规训”与“框架”下，充分反映时代主题、进行所谓的宏大叙事、史诗化、经典化的追求以及可以反映“规律与本质”的作品，则始终是这一时期文学和文学经典的主题——这种“广阔”、“宏大”的组合，不但充分反映特定时代具有必然性的文学创作，同时，也往往以融合时代的方式传达出时代的气息以及人们对于经典品格内涵的时代性理解。其次，当代文学的经典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迎合大众趣味、弥合群众与写作者之间的差距的一种产物。自《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亭子间”和“根据地”的方式[4]顿挫知识分子优势意识、个性主义以来，是否符合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为大众服务的方针就成为了当时乃至延伸于50至70年代的文学主题。而人民大众可以通过充分自由言说的方式对文学作品进行评价也使当代文学在生产的过程中，可以得到潜在的制约。作为党和国家文艺工作的领导者，虽然在艺术审美的角度上清楚地意识到文学应当有自己的标准和可以独立发展的空间，但由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文学经典究竟如何能够在适应文化素质与欣赏水平不高的大众口味，以及要从全民的角度出发思考文学的发展是作为唯一判别标准出现的。于是，在反复考察50至70年代文学普遍的“大众化”现象之后，我们就不难发现：这其中不但隐含着意识形态权利制约的因素，还隐含着国家想象和民族想象的问题：工农兵成为国家的主人和自延安时期或在更早时期，就已经出现的“大众”与“民族”的概念可以相互融合乃至取代的现象，已经使文学在创作和发表的过程中进行了一种“协调”；不但如此，这种“协调”也使文学经典在产生的过程中，其创作者要面临着历史使命和艺术使命的双重承担，比如：在这一时期的产生的经典《红旗谱》、《红岩》、《保卫延安》等都是经历“集体讨论”、“披阅多次”、“十年磨一剑”的方式得以最终产生的。当然，这种“协调”是以弥合知识分子与工农兵之间的阅读差距和作家的普遍失势为前提的。最后，是翻译文学的影响和创作手法的变迁。自30年代开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就以译介的方式来到中国文艺界，并逐渐在自身的演变过程中成为“主流创作手法”之一。50年代初期，在由文艺界掀起的向苏联学习的热潮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再次以理论纲领的方式在周扬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文章中得到确立。但随着在1958年“新民歌运动”中产生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理论应运而生，“浪漫是理想，现实是基础”就成为了当时创作的主要手法，并进而在各个文艺团体中得到响应。现实主义手法的变迁深刻反映了意识形态和翻译文学的参与，在构造文学经典中起到的重要作用，没有意识形态与文学翻译的取舍和审美认同，自觉亲和俄苏文学和批判接受欧美古典作家，如莎士比亚、巴尔扎克、塞万提斯、海涅等人的作品，就不会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翻译和创作手法的主题内容。与此同时，无论是从政治合法性，还是从出于某种目的的文化改写和文化操纵角度，当代文学在具体构造途径上还包括对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因此，尽管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当代文学的经典会由于自身的不真实和权力的强化（“文革中”八个样板戏、《金光大道》等）而显示出极端的浮夸和范围的限制，但就经典产生和接受的链条而言，其某个环节却从未丧失一种主观层次的真实。 三、“文化研究”的权力 在90年代对文学经典研究的过程中，文化研究以“权力身份”的介入曾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相对于传统文化研究一直隶属于人类学的领域，现今于大陆研究界兴起的文化研究可以看作是接受西方知识社会学立场和综合解构主义立场、方法的一个必然结果。鉴于文化研究的开放性和无所不括，定义文化研究本身就是一件难事。正如詹姆逊以“愿望”和“联合事业”的方式认为：“暂且不论文化研究到底是什么。它的崛起是出于对其他学科的不满，针对的不仅是这些学科的内容，也是这些学科的局限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研究成了后学科。”[5]文化研究的复杂性，使其走向一种学术政治或曰文化政治并只有在自身与其他学科发生关联的时候，才能进行具体的实践操作。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对待传统文学研究中常常被视为是具有人类普遍意义和超越审美价值、非功利的文学经典而言，文化研究却要以质疑的方式表达其自身应有的非精英化和去经典化的立场。