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为诗人服务

肖英杰

诗，即儒、即道，即禅，即基督，即真主……诗，为生活，为故事，为宗教，为哲思……诗，是兴观群怨，是天人合一，是拈花一笑，是因因果果，是生老病死……诗人用诗歌表达和记录了这一切。

梁简文帝萧纲著有《毛诗十五国风义》，仅存的残片中有云：“诗者，思也，辞也。发虑在心谓之诗；言，见其怀抱者也。在辞为诗，在乐为歌，其本一也。故云作好歌以讯之。”这是所读到的中国诗学最早的“诗即思”的论断。诗，是思，也可以仅仅是“辞”，即语言。也就是说，诗歌乃是诗人思维与语言的一种艺术。

诗歌无所不写，归根到底，只写诗人自己。诗歌写诗人的情绪、诗人的良知、诗人的思想、诗人的哲学、诗人的不可言说的美，以及一切与一切以外的一切。

诗人，你在纠缠什么？纠缠诗歌究竟是作为情感之表达畅意地抒情叙事，还是作为语言艺术的呈现极力挖掘韵律与词语的魔力？换言之，诗歌是该侧重社会功用性还是该强化文本的艺术性？听随自己内心吧，诗人，你当顺其自然。你既是诗人，诗歌就得首先为你服务，此外的不过都是由此衍生开去的溪流罢了。

诗人生存的地域性会影响到诗歌语言和诗歌精神的地域性，也会影响诗人气质的地域性，冥冥之间还会影响诗人的死亡方式。比如屈原，朱湘，他们投水，因为投水是南方人经典死法。海子，他如此地热爱水，写有长诗《但是水、水》，出人意料地是，他居然大老远地赶到山海关去卧轨。也许，正因为他是一个具有典型北方气质的诗人。

有诗人在按照美学有意识地创作诗歌；有诗人则静静等待启示让诗歌自然到来。前一种创作方式可称为“挖地瓜”，后一种则可称为“等天收”。两者没有高低之分，也不是鉴定是否是真正诗人的标准。对于诗人，创作出好作品才是关键。此两种创作方式诗人都需要，可以是二选一，也可以是合二为一，只要能催生出好诗歌即可。

历史需要为后人所书写，当下写就的只能算作新闻，或者日记。只有诗歌，永远没有时间的限制，无论在何时，其一落笔成行便为历史。千百年后，当下已成为历史，诗歌依旧还是新鲜的花朵。然而，作为历史，诗歌还有个更神秘莫测的名字——预言。

于是，又回到——诗人是立法者，是预言家——的老话题上。雪莱在《诗辩》中指出：诗人兼负预言家和立法者的职能。语言，是诗人的道具，也是诗歌本身。是诗人让语言成为诗歌，让诗歌变成语言。语言为诗人服务，诗歌也为诗人服务。

说诗歌为诗人服务还不够。诗歌只为诗人服务。至少，诗歌首先只为诗人服务。可以大言不惭的说，诗歌只有为诗人服务才能是称得上“诗歌”。诗歌只有为诗人服务时，诗人才能解放自己；而诗人只有首先解放自己，然后才能解放诗歌。

诗歌既然可谓历史，自然就得具备历史的美德：简洁、干净、公正、恒久。诗人作为历史的见证者和创造者，其最基本的操守就是：真实；其最朴质的美德就是：不造垃圾。否则，诗歌和诗人都会沦为垃圾。
                                                                                 2011-12