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初诗歌写作及其可能的标准确立的对话

张立群 · 发表于 2008-8-14 00:52:40

陈仲义（厦门城市大学，教授，著名诗歌评论家）荣光启（武汉大学，<p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文学">文学</personname>博士，青年诗歌评论家）赖彧煌（福建师范大学，<p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文学">文学</personname>博士，青年诗歌评论家）张立群（辽宁大学，<p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文学">文学</personname>博士，《中国诗人》编辑） 张立群：世纪初的诗歌由于一个“天然时代”的到来，而呈现出很多可以深入思考的现象。除了学院化意义上的命名和代际划分之外，如何思考新诗在崭新时空状态下的生存，也俨然构成了风景线，为此，首先请参与今天对话的学者谈谈自己的“新世纪感受”。陈仲义：伴随着巨大的社会转型，新世纪诗歌生态也在发生急剧变化，这种变化可概括为诗歌的两个“出逃”（逃向感官和逃向内心）；三种“合谋”（与商业、与文化、与政绩合谋），四种挣扎（文本、伦理、市场、技术）。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现象是，诗歌的通俗部分和流行诗意，在向文化投奔过程中，显示了极强的承载功能和高覆盖率，表明诗歌生态正逐步服膺于实用；同时诗歌在文本、伦理、市场、技术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各种挣扎，表明在新的文化形式承载和多重语境压力下，诗歌正努力变换“花招”，继续寻求突围和 “出路”。诗歌内部最深刻的变化，是诗歌的“生存法则”，已经从80年代“自我”表现，演化为“个人化”与“相对主义”。“个人化”与相对主义，是考察诗歌内部生态重要窗口。个人化强调诗写自足的独立和“自为”的封闭，从而获得精神释放的最大化；相对主义则怂恿我行我行我素、执拗排他的精神，它迎合先锋诗人极端心理，也十分吻合现代诗变动不居的本性和胃口。探讨个人化与相对主义的种种表现及其利弊，有可能直取诗歌生态的内在“核心”。荣光启：新的时代当然会展现新的个体经验、现代汉语也会出现新的形态，但“诗”是什么我想不会因为新世纪的到来而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发生巨大的变化。我希望新世纪的诗人有对“诗”的自觉意识，不把写诗当作轻易的事，写出更新的好诗。赖彧煌：“新世纪感受”首先和时间意识有关。虽然世纪初的诗歌处于“天然时代”而呈现或者愈加密集地呈现了一些颇为值得注意的新特点，然而，诗歌问题并不天然地和某个时间点有必然的联系。因为处在前后相继的时间川流中的中国新诗，一些表面上 “新”的、“热闹”的现象与其说构成了对上世纪90年代诗歌问题的转移或转折，不如说是它们的延续和深化。从这个层面来看，人们其实可以通过世纪初的诗歌，质询上世纪90年代以来乃至新诗诞生90年来的一些症结性的、理论意义重大的问题。而“新世纪感受”，对我而言最为强烈的意识则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一些诗学问题如何在一些热点现象中以不同的方式被重新提了出来，例如在如此“个人化写作”的今天，对诗与语言意识、诗与历史意识、诗与现实感等等问题的重审，要比世纪初诗歌的表面热闹贴近我自己的“新世纪感受”。张立群：从一年前的一系列“诗歌文化事件”开始，很多人都为世纪初诗歌的发展现状堪忧。