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立与融合的可能

张立群 · 发表于 2006-4-27 19:3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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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目前新诗与歌词关系的思考<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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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与歌词的关系”是一个经常容易被人忽视的问题，而造成这种忽视的直接原因就是在现代社会的氛围里，新诗与歌词的区别是一目了然的：新诗或曰现代诗是适合阅读的，同时也是为了阅读的；歌词是为演唱而书写的，它必须在配乐的前提下才能最终“飘送到”观众的面前。新诗与歌词的理论范畴归属造成了两者表面上相对的独立。然而，在事实上，“新诗与歌词”乃至“诗与歌词”的关系是一个颇为值得探讨的问题。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二者之间的关系不但具有深远的历史“同源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当前的艺术创作中，无论是新诗还是歌词，两者的现状都决定了它们必须由相互对立走向相互融合的一种趋势，尽管，我们所说的这种“对立”与“融合”都是相对意义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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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与歌从结合到分离经过了漫长的历史，而新诗的出现不过才是大约一百年以前的事。从中国古代艺术起源上看，诗与歌以及音乐几乎是同时诞生的，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紧密结合的。《尚书·舜典》所说的“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描述的大致就是这样一种情况。最早的诗都是为演唱而创作出来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最早的诗都是歌词。“诗”与“歌”的历史同源在总体上决定了远古时代的民歌大部分都是格式相同，内容相近的。而像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所记录的许多篇章正充分地反映了这一“重章复沓，适合歌唱”的事实。但是，自从文人介入诗与歌特别是进入文人可以自觉创作的阶段之后，诗与歌就发生了“分离现象”：以往用于演唱的诗慢慢变成一种不再配乐歌唱并可以独立抒发情感的文学样式。诗与歌的分离造成了词作为填补诗所遗留下的空缺而浮出历史的地表，再后就是所谓的曲、杂剧和民间歌谣的勃兴……最后，终于发展到今天以流行歌曲为主流模式的歌词创作。而相应地，随着诗体的演变和现代汉语的出现，现代诗即新诗也在“五四运动”以及外来文化的影响之下逐步确立下来。尽管我们今天仍然常常可以听到关于“诗”的称谓，但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一般的诗就是指新诗，而对于古代的诗我们则常常用“古体诗”或“旧体诗”来单独进行称谓。当然，虽说是文人的介入造成了诗与歌的分离，但分离时与分离后的形态是各式各样的：“一般来说，文化开发程度不高的部族喜欢用歌来表现他们的喜怒哀乐，而文化素养深厚的文人则喜欢用诗来传情达意。文人一方面从民间创作中学到了许多东西，另一方面又喜欢对民间的东西诸如歌词等插上一手。在这其间，他们往往强调歌词的文学性，强调歌词思想内蕴的深刻，强调歌词文字的华美与讲究，这种强调的结果导致歌词也只能看不能唱了。包括民歌在内的许多诗歌形式，全遭遇了这样的命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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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与歌在分离之后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首先，从受众层面上说，诗特别是新诗的接受者层面比较单一，一般只集中在知识程度化较高的“小众”群落，而且还需要有较高的诗歌审美旨趣和欣赏偏好。而歌词则不同，由于“歌词是要在大庭广众中演唱的，所以必须走通俗化、大众化的道路，它力求鲜明、显豁，以情动人，而不一定要求引经据典，字字珠玑。歌词由于以唱为主，所以不避俗浅。”；[2]其次，从语言技巧上说，无论是新诗还是古诗都力求语言的“个性化”特征。诗作为一种高雅的艺术品不但要求具有独特的美学色彩和真挚的情感，而且还需要诗人在“只此一篇”的前提下尽量将自己的作品进行艺术思想甚至是哲学层面的提升。而有关这一点，在彻底打破格律形式以后出现的新诗身上就显得更加十分突出。但歌词却并不完全如此，歌词比文人创作的诗歌来说，其个人化的成分有所淡化，群体化成分有所加强。几乎所有优秀的歌曲都具有一种“类”的倾向：如《让我们荡起双桨》是要表达特定时代儿童的美好愿望，《月亮代表我的心》则是爱情的真诚表达……歌词虽然也强调语言的优美，但它更强调晓畅明白中的节奏与韵律。