作为后现代视野中兴起的研究范式，文化研究就是要以矛盾之特殊性的视点，将文学经典问题还原为权力问题并进而具有强烈的文化政治色彩。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经典这一话题，文化研究首先要质问的或许就是变“谁是经典（作品）”为“谁之经典”的问题。即使从最狭义的当代文学而言，“谁之经典”的质问也会为人们带来另一番文化场景：当代文学由于长期延续40年代解放区的文艺政策，并不断从“国家想像”的角度和工农兵接受的角度思考文学创作，所以，对于50至70年代的文学来说，文学经典的产生并不在于作家的个体，而在于从全民高度考虑文学创作及其典范性的文艺政策，这使“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与“文化生产”和“领导权”等命题密切相关。从50至70年代文学创作和文艺政策对流行于20世纪欧美文学的现代主义创作手法的排拒，就可以大致看出这一体制下文化生产的特征。当“为谁看”已经被凌驾到至高无上的位置，所谓“经典”的表征和命名也就成为不言自明的一件事情。不但如此，“文化生产”的主导机制还将在作品创作的观念、作家的心灵上投下强有力的影阴，与此同时，这一点也必将反映在作品的审评、编辑、出版甚至评奖等各个环节上，进而再次影响同一时期下一次经典作品的产生。与文化生产相对应的是“领导权”的问题，这一在文化研究中常常与知识分子挂钩的词语同样适应于50至70年代的文学创作。法国著名文化社会家布迪厄曾认为：“艺术家和作家的许多行为和表现（比如他们对“老百姓”和“资产者”的矛盾态度）只有参照权力场才能得到解释，在权力场内部文学场（等等）自身占据了被统治地位”，这一观点可以进一步阐释为“权力场是不同权力（或各种资本）的持有者之间的斗争场所”[6]。50至70年代中国文学的生成语境虽然与布迪厄所言的一致，不过，这并不影响以此来进行类比与对照：由于当时文化生产（接受）的“领导权”已经按照特定的模式进行，所以，知识分子作家在特定的条件下普遍陷入失势的状态就成为一种历史的可能。不但如此，由于曾经的“文艺政策”持续发挥着历史的效力，并进而占据支配者的地位，知识分子作家在按照自己内心和个人意识进行创作就常常在具有“颠覆现存秩序”的倾向下成为“异端”，尽管，这种行为的出现也是在秩序偶尔松动、允许的条件下进行的。“领导权”的“易位”使“新旧”之分往往以反向的方式发生近乎戏剧性的变化，这使得这一时期的探索性创作常常在冠以“历史倒退”的名目而遭受批判，并进而造就一种独特“审美品位”的形成（对作家和读者同样适应）。尽管，以今天的眼光来看，50至70年代的文学很难以艺术的标准衡量，但这并不影响当时它们遍及全国的辉煌场景。“政治抒情诗”、“新民歌运动”等在全国范围内的传播、收集，使之成为当之无愧的时尚经典，由此可以进一步引申的则是民族文化的认同以及文学经典在文化研究范畴内的时代性、社会性、地方性等非普遍性的问题。50至7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所谓之“经典”，即使是常常被后起者简约为“三红一创”、“青山保林”的作品<a title="" href="http://www.zgyspp.com/bbs/post.asp?poststyle=1&action=new&boardid=32&stype=0#_ftn1" name="_ftnref1" style="mso-footnote-id: ftn1;"><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 10.5pt; 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mso-bidi-font-size: 12.0pt; mso-fareast-font-family: 宋体; mso-font-kerning: 1.0pt; mso-ansi-language: EN-US; mso-fareast-language: ZH-CN; mso-bidi-language: AR-SA;">[1]</a>。以今天的艺术性标准衡量，或许也只能是文学史意义上的“经典”，而不再是文学意义上的经典。这一点在当时和今天研究者笔下常常呈现出泾渭分明的评价中不难看出。然而，如果以“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角度审视，或许文化研究本身的“谁之经典”及其时代性、社会性视角，正是文学经典特别是晚近文学（现当代文学）经典在历史化进程中无法摆脱的宿命（这一点，可以结合上文从普遍和特殊的角度研讨）。同样的，对于新时期文学，比如80年代文学而言，“重写文学史”、“重排大师”系列现象，又以解构以往文学史的方式重新确定或至少填补了一些“经典作家”、“经典作品”，而这种时代性、社会性同样也是政治性的问题，在90年代又必将以另一种面目出现。文化研究的出现对后现代视野下中国当代文学经典的研究带来了新的观察，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言说方式究竟是以“对位思考”的方式沉积下来许多问题，还是带有一种人云亦云的跟风效应，必将成为一种关乎文化研究以及权力本身自身再审视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对于当代中国文学经典乃至中国话语场这一独特的场域而言，文化研究与传统文学经典（作品式）研究，至少在某一特定场景下，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互文关系”。 四、文学经典的再反思 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经典之研究，一个值得深思的话题是文学史经典和文学经典的关系以及所谓艺术、时间的标准考量。应当肯定的是，在一定时期内，“文学经典高于文学史经典”