《海南师范大学学报》今年也开展了由<p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陈仲义">陈仲义</personname>先生主持的“新诗标准大论讨”专栏，请围绕这一专栏特别是所谓“如何重建我们时代的诗歌标准”一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陈仲义：新世纪总体诗歌呈现多元诗写流向与相对诗写流向，在带来诗歌繁荣时，同时也带来标准“匮缺”，尺度“失范”，经典远去。重建诗歌标准，乃是诗歌生态进入正常循环的当务之急。个人从不怀疑，从终极意义上讲，诗和美一样，是无法定义，无法穷尽的。诗什么也“不是”，诗什么也“没有”，诗就是诗。人们只能不断地逼近她，却永远无法抵达她，她是无极、无限可能的。在终极意义上，诗犹如黑洞一样，可以把一切界定、阐释、标准吸收殆尽。然而，在过程意义上，就其中某一个环节，诗又是可评说的、可判断的、可阐释的、可误读的，可分级的。没有过程意义上的千姿百态，不可企及的“终极”是不是有些虚？不能因为终极意义上的“不可道”而放弃某些维度、层面、环节、角度上的“可以道”。从本体层面的高标准出发，可以提出所谓的“世界性”“人类性”，“独创性”；从本体论角度可以考量的元素多了：情愫、语感、体验、经验、语言、形式；从诗歌发生学角度，可以提出有关的“自然天成”“灵性”、“浑然整一”诸如此类的说法。而本人主要从接受角度出发，提出好诗的主要标准——感动（情感浓度）、撼动（精神力度）、挑动（思维锐度）、惊动（语言亮度）、在传统“感动”层面上，加入其他“三动”尺度，共组现代诗审美意义上的“四动”交响，算是一种积极探寻吧？荣光启：当代诗歌关于好诗“标准”的吵闹甚多，我和很多人一样，不认为当代诗歌有一个恒定的“标准”，但我认为任何时代谈论诗歌都有一定的“尺度”：因为作诗在任何时候都不是绝对的“自由”的，好诗的诞生需要诗人在经验、语言和形式的纠缠、互动间寻求出路，那使诗歌写作无法“自由”的因素，诗人在这些方面显出个人处理经验、语言和形式纠缠、互动之问题的独特方式，就是我们评价诗歌的某些基本方法。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何为诗”、“何为好诗”的问题是有一些“标准”的。当代诗歌“标准”的重建我认为首要问题在于澄清“何为诗”的问题，在于澄清诗歌写作的基本要素、本体状态。无“何为诗”的基本认识，自然亦无评价“何为好诗”之“标准”。新诗其实是一种现代汉语诗歌，我们至少可以从“现代汉诗”这一概念的角度来谈论，现代汉诗的本体是经验、语言和形式三者互动、纠缠和克服的一种状态，由此，我们至少可以获得个体经验的深度、现代汉语的自觉和诗歌形式意识等必要的谈论尺度。赖彧煌：虽然标准一词有点本质主义的味道，面对驳杂多样的诗歌我们很难用某种或某类标准对它们作出准确、全面的认识，但从写作和阅读的层面，确立某种“规范”的意识还是非常必要的，新诗标准的讨论有助于我们更好地面对和确认丰富而生气勃勃的新诗现实。当然，我更愿意把“如何重建我们时代的诗歌标准”理解为如何梳理我们这个时代的诗歌意识，在驳杂共生的诸多诗歌现象中，的确有必要重新检讨我们的诗歌判断力。 “我们的时代”不应该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要把“胡适的时代、艾青的时代、穆旦的时代富于历史感地吸纳进“我们的时代”，在这个基础上重建一种历史意识，透过这个历史意识，来测量这些时代的问题怎样以相同或不同的方式投射进了当代。因而，诗歌标准的重建可以理解为，站在当下的时间点上，把我们的诗歌认知确立为一种有着历史延续性甚至有时是反转性的诗歌意识。张立群：显然，在这样一个网络化、多元化的“个人化时代”，确立任何一种标准都会带有主观的色彩。