在某些情况下，歌词在以唱为主的前提要求下是可以不避浅显与直白的，类似像“一条大河波浪宽”、“姑娘好像花儿一样”式的歌词恐怕是任何诗人都会尽量回避的比喻，但是却可以堂而皇之的进入歌词；第三，从欣赏的角度上说，诗是侧重于视觉欣赏，而歌词则侧重于听觉上的享受；诗讲究意境的飞跃和语言的跳跃，而歌词则讲究感情的连贯和意义的完整；诗格式自由，既可以随意挥洒，也可以含蓄隐晦，即使前后带有明显的感情差异仍然可以不失为优秀的作品，而歌词则要有一定规范和前后形式上的近似，同时，歌词又必须强调思想外露的品格与主题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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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与歌词的区别使广义上的“诗”与“歌”的重新统一在今天已成为一种实质意义上的不可能，同时，诗特别是新诗与歌词现在各有各自的理论创作体系也使得多年来那种梦想两者再度统一的理论已经变得毫无必要。但这不是说他们之间就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相反地，就90年代以来新诗与歌词的创作情况以及各自的生存状况来看，诗与歌词的再度“靠拢”并进而相应地“牵手”似乎正逐步成为一个越来越切合实际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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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就新诗与歌词在跨世纪的生存状况来说。无论就何种角度看，90年代以来的新诗写作与以往时代的诗歌写作相比，似乎都显得“沉默”了许多，而此起彼伏的“新诗死亡论”或“写诗的人远远超过读诗的人”的声音又在无形中加重了这种“沉默”乃至“失语”。当然，造成这种局面最终出现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这里既有“文化转型时代随着大众文化传媒的蓬勃兴起，以往时代的大量可阅读空间被迅速地占领，纯文学日益被逼迫到边缘的境地”的外部环境，也有许多诗人的作品正日益脱离读者，甚至逐步发展到固步自封的内部原因，而在此过程中，无论是生存的压力造成诗人队伍的分化，还是90年代诗人与诗论家的相互分离的现象都加剧了90年代以来诗歌越来越边缘、越来越远离读者的现象，于是，所谓的诗歌普及也只能成为实际情况下的一句空话，诗歌的阅读范围与可阅读范围正逐步狭小。而与此相对应的是，虽然90年代的歌词创作异常的活跃，而且，歌词创作特别是可以凭借自身“优势”的流行歌曲创作，在不断与商业化浪潮融合中，可以通过词语表面上的“风花雪月”和“炒作效应”甚至是“崇拜心理”抓住众多青少年的年龄特征，以及人们在社会竞争压力的挤压下，许多人的“阅读”在更多的情况下都变成了在短暂时间内、不加理解就可获取愉悦的心灵旨趣，进而制造出无数个偶像明星与流行话语，从而使“追星族”、盗版光碟的出现屡见不鲜、层出不穷。然而，如果我们透过这些表面的繁荣并从艺术的角度细细地去品位这些歌词创作就不难发觉：近几年来，虽然在社会上流传的歌曲很多，但若单就歌词的质量来看，可称为上乘之作的却实在是不多，而且真正能够做到从歌词的创作与演唱中表现我们现实生活的就更显稀少，同时，漫天飞舞的流行歌曲在质量要求上似乎也远不及“民族唱法”的作品，而这或许正是近来人们喜爱怀旧歌曲以及像“红太阳系列热”、“老歌翻新热”频频出现的原因（在此，我们必须注意到当下歌词的恶俗已经引起部分诗人愤怒的事实）。尽管，我们无力苛求所有的歌词都是精品，但在歌词批评中应把艺术的标准最终定位在哪一个层次上，这却无疑是关系到树立何种歌词观念的根本性问题。以通俗歌曲占重大比例的歌词创作虽是明显属于大众文艺的范畴，并具有最广泛的社会性和最通俗的娱乐性特征，但必须对时代、社会和艺术乃至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却无疑使歌词创作必须在兼顾社会性和娱乐性的严肃前提下，进行文本创作并进而进行谱曲传播。而那些莫名其妙的歌词、虚无飘渺的、今天过后明天就可以忘掉的、甚至是肮脏的歌词是无论如何也无法达到歌词要具有诗性特征和歌词是严肃的事业的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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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从艺术大众化或艺术应当不断普及与提高的角度上看，歌曲自90年代以来的火热场面确实为词曲创作的普及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与此相比，90年代以来的诗歌却无疑是逊色了不少。但正如上文提到的那样，普及必须要建立在一定的标准之上，同时，普及也要看其实质性的结果。是不是流行的东西和热点的话题就一定带有高度的艺术性或者是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呢？回答肯定是否定的。我们绝不能因为需要歌词的大众化的普及就可以不断降低歌词艺术的品位，问题的关键是要把持一种什么样的尺度。如何在“下里巴人”和“阳春白雪”中找到一个恰当的契合点是非常值得诗歌研究者和词曲研究者去共同探索的问题。在90年代以来的实际生活中，新诗与歌词的现实状况都充分说明这样一个问题：无论是新诗还是歌词，二者存在的问题是较多的，它们都是急待进行重新规范的，而凭借天然的接近和历史的渊源在某些方面进行相互有益的借鉴则确实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