是符合二者之间的一般规律；<a title="" href="http://www.zgyspp.com/bbs/post.asp?poststyle=1&action=new&boardid=32&stype=0#_ftn2" name="_ftnref2" style="mso-footnote-id: ftn2;"><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 10.5pt; 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mso-bidi-font-size: 12.0pt; mso-fareast-font-family: 宋体; mso-font-kerning: 1.0pt; mso-ansi-language: EN-US; mso-fareast-language: ZH-CN; mso-bidi-language: AR-SA;">[2]</a>而且，对于当代文学而言，无论是在时间上天然的“近距离”，还是相对的缺乏历史沉积，“新世纪：文学经典终结”
[7]也不失为一种短期有效的结论。但在文化研究的视点引入之后，文学史经典、文学经典的关系问题，都会由于某种可变性而变得复杂起来，即使以简单的“时间想像”逻辑，对于未来者的当代文学来说，今日之经典也会身份难以确定，因此，经典的问题事实上关键在于站立于何种立场上发言。当代文学经典由于其自身天然的限制，而很容易成为一个近似于西西弗斯神话。毕竟，经典本身就是一种带有理想主义色彩和浪漫主义倾向的命名，而对于现当代文学学科自身的特点来说，经典侧重的是一种审美的姿态和文化精神。不过，无论如何，经典进入现代文学特别是当代文学之后，都会为文学史书写形成前所未有的挑战。正如姚斯在《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一文中强调“文学史是一个审美接受和审美生产的过程”，并“力图以接受美学为基础建立一种可能的文学史”[8]，接受美学的努力对于今天重新审视既定的文学经典并提出新的文学经典仍然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然，接受美学仍然是一种权力，只是它将权力让位于读者，并在“从文本到权力”的过程中形成新的经典序列。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而言，新时期文学的出现使当代文学正逐步修正其文学审美层面上一度出现的历史迷失。80年代文学一度繁荣的景象，朦胧诗、寻根派、先锋小说等即使在今天回想乃至阅读起来都会产生“历史温暖”的文学现象，无疑是新时期文学呈现给读者新的“时代经典”；而世纪之交的“百年文学经典系列”、“百年百种优秀文学图书”以及香港《亚洲周刊》“20世纪百部中文小说”的评选，“走向诺贝尔书系”的出现，将众多出现于新时期文学中的作家、作品（比如：贾平凹的《浮躁》、莫言的《红高粱》、张炜的《九月寓言》等等）囊括其中，更是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新时期文学并非缺乏“经典”。但这种经典在历史化的眼光看来仍然存在自身极不稳定的特征，而且，即使是这种极不稳定的经典也与新时期文学自身文艺政策，比如：更为广阔的文化交流视野，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任何一种私人的、自我的写作，在不逾越“基本的底限”之后都可以得到出版和阅读。但流行一时或许并不是成为经典的最根本条件，因为在后现代常常处于解构甚或非崇高、拒斥纯文学的场景下，经典的不稳定不但与读者的接受有关，还与作者自身能否长久维系自己的位置以及自身的状况等一系列条件有关，何况，在文化底蕴极为深厚的国度里，传统的因素也时时刻刻影响着所谓经典的历史沉积。因此，经典必须最终以对话的方式完成，并在交流中实现自身的价值，否则就无法完成“世界文学”的理想状态；与此同时，在“从文本到权力”的过程中，交流和阅读的权利又是对等的。当代文学经典必然随着时间和文化审美品位、旨趣的变化而发生裂变，并在去粗取精的过程中进行新的历史重建。而随着时间的发展，文学史也必将进入一种越讲越薄，越讲越精的状态，所以，寻找经典也必将成为一个过程。这样，对于后现代乃至之后的视野中的经典来说，所谓文本、权力也就成为关乎经典的“分边游戏”，并在历史化的进程中凸现文化接受的美学意义。             [参考文献][1][2]佛克马  蚁布思。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47，39。[3]洪子诚。问题与方法[M]。北京：三联书店，2002。233。[4]毛泽东。