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生代”：命名的可能及其写作研究

张立群 · 发表于 2008-8-8 18:38:16

一 随着“世纪初文学”已经成为一种共识，文学史崭新格局的形成使很多分支概念处于明显的调整状态之中。作为一次目的性较为明显的努力，《江汉大学学报》2005年5期曾集中推出“关于‘中生代’诗人”专号，“这个我们命名为‘中生代’的诗人群体，以1960年代出生的诗人为主，他们的写作大多开始于1986诗歌大展前后，1990年代中期引起关注。相对于朦胧诗、第三代诗歌运动的横空出世，这代诗人的理论主张与诗歌文本更内在、驳杂，缺乏鲜明、易于概括的特点，是当代新诗潮‘后革命’期的产物；其精神背景是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的社会转型，与朦胧诗的文革背景，第三代的改革开放背景迥然有别。”[1]“中生代”的提出，与重新清理一代“诗人”及其历史发展脉络有关。不过，鉴于历史沉积的“厚度”，以及妄图陷入“表象化”命名的圈套，“中生代”的提法从一开始就存有“本质化”的理论构想，而“具有‘非代性’这种悖论性特征”的“再解读”[2]，又使其极容易从比照的路径中开拓自己的道路。“中生代”概念提出之后，曾得到更为细致、明确同时也是视野更为广阔的阐述。比如，<p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吴思敬">吴思敬</personname>先生曾经在《当下诗歌的代际划分与“中生代”命名》一文中，将“中生代”群落的范围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并进而从诗歌史发展的角度以及“海峡两岸”的视野指出“中生代”命名的意义[3]；而<p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朱寿桐">朱寿桐</personname>先生则在《中生代诗人的群体焦虑与诗性自觉》中强调了这一群落诗人写作上的共性[4]，上述言说使“中生代”命名进入一种实体化和开放式的阶段。     以新世纪的眼光看来，“中生代”的提法及其概念的具体生成方式无疑是敏感而睿智的。按照文学史惯有的说法，以10年为界限对一个时段文学进行笼统的概括，无疑是可行的；而且，随着文学史不断延展自身的历史化进程，重新审视某一时段的写作，也可以构成一种“以小见大”、“由浅入深”的研究角度。对于20世纪后20年（即传统提法上的新时期以来诗歌）中国诗歌史而言，一个显著的趋势即为命名及其引发的论争，成为推动诗歌以及诗歌研究的重要动力。在“朦胧诗”、“后朦胧诗”（或曰“新生代”、“第三代”）逐步落实之后，90年代诗歌虽已经得到了“文学史写作”的认可，不过，如果着眼于代际划分及其延伸的逻辑，那么，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新诗仍然具有相对“匮乏”的一面。或许源于时代的节奏已经在网络时速的影响下步履匆匆，或许源于当下文学生产、传播机制的运作方式，在纯文学日益丧失自身轰动效应并不断和文化“合谋”的年代里，确证自身存在依据的总是一个接一个的“热点”与“命名”。在90年代、世纪之交中国诗歌诸多问题仍处于“进行时”的状态下，“70后”、“80后”诗歌写作命名迅速登上历史舞台，确实为诗歌研究提出了具有某种“超前意味”的课题。与当代小说同类提法存有之潜在背景不同的是：当代诗歌在“70后”写作之前，一直缺乏一个可以整体而系统把握的“近邻阶段”，这种现状出现并不是偶然的，除了诗歌固有的艺术特点之外，那些常常在外部表现为激烈、繁荣状态的诗歌现象，从来无法掩饰这一阶段诗歌深深的“个人性”及其近乎自耗式的离心状态。因而，在处于“前代定型”、“后来挤兑”的状态下，确立某一代际命名进行整体概括，进而在已有的历史材料下研讨“人到中年”的写作，就成为必要与可能。     然而，即便如此，“中生代”的命名仍必然会面临一种“先验模式”下的模糊状态。显而易见地，代际划分会在范围和时间层面上遵循“反比逻辑”。一个50年代末期出生和70年代初期出生的诗人究竟是否肯定会与60年代出生诗人具有泾渭分明的写作表征，从来就无法被出生的时间而简约，正如在一个以60年代出生为主体组成的诗歌“流派”（比如民刊）中，偶然的“年代涨破”还包括地域性和旨趣上的志同道合。所以，代际划分会遭遇精确性的挑战并常常处于边界状态模糊，就成为命名问题的另一侧面。                                    二
