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诗歌写作标准问题的再探讨

张立群 · 发表于 2008-10-17 16:38:02

赵金钟（湛江师范学院人<p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文学院">文学院</personname>教授）
张德明（副教授，北京<p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师范大学">师范大学</personname>博士后）张立群（辽宁大学，《中国诗人》编辑） 张立群：关于“当前诗歌写作标准的问题”，其显露的“景象”包括《海南师范大学学报》从年初开展的由<p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陈仲义">陈仲义</personname>先生主持的“新诗标准大论讨”专栏，在此前后还有如南京学者<p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何言宏">何言宏</personname>先生提出的“如何重建我们时代的诗歌标准”之类的命题。能否就诗歌的一般标准谈谈此问题？赵金钟：诗歌的标准问题，说到底，还是形式和内容的关系问题。自新诗诞生以来，关于它的标准问题的讨论就没有停止过。胡适、闻一多都提出过建设性的意见。他们的创作和创作主张对于自由体新诗的诞生与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但是，真正为新诗找到了本质性写作“标准”或“规范”的是戴望舒。他认为“诗不是某一个官感的享乐，而是全官感或超官感的东西”。所谓“全官感”，类似于中国美学所说的“通感”，指的是感觉的丰富性和统一性；所谓“超官感”，主要指的是情绪。为此，他在第一组《诗论零札》中，对闻一多的“三美”主张提出了系统的反驳。明确指出：“诗不能借重音乐，它应该去了音乐的成分”；“新诗最重要的是诗情上的nuance（法文，意为细微的差别——引者注）而不是字句上的nuance”；“诗的韵律不在字的抑扬顿挫上，而在诗的情绪的抑扬顿挫上，即在诗情的程度上。”
针对闻氏的“建筑的美”的主张，他提出了著名的“鞋脚”论：“愚劣的人们削足适履，比较聪明一点的人选择较合脚的鞋子，但是智者却为自己制最合自己的脚的鞋子。”这样，戴望舒就把他的诗歌标准匡定在了“情绪”（内容）上，一切“形式”必须符合“情绪”（内容）表达的需要。有什么样的“诗情”就采用什么样的“形式”。这是自由诗得以“自由”的根本原因。近些年，人们对“形式”谈论的比较多，仿佛新诗已经出现了危机，而这种“危机”主要体现在诗体形式上，要求重建诗体。这种看法可能有它的道理，但没有指出问题的关键。我觉得如果一定要谈“标准”，谈“重建”，还是应回到戴望舒的思路上去，还新诗以“自由”。张德明：我认为，新诗从创生到现在所经历的90年里，有关新诗写作标准的议论从来都没有中断过。新诗诞生初期，胡适在他那篇被称为“金科玉律”的诗学论文《谈新诗》里，提出的“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诗怎么写”的观点，就是中国新诗最早的写作标准。后来郭沫若又主张“诗不是‘做’出来的，而是‘写’出来的”，诗歌“以自然流露的为上乘”，郭氏所倡导的诗歌“自然流露”说，可以看作是对胡适诗学观的进一步阐释。后来初期象征派诗人穆木天、王独清在《谭诗》《再谭诗》里，提倡诗的暗示性、朦胧性和象征性，是对初期白话诗观念的有力反驳，自然也是新诗发展到二十年代写作标准的重新调整。这以后，三十年代的戴望舒、艾青，四十年代的袁可嘉、唐湜，八十年代的谢冕、孙绍振等，都在多篇论文中阐发了有关诗歌创作原则的观点，虽然他们并没有以“写作标准”这样的术语来标注他们的诗学观，但他们无疑就是对各个时期诗歌创作标准问题所作的具体回答。2007年12月初，在海南召开的中国当代文学年会上，诗评<p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家陈仲义">家陈仲义</personname>先生提出新诗评价的“四动”原则，这是我所见到的近年来谈新诗标准问题的论文中最成熟、最有体系性的诗论文章，虽然我并不完全赞同<p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陈">陈</personname>先生的观点，但我觉得能如此细致地思考新诗写作标准这类不怎么好把握的问题，又拿出如此有体系性而且不乏操作性的长篇论文来，足见诗评家是非常重视这个话题，很希望为当代诗歌建设提出规范性标准和建议的。