它可以被理解者看作一种努力，被嘲弄者看作一种权力争夺，因此，能否进一步谈论如何平衡主观写作和客观接受之间的关系问题？ 陈仲义：诗写过程中，诗人无须以标准“规约”自己，因为整个写作过程是极为复杂、奥妙的，它是生命能量伙同语言释放的“景观”，谁也说不清楚。但这并不意味，在诗写外化定型（包括一系列模糊-清晰-修正）后，需要接受时间与公众的检验。不管写作者如何“抵赖”、不屑，所谓诗写标准早已内化为自己的隐性尺度，深匿于自己的下意识、潜意识中，化解于自己的血肉中罢了。公众完全可以凭个人主观趣味去取舍。但“只要感觉好就是好”的标准，一般只适用于诗歌沙龙、诗歌聊天室、圈内诗歌编选，适用于公众的临时阅读消费。一旦诗歌要进入经典化，绝对需要接受相对客观的遴选，甑拔（表现为接受各种刊登、转载、入选、评判、评奖、教材化、传播）    对于一意孤行的诗人来说，或者让时代的美学迁就自己，或者以吃螃蟹的勇气葬身自己。聪明一些的，倒多采取“两头照顾”政策，像接受美学始作俑者沃尔夫冈·伊泽尔所说的，修正个人成见，在 “固有”与“更正”相互排斥与融合的过程，形成接受“准则”。当然，最后经常是由选家与史家组成的相对客观的“合力”，完成一个时段的“总裁”。荣光启：网络化、多元化、个人化并不意味着诗歌写作可以随心所欲，完全成为个人主观的事。“权力争夺”我想不是那些真正关心文学的人的原始意图。确立一种诗歌标准不一定就是非常主观的，譬如我一直认为诗人应有对诗歌形式的自觉意识，这是一个把诗写好的必要条件，作为一种评价“标准”的话，我不认为只是我个人的一种“主观”臆想。现代汉诗的“形式”不是古典的格律，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某种规范，而是诗歌写作的潜在向度，是对想像之表达的约束与引导，是写作中以语言胜过复杂的情感、经验的一种标志。特定的形式将使作者控制情感与意义的运行速度，使诗的旋律呈现出有规则的变化；对于读者来说，他可以有规律地不断期待和寻觅意义与触动的降临。由于缺乏对汉语诗歌的历史脉络和诗歌形式等本体意识的认识，在语言的层面缺乏对汉语的历史性、复杂性和丰富性的了解（适当的语言选择会带来诗歌文本丰富的互文性、趣味性和共鸣）、在诗之本体层面缺乏对形式的必要性的自觉，当下的新诗越来越成为个人化的完全依赖灵感与直觉的经验－语言之间的双向运动（特殊的感觉、经验与偏执的语言之间相互寻求），越来越缺乏意义上可以分享的品性和审美上可以共鸣的品性，逐渐成为一种私密性的文学游戏。人们越来越抱怨当代新诗“看不懂”，并逐渐远离它，个中原因也许正在于此。若无必要的来自诗歌本体的“公共守则”，诗的作者和读者之间、“主观”写作与“客观”接受之间将越来越缺乏“关系”。某种意义上，标准的确立就如舞台的搭建、规则的确立，没有舞台的搭建、规则的确立，高手之间也无法同台竞技，游戏也就无法成立，我们也就无法看到高水平的艺术形态。赖彧煌：理论上，并没有彻底的主观写作和客观接受，因为无论在认识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均没有单极化的主体或客体，作为一种写作或阅读实践，如果这种实践是从诗歌的要求出发的，根本没有必要担忧“过度个人化”或者读不懂的问题，任何一种写作或者阅读，成功的主体总是卓有成效地和客体发生关联。事实是，无视主体和客体在书写与阅读中必定相互缠绕的现实很可能滑向一种单边主义，成为可恶的权力话语。多年来，新诗的反对者总是或轻蔑或愤怒地怪罪新诗写作太“自我”了，以抽象的“读者”权威要求一种读得懂的新诗，这样一种为“读者”代言的论调其实是最为“主观”、最为“自我”的接受者。在这个意义上说，主观写作和客观接受均受制于对象化的客体或主体。