 在命名“中生代”的文章中，很多文章都提及到另一个命名——“中间代”。在厚厚的两本《中间代诗全集》的“序言”中，为此书编撰付出巨大努力的诗人安琪曾不无动情的写到“这一批生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诗人，在八十年代末登上诗坛，并且成为九十年代至今中国诗界的中坚力量。他们独具个性的诗歌写作，精彩纷呈的诗写文本，需要一个客观公正的体现，这便是我们编辑《中间代诗全集》的动因。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出场方式，和诗界其他代际概念的先有运动后有命名不同，中间代的特殊性在于它的集成。”[5]“中间代”的概念出现之后一直处于争议的状态，以今天的眼光看来，隐含其中的既有诗人而非理论家的“权利”，又重点在于“中间代”自身常常“夹身中间”的尴尬状态，“‘中生代’借用的是一个地质学名词。中生代诗歌与70后、80后等按时序划分的表象化命名无关，它的成立很大程度上与当代诗歌经历了整个1990年代沉闷、黯淡的孕育和摸索有关。有人曾将之命名为‘中间代’，这一说法不甚缜密和科学，也不具备质朴、准确与有启示性的特质。”[6]从某种意义上说，以“中生代”取代“中间代”是这次具有汰变性质命名过程的潜在内容之一，然而，在命名的渴望与可能上，二者却不乏相通之处。 关于“中生代”命名的现有意义，吴思敬先生在《当下诗歌的代际划分与“中生代”命名》一文中，曾总体概括为“宏观描述”、“沟通海峡两岸”、“消解大陆诗坛‘运动情结’”等三方面。应当说，经历世纪初诗歌几年的沉潜起伏之后，对崛起于90年代的一批诗人进行命名，进而研讨以1960年代出生为主体的诗人群落之“中年写作”状态是必要的。对于常常陷入文化转型、“冷风景”的90年代诗人而言，“从头开始”、“深刻的中断”[7]使诸多诗人在经历90年代初期的一段真空断裂带之后，站立于同一起跑线上。随着更为年轻一代诗人的悄然崛起，90年代诗歌与“朦胧”、“后朦胧”一代相比，一直处于身份杂糅的状态。在这样的前提背景下，安琪等提出的“中间代”以及当下的“中生代”，都无疑看到了“当代诗歌史进程”中的历史性问题。从围绕命名本身而产生的影响来说，二者在某种意义上的不同之处或许仅在于命名的合理性、科学性。即使忽视“中生代”自身命名的意义，源于命名自身的渴望也会带有某种情结色彩。透过“中间代”直至当下的“中生代”，写入文学史或曰可以为某一特定时段、诗人群落命名也理当可以成为中国诗人、批评家观念意义上的“制高点”。但作为潜在的事实则是：写作的命名其实和文学史的结构一样，都是研究者方便审视历史甚或主体并非全知全能的一种客观再现。所幸的是，“中生代”并将随着历史的推移成为一个行走的概念，正如“中年写作”也同样会前仆后继同时又是不可避免的涌入新的诗人群体，因此，可以说：“中生代”的命名并不是问题的全部，它不过只是一个开始，更多的应当是时间赋予诗人和研究者“历史之权利”。                               三      “‘中生代’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是一种写作状态，一种诗人生活和诗歌运作的特定状态。”[8]与“中生代”的命名相比，对其具体写作的研究或许更能体现出任重道远的意味。尽管，对“中生代”的个案研究已经达到了数量、规模庞大的程度，但是，从时代、社会等较为宏阔的角度审视“中生代”并未取得突破性进展。依笔者看来，如果“中生代”的大致轮廓可以确定，那么，一个潜在的线索便是“中生代”如何在体现文化历史记忆与个人写作互动中呈现自己的写作。毫无疑问，“中生代”无论就写作实绩还是“身份特征”，均已达到一种成熟状态。