在上述的论述中我们曾提及诗与歌分离后的区别，但无论如何，即使是仅就历史的角度看，诗与歌词也无法彻底抹平存在于它们之间的相似之处。这不但可以从艺术的角度上去寻找二者的“共性”，也可以充分利用音乐性这一共同视角去统摄二者的相通之处。
如果说要表现鲜明的时代精神、浓郁的生活气息并进而从情景交融，语言形象化，节奏鲜明化的角度去谈新诗与歌词的相似之处只是我们长期以来所坚持的艺术标准的话，那么，从音乐性的审美角度上统摄新诗与歌词的关系则无疑是可行的办法。当然，通过音乐性来统摄二者绝不就是简单地因为好诗与好歌词都可以进行演唱，好歌词与好诗一样都可以进行赏心悦目的阅读，这里其实还有更为深刻的内在蕴涵。事实上，在诗人普遍具有较高文化素质和语言驾驭能力而歌词创作又只是注重语言的美感和节奏感的前提下，“诗人何不词坛潇洒走一回？”的言论是有其合理性的。一般来说，歌词为了演唱的需要，总是要求每句话的结尾进行尽可能的押韵和每句结构的整齐，类似“让我们荡起双浆，小船儿随风飘荡”式的几乎句句需要押韵式的结构在歌词创作中出现是屡见不鲜的，而有关这种样式的创作对于长期进行新诗的作者而言，不但可以说是很容易就可上手，而且也有助于纠正新诗自出现以来常常处于一种“散而无章”的状况，目前同时活跃或先后活跃于诗坛与词坛的“双面手”是大有人在的。（这里之所以不特殊强调作者由歌词到诗歌的身份转换，更多是考虑到一首好歌词出现后，其影响力甚至是物质利益远远超过一首诗的客观实际的原因）从这一可以轻易就成为事实的事例中，我们不难发觉：虽然“诗不是音乐；而词，至多也只能视为一种音乐文学。但是，作为语言艺术的高级形式，诗、词又与音乐有着密切的联系，换言之，兼具音乐之美是二者所共同追求的一种重要艺术品格。且不说‘缘诗作乐’和‘依调填词’的古代诗词与音乐之间的天然亲缘品性，即便是现代意义上的诗——新诗，其音乐性也往往是诗人所孜孜以求的美学境界之一；而现代意义上的词——歌词，它对音乐性的向往更是不言而喻”，“诗的音乐性与词的音乐性是两个互有联系而又有着不同含义的概念，它们之间不能简单地划等号。所谓互有联系，即是指作为语言艺术，诗、词的音乐性，首先都表现在抒情的流畅性和语言格调的和谐之美这一点上”，“行家们常说，一首好的歌词首先应该是一首好诗，这是针对今天的歌词缺乏诗的立意和韵味而言的，如果用较高的水准来要求，一首好的歌词确实应该是一首适于入乐的好诗。”[3]
在保持各自体系独立的前提下，让新诗与歌词进行适当的融合对二者来说都是一件好事。诗人进入歌词创作不但可以加大歌词创作事业的力量，而且也会在实质上提高歌词创作的质量并反过来促进诗歌创作；同时，二者的融合对新诗未来的发展也有着显而易见的益处。一般以为，歌词创作的形式是有规律可寻甚至是固定的，古诗由于自己的形式和音乐性的追求也是非常清晰的；但是，新诗却不是这样，由于新诗是通过对古诗的矫枉过正而确立的，同时，新诗的历史似乎也无法和拥有两千多年的古体诗传统相抗衡，因此，新诗的规范或至少是尽量规范就成了一个势在必行的事情。而有关这一点，无论是20世纪30年代的“新月派”新诗格律化的设想还是新时期以来新诗“宋词作法”的呼声都体现了这一需求。所以，借鉴歌词某些可行的方法进行新诗创作虽不是新诗未来发展的唯一前途，但至少是一种可供前进的策略。可以相信，只要操作的合理适当，新诗与歌词一定会有美好的明天。
总之，通过论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新诗与歌词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这不但造成二者分属于两个相互独立的体系，同时，也使它们在对立中产生融合的可能。歌词与新诗发生独立对于词坛和诗坛来说不是什么坏的事情，但在承认各自文体自觉的前提下根据历史的渊源进行“越界”也是一个可行的策略，而有关这一点，在目前新诗与歌词都存有相对欠缺的前提下就更显重要与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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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o:p></o:p>
[1][2]吴思敬。歌词与现代诗审美差异[A]，吴思敬。走向哲学的诗[C]。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年版。167、170页。<o:p></o:p>
[3]月红、弘石。诗的音乐性与词的音乐性[J]，词刊。1991（5）35~37页。<o:p></o:p>

曾蒙 · 发表于 2006-4-28 22:0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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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写过一两首歌词,感觉有探索性的新诗与歌词的区别很大.真正融合难度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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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这个观点令人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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