毛泽东论文学和艺术[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51~82。[5][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论“文化研究”[A]，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快感：文化与政治[C]，王逢振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399～401。[6][法]皮埃尔·布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M]。刘晖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263～264。[7]孟繁华。新世纪：文学经典终结[J]。文艺争鸣，2005。（5）。[8]H·R·姚斯。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A]，姚斯。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C]。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26、38。<div style="mso-element: footnote-list;"> <hr align="left" width="33%" size="1"/><div id="ftn1" style="mso-element: footnote;"><a title="" href="http://www.zgyspp.com/bbs/post.asp?poststyle=1&action=new&boardid=32&stype=0#_ftnref1" name="_ftn1" style="mso-footnote-id: ftn1;"><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 9pt; 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mso-fareast-font-family: 宋体; mso-font-kerning: 1.0pt; mso-ansi-language: EN-US; mso-fareast-language: ZH-CN; mso-bidi-language: AR-SA;">[1]</a>
即指《红旗谱》(梁斌)、《红日》(吴强)、《红岩》(罗广斌、杨益言)、《创业史》(柳青)、《青春之歌》(杨沫)、《山乡巨变》(周立波)、《保卫延安》(杜鹏程)、《林海雪原》(曲波)共 8部长篇小说。</div><div id="ftn2" style="mso-element: footnote;"><a title="" href="http://www.zgyspp.com/bbs/post.asp?poststyle=1&action=new&boardid=32&stype=0#_ftnref2" name="_ftn2" style="mso-footnote-id: ftn2;"><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 9pt; 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mso-fareast-font-family: 宋体; mso-font-kerning: 1.0pt; mso-ansi-language: EN-US; mso-fareast-language: ZH-CN; mso-bidi-language: AR-SA;">[2]</a>关于这一观点，具体可参见拙文：《论文学经典与文学史经典——以“红色经典”为例》，《重庆社会科学》，2005年11期；《缪斯的熔铸——关于新诗经典化的几点思考》，《艺术广角》，2006年4期。</div></div>

杨荞宁 · 发表于 2008-6-30 17:04:57

学习

你我他他他 · 发表于 2008-6-30 20:52:05

路过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6-30 20:52:37编辑过]

楚山 · 发表于 2008-7-4 23:25:42

专业路过,

黄太格 · 发表于 2008-7-15 02:14:19

经典必须最终以对话的方式完成，并在交流中实现自身的价值，否则就无法完成“世界文学”的理想状态；与此同时，在“从文本到权力”的过程中，交流和阅读的权利又是对等的。这大概就是经济社会的悲剧吧[em01]

plummilk · 发表于 2008-7-16 17:29:39

ding ding ~~

plummilk · 发表于 2008-7-16 17:55:13

shouhuo  !!

长途车 · 发表于 2008-7-17 19:22:42

有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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