历经1990年代的诗意守望，到当前俨然“中年”的创作现实，“中生代”诗人均已在“40岁年龄”这一主线中获得了写作观念和写作技巧上的多面成熟。今天，他们早已摆脱“青春期”的写作焦虑而坦然面对诗歌，越写越慢、越写越少并不是写作下滑的标志，相反倒可以在沉稳、自然的写作中表达个体对生活和世界的认识，这种仅有在回顾历史过程中才可以发现的脉络，唯有时间才是唯一的衡量标志。对“中生代”的研究首先应当与1990年代的文化语境联系以来。无论“中生代”的代际起止时间是怎样一个时间范围，“崛起于90年代”、“继续写作于90年代”，是“中生代”写作的共性和突出之处。而事实上，将“中生代”定位于1960年代出生为主体并兼及那些50年代出生的诗人，其根本的着眼点就在于“90年代的写作”。以王家新的诗歌创作为例，
80年代起步于“朦胧诗”，“第三代”时没有参与具体的“流派活动”，90年代的“归来后写作”使其在世纪末诗坛上越发引人瞩目。王家新生于1957年（与1960年代出生差别甚微），他创作经历的高峰期决定了他从属于90年代诗人的身份，这种特质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王家新可以被纳入到目前的“中生代”阵营之中。不过，王家新毕竟是一个“跨代际”的诗人，如果他被划入“中生代”阵营可以得到一种认同，那么，“90年代”、“创作实绩”和“游离于第三代运动”之外等因素，或许正是判别王家新“群落身份”的几条重要标准。不但如此，王家新的个案也会为我们继续思考“中生代”的命名提供某些经验：先有创作、后有命名，是“中生代”显著区别“第三代诗歌”的重要环节；“中生代”作为一个历史的阶段主要是如何填补“第三代诗歌”结束之后，长达近20年的诗歌史空白；“中生代”属于1990年以来的诗歌创作代际划分，就中坚力量构成的角度而言，“中生代”裹挟着那些在1990年代仍然具有旺盛创作势头的“前代诗人”和“中年写作”。其次，是“中生代”诗人的“个人化”写作方式隐含着“一代人”的“群体焦虑”。和稍后的“70一代”诗人相比，“中生代”诗人背负的历史记忆还是相当沉重的。对于“朦胧诗”、“第三代诗歌”而言，“中生代”应当羡慕前辈出场时的荣光。这仍然是亲历历史变迁的一代诗人，“新时期”的到来、80年代的激情昂扬与历史进入90年代那一刻特有的“断裂感”，都造就了他们诗歌写作的起点不同于前后两代诗人。历史记忆与他们曾经切肤般的碰撞过，即使对于那些所谓纯粹于90年代拔地而起的诗人，阅读经验、诗意技术的汰变以及前辈的压力也往往使其感受到沉默中潜行的压力。“中生代”诗人在整体上当然体现了90年代“个人化”写作惯常拥有的“各自为战”的特点，但面对诗歌日益丧失批判社会功能的文化现实，诗人在减轻“宏大叙述”构成的重负之后，很快又陷入到生活琐事无休止的烦扰以及如何对时代发言的困惑之中。这一点，构成了“中生代”诗人普遍的群体性焦虑，并可以在世纪之交的诗歌论争特别是世纪初“底层写作”的不胫而走中得到证明。最后，与对如何写作意义上的焦虑相比，“中生代”可供研讨的一面还包括来自诗歌本身意义上的“张力”。“中生代”就写作而言，或许会因为身处“让诗歌回到诗歌自身”的年代而远比其前代幸运。“中生代”在经历、接受教育过程中的多样性、丰富性，决定了他们可以发掘更多艺术空间和承受更多艺术冲击的潜在能力。历经1985年之后诗坛“喧哗与骚动”的震颤之后，“中生代”诗人很容易从“个体”、“难度”、“学养”和“技艺”方面判断出“诗意何为”。只不过，在走向更高“自我”和体现更高“诗性自觉”的同时，这一群诗人必将面对如何处理“诗与生活”这一充满复杂性的关系命题。 四 由于“中生代”并不是以“朦胧”以及“第三代诗歌”中“他们”、“莽汉”、“非非”的方式进行的“流派”命名，而只是以年龄、写作之时代等特点进行的代际命名，所以，“中生代”诗歌必将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地貌特征——对于寂静的1990年代来说，集体的喧闹已经成为历史过去，“中生代”诗人在诗意匮乏的年代里走向自我和语言深处，这种极具“个人化知识谱系”的写作决定了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一道“地理风景”。