谈到新诗写作标准，我认为，新诗仍然应该提倡写自由诗，但要真实而生动地写出现代人的生存状况和生命经验。我很反对一些学者动不动就说新诗的形式有问题，要求一定要进行诗体重建，我不否认新诗诗体的确并不完全成熟，说它有问题也未尝不可，但是新诗的关键问题并不是在形式上，而是在内容与形式的配合之中，不是新诗的文体形式出了问题，而是新诗在反映现代人生存境遇、生活经验和内在心灵上还有很多欠缺，新诗要想走向成熟，重担主要落在诗人身上，诗人在不断开拓自己的艺术领地时，应该苦练内功，在哲学、历史乃至其他人文学知识上苦心修炼，让内心成为一个积蓄很深的宝藏，厚积而薄发，经历漫长的时日，经过几代人的薪火相传，新诗才可能渐臻化境。再重申我的观点，新诗应该是自由诗，应该始终确保它的自由品格，因为现代生活是纷繁复杂的，现代人的心灵状况是起伏不定的，只有自由的文体形式才能与现代人丰富纷繁的心灵世界相匹配，那种豆腐块似的诗歌格式，是与现代社会的现代性特征、与现代人的心灵现实不相一致的。张立群：《中国诗人》在3期组织的《<a title="世纪初诗歌写作及其可能的标准确立的对话" href="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4e8d2f0100a7qn.html" target="_blank"><span lang="EN-US" style="COLOR: #2a2a2a; FONT-FAMILY: 宋体; TEXT-DECORATION: none; mso-asci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mso-hans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mso-bidi-font-weight: bold; text-underline: none;">世纪初诗歌写作及其可能的标准确立</a>》的对话中，已部分涉及到这一问题，但从现象到本质或许总要有一过程。近来偶然看到唐德刚《胡适杂忆》中提及胡适是“新诗老祖宗”一事时，有“这个已年逾花甲的‘新诗’——就始终没有脱离‘尝试’的阶段”的论断。由此反思新诗，好像除了现代汉语、自由体（而这一点，似乎也无法完全站住脚跟）等规范外，还没有出现明确的“标准”，自然，我们也就真的处在“尝试阶段”，请就这个由来已久的问题，说说看法？赵金钟：从绝对意义上讲，一切艺术都“在路上”，而且永远“在路上”。这是由时间的运动形式所决定的。因此，说新诗还处在“尝试”的阶段也不为错。但从相对意义上讲，“在路上”的艺术，也必然经历着发生、发展以至成熟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又不能笼统地说新诗还处在胡适阶段。那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我们不能说新诗已经成熟，但也决不能武断地认为它还处在原初状态。事实上，新诗早已摆脱了胡适等早期白话诗的幼稚状态，朝着具有完整生命形态与审美规范的自由体发展。新诗的确还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似乎也没有“封王称帝”的资格。但90年来，新诗的发展却是有目共睹的。可以这么说，这90以来，虽然中国诗歌领域诗体众多，但在影响力和艺术成就上能与自由体相比肩的恐怕没有。换一话说，90年来，在诗歌领域，独占鳌头，引领风骚，吸引主流眼球的是自由体诗。这对于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诗的国度来说，一个“尝试”是解释不了的。近一个世纪以来，自由诗击溃格律诗成为诗坛的主宰是不争的事实。自由诗击溃格律诗靠的肯定不是“尝试”，而是实力。“实力”是一个“物种”自立的根本。没有“实力”，自立尚难，遑论“主宰”！既然我们已经承认了自由诗的主宰地位（这也是客观事实），就必须承认它已经有了足以自立并担当“主宰”的审美规范和创作原则。这样，它也就自然取得了谈论自己的“标准”的资格。张德明：我个人是比较赞同胡适的观点的，在我看来，90年新诗确乎仍然处于“尝试阶段”，而且这个阶段还会一直延续很长一段时间。这丝毫不奇怪，一种文体在诞生以后，要想完全成熟起来，是一定要经历一个相当漫长的发展时期的。古典诗歌到唐宋才真正达致顶峰，此前也有好长时间是积累和尝试时期。新诗是五四新文化之中诞生的艺术品种，它的“尝试阶段”到现代也只有90年，90年的尝试时期对于一种艺术品类来说并不算漫长，能认识到新诗还不成熟，还处于“尝试时期”，这对新诗发展来说并不算坏事，因为这种认识说明我们对新诗还抱有更高的审美期待，还认为这种文体有很大的生长和提升空间。