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比平衡主观写作和客观接受更重要的问题是，应该让写作更好地磨炼诗歌判断力，让阅读更敏锐地开放诗歌意识。张立群：在“高潮”和“热潮”两个词语中，很多人强调当下诗歌处于“热潮”状态而非前者，这当然并不仅仅在于诗歌无论在写作、研究、活动甚或争鸣上都热闹非凡，究竟应当如何看待当下诗歌的“热潮”提法及其本质？陈仲义：当下诗歌热潮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诗歌的“嘉年华”蔚成风气、二是诗歌主战场转移为网络狂欢。除了名目繁多的各级诗歌节、诗歌朗诵会，诗歌论坛，总之一切与诗能“沾边”的东东，都与诗结成“同盟”或仪式，落实为诸如诗碑、诗墙、诗校、诗村、诗乡、诗义演、诗同题赛、诗摄影、诗收购、诗救助、诗旅游、诗基金、诗漂流、诗医院、诗招贴、诗处方、诗婚礼、诗超市、诗歌万里行、诗行为艺术…….诗歌那些外在的、浅层的可利用部份，尽可以拿去用，但诗人之“心”岿然不变。尤其是那些在底层、民间的写作者们，始终坚守着诗歌的独立品质，捍卫诗歌的尊严与荣誉。网络诗写是另一种方兴未衰的热潮。网络给“一筹莫展”的新诗注入“起死回生”的兴奋剂：民主、自由、平等，教网坛充满着形形色色的新景与乱象。“临屏”“在线”，特别是“写、评、读、编一条龙” 刺激着诗歌巨大生产力，为诗界迎来了一次——我5年前就断言的“全民诗写大跃进”。网络诗写的最大收益是诗歌“速成”，网络就是诗歌的黄埔军校。 然而，超速流水线上的心态浮躁、膨胀和伦理滑坡等，也给网络诗学的“学科”建设带来阴影。深层次的问题开始凸显出来：例如网络诗歌物质性与精神性的平衡问题、网络诗歌在众声喧哗中的尺度问题、网络诗歌写作者狂欢心态的调节问题与写作难度问题、网络诗歌批评与反批评的伦理底线问题、网络诗歌技术的格式化利用与节制问题、网络诗歌话语的释放与控制问题、网络诗歌管理的民主“法治”问题，等等，都是从未有过的、很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荣光启：文学有“热潮”我认为是好事，至少可以引起很多人关注文学，像“梨花体”、裸诵等事件就让很多原来根本不了解诗歌的人也开始评价诗歌，你也可以就此拨乱反正，让人明白当代诗歌的真正状况。许多的“热潮”都显得准备不足仓促表演，其本质是文学中人之于这个时代的焦虑，这些“热潮”我认为整体上对文学的发展是有益的。当然，诗歌写作与研究一定不是在热潮中完成的，它的目标也不是为了后来的众人热捧。尽管如此，我还说希望当代诗坛再热闹一点，浮现出更多的问题才能深化人们对诗的认识。赖彧煌：热潮更像是热闹的同义词，仿佛一种量积累起来的拥挤，而高潮更像是质提升起来的高度。认为当下的诗歌处于“热潮”状态当然是出于一个良好的愿望，至少我们的诗歌是有活力的，是热闹的，是正在积累准备的。这种观念很可能忽略了更为重要的问题，我倒是觉得没有必要拘拘于当下诗歌是否处于热潮阶段与否，更希望诗歌界能平心静气地面对和梳理那些有分量的因而或许沉淀在潮流的河床上易为人所忽略的基本问题，在披沙拣金中真正地梳理出一些真问题，而非疲于对潮流的追赶。这样一种作为也许更能够推动诗歌写作和诗歌理论水平向质的攀升。进入21世纪以来，诗歌界的热闹确实是有目共睹的，但细加离析，从纷繁的诗歌现象中我们确实又可以提取出许多富于历史感的问题，如底层写作所触及的诗与现实关系问题，在90年的新诗进程中，它因历史语境的变迁、诗歌对自身问题的检讨等等因素被重新提了出来。这样看来，“热潮”作为当下的现象，在甄别和辨析的过程中我们应该葆有一份必要的历史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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