实际上，“中生代”可以构建的仅仅是一种“后现代”式的“空间地理学”，“中生代”并不能仅仅着眼于“代”之释义，在更多时候，“中生代”所能表达的更多应当是“类”及“倾向”之表征。以当下“中生代”之命名返观历史，笔者<p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和荣光启">和荣光启</personname>先生一样对<p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陈仲义">陈仲义</personname>先生的文章《沉潜着上升——我观“中间代”》发生着浓厚的兴趣。“实际上中间代命名的精准度，现在已变得不那么重要了。科学也好，强制也好，误读也好，它仅仅做为一种代码和符号、不致太离谱就得了。设想，如果早先有计划提出‘中生代’，我想也是可以成立的。历史看重的，主要是命名下的负载”。[9]如果仅从命名的字样角度，<p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陈">陈</personname>先生的“夹在中间”意义的“中生代”，早已在近乎不自觉的状态下洞察出命名的精确性问题。“中生代”应当如其地质学意义上的命名一样，尽管没有口号的喧嚣会使“中生代”诗人常常陷入“被描述”的状态，但在一个个鲜活的、差异性的生命背后，“中生代”诗人写作的活力及其丰富性使其蕴含着丰富的矿藏，而“中生代”常常处于同时也是必将处于“行走”的状态，也决定了其本身具有诗歌的“生态意义”。由“中生代”命名的研讨，或许，还可以引申出如何以“中年写作”这一词语表达其创作上的成熟性和稳定性。以地质学命名一个代际必然要与这一代际诗人已有的地貌特征为依据，为此，可以说，对“中生代”的命名在其潜在层次还标志对囊括其中的诗人风格进行了认可。在穿越寂寞风景之后走出的“中生代”，其外在“迫切命名”的本身就已然决定了他们不可忽视的成熟性。“中生代”以历史后眼光审视出的“共通之处”，体现了当代中国诗歌必然经历的“过渡阶段”，而后的诗歌写作，无论尖锐、激烈，还是自我与自持，都会在“中生代”这一特定诗歌群体身上找到某种真正属于诗歌精神和诗歌写作的品质甚或路向。至此，作为“非代性”悖论特征的“中生代”终于在强调诗歌本体和写作精神相关的风貌特征中，完成了“历史后”的命名。不过，鉴于命名往往会重蹈“模式化”的覆辙以及诗人常常对此不以为然的态度，任何一次命名都要警惕往往会以遮蔽许多诗人而成为“空洞的能指”的逻辑。“中生代”是以大量卓有成效的文本以及批评为基础生成出来的，它所肩负的使命更多应当着眼于当代诗歌写作的变迁，因而，唯有从文学史的角度进行考察，其合理性和说服力才会得到认同，而其诗歌史意义或然也正在于此！ 注释：[1][2][6]《现当代诗学研究——关于“中生代”诗人》之“编者按”，《江汉大学学报》，2005年5期。[3]吴思敬：《当下诗歌的代际划分与“中生代”命名》，《文学评论》，2007年4期。[4][8]朱寿桐：《中生代诗人的群体焦虑与诗性自觉》，《南方文坛》，2007年5期。[5]安琪：《中间代！》，《中间代诗全集》“序言”，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7]欧阳江河：《1989年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欧阳江河：《站在虚构这边》，北京三联出版社，2001年版，49页。[9]陈仲义：《沉潜着上升——我观“中间代”》，《中间代诗全集》，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2389页。

曾蒙 · 发表于 2008-8-11 10:56:29

还在为概念奋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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