我之所以认同新诗仍处在“尝试时期”这样的观点，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认为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还没有完成，中国现代文化体系尚未真正建立起来，中国文化至今都处于转型时期。文学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在一个并不完善和成熟的文化系统中生成与发展的文学文体，自然也会呈现出与文化相类似的问题来。我常常想，诗歌界经常在探讨新诗应该如何继承古典诗歌传统、又如何学习西方诗歌等问题，这自然体现了诗界同仁发展这种文体的良苦用心，另外的角度也说明，新诗自身的艺术独立性并没有建立起来，新诗还处于艰难摸索和虚心学习阶段。张立群：网络写作其实已经部分修改了新诗的“标准”，只是这个标准是“发表”和“阅读”意义的。以所谓的“卡通诗”为例，不管能指符号怎样任意堆叠，文字是否图示化以及后现代与否，它都以“存在就是合理”的方式加了进来。这一现象其实潜藏着诗歌权利的位移和变化，请就这点谈谈它及其连锁反应会对我们观念意义上的标准将会发起怎样的冲击？赵金钟：20世纪80年代，有人提出了诗歌的“歌唱”化问题，认为将来的诗歌应该走向田间地头，由诗人拿着吉他边弹奏边唱出来。这是一种“诗”、“歌”一体化的主张。它在外在表现形式上，跟网络上的“卡通诗”有着某种相似性，即都在文字媒介中加入其他的因素，以增加诗歌形式上的繁复性。作为一种尝试，这完全可以理解，不值得大惊小怪。我个人觉得它对新诗的创作观念不仅够不成颠覆性的影响，甚至不会产生多大的震动。因为它仅仅是一种带有娱乐色彩的“尝试”而已。诗歌是一种语言文字艺术，这是其本质属性。只要不脱离这一点，它就有可能成为“诗”，而一旦脱离了这一点，它就与诗无关，进入了别的“种族”。别的种族再漂亮、再精彩，也决不是“诗”的荣耀。因为“歌”唱得好是歌唱家，“画”画得好是画家，都与诗人无干。网络诗歌的出现只是发表载体和流通途径发生了改变，诗的本质属性和创作原则并没有发生变化。有了这一点，我们就大可不必为“诗”的变种问题而担心。网络诗歌的积极意义是给新诗发展带来了新的气息，为写作者的创作提供了更为便捷、更为灵活的发表空间，这些都给新诗创作的活跃和繁荣带来了新的活力与机缘。当然，发表的过度自由，又导致了粗制滥造风习的出现，使得粗制滥造的作品大量挤占网络空间。这又是必须警惕的。还是那句老话，诗是语言艺术，诗人要在语言的表情达意和“暗示”功能上下一番工夫，在诗的“意味”和情绪酿造上下一番工夫，不要在形式的装饰性上投入过多精力。张德明：网络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带动了新诗的发展，比如，诗歌发表阵地突然增多了，诗歌创作的很多禁区被打破了，新诗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和对话加强了，等等，网络给新诗带来了许多新气象，虽然这其中鱼目混杂，良莠难辨。由网络写作所催生的所谓“卡通诗”，将文字符号与图像符号甚至音响符号混装在一起，这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拓展了新诗的艺术领地，但这种创作对新诗的发展好还是不好，目前还很难说清。我个人以为，文学既然是语言艺术，就应该尽可能发挥语言的表意功能，发挥语言的暗示功能，这对保证诗歌的张力和意义的多义性是很必要的。在诗歌写作中，借助图像和声响来配合文字表达，这种方式从积极的层面说，它可以全方位调动读者的各种感官，让他们迅速进入诗意空间，从消极的层面来说，图像和声响的大量参与，弱化了文字的暗示作用，将复意和朦胧的文字符号单一化了，这对新诗创作来说并非好事。我的观点是，在互联网时代，诗歌创作因为受到网络文化的影响，难免要让光、影、声、色参与其中，但诗人应该尽可能地少使用这些非文字符号，以确保诗歌意蕴的丰厚和饱满。张立群：如果语言媒介和外在形式是判定新诗的权利，那么，这种权利赋予应当来自怎样的主体身份？它和新诗合理性的问题有怎样的关联？赵金钟：语言媒介和外在形式是诗歌存在的重要依据和诗歌作为一种文体的存在理由。可以说，没有语言和一定的外在形式就没有诗歌，无论是格律诗还是自由诗莫不如是。这就是它们对于“诗”的权力。我们谈论的是新诗，自然要在“新”字上费点心思。“新”，对于语言，它必须是现代汉语；对于形式，它必须是“自由体”，尽管这种“自由体”又可以异变成多样的“体式”，但其自由的品格却不应该改变。一个生活在现代的诗人，用他所掌握的现代汉语语汇和现代自由体形式创作出表现现代人生存状态和精神特质的诗篇，他就算赋予了现代汉语和自由体形式对于新诗的权力。这里必须强调“现代”二字，即一切需以“现代性”为圆心。否则，就失去了谈论的意义。新诗存在的合理性或许颇多，但最根本的是它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既体现在它的语言和形式上，更体现在其审美品格和表现内容上。新诗取代旧诗，不是胡适等几个年轻人的恶作剧或创作力造成的，而是它适应了一个新的时代的需要，正如旧体诗的繁荣适应了“旧”时代的需要。所以，如果我们这个现代社会的诗歌不选择自由体，或者自由体诗不用来表现现代人生，可能倒真成了匪夷所思的事情。张德明：新诗是现代人采用现代汉语所创作的现代文学作品，因此，赋予新诗存在合法性的应该是有现代精神境界和现代生命意识的现代人，现代性是新诗文体和创作个体共同的特征。新诗既然是现代人用现代汉语写成的，那么判断新诗最基本的条件就是语言媒介必须是现代汉语，这个说法虽然近乎废话，但其实是不言自明的基本规则。新诗既然反映这现代人的生存状况与生命经验，那么在形式上就是自由和活泼的，不是如古典诗词那样的有严格的平仄限定。古典诗歌讲究格律的诗学标准，其实是与这种诗体反映着古典生命情怀息息相关的，现代社会里用古代汉语写古典诗词的也大有人在，但我认为无法达到很高的艺术境界，为什么呢？因为现代人的生活是一种变化不定的生活样态，现代人的生活情态只有用现代诗才能得到有力表现，古典诗词难以真实生动地写出现代人的生活情状和精神风貌。换句话说，现代人的生活现实和精神特质，赋予了新诗存在的合理和合法性。张立群：新诗标准问题最忌流于表面，那种以写作不景气和“坏诗”出现为由来一味贬低新诗的作法不能构成探讨的层次。对此，我以为：这个有些理想化的命题其实在本质上还涉及新诗的“权力”，如果说得透明一些，我们在商讨标准特别是确立标准的时候，也带有主观的“权力赋予”甚至“写作霸权”倾向，这个问题应当如何辩证地审视呢？赵金钟：谈论“标准”是一件无可奈何的事情，自由诗最大的特点或许是没有“标准”，没有约束，“自由”是其精神归宿。然而，我们如果真的这样认为，则又肯定曲解了自由诗。因为，自由诗是“诗”，它首先必须具备“诗”的本质属性。这就出现了悖论。不过，无论怎样，“标准”肯定还是要的，因为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标准”也就肯定没有了艺术。今天，人们之所以对诗歌的“标准”有着浓厚的兴趣，主要是认为新诗的发展出现了“问题”，这的确需要我们用“标准”去引导，去规范，以使其朝着健康、精致的道路发展，正像当年闻一多对待诗坛上的自由散漫的风习一样。其积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需要提醒的是，提倡“标准”切忌过度，以免造成主观“权力赋予”甚至“写作霸权”的局面。其实，自由诗还是应看到其自由的一面，只要它用自由诗的形式，用自由诗的内在旋律（内在节奏），“有意味”的表现了现代人的生存境遇和精神状态，我们认为它就是符合“标准”的新诗。关键在“诗性”和“诗味”。张德明：我们今天之所以要谈论新诗标准的问题，而且还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很迫切，是因为目前的新诗创作处于一种异常喧嚣莫衷一是的杂乱无序状态，急需要引导和规范。客观地说，目前新诗处于最好的发展阶段，各种写法都竞相出演，各种艺术主张都是“你方唱罢我登台”，不断涌现，这是新诗走向繁荣的前兆。不过，目前的新诗创作整体水平不高，虽然不少诗人在不倦地进行艺术探索，但平心而论，许多探索都是无效劳动，并不能给新诗带来质的飞跃。这就需要有一个相对的创作和评判标准的确立，因势利导，让新诗创作进入正确的前行轨道。自然，我们商讨标准或者制定标准，肯定带有某种程度的主观性，存在“权力赋予”的嫌疑，甚至还可能导致“写作霸权”的倾向。不过我认为这并不紧要，紧要的是让诗人的艺术探索和创作实践进入正常的诗学轨道，发挥更大的审美效能。有时候标准苛刻一些，甚至武断一些，这对制止诗歌创作的随意性来说，绝对是利大于弊的。

曾蒙 · 发表于 2008-10-27 15:51:39

让我说，诗歌没有标准，艺术也没有标准。这个不是盖房子。凡是有创造性的工作，都没有标准。

钱刚 · 发表于 2008-11-1 22:30:19

同意老曾观点

左克 · 发表于 2008-12-15 17:19:27

给现代汉语言诗歌制定标准是又一个“哀乐要收费”的荒诞行径。[em06]

lxsf01 · 发表于 2009-1-1 19: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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